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

1894年，日本借口朝鮮東學黨起義增兵朝鮮，與清朝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與澎湖列島於日本。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向美國、中國、蘇聯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並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內的所有日本統治區域的管理權。總理日本接管事務的盟軍太平洋司令麥克阿瑟指示日本，將台灣、澎湖等地區交由同盟國成員中國政府接管，根據國民政府對日宣戰布告和中美英達成的開羅宣言，中國恢復對台灣省的主權，台灣光復。雖然戰前（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的統治下，台灣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現，但仍未能完全脫離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壓迫與經濟上的榨取造成許多台灣人民不滿，而這種不滿的情緒便開始轉化為對中國的熱烈期待，並在陳儀於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來台接受日本投降時達到高潮。同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

戰後，中國國民黨罔顧社會各界的呼聲，不久爆發中國人民解放戰爭。

受此影響，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江河日下，當時 通行的法幣一再貶值，民生物資飛漲，加以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問題嚴重，使得中國大陸越來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中國國民黨，轉向支持宣揚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同時國軍在一連串戰略錯誤、作戰失敗下逐漸陷入被動、士氣低落，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勢力則越來越強大。

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與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接管之後又大量印製鈔票，並將台灣人賴以維生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後來的幣制改革中，1元新台幣換四萬舊幣）。而且國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與殖民政府的財產，並拆裝賣往大陸，另一方面又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利用各種關係排擠民營公司，並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台灣與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繼續延續日本的殖民方式治理壓榨台灣，甚至變本加厲，讓原本期待結束殖民對待的台灣人民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

日本人撤出台灣，台灣人認為應該有更多自治與參政的機會，但是國民政府在台灣政治方面，重要職位幾由外省人控制，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人不易謀得公家機構職務，更是引發台人不滿。相較之下，在日據末期，台灣議會有半數官派，半數民選，台灣日據時期的本省人反而有更大的自治權力。

當時台灣剛經歷50年日本統治，四處皆可見日文，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甫歷經日本侵華戰爭時期來台的大陸人對於台灣文化感到適應不良。從1942年1月以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選擇不參戰，部分地區卻因日本殖民教育灌輸下出現少數人加入日軍侵華作戰的現象，許多外省人因此遷怒於台灣本地的親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戰後被視為漢奸，並有受到緝捕的情況發生。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與當時握有控制權的外省人不信任本省人，認為本省人被日本奴化，這些誤解再加上當時大多數的本省人不會國語，造成當時的本省人認為無論在政治權力、經濟社會或工作職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對待，十分不滿。

文化界和學生曾展開要求民主與經濟改革的活動。對此，曾擔任福建省首長的陳儀所主政的當局採取了“寬輿論，緊經濟”的政策。一方面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但同時也未採納意見。“二·二八事件”發生后，陳儀致電蔣介石委員長，台灣省發生叛亂事件，但隱瞞事實的真相；惟台灣省全體參政員上電蔣介石，說明事件原因及公署嚴重失政，並建請根本改革台政，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但此說明不為蔣介石所接受。最後蔣介石下令“清鄉”，陳儀趁機採取高壓手段大肆屠殺，釀成悲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消息傳來，台灣同胞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歡慶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

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儀式在台北公會堂（現改稱中山堂）舉行。日本投降代表、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向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將軍呈遞降書。陳儀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回歸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軍皆已置於中國主權之下。第二天，台北市學生及各界民眾數萬人舉行大遊行，歡慶祖國收復失土。全省家家戶戶張燈結綵，祭告祖先，通宵歡飲。縱情慶賀抗戰勝利，台灣光復。

戰爭結束時，整個台灣工農業生產處於癱瘓狀態，物資缺乏，米荒嚴重，物價飛漲，百業蕭條，人民大量失業，社會治安惡化。更為嚴重的是，台灣經歷了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剛剛重回祖國，國民黨當局和台灣人民之間彼此都不大了解，容易產生矛盾，需要一段時間進行磨合。而恰恰是在這一段磨合期，國民黨當局採取了非常錯誤的政策，激化了與台灣人民的矛盾。

國民黨對台灣人民實行軍事獨裁統治，行政長官公署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軍事大權於一身，形式上很近似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總督，給人以不愉快的聯想，認為國民黨統治與日本人沒有兩樣，都是專制獨裁。

在接收和處理日本壟斷資本方面，凡戰前日本人所擁有的企業，國民黨政府均以“國有資本”的名義接收，而這些資本幾乎壟斷了台灣工業、金融、貿易等各個領域。台灣省政府還設立貿易局和專賣局，對貿易和煙酒實行政府專營、專賣，這些都與台灣民間資本、工商企業界發生了嚴重的利益衝突。

國民黨跟在大陸一樣，大員們熱衷於“三洋開泰，五子登科”，熱衷於下山摘桃子，吏治腐敗，貪污盛行，軍警橫行，不到一年時間，接收變為“劫收”，台灣人民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由期望變為不滿。

上述原因造成了事件的最終爆發。

台灣回歸祖國后，蔣介石在大陸大打內戰，大陸的經濟危機也波及到了台灣，島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台灣光復僅一年，台灣物價漲了100倍。台灣中小企業在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劫奪下，紛紛破產倒閉。加之農業欠收，致使當時台灣600多萬人口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貧困交加，饑寒交迫，人民怨聲載道。

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民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給台灣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老百姓們原以為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可以揚眉吐氣過幾天舒心日子。哪知他們美好的願望很快就破滅了。人們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由歡迎變為失望，最後成為仇恨。這種仇恨的情緒，由一件偶然的事情，點燃了全島人民的反抗怒火。

1946年10月25日，在台灣光復一年後，蔣介石來到台灣，親自參加光復一周年紀念會。雖然台上眉飛色舞，意氣風發，但台下卻反應冷淡。台灣人民歡天喜地迎國軍的熱情早已在一年的親身經歷中灰飛煙滅，跟大陸人民一樣，他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有人在舊總督府門前掛上一幅“狗去肥豬來”的漫畫。台灣大學的一位教授對一位美國記者說：“你們美國人為什麼對日本人那樣寬宏大量，而對於我們台灣卻如此殘酷？你們只給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卻給台灣放下比兩顆原子彈厲害一千倍的蔣介石。”光復一年，台灣人民的興奮變成了積怨，烏雲籠罩在整個台灣島，反專制、反獨裁、爭民主的群眾運動一觸即發，山雨欲來風滿樓。1947年2月27日下午，時近黃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中年守寡、帶著一兒一女艱難度日的林江邁守在自己的煙攤旁，招徠顧客。突然，人群開始騷動，等林江邁反應過來時，已來不及跑了，台灣省專賣局專員葉得根帶著另外9名緝私隊員已將煙攤圍住。林江邁向緝私隊員解釋、哀求，均無濟於事。在拉扯中，一名緝私隊員用槍托將林江邁打得頭破血流。憤怒的圍觀群眾與緝私隊員發生衝突，打傷了緝私員趙子健與警員張啟詳，緝私員傅學通向人群開槍，誤傷當地群眾陳文溪（20歲，胸部中彈，送醫次日死亡）。

當天晚上，部分群眾擁到台北市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圍攻了台灣省專賣局。下午，約有四、五百名群眾來到行政長官公署，向行政長官陳儀請願，竟遭衛兵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數人。於是事態迅速擴大，遊行、示威、請願很快演化為大規模武裝衝突，一場反獨裁、反專制、反暴行、爭民主、爭自治的運動在全市蔓延。陳儀隨即宣布實行戒嚴，派出大批軍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邏。

台北市民罷工、罷課、罷市，包圍行政長官公署、警察局、日產處理委員會、電台等機關，放火燒掉台北專賣分局，甚至開始搶劫軍用倉庫，釋放獄中囚犯，與軍警不斷發生流血衝突。起義民眾還通過電台向全省廣播，控訴軍警的暴行，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各地民眾聞風而動，群起響應，圍攻所在地機關、部門。由於當時國民黨剛剛接管台灣，兵力不足，起義群眾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區，國民黨對整個台灣省的形勢已失去控制。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眾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隨後在各地成立分會，代表民眾就事件處理和台灣的政治改革與行政長官公署交涉。陳儀也派人參加了這個委員會。1947年3月8日，委員會通過其宣傳部長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條要求”，包括實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權益、廢除專賣制度、減免苛捐雜稅等條款，基本反映了台灣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願望。但是，隨著起義規模的不斷擴大，起義隊伍中也混進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地方紳士和流氓，他們將三十二條擴大為四十二條，增加了一些不切實際甚至錯誤的主張，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長官公署等，致使陳儀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員會的代表，並加緊部署鎮壓行動。

早在1947年3月2日，陳儀見形勢不妙，就急電南京：“台灣發生暴亂，以及全省，形勢危急，請速派國軍赴台救援。”蔣介石接報，經與國民黨要員商量，均認定“二·二八起義”是“暴亂”，為防止事態擴大，必須採取果斷措施，進行鎮壓。蔣介石立即電令駐守上海的21軍火速乘船趕赴台灣增援，並限令於8日前趕到。在國民黨國防部長白崇禧率領下赴台灣鎮壓。

1947年3月8日中午，21軍先頭部隊在基隆登陸。同日，中共中央通過其在陝北的電台發表廣播，表示支持台灣人民的反抗鬥爭。先頭登陸部隊遭到起義群眾阻攔后，21軍竟在船上架起機槍向碼頭上的群眾掃射。9日，國民黨主力部隊在血洗基隆后，進駐台北，與駐守在台灣南部地區的國民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聯手，對起義群眾進行大規模鎮壓。

經過近半個月的艱苦鬥爭，“二·二八起義”最終失敗。大批台灣市民、學生及社會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醫生遭到屠殺，確鑿死亡人數難以計算，此外，還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蹤。“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也被當作非法組織遭取締。3月，國民黨還在台灣進行了大規模的收繳槍支和肅清“暴亂”分子活動。1947年4月24日，國民黨政府撤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台灣省政府，陳儀被撤職賦閑，魏道明被任命為台灣省政府主席。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高山族參加反抗，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是其中一例。1947年3月1日鄒族的青壯年，晚上11點左右開始從樂野出發，走向觸口。當時集合了所有鄒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支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軍械庫。並進而圍堵嘉義水上機場。之後由於主戰、主和意見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鄒族部隊撤回山上。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國府遷移至台灣初期，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在長官公署的科股長，專員以上的316名中層官員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極少數的半山仔。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甚至擴大事端以至於最後傷及無辜外省人。在事變期間，台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國軍登陸后，由於軍紀不佳，所以立即採取對台人報復之行動。

事件爆發后，部分地區亦有台灣共產黨介入，如台中地區主導“三二事件”的謝雪紅和楊克煌。謝雪紅不僅利用示威群眾並召開市民大會，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機構，更利用青年學生以武裝“二七部隊”組織，在處委會的議會路線之外，另闢一條武裝路線。嘉義地區則自三月二日事件發生后，就顯現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質。嘉義民眾與阿里山鄒族組成武裝隊伍，參加攻擊紅毛埤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軍事行動，惟參加者大半是臨時結合之民眾，亦有嘉義地區不少社會人士支持反抗行動。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對抗雖然激烈，不過又出現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何兆武在建國中學擔任教師的時候經歷過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醫院住院時，曾受到醫院本省人護士的保護。

二·二八事因年代久遠，犧牲受難者數目長期有所爭議。尤其政治立場不同者，說法差異甚大。由台灣當局成立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已核查確認的死亡者680人，失蹤者179人。

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傷亡人數估計值依統計的方法論不同而異，取中間數並沒有意義。至於向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申請賠償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會已審：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失蹤179，羈押、徒刑等1405），不成立464件。

若干人士引用楊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變》指出1960年台灣地區行政機構下令註銷十二萬有籍無人的戶籍，做為二·二八罹難人數的一個參考數據。但是台灣戶籍法規定申報過死亡就不再有戶籍，民法規定失蹤七年也能報死亡。所以這十二萬人，沒有一個在二·二八事變當年被申報死亡或失蹤，才會十幾年後還有戶籍。而真正在二·二八當年罹難，申報過失蹤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戶沒有戶籍，不會落在有籍無人的清單。所以所謂有籍無人，跟二·二八事變罹難人數無關。

二·二八事件死傷人數各方數字整理如下：楊亮功調查報告 死190人 傷1761人。白崇禧報告書 死傷1860人。《紐約時報》霍伯曼南京專電 死2200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監察委員何漢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紐約時報》記者杜爾曼‧德丁專電 死1萬人。台灣旅滬六團體1947年《台灣事件報告書》 死1萬人以上。民政廳長蔣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報告書》 死1萬7000人至1萬8000人。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 死1萬至數萬人。美國駐台領事館副領事喬治柯爾死2萬多人。

以下所列人物為台灣二二八基金會所認定並公告的部分受難者列表，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裡只是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教會羅馬字拼音順序排列。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的弟弟。當時國民黨派特務暗殺，蔣渭川僥倖逃過一劫，但其女兒蔣巧雲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庄木火：瑞芳小學校長。

楊元丁：藝人伊能靜的外公，基隆市副議長，被軍人槍殺后踢入河中。

陳澄波：東京美術學校研究所畢業，畫家；時任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飛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未經審判公開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后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陳能通：淡水中學校長。

簡錦文：基隆要塞司令部軍醫，在軍中被殺。

盧園：淡水中學化學科教師。三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出門查看校長而遭兩個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經淡水河以舢舨送雙連馬偕醫院救治，不治身亡。

顧尚泰：西醫。

廖進平：社會運動家。

許朝宗：藝人許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車站副站長。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郭守義：基隆名醫。

黃媽典：日佔時代任朴子街長，事變時任台南縣參議員；在新營被槍斃示眾。

李瑞峰：律師。

李瑞漢：曾任台北律師公會會長。

李丹修：八堵火車站站長。

林連宗：台灣前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林茂生：台灣歷史上第1個哲學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並創辦《台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后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藍燈旺：基隆社寮島居民。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台北的台灣神學院、台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228紀念館執行長）。

黃阿統：淡水中學訓導主任。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佔時期曾任台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台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宋斐如：台北高等學校﹑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惟1的1位做到1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后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湯德章：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為候補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后，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台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為治安組長。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槍托打斷，在遭受酷刑后，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然後押赴今日台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湯氏被槍決后，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許以毛氈覆屍，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白氏來台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灣高等法院審理，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王添燈：日佔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張慕陶的憲兵用汽油燒死。

王育霖：日佔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秘密處死。

吳金鏈：《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佔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台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道被害。

吳鴻麒：吳伯雄之伯父。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曾因判定一件軍民糾紛，得罪一位軍官而惹禍。

蕭朝金：日佔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受盡酷刑后遭槍斃。

許錫謙：花蓮人。戰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7名幹事之一，“二二八事件”爆發后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台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遊說其叔父勸說回鄉，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楊照的外祖父。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后，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復。其二子張依仁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才免去殺身之禍，后避居日本。當時，台籍人士林頂立任職保密局，借職務之便，誣告張七郎。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請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密裁張家。因張依仁特殊的遭遇，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發，震驚地方之後，指示台灣調查站明確指出“張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參與事變之活動，似此不分善惡而捕殺，今後公家之事何人敢為。”爾後，林頂立定居中台灣安享天年至1980年。張文成下落不明，一說他後來返回大陸。

潘木枝：醫生，免費醫治付不出醫藥費的窮人，救了蕭萬長在內的許多市民的生命，事變時任民選嘉義市參議會參議員，1947年3月25日與畫家陳澄波等多人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公開處決，兒子潘英哲死在不久后的清鄉掃蕩中。

張秀哲：原名張月澄，魯迅的台灣學生，台北人，事變時任長官公署經營的紡織公司協理，將許多戰後從唐山過來的朋友藏在自己的大宅里，保護他們的安全，國府大軍到台後，被特務從家裡帶走，家族用盡政商關係，還送了大錢，才讓他免於被殺，從此躲在家裡不問世事。

洪炎秋：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的台灣學生，彰化鹿港人，和台南人宋斐如同期到北京大學留學，事變時任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學校校長，事變后被國府當局以“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撤職查辦，在自己的老師許壽裳力保下被釋放。

庄垂勝：洪炎秋的彰化鹿港同鄉，事變時任台灣省立台中圖書館館長，被推舉為台中市二二八事件時局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事變后被國府當局以“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撤職查辦，通過洪炎秋和許壽裳的緊密師生關係倖免被殺。

張深切：魯迅的台灣學生，南投草屯人，事變時任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學校教務主任，事變后蒙上“鼓動暴亂，陰謀叛國”罪名，躲藏了半年，通過洪炎秋和許壽裳的緊密師生關係及魯迅和許壽裳的兄弟情誼倖免被殺。

杜聰明：台灣醫學家，醫學博士，台北淡水人，事變時任台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教授兼院長，事變后躲了半年，總算逃過國府軍警特獵殺。

蔡丁贊：台灣醫學家，醫學博士，台南人，台南市民營蔡耳鼻咽喉科醫院院長，事變時任台南市參議會參議員，后被抓捕，倖免被殺。

朱點人：台灣作家，台北萬華人，用日本語和漢語寫作；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捕殺。

呂赫若：原名呂石堆，台灣作家，台中人，用日本語和漢語寫作；“二二八事件”后左傾逃入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打游擊，被毒蛇咬死，是鹿窟紀念碑提到的白色恐怖受難者。

鍾浩東：高雄美濃客家人，鍾理和弟弟，事變時任基隆中學校長，后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捕殺。

蕭道應：屏東茄冬客家人，事變時任台灣大學醫學院法醫學科教授兼主任，后左傾成為地下共產黨員，白色恐怖中被國民黨特務抓捕，轉向。

柯喬治：美國外交官，在二次大戰前即住在台灣。在擔任美國外交服務幹事和副領事之時，目睹及涉入了二二八事件，後來將此經歷寫入《被出賣的台灣》。

根據李筱峰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他們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國做為認同的對象，並未尋求獨立於中國。但是，在二二八事件後期由於共產勢力參與暴動，讓國民黨政府非常恐懼，其認為若暴動成功，則很可能造成“中華民國徹底滅亡”。在這次事件以後，國民黨當局害怕中共滲透入台灣，於是針對台灣進行高壓統治，導致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仇恨越來越深，部分台灣人漸漸產生想要追求“獨立的”、自己的“國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說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例如台灣“獨立運動”開創元老廖文毅與廖文奎兄弟。美國學者Meisner表示：“‘二二八’一詞，不僅僅是海外流亡之台灣“獨立”團體的口號，更是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象徵。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死傷極多，影響深廣的歷史事件。

因為二二八事件牽涉到省籍問題，不少老一輩的台灣人將這次悲劇歸納為大陸來的外省人欺壓，而在二二八死亡陰影及後續長達38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之下，台灣人為了保全生命安全，對此事件隱諱不談避免引來禍端。另一方面，在過去國民黨當局將事件等同為共產主義、“台獨”，造成外省族群對事件的負面看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的制度，使得在 1950—1961年間參加高普考的外省籍考生有高錄取名額的優惠。其次，實際上更重要的另一個取得公務員資格的管道——特種考試，雖然沒有分省區定額錄取的設計，但是其中 1958—1981年間的退伍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其錄取人數之多與錄取率之高，使得透過這個管道取得公務員資格，出生世代與1950—1961年間參加高普考者大約相當的外省人，實際上是享有省籍優待的；這樣的優待雖然早已結束，但外省人獲得的優惠仍會讓許多下一代繼承（以統計論，子女的成就與父母的社經地位成正相關）。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在商界容易先獲得政府有利消息，讓本省人長期在社會、以及婚姻上、就業上對外省族群的相當排斥感。二二八事件爆發，張超英之父張月澄和台灣五大家族的“基隆顏家”顏國年子顏滄海是少數被釋放的知識分子，張月澄在拘留所時曾親眼見到林茂生和陳炘，最後兩人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對此張超英表示：“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當他（張父）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造成台灣人對於軍人、公務員等相關行業的畏懼及怯步，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當時台灣當局堅持大中國法統的制度，與國民大會虛設各省代表一般，客觀上限制了台灣人在政治、經濟與傳播等各重要領域的參與。例如：早期公務人員的考試錄取名額上是以中國各省的人口數比例來制訂的，所以，在台灣雖然以台籍本省人口為多，導致錄取的人數卻是外省籍居多，此種現象至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開始在人事上採取‘專業化’、‘台灣化’、‘年輕化’政策因應，才使得當局機關開始邁向今日本土化的腳步。

台灣人民在遭遇二二八事件后，到蔣經國時代晚期白色恐怖結束為止，人民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幅滑落，許多知識分子懼怕迫害不再談論或涉足政治。當代國民黨當局亦藉此加強對台灣地方的控制，紛紛佔據各領導地位，結合地方派系擔任地方官或提名參選民意代表或操控人民組織（如農會、漁會、水利會），結合地方機關以左右甚至控制選舉；職位則用來鞏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勢力。這些問題愈來愈激化。

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情結是起源於二二八事件，並表現在言論，行為以及藍綠政治傾向上，可見此事件對台灣各層面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央政府稱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起義”，對起事者持贊同態度，並給予台灣民眾高度評價，並數度指責國府野蠻製造白色恐怖。香港回歸后，香港媒體如《大公報》在報道二二八事件時亦多用起義形容，而此時中國則反而由於二二八所帶有的“台獨”性質，轉為避而不談二二八，反而和國民黨統一口徑稱之為“二二八事件”，並在輿論上支持國民黨一方。

陳儀自己在國民黨全面敗逃中國大陸前，曾要求湯恩伯投共，自己最後便因“通共”的罪名遭處刑，從中國大陸專程押赴台灣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中央日報報載前往守候觀看行刑的台灣民眾高達兩萬人。

隨著1970年代後半興起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自由化與本土化”，台灣民間渴望平反二二八的聲音逐漸出現。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間人士捐款設計建築完成，碑文中呼籲：“政府公布事實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難者家屬、興建紀念碑、制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

台灣實行“民主化”以後，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開始受到台灣當局的平反。1995年，當時的執政人李登輝首先代表國民黨當局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任首屆董事長。1996年，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布訂定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並把二二八事件主要發生地點之一的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為名的該紀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橋、始石、跳石、終石、陽石、陰石、瓮、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鋼鐵等建物設置。這些建物表達了對該歷史事件的追訴、記憶起始、哀慟、寬恕、停留緬懷、悼念罹難者、低頭沈思、族群融合等隱含意義。

同年，台灣地區“行政院”通過訂定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並為所謂“國定假日”。除了台當局之外，中國國民黨前任主席連戰曾在2003年與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灣人民公開道歉。其中，前任執政人馬英九則於2006年將此事件解釋為“官逼民反”，並代表國民黨道歉認錯。他表示將二二八紀念日降半旗，甚至將二二八視為國殤也不為過。

1997年2月28日，台北228紀念館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內開館。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成立，作為南台灣二二八歷史研究之據點。2006年2月19日，陳水扁出席“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發表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蔣介石為二二八事件元兇，應負最大責任。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屆滿六十周年，“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台灣教育會館）正式揭牌成立，並於2008年2月28日開館營運。

此外，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亦開始逐步公開予民眾和學者進行研究。

台灣地區行政當局在民主進步黨執政之前，官方視二二八事件為一場反國民政府統治的民變，解嚴前更認為二二八是中共當局策動共產黨所煽動的騷亂，爾後開始出現族群對立或是族群衝突的解釋，更名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在早期台灣為敏感話題，過去當局對於事件的原因有各種不同解釋，並且以“不要挑起族群衝突”為由要求不要揭露二二八，例如1988年擔任行政部門領導人的俞國華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發事件來擴大事端”，又說“族群與族群之間的紛爭自古便有。當年滿洲人入關殺了很多漢人，滿洲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1989年擔任防務部門負責人的鄭為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謝雪紅等台灣共產黨分子“幕後策劃”。

直到解嚴后，才開始有較為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1990年2月，台立法部門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一分鐘，新版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包括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於1995年將台北市的新公園改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親臨落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同年公布《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台灣行政部門並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二二八事件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

2017年2月8日上午10時，國台辦在新聞發布廳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發言人安峰山公布了一個極有深意的關鍵信息：大陸有關部門屆時會舉辦“2·28”事件系列紀念活動。

二二八事件的引爆點有另外一種說法，顯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並非取締私煙造成，而是當時一位外省軍人向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女士）買煙，由於語言不通，在該外省軍人的手往口袋裡掏時，被群眾認為其欲掏槍，造成群眾衝突，進而爆發此一事件。然而對照當時警局在事後對林江邁所做筆錄內容相比對，幾乎完全矛盾且內容完全不符合，更讓一生追尋調查二二八歷史資料的阮美姝出面嚴厲反駁。根據林江邁長子林匏螺的女兒：林素卿女士所言，阮美姝所訪問的父親林匏螺當時被曾祖父留在桃園龜山茶廠幫忙，未在台北目睹事件過程。姑姑林明珠則有前往台北幫助母親賣煙，是故林匏螺受訪於阮美姝之事件過程非為一手史料、僅為傳述史料。

當時在台灣流行一句話：“狗去豬來”，形容日本人（狗）統治台灣剛結束，國民政府（豬）又來。狗還會看門，豬卻只會吃，顯示台灣人在國民政府取代日本人成為台灣統治者后，內心的失望與不滿。1949年7月13日在澎湖發生了山東流亡學生反抗國府徵兵而導致流血衝突的澎湖七一三事件，被後人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也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去民心，加速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失敗的原因。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的夢魘，隨著時間推移，傷口終將痊癒，為防止事件重演，達到社會和諧，防止台灣陳水扁之流別有用心地歪曲事實，客觀公正歷史地還“二·二八事件”本來面目。台灣光復以後，台灣民眾對祖國軍隊和政府充滿期望，但陳儀代表國民黨中央政府接管台灣后基本沿襲了舊有的行政制度，維持了台幣和台灣金融體系，設立專賣局和貿易局，政府施政無能、物價上漲、民怨載道。其行政長官公署的集權體制和人事政策使台灣菁英參政無門，除台灣市長曾由台籍人士黃朝琴擔任過一段時間外，其餘高官都由外省人壟斷。台灣光復后仍藉助日本警察維持治安，也給台灣民眾感覺光復后變化不大，加上當時失業率高，政府管理無能、腐敗、殘暴，加上當時的政治體系沒能處理好台灣民眾的政治參與要求。人民由興奮到失望、怨恨，反專制、反獨裁、反飢餓、爭民主、求自治的群眾運動一觸即發。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灣風雨飄搖的社會中發生了女煙販林江邁的流血事件，引起群情激憤的市民圍攻警察局和憲兵團，要求嚴懲兇手，沒有得到滿意答覆。2月28日，群眾自發聚集搗毀省專賣總局和台北市分局，要求陳儀撤銷專賣局，交出兇手。衛兵與群眾衝突並開槍打死、打傷多人，請願群眾自發地以暴易暴，有些地方外省人甚至被不分青紅皂白地被攻擊，事態很快向全台灣島蔓延。實行戒嚴後事態升級，並造成數千的死難者，其中有李友邦等是參與“二·二八事件”而死於“白色恐怖”的，後來統稱為“二·二八受難者”。 “二·二八事件”是官迫民反，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次起義”，更不是企圖“顛覆政府”、“背叛國家”的暴亂事件，而是一場多層次的人民民主自治運動，是全國範圍內“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3月2日，台北市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該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即指出：“……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漢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大家拿出愛國的熱忱，我們很誠意地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我們的目標是肅清貪腐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提出“二·二八”處理大綱中32條中就有22條是政治改革，包括反貪、反濫用軍權、反歧視台籍公教人員、省政改革，保人權，實現民主與高度自治。當時身為台灣三青團婦女隊隊長的謝雪紅領導“二·二八”最後一段“烏牛欄戰役”，並在一年多后在北京參加了建國大典，這說明“二·二八事件”並非“族群衝突“，更不是“台獨”的先驅。即使在“二·二八事件”最混亂之時，面對美國駐台領事館有意運作台灣託管、鼓動“台灣獨立”之際，“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都予以嚴詞拒絕。經歷“白色恐怖”后的許多倖存者後來都走向紅色革命，反“台獨”的鮮明立場無人可及。馬英九也認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運動。將“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反抗外來政權”是對那個時代抗爭者非常不公平和褻瀆，事實勝於雄辯，總之“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獨”運動，是台灣民眾愛國愛鄉情懷的表現，是台灣民眾爭取民主自治的情懷催生的產物，是全國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台灣社會存在歷史悲情由來已久，這與台灣的敏感地理位置和滄桑的發展歷史有關。16世紀中葉以後，台灣先後成為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西方列強的侵擾、佔領和奴役之所。鴉片戰爭後台灣相繼遭受了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等列強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戰爭中日本還強征2萬多台灣高山族遠征南洋充當炮灰。“二戰”結束后，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10月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正當台灣人民需要用祖國的溫情撫平精神和肉體上的創傷時，國民黨政府又在台灣人民未愈的傷口上撒下了一把鹽。官迫民反的“二·二八事件”是反對國民黨暴政、要求民主自治的合理抗爭，被國民黨當局扣上“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罪名，並加以殘酷鎮壓。光復初期台灣當局對台灣省人士權益的漠視埋下了省籍矛盾的禍根，加上後來的戒嚴、白色恐怖和高壓政策使得台灣本土人難受重用，省籍矛盾日漸顯現，台灣人民的悲情意識也日漸加重，並部分演變為“愛台灣”─“本土化” ─“反共” ─“反中國” ─“反統一”的分離意識怪圈。由於長期以來國民黨不敢公開“二·二八事件”真相，“二·二八事件”又被別有用心的人貼上“台獨”的標籤，部分台灣民眾由憎恨國民黨暴行轉為對祖國失望，加深了對祖國大陸的疏離感和不信任感。“台獨”分子將“二·二八事件”歪曲為“外省人欺負本省人”，將台灣民眾要“當家作主”的要求轉化成要“獨立建國”的“台獨”訴求，刻意煽動和培育悲情意識，製造和加劇省籍矛盾，這才使台灣民眾無法擺脫“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併產生新的悲劇。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台灣孤懸海上，境況更加悲慘。事實上台灣悲情是中華民族悲情的一部分，洗刷民族恥辱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信念。由於國共內戰的延伸和國際勢力的離間和控制，使兩岸分離對峙難以統一，“台獨”分子又有意在每次台灣選舉之際，都以巧妙的包裝在社會上動員省籍情結來拉選票，而省籍情結夾雜著同情弱者和悲情潛意識，尤其容易在選戰期間被發酵。陳水扁之流有意歪曲《反分裂國家法》的本意，煽動台灣民眾受大陸打壓的悲情意識。如果說當年國民黨對於“二·二八事件”是在掩蓋真相，而民進黨對“二·二八事件”則中移花接木，只為該黨的政治利益考量，繼續操弄族群矛盾，造成族群緊張是民進黨在今明兩年的“立委”和“總統”選舉中唯一有希望獲勝的武器。台灣的悲情意識只有在兩岸不斷交流中逐漸消彌，讓更多台灣人民共享並體會到在中國這個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尊嚴和榮耀，大陸應充分尊重台灣人民的“出頭天”當家作主的願望。悲情的歷史既是沉重的精神負擔，又可是巨大的精神動力。悲情與怨恨的彌散在台灣政治轉型過程中已成為主導的情緒，應警惕“台獨”勢力鋌而走險引發戰亂而加劇兩岸中國人的悲情。唯有中國的完全統一，中華民族的悲情才會終結，台灣人民才能徹底走出悲情。隨著時間推移，“二·二八事件”所形成的省籍隔閡與矛盾必將融合與消除，台灣悲情不應繼續成為台灣當局操弄民意進行分裂活動的工具，台灣民眾的悲情意識不應被培植為“台灣主體意識”，台灣人民與祖國大陸的感情不應被一次又一次地挑撥和撕裂。統一而強大的祖國永遠是台灣命運的最終歸屬。

“省籍─族群”問題是台灣社會的一大特點，在台灣由於政治利益關係把省籍間的差異誇大為“族群問題”。台灣地區本省籍人口佔總人口的80%以上，外省籍約佔13%，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的那次“政治大移民”就達100萬外省人。台灣中央級的黨政軍主要職位長期被外省人佔據而形成政治權力壟斷，造成省籍間關係緊張。“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后，在一般台灣社會生活層面上，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已融合，本省人與外省人通婚相當普遍。省籍、族群關係緊張最初完全是國民黨管理無方造成的，直到1988年才開始官方公開調查和討論“二·二八事件”；1991年後台灣各地紛紛成立“‘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關懷協會”；1992年各地紛紛建立“二·二八 事件”紀念碑；1995年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補償條件”；1997年台北市政府主辦“‘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國民黨每年公開向“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道歉，雖然這個公開道歉是遲到的，但畢竟已經知錯糾錯了。而且建立“二·二八事件”紀念碑也是希望追求永遠的正義和平，而不是仇恨。民調顯示，75%“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也希望讓傷痛過去，用包容抹去心中的傷痛。國民黨不但要向受難台胞道歉，也應向受難的外省人道歉。

台灣島內政治生態“本土化”趨勢日趨強化，“本土化”與民主化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重要動力。“本土化”體現了本省人要求參與政治的權利，省籍、族群問題也與“民主”掛上了鉤，使本土化帶有民主化的色彩，並呈現其合理性一面。台灣政治是一種特殊的選舉政治，省籍情結始終都成為每次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重要變數。我們在觀察、分析台灣的種種政治狀況都離不開“省籍─族群─本土化”的研究模式。族群身份卻成了決定政黨支持的重要變數之一，不同台灣政治光譜成了不同選民群體的選擇標籤。應警惕“本土化”被人當作政治鬥爭工具，煸動“省籍情結”，排斥政敵，甚至被別有用心者把“本土化”變成“台獨”的靈丹妙藥。“本土化”既有“當家作主”的正當性，又對台灣政治發展發生負面影響，並且有導致“國家認同”衝突的危險性和分裂祖國領土的危險性，並進一步導致台灣島內社會動蕩和不安。陳水扁當局企圖把“省籍─族群─本土化”引向分裂主義的道路。因為佔台灣人口絕大多數本省人理應獲得當家作主的權利，所以本土化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從廣義上而言，本土化有多層面──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本土化。就文化本土化而言，越是本土化的東西就越是中國化，我們不可片面、教條地認識本土化，這樣才能與台灣人民一道有一個更廣闊的溝通交流平台和較易求同存異地形成共識。

多年來，“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被民進黨選擇性地記憶和曲解，惡意炒作“二·二八事件”，誤導了台灣民眾對“二·二八事件”的正確認識，催化了社會矛盾，激化了省籍矛盾。其實“二·二八事件”要求實現民主和高度自治的訴求並沒有過時，台灣民眾“出頭天”當家作主的心態和願景是完全正確的。民進黨煸動民眾對大陸仇視，誤認為大陸抑制台灣的國際發展空間和經濟掏空政策，其實真正原因是“台獨”導致台灣經濟邊緣化，“台獨”導致台灣在國際社會日益邊緣化。台灣民眾對大陸對台方針政策存在誤解和疑慮，加上“台獨”分裂勢力藉機挑唆，使台灣民眾心存對戰爭的恐懼感和對大陸的戒備感，並形成一種複雜、多元、不確定和逆反的心態。我們應尊重、理解台灣民眾這種複雜心態，有針對性地做好台灣人民工作。大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是實現台灣人民“高度自治”、“出頭天”的最佳途徑與形式。台灣離開強大祖國的後盾將成為霸權主義的獵物，台灣一旦淪落到外敵或分裂勢力手中時，台灣也成了攻擊大陸的跳板和據點。

紀念“二·二八事件”應本著尊重歷史、以史為鑒、撫平傷痛、面向未來的精神。為了“揮別歷史悲情，促進族群融合”，每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台灣宗教界、學術界、文藝界都經常舉辦法會、祈禱會、研討會、音樂會、書畫展等。我們紀念“二·二八事件”不能遺忘台灣先民堅守漢魂、捍衛國土完整的精忠義膽。“二·二八事件”60年了，我們不應遺忘歷史，我們更應以史為鏡、以史為鑒，為指引我們構建海峽兩岸和平和諧統一的未來。只有促進族群融合，對族群撕裂說“不”，推動和解、和諧、合作，才能提升整體族群的力量。唯有全體台灣人民團結合作，拒絕“台獨”，才能真如“二·二八事件”紀念碑所言：天佑寶島、萬古長青。台灣先賢忠魂義舉已永載史冊，政治必須民主，政治必須清廉，人民需要安康，社會需要和諧，民族需要復興，中國需要強盛，這應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和宿願。（作者駱沙鳴，系台盟泉州市委會主委）

1947年2月27日，台北專賣局工作人員在緝私行動中打傷女煙販林江邁，引起圍觀者憤慨；后工作人員又在逃脫時開槍示警，誤中路人陳文溪致死。台北市民包圍憲兵隊，要求槍決 兇手。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通告罷市，示威請願，佔領台灣廣播電台。台灣各地聞訊紛紛響應，拿起武器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2·28”事件爆發。

1947年3月3日，社會各界代表組成“2·28”事件處理委員會，與當局協商解決問題。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其在陝北的電台發表廣播，表示支持台灣人民的反抗鬥爭。

1947年3月8日，國民黨當局從大陸調來兩個步兵師和一個憲兵團分別在基隆、高雄登陸，開始大肆鎮壓群眾。

1947年3月10日，蔣介石發表處理“2·28”事件的談話，陳儀宣布解散“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也遭逮捕殺害。

1947年3月17日，白崇禧在台灣發表處理“2·28”事件的意見。

1947年3月25日，國民黨政府宣布“2·28”事件已經解決。后閉口不提。

1995年4月7日，台灣當局公布“2·28”事件受難者的補償條例。

《被出賣的台灣》（英語：Formosa Betrayed）

《悲情城市》（1989）侯孝賢導演

《雨港基隆》（2014-08-23）發行商Erotes studio

1945年日本戰敗后，台灣終於擺脫殖民統治，而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由於軍政風紀敗壞、治理無方，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經濟發展停滯。民眾的失望最終激起奮起反抗，“二二八事件”就此發生。

《重構二二八》，陳翠蓮著，衛城，2017年；

《關鍵十六天》，白先勇、廖彥博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二二八事件研究》，褚靜濤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黃彰健著，台北中央硏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大陸有關部門屆時會舉辦“2·28”事件系列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