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壽裳

1883年出生，字季茀，號上遂，浙江紹興人，

1925年北京爆發“女師大風潮”，支持魯迅和進步師生正義鬥爭。被段祺瑞政府通緝，憤然離校。

三十四年（1908）與魯迅一起加入革命團體光復會。

1948年2月18日在台北寓所慘遭歹徒殺害。

曾就讀於紹郡中西學堂和杭州求是書院。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官費赴日留學，入弘文學院補習日文，與魯迅、厲綏之相識，結成摯友。後轉入東京高等師範讀書。

1909年四月回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

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1917年冬起歷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教育部編審、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

不久，應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任大學院（即以後的中央研究院）參事、秘書長，后又任中央研究院文書處主任等職。1934年北上，任北平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后，任西北聯大史學系主任、商學院院長、國文系教授以及華西大學教授等職。

1946年夏應留日同學、同鄉、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邀請，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台灣大學任教授兼國文系主任。

曾編輯《浙江潮》。

辛亥革命后，任浙江軍政司秘書。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應教育總長蔡元培邀，任教育部僉事、科長、參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長。

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認為，許壽裳有兩項重大貢獻。一方面，他和魯迅先生等人作為當時讀音統一會會員，一起確立了注音符號的使用原則，奠定了台灣國語運動的規矩，很多台灣同胞正是靠著注音符號學習和掌握了國語。另一方面，許先生親自編寫了《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並在國語運動中力推從“台語復原”到“學習國語”的正確方向，為台灣光復初期國語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6年6月25日應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之約，許壽裳隻身孤篋從上海飛抵台北，籌設省立編譯館。台灣自1895年割讓給日本之後，淪為日本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在這整整50年中，日本帝國主義一直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欲徹底斬斷台胞的民族意識。比如淡水公學校，一共開設了13門課程，重點科目是“讀方”(學習閱讀日文書籍)，“綴方”(日文作文課)，“書方”(日文寫字課)，“話方”(日語會話課)，“日曆”(日本史)，“地理”(日本地理)，“修身”(使台胞自願臣服於日本天皇的奴化教育)，而僅佔一門的“漢文”課程還不列為升學考試科目，長期實施這種教育，致使當時600萬台胞中大部分人的中文程度不足以閱讀普通的中文書籍。所以許壽裳主持編譯館的首要任務，就是弘揚中華民族文化，肅清日本殖民文化的遺毒。他為編譯館確定了兩項宗旨，一是普及國語、國文和中國史地方面的知識，二是發揚台灣文化的優勢，以開創中國學術研究的新局面。

為此，編譯館設立了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台灣研究組。編寫中心小學教材，許壽裳強調要有進化觀念、互助精神、大眾立場，宣傳民主觀念、愛國意識，反對復古倒退。他要求編寫教材的工作必須跟編寫教學參考書同步并行。社會讀物組編撰的主旨是在國民的教養，諸如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家庭教育……許壽裳特彆強調要以合乎新時代新潮流的眼光寫一部中國通史以及趕編一部通俗有趣的中國地理讀本，使讀者了解中華民族的史跡，油然而生愛國家、愛民族的觀念。許壽裳賦予名著翻譯組的任務，除了譯介世界哲學、文學、藝術名著之外，還強調譯介宣傳民主與科學的讀物，如《林肯傳》、《羅斯福傳》、《科學概論》等。對於吸收世界先進文化，許壽裳跟魯迅一樣，強調要有晉唐人翻譯佛教經典的勇氣和魄力。經許壽裳銳意擘畫，未及一年，編譯館已譯出英國吉辛的《四季隨筆》，波斯莪默的《莪默詩譯》，英國哈德生的《鳥與獸》，俄國亞克沙科夫的《我的學校生活》等。

台灣研究組重點關注本土文化的建設。許壽裳初步計劃是首先完成台灣文獻目錄的編纂，為台灣研究做好資料準備。台灣出版的善本書，如台大收藏的《小琉球漫志》，省圖收藏的《台灣通志》，楊氏習靜齋收藏的《使署閑情集》，許壽裳認為應該首先抄出印行。為了開闢研究台灣文化的學術園地，許壽裳在計劃刊行長篇巨帙的“台灣研究叢書”的同時，又倡議創辦《台灣學報》，以發表篇幅較短的學術論文。他在《〈台灣學報〉發刊辭》中精闢指出：對於日據時代日本人的著作，必須細緻予以區分辨析：對於為殖民主義張目、曲學阿世的著作，一定要嚴詞糾正，廓清塵霧；而對於潛心研究的學術成果，則應該取其精華，酌量修訂，予以接受。許壽裳在以《台灣文化的過去與未來的展望》為題的講演中進一步發揮了上述觀點。他指出，日本學者對台灣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如地形、植物、動物、氣象、礦產……很有成績。僅植物學一門，就有三十多種專著。研究動物的專著也很多。為防止鼠疫蔓延，就撰寫過老鼠研究、跳蚤研究的書籍，不僅我國其他省沒有，即日本也少有。對於這些屬於全人類的科學成果，必須跟殖民文化加以嚴格區分。

為了給台灣同胞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糧，編譯館除了編印中小學教科書以外，另行編選些社會讀物來滿足一般民眾的知識需求，選材範圍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個方面，文字力求淺顯，字數不求繁多，定價務必低廉，定名為《光復文庫》。第一期書目中有《中國通史論》、《中國發明史略》、《魯迅及其〈阿Q正傳〉》、《劉銘傳與台灣》、《龍門童話集》等。為了充實這套文庫，許壽裳親自編著了《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一書，力圖改變台胞不會說國語、不會寫國文、看不懂中文書的狀況。該書兼顧了國語和國文兩個方面，以中文和日文例句加以比較對照，以了解中文跟日文的差別。該書文字淺近易解，說明剴切詳明，極具特色。

許壽裳主持編譯館工作之初，一無館址，二無宿舍，三無傢具，四無交通車輛。更嚴重的是人才匱乏。他逐一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又通過吸收台灣教育處前中小學教材編輯委員會及編審室兩機構的人員，以及從大陸各地聘請三十餘位編纂編審，解決了人才資源的困難。然而，正當編譯館的籌建工作基本完成，各項業務可以共謀進行的時候，震動台灣全島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同年4月20日，原由陳儀主持的台灣長官公署被撤消，改組為台灣省政府，魏道明出任省主席。就在省政府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由魏道明提議，突然作出了撤消編譯館的決定，致使許壽裳的心血付諸東流；除出版了收入“光復文庫”的十餘種讀物之外，大部分教材成了一堆廢紙。許壽裳在答謝同人章銳初等的“七絕”中悲憤地寫道：“外露為山才一簣，內潛掘井已多尋。豈知江海橫流日，坐看前功付陸沉。”

台灣編譯館被撤消后，許壽裳應台灣大學校長陸志鴻之聘，出任文學院國文系主任。在台大執教期間，他除每周講授一節《文字學》外，還擘畫系務，籌設了古代文學、近代文學、文字學、語言學、中國學五個研究室。他熱情宣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和成果。這年5月1日，許壽裳撰寫了《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一文，深刻指出：“五四運動是掃除我國數千年來的封建餘毒，創造一個提倡民主、發揚科學的新文化運動，可說是我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劃時代、開新紀元的時期，雖然它的目標至今還沒有完全達到，可是我國的新生命從此誕生，新建設從此開始，它的價值異常重大。”(1947年5月4日台灣《新生報》)鑒於台胞在日據時代處於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根本沒有獨立自主之權；日本的科學技術又是模仿多，創造少，許壽裳認為在台灣更應該培養政治上的民主精神和科學上的獨創精神。除此之外，還應該在台灣提倡利他的、兼愛的道德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他希望志同道合的人們都朝此目標邁進，台灣青年尤應成為這一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課餘時間，許壽裳組織進步教師舉辦“中國現代文學講座”：李何林(竹年)講《中國新文化發展概略》，台靜農講《新舊文學之演變》，李霽野講《西洋文學的介紹》，錢歌川講《現代散文》，雷石榆講《現代詩歌》，黃得時講《現代小說》，洗群(觀眾演出公司理事)講《現代戲劇》。講演地點設在福星國民學校，每次兩小時，聽眾十分踴躍。

許壽裳在一些回憶魯迅的文章中，不惜得罪多年老友，不惜危及飯碗，也說出真相。

熟悉魯迅和研究魯迅的人都知道，魯迅與許壽裳的友誼貫穿了他們相識期間的始終，甚至遠遠超出了他們生命持續的期間。在魯迅生前，他們同進退，共患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魯迅死後，許壽裳大力促成《魯迅全集》的出版，並致力於撰寫關於魯迅的回憶和研究專著，成為魯迅研究的“通人”。

從互相認識開始，先是許壽裳影響了魯迅，使魯迅在江南班第一個剪掉了象徵民族壓迫的辮子，然後是許壽裳主編《浙江潮》，即邀請魯迅為之寫文章，魯迅發表了《斯巴達之魂》、《哀塵》、《說鈤》、《中國地址略論》等作品，再后就是魯迅應許壽裳之約寫作了多篇哲學論文，這無形中成就了魯迅作為一個新型知識分子在中國思想界亮相的契機。

接著，許壽裳想去德國留學，魯迅也想去德國；許壽裳回國到杭州浙江兩級師範任教，緊接著就介紹魯迅也回國到該校任教；民國政府成立后，許壽裳剛一進入教育部，就介紹魯迅進入教育部。這可說是雪中送炭，當時魯迅已經在紹興的污濁空氣中忍無可忍了。他們晝則同桌辦公，夜則聯床共話，並時相偕訪圖書館。

在北京教育部，他們關係更加密切，魯迅讀佛經，許壽裳也讀佛經；許壽裳的兒子請魯迅開蒙；許壽裳擔任北京女高師校長，即聘魯迅為教授；許壽裳被排擠出女師大，魯迅積極支持學生風潮；魯迅被章士釗免職，許壽裳公開發表指斥章士釗的宣言，也跟著被免職。魯迅到了廣東任教，馬上設法請中山大學聘許壽裳為教授。魯迅從中山大學辭職，許壽裳也立即辭職。接著蔡元培組建大學院，許壽裳被聘為秘書、秘書長，立即推薦魯迅作為特約撰述員，每月支薪三百元，使魯迅能在上海安心寫作。

魯迅在上海，許壽裳的女兒世瑒患病到上海求醫，魯迅為之奔走醫院，親自當翻譯，至於互贈孩子玩具之類更是常事。許壽裳在北京，魯迅的老母也在北京，許壽裳常去噓寒問暖。

魯迅逝世第三天，許壽裳就寫信給蔡元培，請他與商務印書館協商出版《魯迅全集》，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魯迅全集》編輯出版相關文獻。之後多次為之奔走，全力參加《魯迅全集》編輯，親自編寫《魯迅年譜》，對於《魯迅全集》的編輯出版，功莫大焉。

1940年代，到了台灣，開始作為研究者，撰寫《亡友魯迅印象記》等多部對於記載魯迅事迹，弘揚魯迅精神具有重要價值的回憶錄和研究專著，史實豐贍，見地深湛，是公認的魯迅研究必讀書。

魯迅稱許壽裳為三十五年的摯友，許壽裳稱魯迅為平生的諍友。他們的友誼，歷經艱苦卓絕的社會波濤衝擊而更加牢不可破。魯迅許壽裳的生死友誼，是現代知識分子友誼的典範。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三個基點上的：愛心——愛國愛民的真愛主義，這種真愛主義，是一種崇高的精神理念。這使他們在大是大非中堅守信念，在一舉一動中樹起了愛的豐碑和憎的大纛。真心——矢志尋求真理正義。對於大是大非，他們從來不含糊。許壽裳在魯迅逝世后寫的一些回憶文章中，不惜得罪一些多年老友，甚至不惜危及飯碗，也毫不含糊地說出真相。溫文爾雅的忠厚長者在文字上變成了秉筆直書的太史公。良心——恪守新舊道德。他們對於社會、人生，都採取了極端負責任的態度。舊道德中也有積極的內涵，新道德也要作分析，他們選取其中積極的成分，這使他們又在種種問題上總是會站到同一立足點上，從而採取一致的行動。

他們的相知相得，相契相合，相依相助，相互輝映，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段美談。他們對於對方的人生歷程都起過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說是互為表裡的。魯迅對於許壽裳的人生選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許壽裳對於魯迅精神的傳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相互之間，對於對方人格和歷史地位的最終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魯迅一生相交的朋友中，以許壽裳與他的關係最為密切，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許壽裳是魯迅的同鄉、同學和同事，比魯迅小兩歲的許壽裳與55歲的魯迅相識相交長達35年。是許壽裳介紹魯迅先後到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教育部工作。魯迅去世后，許壽裳承擔起了整理亡友魯迅文字的重任。魯迅與許壽裳的關係，不僅是鄉情、同窗之誼，而是有著兄弟之情，許廣平嘆為“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許壽裳曾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十餘所高等院校任教，講授佛學、教育學、心理學、文字學、西洋史、中國史學名著、傳記研究、中國小說史等多種課程。1923年，許壽裳擔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他不僅在生活中關懷學生，借債為學生宿舍安裝熱水器，置辦圖書儀器，而且多方延聘學者專家來校講課，雲集了眾多的北大教授，包括魯迅講授的中國小說史，由此大大提高了女高師的教育質量，使之不久后升格為女師大，成為我國最早的女子最高學府，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婦女人才。

1923年魯迅搬離八道灣。這一時期，魯迅窘困到了極點。

魯迅決定買一處房產。經多方尋訪，魯迅最終買定阜成門內西三條衚衕21號的6間房子，耗資800大洋。當時的魯迅幾乎沒有什麼積蓄，許壽裳和魯迅的另一個好友齊壽山每人借給魯迅400大洋，才幫助魯迅解了燃眉之急。

北洋政府為控制女師大，煽動部分師生攻擊許壽裳，逼迫他於1924年初辭職。1924年5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楊蔭榆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1925年初，北京爆發著名的“女師大風潮”。8月14日，支持學生運動的魯迅被教育部免職。許壽裳與齊壽山等在《京報》聯名發表文章，聲援魯迅，他們兩人遂也被部里免職。

1926年8月26日，魯迅偕許廣平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任教（1927年1月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27年初，許壽裳應聘赴中山大學任教，講授教育學與西洋史。“四一二”反革命事變發生后，許壽裳因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與魯迅一起憤而辭職。1927年10月，蔡元培創辦大學院並任院長，許壽裳應聘出任秘書長。蔡元培的日常事務工作多由許壽裳具體操辦。1927年10月，魯迅離開廣州來到上海，從此定居下來，集中精力從事革命文藝運動。定居上海階段，魯迅沒有正式工作。經許壽裳的推薦，蔡元培聘請魯迅擔任大學院特約著作員，月薪300元大洋。這筆收入從1927年12月一直發到1931年12月，達49個月之久，期間並未拖欠，成為魯迅到上海后的一筆最為可靠和固定的收入。實際上，魯迅也沒有為大學院寫出什麼著作，但是每個月能領到大學院的300元補助費，使他的生活基本上得到保障，因此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

魯迅與許壽裳親如兄弟，同仇敵愾，無患得患失之心，許廣平嘆為“求之古人，亦不多遇”。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先生無論多忙，看到許先生來，也必放下，好像把話匣子打開，滔滔不絕，間以開懷大笑，旁觀者亦覺其恰意無窮的了。在談話之間，許先生方面，因所處的環境比較平穩，沒什麼起伏，往往幾句話就說完了。而魯迅先生卻是傾吐的，象水閘，打開了，一時收不住；又像汽水，塞去了，無法止得住；更像是久居山林了，忽然遇到可以談話的人，就不由自己似的。在許先生的同情、慰藉、正義的共鳴之下，魯迅先生不管是受多大的創傷，得到許先生的談話之後，像波濤洶湧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靜寧帖起來了。”

1934年起，許壽裳出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1936年魯迅病重，許壽裳專程去上海探望。魯迅的病情已經很嚴重，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寫道：魯迅“神色極憊，不願動彈，兩脛瘦得像敗落的絲瓜”。魯迅也許意識到來日無多，贈許壽裳詩一首，題為《亥年殘秋偶作》：“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塵海茫茫濃百感，金風蕭瑟走千官。老歸大澤菰蒲盡，夢墜空雲齒髮寒。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斗正闌干。”

1936年10月，魯迅逝世。許壽裳接到摯友逝世的噩耗，由於在北平公務繁忙，不能赴上海奔魯迅之喪，卻禁不住失聲慟哭。據他後來說：“這是我生平為朋友的第一副眼淚。”許壽裳在唁電中說：“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導師，民族喪其鬥士，萬分哀痛，豈僅為私……”

魯迅病逝后，許壽裳十分珍惜魯迅的文稿與遺物的徵集和保護。以後，他又四處奔走，積極籌備出版《魯迅全集》，多方募集“魯迅紀念文學獎金”，積極籌建“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後來又撰寫了一系列的文章，結集為《亡友魯迅印象記》和《我所認識的魯迅》兩書。為永遠紀念魯迅，宣傳和發揚魯迅精神，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時有好心人勸他刪去書中諷刺當局的若干段落，他說：“我都老了，害怕什麼。如果刪去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靈魂。”

許壽裳對魯迅的感情和認識，從他寫的《哭魯迅墓》詩中可以看出來。1937年1月，時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的許壽裳利用寒假南歸之機，到上海萬國公墓魯迅墓地悼念魯迅，歸途中吟成了一首感情至深的悼詩：“身後萬民同雪涕，生前孤劍獨衝鋒。丹心浩氣終黃土，長夜憑誰叩曉鍾。”許壽裳曾說過：“我和魯迅生平有35年的交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相關懷，不異於骨肉。他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乃是40餘年前，他剪掉辮子后的喜悅的表情；最後的而且永遠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10年前，他去世兩個月前，依依惜別之情。35年之間，有20年是晨夕相見的。每次相見，他總是名言百出，機智疾流，使我得一種愉快的經驗，恍如坐在春風之中。這種愉快的經驗，追憶起來，實在是舉不勝舉。”

1937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了《魯迅先生紀念集》（評論與記載）。許壽裳的3篇文章加上他撰寫的《魯迅年譜》，在入選者中是撰寫文字最多的。魯迅去世后，許壽裳對老友充滿了懷念之情。1940年10月19日，許壽裳在日記中寫道：“魯迅逝世已4周年。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世亦無第二人。曩年匆促間成其年譜，過於簡略，不慊於懷。思為作傳，則苦於無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未能著手，只好俟諸異日耳。”

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中，許壽裳稱，自1902年秋至1927年夏，這25年中，“晨夕相見者近20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這並非他的自我標榜，許廣平也曾描述魯迅與許壽裳的“兄弟怡怡之情”：“他們談話的範圍也很廣泛，從新書介紹到古籍研討，從歐美名著以及東洋近作，無不包羅。而彼此人事的接觸，見聞的交換，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無不遮瞞，盡量傾吐。這樣的友誼，從來沒有改變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魯迅先生的交遊中，如此長久相處的，恐怕只有許先生一位了。”

魯迅與許壽裳的友誼，與學問大小沒有關係。許壽裳的思想不及魯迅深刻，文學成就也沒有魯迅高，但二人之間親如兄弟般的情誼，成為20世紀知識分子的一段佳話。魯迅孤寂的心靈，其實是需要親人以及朋友的安慰與支持的。魯迅病逝后，許壽裳對許廣平給予了無微不至的照顧。許廣平對此心懷感激。她曾說：“許先生不但當我是他的學生，更兼待我像他的子侄。魯迅先生逝世之後，10年間人世滄桑，家庭瑣事，始終給我安慰，鼓勵，解紛；知我，教我，諒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