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書房

清王朝沿入關前的慣例，將儒臣在內廷的直廬，即辦事處所，稱作“書房”。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玄燁親政。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需要採取相應的措施進行統治，特別要注意對占人口大多數的漢人的統治。順治時曾設日講起居官，康熙很讚賞設日講官及宮內建直房的辦法，他重視儒家經典，每日都令講官進講《大學》《中庸》等書籍，並從日講官這一途徑了解社會輿情，諮詢政見；日講官也力圖以自己的政見或通過敷陳經義，求直言之機，作用於皇帝。但這種日講輪直仍滿足不了康熙加強皇權的要求。而且康熙十六年（1677年）所處的歷史背景是吳三桂等三藩地方割據叛亂已有多年，康熙平定三藩叛亂戰爭處於最艱難的時期，需要進行大量重大而機要的文案政令議定活動。 康熙帝需要有更親近的大臣來諮詢，且博學善書，能幫助他處理政事。因此，幾乎在設日講官的同時，康熙也挑選了才品優長的漢族大臣入值內廷。

南書房設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撤銷，是清代皇帝文學侍從值班的地方。清代士人視之為清要之地，能入則以為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南書房記注》，係為數極少的南書房檔案。康熙帝為了與翰林院詞臣們研討學問，吟詩作畫，在乾清宮西南角特辟房舍以待，名南書房。在翰林等官員中，“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稱“南書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賦詩撰文，寫字作畫，有時還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詔令，“撰述諭旨”。由於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

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康熙帝親政以後，朝廷的權力一則受議政王大臣會議的限制，國家大事需經過議政王大臣會議，而這些滿洲王公貴族地位較高，有時與皇帝意見發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則內閣在名義上仍是國家最高政務機構，控制著外朝的權力，康熙帝為了把國家大權嚴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決定以南書房為核心，逐步形成權力中心。

雍正朝自軍機處建立后，軍機大事均歸軍機處辦理，南書房官員不再參預機務，其地位有所下降。但由於入值者常能覲見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南書房亦被長期保留，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撤銷。因接近皇帝﹐對於皇帝的決策﹐特別是大臣的升黜有一定影響力。故入值者位雖不顯而備受敬重。雍正帝成立軍機處后﹐撰擬諭旨為軍機大臣等專職﹐南書房雖仍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參預政務。有清一代士人﹐視之為清要之地﹐能入則以為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南書房記注》﹐系迄今發現的﹑為數極少的南書房檔案。

入值南書房的官員一部分由日講官轉為入值，是皇帝感到比較得力的詞臣，另一部分人直接由下面選拔上來，他們品級、地位並不高，但都很有才華。海寧人查慎行，入值前僅舉鄉試，但對《易》書有研究，且喜歡作詩，“遊覽所至，輒有吟詠，名聞禁中”。另一海寧人陳元龍。只是進士授編修，但他書法出色，也被康熙所賞識。更有像《南山集》案的牽連者方苞，出獄后隸漢軍，康熙因夙知其文學聲名，特召他入值南書房。可見入值者的出身、地位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才。 

清朝中央機構一般都是滿漢復職制，唯獨南書房基本都是漢人。他們編訂《御制樂律》《演演算法》諸書，充《鑒古輯覽》、《皇輿表》總裁，修纂《聖訓》《方略》《一統志》等。連《康熙字典》也是南書房侍直大學士陳廷敬奉命主編的。徐乾學與張英日侍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屬之”。充分體現了康熙對漢人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 

清代初期直接為皇帝辦文宣諭的秘書機構有通政使司、奏事處、中書科等處，而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設立的南書房則是最為重要的中樞機要秘書機構。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在論及康熙南書房的機要秘書性質時曾言：“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這樣，博學善書的翰林侍講學士張英、中書高士奇被選入值南書房，“在內供奉”，“以備顧問”。在政軍要務繁忙的這一階段，侍講學士張英得到康熙的極大信任，《清史稿》對張英參與的國策議定活動作了客觀的記載：“一時製造多出其手。” 而同時被嚴格挑選入值南書房的高士奇，也同樣參與了康熙國策議定中的許多重要活動。高士奇在康熙軍政決策的重要時刻，常被召至“內殿草制。或月上乃歸”。 高士奇因其出色的機要秘書工作而受到康熙的嘉獎。康熙曾手敕其書：“爾在內辦事有年，凡密諭及朕所覽講章、詩文等件，纂輯書寫甚多，實為可嘉。特賜表裡十匹、銀百兩，以旌爾之勞，特諭。” 不僅如此，康熙為了便於“不時宣召”，能夠快速處理政軍要務，還在皇城內賜第與張英和高士奇，在滿族統治勢力強大的清初，漢官賜第皇城之內這還是第一遭。 由此，南書房在國策議定中之重要作用也可窺得一斑。

南書房建立的目的之一是便於康熙帝學習而後發揚中原漢族傳統文化，密切與漢族士大夫的聯繫。作為康熙的政治文化核心和清宮內廷機要秘書機構的南書房，其所起用的翰林都是清一色的漢族士大夫，而且以南人為多。這充分表明了康熙帝對強勢的漢族文化傳統渴望了解和迫切把握的政治心態。康熙宣召翰林張英、高士奇入值南書房的第一天，就急切表達了此種深入探究中華政治文化精粹的願望。康熙言：“朕於書經、四書，講讀已久，常於宮中復誦，大義皆能曉暢。但聖賢義理無窮，今更欲細加討論。” 

康熙在南書房與翰林侍講學習中原傳統政治文化之時，經常進行內容廣泛的政治治理方面的交談。凡國計民生、用人行政、弭盜治河、諸子百家，無不論及。在交談過程中，南書房侍講翰林往往運用他們的政治文化知識積累對當時的社會弊政進行針砭，並以曲折委婉的方式提出建議和設想。南書房翰林客觀上成為溝通康熙皇帝與漢族士人的橋樑，成為漢族士人、地主階級謀求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媒介。而在雙方的政治博弈中，滿漢民族之間強烈的政治仇視心理得到了化解，康熙帝也在這一學習漢族政治文化的過程中籠絡了漢族士人，緩解了清朝異族統治造成的滿漢民族間的衝突和對立。 

南書房是康熙的“儲才之要地”，這主要表現在許多清初著名的文人學者都被搜羅在南書房。如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的清代著名詩人王士禎、查慎行、朱彝尊，桐城派創始人方苞，清代著名書法家沈荃，被譽為康熙書法四家之一的何焯，自然科學家戴梓等，都曾入值過南書房。他們被稱為“南書房翰林”，或被稱為“南書房行走”。所謂翰林即是文學之士，系進士內選拔者，一般教習三年，然後再行考試，其中的優秀者留於衙門。他們的培養目標就是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因此其職責就是“侍從禁廷，進值講筵，記起居注，撰擬冊誥等文，纂修書史等事”。 而南書房翰林更由於南書房在康熙皇帝辦公宣諭的秘書機構中所處的中樞機要地位，而有著出類拔萃的特點。這些南書房翰林都曾經過嚴格的考試，被選者都是經史文學、書法、繪畫以及自然科學方面的一代領軍人物。為選拔這些漢族士人文化精英，康熙大多親自考察。如初設南書房時選擇的侍講翰林張英，就是經過了層層嚴格、苛刻的考試與審察。而被譽為詩壇一代宗匠的王士禎之入選南書房，則經過多多種式。康熙皇帝以“今世博學善詩文者孰最”詢問於大學士李霨以及張英等，都以王士禎為最博學善詩文者應之，從而促使康熙選擇王士禎為南書房翰林。而清代火器奇才戴梓，既是一位天文算學家，同時也能詩文，精詩詞書畫。康熙時的南書房集聚著清初的眾多優秀人才，他們或在國策議政中起到核心作用，或在漢族文化的傳播中充當橋樑作用，或在軍事活動中創新發明，對康熙皇朝的政治穩定、文化發展有所促進。 

南書房是康熙皇帝為加強皇權鞏固清朝統治而設置的宮廷御用機要秘書機構，又是他讀書學習的書房，也是以他為首的清王朝籠絡漢族士人的“木天儲才之要地”。 南書房作為清朝一個特殊的中樞機構，在康熙時確實起到了“備顧問”的作用，幫助康熙鞏固了專制皇權。 

南書房的設置，是清朝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它是雍正朝建立的軍機處的前身。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時尚未有軍機處，凡撰述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 實際上，軍機處的某些特點，如地位顯赫但無決策權，機密性質等，南書房都已具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