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
中國近代報紙
《大公報》是中國近代報紙，由英斂之於1902年在天津創刊，是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之一，與南開大學、天津鹼廠並稱為“天津三寶”。
《大公報》在1926年至1949年以奉行“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宣傳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反對封建專制、黑暗吏治和外來侵略，以“敢言”著稱。其版本包括泰興《大公報》、天津《大公報》等。
《大公報》是迄今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也是1949年以前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
1902年（壬寅年）由英斂之在天津創辦，是中國迄今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
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發刊。版本包括：泰興《大公報》 、重慶《大公報》、香港《大公報》 、天津《大公報》、上海《大公報》，《大公報》一度支持過國民黨的內戰政策，1948年後因立場有所改變受到當局迫害，重慶版一度被強行接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公報》重慶版、上海版先後停刊。天津版改名《進步日報》，旋又恢復原名，遷至北京出版，主要報導財政經濟和國際問題。
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習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一文，經核實，此報道為虛假新聞。
大公報
《大公報》同仁分赴各地辦報﹐先後有漢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慶版自1938年12月 1日起出版﹐銷售量最高近十萬份。它堅持抗日立場﹐鼓舞民心士氣﹐對抗戰起到了一定作用。
抗戰勝利后﹐《大公報》上海版於1945年11月1日復刊﹐天津版12月1日復刊﹐香港版1948年3月15日復刊﹐重慶版繼續出版。《大公報》一度支持過國民黨的內戰政策﹐1948年後因立場有所改變受到當局迫害﹐重慶版一度被強行接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公報》重慶版﹑上海版先後停刊。天津版改名《進步日報》﹐旋又恢復原名﹐遷至北京出版﹐主要報導財政經濟和國際問題﹐1966年9月10日停刊。
大公報桂林館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
1949年後，《大公報》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領導下在香港出版發行。
早期
《大公報》
創刊時的大公報一直是書冊式，一個整版直排，分上下兩欄，欄之間留一空白，每欄都加了邊框，對摺以後即可裝訂成冊。
入民國之後，英斂之無心主持報館局面。1916年9月，由原股東之一的王郅隆購買《大公報》。
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報》后，聘請有過辦報經歷的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二十八歲的胡政之在和英斂之“面洽以後，入館任事”。胡上任後主持報館改革。
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館一個月後，《大公報》由書冊式改成了通欄式，將垂直的兩欄改成四欄，以後又經過幾次改革，改成六欄、八欄。在字型大小方面也進行了調整，各種字型大小大小間隔、搭配，改變了原來比較單調的狀況，使版面變得錯落有致。新文化運動期間，胡政之在主政時掌管言論，在張勳復辟、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報》發表過不少有分量的文章。胡政之也在採訪完巴黎和會後辭去經理職務。
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喪生，安福繫於次年垮台。難以為繼的大公報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
大公報創刊號
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謂大公報“新記”時期，“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張季鸞、胡政之等優秀報人讓它成為當時中國新聞界的翹楚。
1926年9月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
三人擬定五項原則：
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
胡政之、張季鸞二人以勞力入股，每屆年終，由報館送於相當股額之股票。
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
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商榷意見，決定主張，輪流執筆。最後張季鸞負責修正，三人意見不同時，以多數決定，三人意見各不同時，以張季鸞為準。
在9月1日復刊號發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大公報續刊時發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漲至6000餘，同期廣告收入由每月200餘元增至1000餘，營業結算由每月虧損4000餘轉為收支平衡。5年後達到5萬份，1936年突破10萬份，成為全國一流的新聞紙和輿論中心。
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擁蔣入關兩大新聞，皆為《大公報》獨家發布。
大公報前主筆張季鸞
抗戰時期
七七事變后，天津、上海相繼陷落。《大公報》力主抗戰，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別於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張季鸞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繼創辦漢口版(1937.9.18--1938.10.17)和重慶版(1938.12.1--1952.8.4)，胡政之率金誠夫、徐鑄成等先後創辦《大公報》香港版(1938.8.13--1941.12.13)和桂林版(1941.3.15--1944.9.12)。抗戰期間，《大公報》輾轉遷徙，財產損失嚴重，但由於經營管理得法，報館依舊獲得長足發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時發行，在規模和輿論影響力上，國內報紙難望其項背。
1941年4月，《大公報》收到密蘇里新聞學院的來函，被認為是“《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密蘇里新聞學院獎是新聞界內很高的榮譽，先前亞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印度的《時報》得到過這個殊榮)。當日重慶新聞界隆重集會，以示慶賀；《大公報》發表《本社同人的聲明》，概括《大公報》的成功經驗為“文人論政”和“商業經營”。
1941年9月，張季鸞去世，國共兩黨以及全國各界幾乎一致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張季鸞逝世后，內部機構變化：成立董監事聯合辦事處，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員，統一領導各館；成立社評委員會，王芸生為主任委員，負責社評的選題、立論和撰寫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慶版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評，對比河南災民慘狀，斥責重慶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當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紀念張季鸞逝世兩周年社祭會上，宣布董事會新近制定的《大公報同人公約》五條，其中第一條規定“本社以不私不盲為社訓”。
國共內戰時期
抗戰勝利后，《大公報》著手停刊各版的復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繼復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總管理處。總管理處由總經理胡政之主持，總攬各館。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復刊。言論方面，基本上是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對中共，發表《質中共》等社評，受到《新華日報》抨擊，稱其“小罵大幫忙”，是“法西斯幫凶”；對國民黨，不滿和抗議其鎮壓學生運動和實行文化專制政策，國民黨《中央日報》稱王芸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發起“三查王芸生運動”。
在國共爭奪權力的白熱化時期，大公報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社論，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文人論政”的大公報處境尷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離開上海，轉道台灣飛抵香港，親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發表《和平無望》，宣布改變立場，開始左轉。
1949年後
1949年1月15日，解放軍攻佔天津，津版改組為為《進步日報》。4月14日，總經理胡政之病逝於上海，5月29日，在國統區進步美術運動的中心與最前沿的上海，劉開渠、楊可揚、野夫、朱宣咸、張樂平、龐薰琹、趙延年等國統區進步美術的先驅們代表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統區進步美術力量在《大公報》發表迎接解放的“美術工作者宣言”，提出國統區美術工作者決心“為人民服務，依照新民主主義所指示的目標，創造人民的新美術”，該宣言的發表也標誌著國統區進步美術史和上海近代美術史從此翻開嶄新一頁。 6月17日，滬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布報刊歸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軍佔領重慶，渝版繼續出版，1952年8月4日終刊。后中共重慶市委在其基礎上創刊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
1953年1月1日，滬版北遷與《進步日報》合併出版全國性的《大公報》，並於1956年9月遷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分工報道財經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大公報》於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為《前進報》，但是只辦了103天，也停刊了。
《大公報》報紙的編排沒有什麼規定，視乎當日報紙出版頁數。報紙通常分為A,AA,B,C,D 版。
A 版分為要聞，香港新聞。
B 版為財經。
C 版為 娛樂，大公園，小公園，教育，評論。
D 版/AA 為波經。
逢星期日的大公報只有A,B,C 版，財經會在A版裡面。
“四不”方針
大公報
“不黨”，是指“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不賣”是指“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
“不私”，是指“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不盲”，是指不“隨聲附和”、不“評詆激烈，昧於事實”。
“四不”方針與新聞專業主義
“四不”方針體現了大公報新聞專業主義的職業道德精神，與同時期的大多數報刊相比，大公報力求表現出一種客觀公正的取向。例如，在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政治時，能夠針對具體問題，做出客觀分析；在國難當頭，抗戰在即時，能夠冷靜分析敵我力量對比，提出較為可行的建議；在抗戰烽火正烈，全國軍民共御外敵時，能夠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相區別，不一概而論、統統加以聲討。無論是針砭時政，抨擊權貴，還是為民請命，代民立言，《大公報》都以鮮明的個性體現著它“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的職業理想與職業追求。其所追求的新聞客觀、經濟獨立、言論公允、服務公眾的報業精神，與西方新聞界以客觀性、真實性、自由性、獨立性為特徵的新聞追求有意識共通之處，這正是今天所謂“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精神。
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是美國新聞史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公共服務”信念，它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的立場客觀地報道新聞事實，從而服務於全體人民。
局限性
大公報的主持人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都是政治意識極為強烈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儘管聲稱主張“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但在涉及到其階級的根本利害時，他們總不免會左右搖擺不定。《大公報》的主持人只能根據自己對事物的理解和認識水平來報道和評論事實，而他們的思想意識始終沒能超越他們所在的那個階級的局限。
對趙女士批評
1919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文章指出:"這件事背後，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是環境逼著她求死的"。
14日，長沙婦女趙五貞在花轎中自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強烈反響。
21日，毛澤東又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社會萬惡'與趙女士》一文，明確說明，"罪惡的來源，仍在社會"，"我們就不能不大聲疾呼，警覺我們未死的同類，就不能不高呼，'社會萬惡'。
《大公報》曾是一個著名報紙系列，新中國成立前在知識分子和上層民主人士中產生過廣泛影響。毛澤東很早就和《大公報》有過交往，他早年被湖南《大公報》聘為"館外撰述員"，發表過若干有影響的文章。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和渝版《大公報》接觸十分密切。其時，《大公報》以上海為總管理處，發行滬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報》。新中國建立后，除香港《大公報》未作變動外，其他三版均收歸國有。就《大公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毛澤東也作過幾次重要指示。
湖南自治運動
1920年9月2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毛澤東在文章中指出:"無論什麼事有一種'理論'，沒有一種運動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的"。
27日，毛澤東又發表《釋疑》一文，針對有些人"政治只是少數特殊階級的事"的觀點，明確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後，政治易位，法律改觀。從前的政治法律，一點都不中用。以後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裡，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裡"。
題詞
毛澤東對《大公報》也頗為關注。重慶談判期間，他與《大公報》有關人士進行了多次接觸和交談。例如，9月5日，毛澤東會見該報總編輯王芸生等，表達了"統一之政令必須建立於民主政治之基礎上"的觀點。他說： "只有包括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代表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事，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談話要點在9月6日的《大公報》上刊出。9月20日，《大公報》負責人宴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宴會結束后，毛澤東欣然提筆為《大公報》職工題字"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與《大公報》負責人的接觸和題詞，對《大公報》的輿論導向產生了巨大影響，為"雙十協定"的簽訂營造了輿論氛圍。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真誠努力下， 《大公報》在國共和談期間對毛澤東"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富強是我們今後的方針，我們要用統一的國家迎接新局面"的和談立場，作了真實客觀的報道，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共產黨和平統一的立場發揮了很大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
新中國成立后，重慶《大公報》經過公私合營，在其基礎上創辦《重慶日報》，成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天津《大公報》改組，由毛澤東親自易名為《進步日報》，歸天津市委宣傳部領導。上海《大公報》歸上海市委宣傳部領導，最初未作大的調整。到1952年，上海《大公報》發行量大降，廣告收入亦大減，報館嚴重虧損，當年向政府借款總數已超過《大公報》總資產的一半以上。
1952年夏，王芸生向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彙報了《大公報》碰到的困難，請求中央幫助解決，同時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不久，毛澤東電召王芸生進京，聽完彙報後作出指示："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遷京，擇地建新址。報名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報道分工是國際新聞和財經政策。"兩報合併而成的北京《大公報》由中宣部領導，以財經、國際宣傳為重點，暫在天津出版，俟北京新館建成后，遷京出版。
20世紀60年代初，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時期，理論界也需要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行認真地反思和探索。1963年，《大公報》作為新中國財經戰線專業報，為了加強經濟理論宣傳、提高宣傳質量，醞釀將原來每周分散刊出的經濟論文集中刊出，創辦一個周刊作為經濟理論研討的園地，刊名定為《經濟評論》。他們的想法得到了中宣部和國務院財貿辦的同意。《大公報》對創辦《經濟評論》如此看重，與毛澤東當時對《人民日報》理論宣傳不足的批評有關。毛澤東認為它把理論陣地讓給了《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設》月刊。
經過認真籌備，在李先念、楊尚昆等地過問下，1964年3月10日，《大公報》向李先念提交了關於創辦《經濟評論》的設想和籌備情況的報告，並請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3月14日，李先念致信楊尚昆轉毛澤東，請求對此事給予批示："主席指示《人民日報》要寫理論性文章。《大公報》是中宣部確定為以經濟工作為重點的報紙，他們想出一個《經濟評論》專刊，似可同意，請主席批。"3月21日，毛澤東批示同意。
香港《大公報》是一份綜合性報紙，內容豐富。《新聞》版包括世界要聞、香港、中國新聞、經濟和體育新聞等；《要聞專題》版對時事題材深入剖析論述；《國際熱點聚焦》版從多個角度探討國際社會現象。為迎合讀者對經濟訊息的需求，多達十餘個的《經濟》版面詳盡報道香港、內地和國際最新經濟動態，並經常刊載專題文章、特稿等，極具參考價值。《物流與航運》版、《大公教育》版，廣為航運界和教育界人士稱道。《大公論壇》則是各界人士對時事發表意見的園地。此外，《中國專題》、《海峽兩岸》、《經濟觀察家》、《創新科技》、《社團》、《中華醫藥》、《保健》、《消費新風》、《校園》、《文化》、《專業世界》、《體壇長短鏡》等專題版面，內容豐沛，各具特色。
香港《大公報》為受特許在內地發行的本港報紙之一，年售價2800元，單賣6~8元每份。版面一般為A、B、C，A版以要聞、港聞、中國新聞、兩岸新聞為主，B版主要為財經新聞；C版主要為娛樂、波經等，更有副刊不定期出版。
《大公報》以民間報紙的姿態出現，在歷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顯的觀點和態度。提供了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史料。在財經新聞方面，比較有公信力。也常發布北京政府對香港或中國大陸的相關政策。
《大公報》會與香港一些親共社團舉辦相關展覽活動，例如：和平正義的偉大事業—紀念中國抗日戰爭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運動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覽。《大公報》在一些重要的歷史紀念日之前，會出版紀念特輯，例如2005年的紀念抗日戰爭60周年紀念特輯、抗日名將訪問系列、香港港九抗日大隊紀念特輯，2004年的紀念百年鄧小平等。
《大公報》的網站也是中國大陸少數“解禁”的香港報刊網站（例如明報網站長期被封鎖，香港商報則不會）。在《大公報》的網站每則新聞也標識“【大公網訊】或【大公專訊】為本網即時新聞，非引自《大公報》”。來與《大公報》報紙做區隔。《大公報》網站註明在全球閱覽量中，美國與加拿大合計位居首位，中國大陸其次。香港佔16%。而台灣則只有3%，還不及全球其他國家8%的總和。
副刊內容多姿多彩。除了天天和讀者見面的《大公園》、《小公園》、《新園地》、《世界新潮》之外，每日並出兩大版《娛樂》、《星蹤》、《神州新姿采》、《寰球特寫》、《攝影》、《文學》、《科學》等各種定期及不定期特刊，訊息量巨大。
《大公報》還有不少附屬刊物，如逢星期六齣版十六開彩色雜誌《大周刊》，以其內容廣博的休閑特性，甚受本港及內地讀者歡迎。
《大公報》與時並進，不斷充實內容，更新版面，越來越受本港、內地和海外廣大讀者歡迎，銷量日增。除在香港發行外，還行銷中國大陸，發行網遍及全球五大洲逾百個國家和地區。每日來往穗港的直通火車、飛翔船，以及內地各大城市主要賓館均有《大公報》發售。在菲律賓馬尼拉出版的《大公報》菲律賓版，是菲律賓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紙。此外，《大公報》還有海外版，行銷歐美各地。
《大公報》網際網路電子版除發布當日大部分版面內容外，還發放即時新聞，讓網上讀者隨時獲取最新訊息。電子版的日點擊率達二百萬，以歐美地區讀者居多。
《大公報》是香港特區政府刊登有關法律性質廣告的指定報刊，企業決策人士及商貿界人士是 《大公報》的主要讀者群。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公報》一直是本港甚至海外華文報紙的領頭羊，其下屬子報《新晚報》因發表武俠小說連載，一度洛陽紙貴。更成就了梁羽生、金庸等武俠名家。
《大公報》網站自言以2008年1月數據，日均來訪人數近15萬人，在全球閱覽量中，中國內地佔45%、香港佔25%、美國佔10%、其它佔20%。2006年，《大公報》在向廣東省零售發行“商旅版”，售價人民幣3元。該版主要報道香港本土新聞為主，不報道除香港以外的新聞。
《大公報》首頁的右側，是為最顯眼的“大公報”隸書紅字，據傳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嚴復手筆，下方為英文拼音“Ta Kung Pao”。《大公報》報紙的編排沒有什麼規定，視乎當日報紙出版頁數。
報紙通常分為A、AA、B、C、D版。
• A 版分為要聞，香港新聞。
• B 版為財經。
• C 版為娛樂，大公園，小公園，教育，評論。
• D 版/AA 為波經。
逢星期日的大公報只有A、B、C版，財經會在A版裡面。
• 張季鸞（《大公報》掌門之一，長期擔綱總主筆，1941年去世）
• 王芸生（《大公報》後期總編，后留在大陸，文革中遭迫害，1980年去世）
• 徐鑄成（《大公報》記者，編輯，后擔任《文匯報》總主筆，1991年去世）
• 蔣蔭恩
• 陸詒
• 蕭乾（常駐歐洲的中國記者）
• 范長江（著名通訊記者，后與《大公報》分道揚鑣，文革中自殺）
• 楊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殺）
• 彭子岡（大公報左派記者，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
• 徐盈
• 曹谷冰（報道中蘇建交后蘇聯情況）
• 朱啟平（報道日本受降儀式，其通訊《落日》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經典）
• 高汾（抗戰勝利後進入《大公報》，與丈夫高集一同成為民國著名夫妻報人，后被劃為右派）
• 陳紀瀅（抗戰期間曾主編過《大公報》有影響的《戰線》副刊，在漢口參與籌備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后被選為理事之一。后定居台北，多發表回憶錄）
《大公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它創刊於1902年，最初在天津發行，以後，輾轉在上海、漢口、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出版。
《大公報》是一種民間報紙，在歷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顯的觀點和態度。它的政論聞名報界，其社論是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史料。一百多年來，《大公報》以“堅持宣傳正義聲音”為宗旨，以立論中肯、報道詳實為特色，在國際上建立了良好聲譽。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北京的哥奇遇：習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一文，后經核實，此報道為虛假新聞。
2013年4月19日17時55分大公報就此刊發了道歉信，全文如下：
就刊發《北京“的哥”：習近平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虛假消息向讀者致歉
《大公報》2013年4月18日刊發了《北京“的哥”：習近平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一文。經核，此為虛假消息，對此我們深感不安和萬分遺憾。由於我們的工作失誤，出現如此重大虛假消息是極不應該的。對此我們誠懇地向讀者致歉。我們將以此為鑒，用準確嚴謹的新聞報道回饋公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