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征祥

1871年6月12日出生在上海，父陸雲峰和母吳金靈都信仰基督教新教，陸雲峰還是傳教士。陸夫人產後患了重病，渾身水腫，在病榻上煎熬數年，終於撒手而去，這時陸征祥年方八歲。

1862年，北京開辦同文館，第二年，上海開辦了廣方言館，兩館都是總理衙門主辦，旨在培養外語人才，開設的主要課程是法語、英語，同文館還增開格致等課。陸雲峰送子入廣方言館，進廣方言館后，陸征祥主修法文，雖然年紀最小，卻因為刻苦而成績居前。其間因病休學一年，病癒后，他很快趕上了功課。二十一歲那年他以優異成績從廣方言館畢業，並被推薦入北京的同文館深造，一年後被總理衙門選中放洋，為大清帝國駐俄使館的四等秘書兼譯員。

在赴俄國前，陸征祥和陸雲峰都以為只是出國曆練一番，不料當時駐俄公使許景澄十分欣賞陸征祥，有心要培養平民出身、沒有染上官場惡習、有思進取的這個年輕人做外交官。

1892年起，陸征祥在俄公使館一做就是十四年。

1906年，升為駐荷蘭公使，由於此前中國駐荷公使總由駐俄、德公使兼任，所以他也是中國在荷蘭設使館的第一位全權公使。

1911年，陸征祥又奉命赴俄任特使，參加對1881年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條約》的修訂，並被告知將任駐俄公使。

1912年3月30日陸征祥赴任首任外交總長，改外務部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啟用外交部印。

陸征祥出任首任外交總長，也是中國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現代化的開始。他憑藉多年在歐洲工作時積累的經驗，著手革除清朝官場遺留下來的陳規陋習，引進較富科學性的管理制度。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總務廳將外交部門前的下水道疏通。另一方面，陸征祥開始培養新人。就這樣，他組建起民國的外交部，創建了民國外交人才培養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當年挑選的六十名青年已有三人任大使、十四人任公使了。

民國第一屆內閣夭折后，陸征祥出任新內閣總理。但由於他本來一介書生，超然政治派別，自然失敗，只得辭職，仍任外長。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初，派系之爭如同水火，內閣數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馬燈，陸征祥也數次被“請”入閣復又出閣，幾沉幾浮。

在任期間最令他痛心的還是簽《二十一條》，以及巴黎會議期間政府不斷施壓要他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還是剛進入外交界時，正逢《馬關條約》一案。1915年袁世凱為了穿龍袍，竟要在野的陸征祥再次出任外交總長，代表中國與日本就《二十一條》談判，並命他簽字。簽了《二十一條》后，陸征祥提出，中國只有對德宣戰，方有希望在歐戰結束后收回國土國權，袁世凱不聽他的。

後來黎元洪任總統復請陸征祥任外長，陸又提出如中國宣戰，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戰，陸征祥便不當總長閑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總理后對德、奧宣戰，陸征祥才再次出任總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國作為協約國的一員，是戰勝國，被邀請出席巴黎和會。中國政府便派出外交總長陸征祥、駐美公使顧維鈞、南方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駐法公使施肇基、駐比利時公使魏震組等五人為代表，組成中國代表團，並任命陸征祥為代表團團長。

中國是戰勝國之一，按理可在盟國幫助下收回被德國佔領的山東半島，哪知帝國主義早勾結一氣，把山東當禮物送給了日本人。這次，陸征祥和中國代表團的其他成員硬頂住北洋政府壓力，拒不簽字。陸征祥和顧維鈞等一方面儘力向與會國代表呼籲尋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寧辭職而不簽字，不賣國。

1945年，二戰結束。陸征祥無限感慨地寫道：“我初涉外交之時正值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踐踏的祖國領土主權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長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對他說：“中國佔去了你一半的心。”他無力說話，卻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說：“中國佔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篤會規定，修士死後不得擺放花圈輓聯，故陸征祥的追思禮拜上靈前無他物，僅有比利時國王送一花圈，還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幾十個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長，陸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國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這裡了。

陸征祥貢獻卓著的是中國現代外交體制的建設。1912年10月8日國會通過的“外交部官則”，即是出自陸征祥手筆。外交部內設“一處一室一廳四司”：秘書處、參事室、總務廳、外政司、通商司、交際司、庶政司，部長下新設一次長，四秘書，分管英、日、法、德相關業務，參事則負責法規與條約之研究草擬。

陸征祥主掌外交其間，說服袁世凱同意廢除清代外務人員“保舉制”（由高官推薦外交人員）任用辦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堅持選拔“不鬧笑話之外交官”。陸就職后另訂《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先將所有部內留任人員免職，再重新依照專業考核，凡無外語外事專業者不予授職，袁世凱之侄兒也因此離任，顧維鈞則甫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國即被延攬入部。至於外館，陸征祥廢止了清代由大使統籌包辦使館人事與財政權的舊規，外館預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撥決算，外館正式人員皆須經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總括而言，民國時期軍閥混戰，中央各部專業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獨秀，培養了不少傑出的外交官，為中國這一“弱國”爭取到較多利權，從而奠定了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基礎，陸征祥居功最大。

正是由於師從許景澄，陸征祥才走上了職業外交家的路。他後來在外交工作中，無論做公使還是做總長，都不忘教誨，一方面努力吸取歐洲諸國之長，改良中國的外交；另一方面在造就外交人才方面強調德才並重，頗有成績。

陸征祥非常感激愛戴恩師，他把任駐荷蘭公使的第一個月薪水全用來鑄印有許景澄頭像的銀質紀念章，並將其分送國內友人和歐洲一些國家元首，以示對許景澄栽培之恩的感激和對恩師的懷念。1931年，為紀念恩師遇難三十周年，身在比利時聖安德魯修道院的陸征祥撰文紀念許景澄，還將祭文譯成英、法二種文字並附許的照片，自費刊印成冊，在歐洲廣為散發。我在《一士類稿·一士談薈》（徐一士編著，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中看到該文，茲將其全錄於下：

嗚呼吾師！自庚子七月初四日吾師捐軀就義，至今已是足足三十年矣。回溯在俄時，勉祥學習外交禮儀，聯絡外交團員，講求公法，研究條約，冀成一正途之外交官。祥不才，抱持此志，始終不渝。吾師在天之靈，想鑒之也。己亥春，祥與培德結婚。吾師笑謂祥曰：“汝醉心歐化，致娶西室主中饋，異日不幸而無子女，蓋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歐化乎？”爾時年少未有遠識，未曾措意。丙寅春室人去世，祥以孑然一身，托上祖庇佑，居然得入本篤會，講學論道，以副吾師之期望，益感吾師培植之深厚，而為祥布置之周且遠也。嗚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以栽成我者吾師也。今先後俱天國，而祥獨存，豈不悲哉？雖然，祥以衰朽多病之體，自入院后，除朝夕誦經外，與拉丁文道德學哲學神學以及新舊聖書等，無不竭吾智能，以略探其精微。歷時非為不多，用力非為不勤，數年以來，不唯無病，且日蓋強健，此上主之賜。九泉之下，吾師當聞之，當亦為之快慰。祥惟有永遵主命，日頌主名，以終吾年耳。本篤會修士門人陸征祥謹述。夏曆己巳七月初四日。

講門面

陸征祥出任駐荷蘭大使后，到海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做使館。離開彼得堡前，他就向國內定製了傢具陳設，又在荷蘭定製了兩輛馬車。由於使館布置精美，馬車氣派豪華，一時海牙人都說中國公使是大闊佬。

陸征祥在海牙打腫臉充胖子講門面，再精打細算，一個男人畢竟無法考慮得周密，多虧他有一賢內助。

還是在彼得堡，陸征祥認識了比利時駐俄公使的一個親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親均系比利時的高級軍官，她本人舉止嫻雅，又有幾分家傳的剛毅。陸征祥對培德一見鍾情，一生都敬愛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陸征祥則清瘦且個頭不高，那種年代，這種涉外婚姻的確罕見，他們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稱奇，他們婚後一直無子女。在他們二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中，培德無怨無悔地分擔陸征祥承受的種種誤解和中傷。在他任駐外公使時，培德幫他與各國外交官員聯絡周旋；他回國后，培德也恪守中國習俗不出門，不入社交。二十七年裡，他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陸征祥任外交總長，培德也跟著回到中國。由於培德深居簡出，許多人都以為陸征祥的太太不願來中國而願留在國外。那時中國的良家女子是不在外面走動的，陸征祥素來喜歡散步，在北京就只好一個人從事這運動了。據陸征祥的回憶錄，當時北京人看到他散步就說：“陸總長想老婆了，想得吃不下飯，整天在外轉悠。”

1926年4月26日，培德在瑞士去世，陸征祥馬上辭去公職（他當時任中國駐瑞士公使）為夫人守喪。次年，他送夫人靈柩回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培德下葬后，陸征祥的紅塵生活也結束了。1927年7月5日，他進了本篤會的聖安德魯修道院，同年10月，他經過更衣禮后成為一名初級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過發終身願禮后成為正式修道士，后升為司鐸，1945年被教廷封為聖安德魯修道院名譽院長。

自他發願進了修道院后，世俗的一切似乎都離他遠去了。

二次大戰中，日本侵略了中國，遠在歐洲的陸征祥無法心如止水。他主編了《益世報海外通訊》，並以“木蘭”為筆名撰寫文章，向歐洲婦女介紹中國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籲世界人民支持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義鬥爭。他寫道：“我們中國為求自己生存而戰，也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戰，我們中國是在為全世界的公義和利益而戰。”

他呼籲道：“不要間接地幫助日本空軍殺害我們？你們為你孩子買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錢馬上就會變成上千上萬的炸彈落在我們國土上？使我們幼小的孩子慘遭殺害……”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佔領了比利時后，聖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軍的軍營，修士們全被趕出修道院。在那些歲月中，陸征祥和比利時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許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組織人們一起禱告，藉此與大家互相鼓勵，通報消息，因此還被蓋世太保抓去審訊。蓋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組織聚眾佈道。陸征祥一直沒有退縮，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們一起，走到民間，以他們的方式點燃人們的希望，堅定人們與法西斯抗爭的信心。

陸征祥，熟悉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知道他曾當過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長和總理，在袁世凱的逼迫下，與日本簽署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由此背上了“賣國賊”的罵名。然而，大錯鑄成之後，在以後的日子裡，陸征祥帶著強烈的負罪感，走上了一條漫漫的懺悔之路。1926年4月26日，他辭去了中國駐瑞士公使一職，不久，於比利時布魯日的聖安德諾修道院修道。從此，當上了一名神父。但祖國在他心裡還一直不能忘懷，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利用在當地所主辦的報紙，還到各地發表演講，介紹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的情況，呼籲歐洲各國人民支持中國抗戰。並利用傳教的方式反抗納粹對比利時的佔領，一度還上了蓋世太保的“黑名單”。抗戰勝利后，他再一次因簽署“二十一條”向國人表示懺悔，並祝賀祖國一雪前恥，衷心希望國家從此走上振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