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鼎昌

吳鼎昌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讀於成都尊經書院。

1903年4月獲四川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高等商業學校，其間，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0年回國，執教於北京法政學堂。後任中日合辦本溪湖鐵礦局總辦、江西大清銀行總辦。

1912年以後，歷任中國銀行正監督、袁世凱造幣廠監督、中國銀行總裁、天津金城銀行董事長、鹽業銀行總經理、內政部次長兼天津造幣廠廠長。

此外，吳鼎昌還以自己或其妻吳適雲的名義，直接興辦或參股民營企業，如周學熙在天津、衛輝等地設立的華新紗廠等。

吳鼎昌在做北洋政府財政次長時，適逢上海焚毀鴉片大舞弊案，財政部受賄八十萬元。曹汝霖兼任財政總長，部務由吳處理，這筆賄款，曹未分潤，由吳獨得。此事由章士釗所說。

1922年1月，任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四行儲蓄會主任，成為金融集團的首腦。

1924年找到昔日留學老友張季鸞、胡政之二人，提議辦新聞機構：出一張日報、一份周刊，並辦一家通訊社。計劃出資5萬，辦不拉政治關係、不收外股的獨立商業報刊。但由於張季鸞所在《中華新報》迅速倒閉，張北上出任隴海鐵路會辦，此議擱置。

1925年，國聞通訊社與《國聞周報》陷入困境，胡政之遂尋求吳鼎昌幫助，吳此後每月出資300--400元維持，並在此刊物上不定期發表文章。

1926年，中原戰事吃緊，張季鸞失去隴海鐵路會辦之職，蟄居天津。胡政之邀其主持國聞周報，張沒有答應。時逢《大公報》停刊，於是三人再次合議辦報。1926年盤購天津《大公報》，自任社長，併兼《國聞周報》社及國聞通訊社社長，又組織《大公報》新記公司。他將《大公報》辦成中國第一流的報紙。

1926年7月至1937年，先後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總委員會委員、全國鋼鐵廠監察委員會主任委員、農本局理事長、中國國貨聯合營業公司董事長、國民政府實業部部長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四部部長等職。

1926年9月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名為合組公司，實際上只是吳鼎昌一人出資5萬元，胡、張二人出勞力（以後還給重要骨幹送榮譽股）。

1935年12月，吳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實業部部長，辭去《大公報》社長一職。

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貴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間，主張“省政的關鍵在於縣政”，大批任用賢能，重視民生，發展教育，對貴州的建設功勛卓著。

1945年1月離黔，先後任國民政府文官長兼國民黨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等。在吳鼎昌任秘書長期間，正值日本投降，吳向蔣介石建議，請毛澤東到重慶來，而且三封電報也是吳起草的。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政權搖搖欲墜，吳鼎昌見勢不妙，於一九四八年年底在《大公報》上登出啟事，聲明辭去《大公報》新記的董事，淮海戰役結束后，他料理了自己的財產，把應該轉移的外匯都寄往到國外，

1949年1月去職，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8月病逝。著有《贛寧戰禍之原因》、《中國經濟政策》、《花溪閑筆》等。為貴州省政府編印的《黔政五年》題寫書名。

在1948年新華社公布的43名戰犯中，吳鼎昌名列第17。

吳鼎昌主持黔政期間，正值八年抗戰，而貴州是抗戰後方。在這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吳鼎昌提出開發貴州、支援大西南的口號。首先將國民黨官僚資本引入貴州，組織貴州企業公司及農工商調整委員會，繼而在貴州建立起各種地方官僚資本企業，包括化工、煤礦、商業等各種行業約20家，投資金額數億元。從而使素有“人無三分銀”的貴州成為商賈雲集、經濟流通的後方基地，有力地促進了貴州生產力的發展。吳鼎昌還注重發展教育，創辦貴州大學、貴陽醫學院及貴陽師範學院使貴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吳鼎昌有句名言：“政治資本有三個法寶：一是銀行；二是報紙；三是學校，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