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

朱一新

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號蓉生。浙江義烏毛店鎮朱店人。清光緒二年登進士,歷官內閣中書舍人、翰林院編修、陝西道監察御史。為官正義剛直,愛國憂民,直言遭貶。致意執教,任廣東肇慶端溪書院主講及廣州廣雅書院(廣州中山大學前身)山長(校長)。著述頗豐,對經學尤有研究,為清末著名學者、漢宋調和學派代表人物之一。

人物生平


朱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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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新(1846—1894),字鼎甫,號蓉生,義烏朱店人,人稱“朱義烏”。五歲從師認字,聽鄰座同學讀《中庸》、《論語》,就默默記住,等到塾師教他時,大半已能背誦。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占義烏,朱一新父朱鳳毛帶頭組織民團抗禦,家屬避居深山。時一新已成少年,往來家中與避居地,父親說他:“小少荒山弟妹俱,往來侍母備薪儲;最難一卷隨身讀,避寇三年不廢書。”19歲中秀才,同治七年(1868),就讀金華麗正書院、杭州詁經精舍。次年,在杭州西湖孤山的“詁經精舍”肄業。這所由乾隆時著名學者阮元創辦的書院,照例於每年六月由學使命題考試。此年,學使徐壽衡侍郎出了經、史、辭章數十道題,連當時頗有名氣的生員都感到為難,不得不“殫精罩思,并力合作”。唯有一新獨自答卷,寫成的捲紙厚達一寸。徐侍郎大為讚賞,評為“一日干里,必可大成”。是時詁經精舍特置超等生六名,一新即屬其中之一。在金華、杭州數年的求學生涯,誠如他自己所說成:那時十分拘謹,慎交友,不優遊,專心學業,終其一生也。“沒有一日棄書不觀”。
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光緒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陝西道監察御史,以劾內侍李蓮英,降主事,告歸,張之洞延主廣雅書院。一新著有《無邪堂答問》五卷,《奏疏》一卷,《詩古文辭雜著》八卷,《京師坊巷志稿》四卷,《漢書管見》四卷……等,均《清史列傳》並傳於世。

人物軼事


在朝為直臣

清同治九年(1870),一新參加鄉試,與比他小四歲的胞弟朱懷新同時中了舉人。一新所作策論中已露直陳時弊的端倪。考中舉人,一新當年就到北京,捐資任職“內閣中書舍人”,擔任一般文秘工作。因為在京都,又在收藏掌故檔案圖籍極其豐富的內閣辦事,見聞多,視野也更廣闊。內閣中書舍人三日輪到一次值班,十日輪到一次值宿。一新有較寬裕的時間從事讀書著述,著成《漢書管見》,著手編纂《京師坊巷志》。光緒二年(1876)中恩科進士,殿試二甲,朝考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館,改列一等,升翰林院編修,為《國史》儒林、文苑傳搜撰資料。在京供職時,利用業餘時間搜集資料,實地調查,廣徵博引,歷時15年編成《京師坊巷志》。又著《漢書管見》4卷。八年,法國侵佔越南,進而企圖侵佔雲、桂兩省。上疏力主就地募集兵勇,堅決抗擊法國侵略者。
光緒九年(1883)夏,法國軍隊強使越南成為法國殖民地,進而窺視我國雲南、廣西。八月廿二日,朱一新上《請速定大計以耆危局疏》,請求堅決抗阻法軍侵越。同年十二月,法軍大舉進攻中越邊境的中國駐軍,因將領互相拆台,中國軍隊潰敗,朝廷又派李鴻章與法國特使在天津議和,處處退讓。十年(1884)四月十八日,朱一新與同事二人上《和議末可深恃疏》,建議加強海防。九月初七又單獨上《敬陳管見疏》,提出加強防務、抵抗入侵之策略。
十一年(1885)秋,朱一新被簡放湖北鄉試副考官,參與選拔人才。生員周樹模策論中有觸犯時忌的語言,一新仍大膽薦拔他中舉人。工作結束,受慈禧破例召見。是年冬,任陝西道監察御史,職司言官,更敢直陳己見,指斥時弊。十二年六月,他上《敬陳海軍事宜疏》,提議將膠州建成海軍基地;閩粵添置水陸學堂,訓練儲備人才,這些議論頗受當時有識之士讚賞,但未被掌權者採納。這一年,慈禧派醇親王奕擐(道光帝第七子,光緒帝戴湉能生父)到天津巡閱北洋海軍,又派太監李蓮英隨行。八月十四日,朱一新上《預防宦寺流弊疏》,其中說:今夏巡閱海軍之役,聞有太監李蓮英者隨至天津,道路嘩傳,士庶駭愕。意深宮或別有不得已之苦衷,非外臣所能喻。然宗藩至戚,閱軍大典,而令刑餘之輩廁乎其間,將何以詰兵戎而崇體制?從古閹宦之流,巧於逢迎而昧於大義,往往引援黨類,播弄語言,使宮闈之內,疑貳漸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為,以陰竊夫作福作威之柄。此前代之積弊,皆史冊所昭垂。疏入,朝士震駭,一新坦然無懼。慈禧閱表震怒,詰問“深宮或別有不得已之苦衷”是什麼意思?八月廿七日,一新上《明白回奏疏》作辯解;大意說:現在醇親王整頓海軍,不能不出去巡迴視察,可是他位高望重,遠涉海洋,聖心可能為他安全考慮,而派太監隨行,表示體恤重臣,這就是臣所謂“不得已之苦衷”的意思。由於措詞不夠明白,以致造成誤解。他不但不承認自己說錯了,反而進一步揭露李蓮英這個奴才恃寵而驕、妄自尊大的罪過:親藩遠涉,內侍隨行,在朝廷則為曲體宗親,在臣庶則很新鮮。還聽說北洋大臣曾以座船迎接醇親王,親王不肯乘坐。李蓮英卻上船乘坐,沿途辦差的誤以為親王來了,真駭人觀聽,如果該太監不收斂,繼續這樣做,“為害何可勝道?”呵責奴才,傷及主子。慈禧更加惱怒,將朱一新降職為六部主事候補。直言受責,朱一新就以母親患病為由請准回鄉。十三年八月,應兩廣總督張之洞函聘至廣東,主講肇慶端溪書院兩年,並編纂《德慶州志》。十五年,任廣雅書院(廣州廣雅中學前身)掌教,后將平日講學的重要內容,輯成《無邪堂答問》5卷。平生精通經史,博約務實。對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清政府喪權辱國,滿懷憂憤。《清史稿·朱一新傳》謂“言論侃侃,不避貴戚”。其遺著合編成《拙盦叢稿》16冊,今存。另有康有為編《朱一新論學文存》行世。

泰然恬退

一新以母疾求歸,台省同官相送,京師士民皆說他是真御史。他認為直抒己見,指陳時弊,是守職盡責,因此丟官並不怨憤後悔。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白:所謂諫臣,要論理是非,不計利害,不詭隨,不矯激,……今則多半明哲保身而不說。該說的大家不說,那怎麼行呢!我自不量力,想振厲頹俗,使天下知道有正確的言論。雖因此不幸而獲罪,但亦無愧職守。另一信中說:一新身唐言責,愧負清時。近以災異,上言請斥宦寺,迭奉嚴旨詰責,左官六曹。一身之進退行藏,久已置之度外。第念時艱方亟,絲毫無補,而徒使小臣得直諫之名,大局鮮轉圜之益。深愧積誠未至,無以感動聖聽也。竊意居言路時,當直陳所見,以期無負此官;既鑿枘矣,則老親在堂,自當早為歸養計。一新自京歸里,母病即愈。他曲盡孝養,布衣素食,無異寒士。一生自奉儉約,在京供職13年,無官邱亦無私宅。他先是寄離草市蘇家坡金華會館,光緒五年大病,友人以其地偏僻,照顧不便,改賃位於廣寧門(俗稱彰義門)大街西磚兒衚衕的法源寺僧舍居住。官俸菲薄,除書籍衣被外,別無長物。當官時已清苦,丟官后連原來的一點固定俸祿也失去,當然更清貧。他說:“至境遇之順逆,則有莫之為而為者,凡事到無可奈何時,唯有聽之於數,固未嘗以是為戚戚也”。
直言遭謫丟官,一新心胸坦蕩,更不以清貧為恥,因一向認為“士不固窮,何以為士;素位而行,貧賤無可恥也。”故鄉山水雖美,長期寓外后得以敘天倫之樂,承菽水之歡,但沒有多少積蓄,又無大片田土,一家老少衣食難缺,難以長期優遊自適。離京不久為謀甘旨之需致書知己求助。遠在廣州的兩廣總督張之洞,馳函商聘朱一新到廣東肇慶主講端溪書院。張之洞(1837—1908),字香濤。直隸(今河北)南皮縣人。同治三年(1864)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此時任兩廣總督。他們在北京時就相互熟悉,並曾同為纂修《順天府志》出力。張之洞深知朱一新的學識、才能和事業心,這時以疆吏要員身份,不顧社會上可能發生的羅致重用謫官人士的非議,誠懇函邀一新赴粵。雖然路途較遠,一新還是於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到廣東,次年初到肇慶,任端溪書院主講。

在野為名師

在端溪書院,教務相當繁重,他熱愛諸生,誘掖開導不遺餘力。在《寄王雪澄年丈》中簡要介紹他的工作情況:端溪課卷雖只有二百名學生,往往一卷就有百頁以上。一月兩課,共有四五百卷,半年不下兩三千卷。儘管辭章有佳構,而經史多未入門。諸生都樂於作業,我哪能辜負他們而不作開導呢?分析批示動輒千字,竭盡二十晝夜的精力,才能完事。課期既密,諸生只有應課的時間,很少讀書工夫。他們寫日記勉強從事,敷衍塞責。住院的學生中,也有勤苦嗜學的,問我讀書方法,由於言語不通,答以筆談,幾於手疲。此正是我的興趣所在,自然不以為苦!
十五年(1890),一新移任廣州廣雅書院山長(掌教、院長)。廣雅書院由張之洞創建,收錄廣東、廣西兩省各一百名高才生員。院規是“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分經、史、理、文四齋肄業,延請四人輔導管理,而山長專授經訓、性理及史事、辭章。生員各有日記冊,記錄學習心得及質疑問難,院長及時批閱並以書面作答,這在端溪書院時朱一新就已實行。光緒十八年(1892)秋,朱一新應院內師生請求,將過去三年問答諸生所問的內容,加以整理和補充,編為五卷,刻印成《無邪堂答問》一書。無邪堂是廣雅書院講堂,由張之洞命名並題匾,堂名源於《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邪堂答問》是朱一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他自己說:近將兩三年來與諸生問答之語抄錄成帙,其中有訂經史疑義者,有商古今學術者,有論邊疆形勢者,有談國朝掌故者。門類甚多而不別分門類,似語錄非語錄,似札記非札記。漢宋學術持其平。……其有謬托漢儒之義以抵宋儒而實失漢儒之真者,浸淫害道,則必嚴辨之。九流百家之書,釋迦、摩西之教,以及近時洋務西學,自有俾實用者外,其或謬詡新奇以大害人心者,亦必嚴切之。大旨學必期其有用,功必歸諸實踐。由訓詁進求義理,而如漢學家溺於訓詁以害義理者則不取;由義理探源性道,而如講學家空衍性天以汩義理者則不從。言治術務求可行而不敢為高遠之論;言時務必明大勢而深鄙夫揣摩之徒。雖不敢謂百世不惑,要有異乎近時名下士之所為。諸生幸多就我繩墨,以此為教,庶鮮流弊。第使今之名士見之,必有罵我不通者。通不通何足論,期無誤諸生未學之意而已。此書與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證,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與吾江浙學者之言尤多不合;合不合何足計,期不負聖門教人之旨而已。
朱一新從小愛好濂、洛、關、閩的學說,對宋、元以來的學者都能說出他們的得失。他對弟弟朱懷新說:“古人求治國之道在於經,後人求治國之道在於史。若處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的效果明顯,所以對地理、經濟尤其用心,凡所議論,皆有實際意義,不能說大話,嘩眾取寵。”朱一新不但通曉漢宋儒學,而且自認為史學更強。他生在鴉片戰爭之後,列強不斷侵略中國的時代。凡有關國外政治、地理、歷史、時事的書報地圖,無不悉心閱讀,可以說學貫中西。《無邪堂答問》中,卷一就有關於新疆形勢,吉林、黑龍江兩省邊防、籌邊以屯墾為要等的論述和西遼疆域考、《元史西域地名考、《水經注》漸水篇刊誤等。卷二的《景教流行中國碑考》約3.5萬字,引用列舉的書有80餘種,有正史、私人著作和西人著作中譯本,對當時世上基督教及其支派、伊斯蘭教、佛教的情況及其與中國的關係皆有論述。其他各卷重點講治學,亦有關於邊防和時事的論述分析。抵禦侵略,保衛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愛國熱忱溢於言表。朱一新客觀地對待漢儒許慎鄭玄等人的古文經學,以及宋儒工程(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到乾隆、嘉慶年間,始於東漢時的今文經學開始復興,他們在諸經中尤重今文《春秋公羊傳》,故稱今文公羊學派,首倡者為庄存與,接著又有劉逢祿、龔自珍等一大批學者上述一新的學術思想所謂“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就是指明學術思想的分歧。至於一新稱為“近時名下士”大約主要是指康有為而言。
光緒十六年(1890),康有為移居廣州。朱一新在廣州與康有為時相過從,每辯論自晚達旦。朱一新遺著中有多封致康有為書信,對他的學說提出批評與勸誡,明確反對康有為“援儒人墨(或稱陽儒明墨),用夷變夏”的主張。錢穆教授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朱一新的學術思想有較詳論述。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中關於清代學術,有一大段記朱一新的學術觀點及成就。說他主張兼采漢宋之學,主張“漢學必以宋學為歸宿,斯無乾嘉諸儒支離瑣碎之患;宋學必以漢學為始基,斯無明末諸儒放誕之弊”。朱一新政治上守舊,然而學術上所論足破康有為的“新學偽經”、“孔子改制”的附會曲解。

熱心方誌事業

朱一新所編《京師坊巷志》,是《〔光緒3jl順天府志〕的一部分。順天府即北京的地方行政區域,主要是京師即北京城和大興宛平兩縣。《順天府志》由萬青黎、周家楣修,張之洞、繆荃孫等編纂。從光緒五年(1879)四月開局到光緒十一年(1885)告竣。全書130卷,是一部記述清末京師順天府轄區情況最完整最豐富的地方志。朱一新應邀參與纂修,負責坊巷即街道和衚衕部分。接受協纂任務后,白天步行到街道衚衕詳細詢問情況,晚上即筆錄所見所聞,再參證舊有圖籍,考察鉤稽貫通,往往到四更尚未休息,數易其稿。光緒十一年夏繕錄成編,但不是定稿,后因受命擔任湖北鄉試副考官,委託同事繆莜珊編修續成。等他回京時,志書已刊印,其中不少錯漏無法更正。朱一新編纂這部志書,依照宋敏求《長安志》體例,態度嚴肅認真。《順天府志》書成后,朱一新暇時對有關掌故,隨看隨錄,寫滿書眉,直到去世時還沒有完成。光緒二十三年(1897),其弟懷新刊《拙庵叢稿》(實是《朱一新全集》)時將原書上的添注請人加以繕錄,分刊成兩卷。一新學識淵博,治學嚴謹,粗略計算,這兩卷書中引用的著作在320種以上。對了解清末北京城內街道衚衕的情況極有參考價值,建國后北京出版社曾與另一著作合併重印。
朱一新應聘到廣東肇慶主講端溪書院時,又應邀主持編纂《德慶州志》。唯因在端溪只有兩年,教務繁忙,所能利用的業餘時間極其有限,所以只完成部分初稿。移掌廣雅書院后,仍繼續此項工作,但亦只是業餘來做。在《清史列傳·朱一新》中曾記載著有《德慶州志》。朱一新關心故鄉的方誌事業。他曾複信金華知府陳仲英:“敝郡前志體例繁蕪,纂述漏略,疆域沿革,語焉不詳,人物藝文,散而無紀。其中顛倒舛誤,更僕難數。欲整理而排比之,非改弦更張不可。茲事體大,雖因實創,非具卓識莫能主持。”接著又提徵集資料、籌集款項可能遇到的困難,並介紹順天、湖北修志的經驗。又鼓勵他說:“讀來渝,雅意勤拳,毅然為之,以存敝邦掌故,所為以經術飾吏治者,非閣下其誰與歸?”朱一新甚至曾有自己參與纂修府志之意,但這個願望終於未能實現。

考據古籍

朱一新治學主張漢、宋兼并。認為學術“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又考據之學,由辭章之學”。他的義理之學,主要見於《無邪堂答問》一書,考據之學成就亦著,《漢書管見》四卷就是代表作。考據古籍(樸學)的風氣以清代乾隆、嘉慶朝最盛,後人所稱的乾嘉學派就是考據學派。考據方法主要是訓詁、校勘和資料的搜集整理。朱一新傾注多年心血撰著定稿,刊行後為世人所重。這裡摘引《漢書管見》的開頭《高祖記》中兩條,已見其一斑:(劉邦)母媼(顏)師古註:媼,女老稱也。皇甫謐等妄引《懺記》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宋書·符瑞志》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烏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為昭靈后。斯即小顏所譏皇甫謐等之說爾。為泗上亭長《史記》作泗水。按:泗水是也。《水經注·泗水篇》小沛縣治故城南土宅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水亭長,即此。
朱一新所說的經濟之學,即經世安邦、治國安民的學問。他在《無邪堂答問》中關於東北、西北邊防的形勢與對策就有這方面的精闢見解。19世紀70年代,俄羅斯侵略新疆,日本侵略台灣、吞併琉球。當權的左宗棠主張加強西北邊塞防務,李鴻章則強調海防更為重要,引起“海防”與“塞防”的爭論。光緒九年(1883),朱一新撰《海防策》,認為當時的急務為治水師、扼險要、儲將才、精器械、興團練、開餉源六項。每項皆提出較詳細的精密規劃。例如治水師,他提出沿海建為北洋,江浙、閩粵三軍,每軍配以鐵甲兵輪等意見。
朱一新相信民眾,認識民眾的力量,主張依靠發動民眾來鞏固國防。同年八月廿二日上《請速定大計以耆危局疏》中,著重提出“興團練”,其中說:無亨則編為保甲以防豪右之橫行,有事則集為鄉團以輔官軍之不逮。遍地皆民,即遍地皆兵。其他如治理黃河、京師治水等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朱一新著作中亦有所論及,可惜沒有給他施展抱負的機會。

英年早逝

朱一新於辭章之學亦造就頗深。遺著《拙庵叢稿》中有駢文存、詩存、試帖存、律賦存各一卷。《律賦存》卷有賦33篇,其中有抒情寫景之作,也有論政言治之篇。詩集作品雖不甚多,但別具一格,如《詠南史新樂府》之一《同泰寺》:涅槃經,無遮會,連理瑞技生,五色祥雲靄。佛言須捨身,方免眾生一切罪;眾生不肥帝已瘦,荷荷索蜜難入口。大慈復大悲,倩佞佛佛知否?平生奉贖億萬錢,悔不買蜜藏枕邊,此時口苦佛不憐。”
光緒二十年(1894)六月二十四日,一新偶感微恙,七月初二日移卧書房,客來探視,尚能迎送。午後忽對胞弟懷新說:“剛才集了兩句詩:‘撒手白雲堆里去,回頭四十九年非’,用來自挽你看怎麼樣?”懷新勸解說:“您神志清新,何至於此!”一新含笑點頭。末時,兄弟倆還攜手散步,到申時,一新即漸昏迷並斷斷續續自言自語,大意是明年迎養父母竟成虛願;自己精力漸衰無以滿足諸生之望;高麗為神京屏蔽,必不可棄(時日本侵略朝鮮,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訂《馬關條約》)。延至酉初,這位愛國正直、學識淵博的學者與世長辭,終年49歲。遺著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秋由其弟懷新主持編纂刻印,分訂16冊,名《拙庵叢稿》。故居“約經堂”為本地清代標準民居,十八間樓房組成四合院,與胞弟懷新(1850—1898,光緒十五年進士,歷任主事、知縣、知州)故居同樣一幢十八間合成朱店村“大夫第”。建築特別,精雕細刻,房門皆陰刻詩文,藝術性很強,在民居文化中獨具一格。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廣東學政惲彥彬奏請將朱一新宣付史館立傳並賞卿銜,理由是“平日講學之詞,義精識卓又復平正通達,生徒成就甚眾”。次年十二月,禮部議奏照定章加五品銜得到批准。宣統元年六月,兩廣總督張人駿奏請恢復朱一新原職原銜,取消以前降調處分,此時朱一新逝世已16年,當然無從復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