觀堂集林

王國維的後半生，著作數量不多，主要都收於1923年他自選的《觀堂集林》一書。趙萬里說：“先生之輯《集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宏旨者，悉淘去不存”（《王靜安先生年譜》）。可見是代表作。《集林》以外的古史論著雖然還有（如《史籀》、《急就》、《蒼頡》之書，兩種《金文著錄表》、《紀年》研究和《古史新證》等），但其思路、觀點和研究範圍皆體現於此。印行《集林》的蔣汝藻說，此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蔣氏作《觀堂集林》序）。

讀《觀堂集林》，可以看出，王氏研究古史，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殷墟卜辭；（2）兩周金文；（3）戰國文字；（4）西域漢簡；（5）漢魏石經；（6）敦煌文書；（7）銅器定名；（8）三代地理；（9）殷周禮制；（10）古文源流；（11）字書韻書；（12）版本校勘；（13）西北史地。平均計算，等於每年都開闢一個領域（王有不斷變換題目的習慣）。

這些研究，是一種介於宋、清金石學與外來考古學之間的東西。王國維的“二重史證”其實不是來自西方考古學（西方考古學與文獻歷史學是兩門學問），而是來自宋代“考古學”（它是銘刻學與文獻學相結合的史學研究），但他的研究還是直接影響到後來的考古學（台灣中研院一直是把考古置於史語所，大陸的考古原來也是設於歷史系）。王治甲骨是從幫助羅振玉校寫《殷墟書契考釋》入門。

此書原稿於1951年由羅氏後人售於陳夢家。陳在《殷墟卜辭綜述》58－61頁對稿本原貌有說明，可以證明“剽竊說”是無稽之談。王氏追隨羅氏，貢獻主要是用殷墟卜辭印證《史記·殷本紀》（《殷墟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從而鼓舞了前中研院史語所1928－1937年的殷墟發掘，證實了殷商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王國維治金文，也是利用羅氏所藏，除銘文考釋，所作《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和《兩周金文韻讀》，都是重要工具書。

他在這一方面貢獻很多，但有些說法，如“四分月相”說（《生霸死霸考》）和“王號（西周早中期的）生稱”說（《遹敦跋》），在學界還有不同看法。這兩種說法對研究西周銅器斷代影響很大，李零先生認為都有問題。戰國文字，當時出土資料有限，王氏所見無多（只是根據戰國璽印），但他能提出像“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這樣偉大的假說，寥寥數語，對研究戰國文字、秦漢小學和漢魏的古文傳授，全是鑿破鴻蒙的東西，不但啟發了後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也解決了經學史上的大問題，甚至對反省《古史辨》派的疑古運動都有重要參考價值。

他的研究多屬陳寅恪所說“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但晚年致力西北史地，則屬陳氏所說“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還有他早年的文學研究，也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三者都是“足以轉移一時之風光，而示來者以軌則”的東西（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國維是大家，“大家”的意思，不是字字句句顛撲不破，每篇文章都是“不刊之論”，而是把每個細小的問題都納入大的範圍來考慮，善於即小見大，它更關心的是問題的整體推進。除了從小到大，還要從大到小，特別是從大到小。

觀堂集林

觀堂集林序一

觀堂集林序二

生霸死霸考

高宗肜日說

《洛誥》解

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

《周書·顧命》考

《周書·顧命》后考

陳寶說

《書·顧命》同瑁說

肅霜滌場說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

釋樂次

周《大武》樂章考

說《勺》舞《象》舞

說《周頌》

說《商頌》上

說《商頌》下

漢以後所傳周樂章

明堂廟寢通考

說斝

說觥

說盉

說彝

說俎上

說俎下

說環玦

說珏朋

女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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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堂別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觀堂外集

王國維著述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