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

民國初年高級官員

曹汝霖(1877年—1966年),男,字潤田,生於上海,祖籍浙江,民國初年高級官員,新交通系首領。

幼年入私塾,後去漢陽鐵路學堂讀書。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五四運動時期,被指為賣國賊,住宅慘遭燒毀。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職,后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

1966年8月4日,曹汝霖病逝於美國底特律。

人物生平


1900年赴日本留學,支持君主立憲,反對孫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歸國,任職商部商務司。后被調入外務部。1913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
曹汝霖畫像
曹汝霖畫像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長。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
1915年1月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
1916年4月任交通總長,后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
1917年1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500萬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次年3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
1918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財政方面所據要職,成為新交通系的首領。
1919年初任錢能訓內閣交通總長。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包圍並沖入曹宅,放火焚毀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罷免他的職務。
此後轉入實業界,仍任交通銀行總經理,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天河煤礦公司總經理,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井陘、正豐煤礦公司董事長。
1927年任張作霖軍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長。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1942年3月,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長。
1949年去台灣。
1950年赴日本。
1957年遷居美國。
1966年8月4日逝世於美國底特律,終年89歲。

人物事件


火燒趙家樓

北京趙家樓的歷史該不算太悠久,但卻極有知名度,因為當年震驚中外的“五四”、“火燒趙家樓”即發生於此。趙家樓是老北京的一條衚衕。樓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
清光緒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師坊巷志稿》,於當時北京坊巷考注甚詳,也許是趙家樓在當時不甚有名氣,朱一新對趙家樓主人未加註解。歲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沒無考了。趙家樓是條小衚衕,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據考原為前後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三百米,后被一分為二,前邊稱前趙家樓衚衕,後邊則稱為後趙家樓衚衕。“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毀。
上世紀50年代后曹氏舊宅被拆除,於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見到準確資料。從回憶資料來看,曹宅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中式房屋,東院則為西式平房。我所見過曹氏差人的回憶是1918年9月至曹公館當差,可見成為曹宅起碼是1918年。其實,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衚衕和西觀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帶著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后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大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說蜂起,有漏電失火說,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說,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也多採用此二說。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學生激於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后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毀曹宅,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后,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泄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當時報章說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但他經“五·四”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他先前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後又躲進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復古《飲中達觀》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分即逍遙,莫問明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閑閑到底勝勞勞。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儘管在租界當寓公,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趙家樓修葺后,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處。但曹仍以天津居住為多。1922年,他於燈市口同福夾道又蓋起一座新樓,東院有戲樓,甚為宏偉,後門則在箭廠衚衕7號。11月,曹為父親辦“彩觴”堂會,大宴賓朋。直繫上台後,因曹在北洋集團中屬交通系,與皖系親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夾道宅寓則租給丹麥公使作為公使館,只留下後院,家人改從箭廠衚衕后出入。1937年始將此處宅寓賣掉。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此人在學生痛打章宗祥時以身體護住,才使章僥倖活命)、警察總監吳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當時院中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一種說法是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卧室夾層的箱子間。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后,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五四之後

曹汝霖被定義為著名賣國賊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為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的。這次談判簽訂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其實就是將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細化與公開化。
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后,曹汝霖便從顧問變成了外交部次長,一屁股坐到了對日外交的火山口上。
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著軍艦、槍炮的文件(就是當時稱為賣國的“二十一條”)。曹汝霖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對這段歷史記述道:“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陸征祥)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將“二十一條”親送日本公使館時,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袁世凱死後,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西原借款”,使得早前在“二十一條”談判中極力主張對日強硬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協。而升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和擔任駐日公使的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此時已被推到強大民意的對立面。
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陸宗輿被免職。
五四運動后的曹汝霖
曹汝霖銅浮雕
曹汝霖銅浮雕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運動中一句著名口號即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6月10日,賣國賊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五四”過後,曹汝霖先在醫院躲了幾天,后搬到北海團城(當時由京綏鐵路局看管)暫住。曹在這裡足不出戶,每天以寫字打發時光,還改了個名字叫“覺廠”,有點閉門思過的意思。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42歲。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夫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地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夫,便雇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衚衕,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夫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曹家還經常向人施捨棺木。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后,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後來新亨銀行倒閉,醫院所剩的幾萬元,改存匯業銀行。匯業銀行歇業后,又改存中南銀行。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只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后,曾想強佔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后,一些名醫如鍾惠瀾、周華康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也在此時創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戰勝利后,曹汝霖辭去院長,請鍾惠瀾繼任,他對鍾說:“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裡,我不能不頂著名字應付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新中國成立后,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願在日偽政權任職,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據說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但曹汝霖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汝霖掛了個“諮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北洋時期的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但這些人都拒絕了。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