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斂之

1867年11月23日，英斂之出生於北京的旗人家庭。漢姓為玉，又名玉英華，幼年家貧，未接受正規教育，自幼習武從軍。

1888年，英斂之成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並自學法文。

1898年4月，撰寫文章《論興利必先除弊》，開始評論國事。戊戌變法失敗后，恐被株連，潛往外地。

1899年8月，在澳門《知新報》上發表《黨禍余言》，對變法失敗“深感鬱結，心不能已”。

1900年3月到雲南，擔任法國駐蒙自領事館館員。由於當地常發生教案，同年7月隨領事返回天津。

1901年4月，天津紫竹林天主堂總管柴天寵提議集資開辦報館，邀英斂之進行籌備。

1902年7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發刊，英斂之兼任總理和編撰工作，提倡變法維新，抨擊時弊，不避權貴，以“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為辦報宗旨，他本人每日為《大公報》寫一篇社論。

1906年7月1日，與《北洋日報》等聯名發表《告天津各報大主筆書》，發起組織中國近代第一個新聞團體“天津報館俱樂部”，作為同業“研究報務、交換知識”的場所。

1912年，他和好友馬相伯一起上書教廷，請求創辦一所天主教大學。

1916年，英斂之將《大公報》轉手售予王郅隆，遷居北京香山靜宜園，創辦香山慈幼院和輔仁社（1925年），

1926年1月10日病逝。去世后的次年，輔仁大學在北京正式立案。

著有《也是集》(正、續編)、《萬松野人言善錄》《安蹇齋叢殘稿》等。其中《也是集》是他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的彙編。

作為一名滿洲旗人，他一面恨國家不振，同時也接觸到來自西方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因此希望變法維新。在康有為“公車上書”后，英斂之寫了一篇《論興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將北京諺語所說“皇上是傻子，王爺是架子，官是摟子，兵是苦子”的話加以發揮，對康有為的政見持肯定態度。其中說道：“康主政有為膠州疏內‘蔽於耳目，狃於舊說’諸語，實今日之頂門針、對症葯，痛快切當，言人之不敢言。”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光緒被囚，“六君子”喋血刑場，康有為逃往日本，英斂之害怕被株連，逃至天津，后輾轉到上海。

他大力提倡剪辮易服，向讀者宣傳“中國之髮辮有百害而無一利”，動員人們放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等傳統觀念。英斂之還特別關注婦女問題，旗幟鮮明地反對女子纏足。在《大公報》出版的第一天，他就特意安排刊發了一篇題為《戒纏足說》的白話文章，此後還參與創辦天足會，推動女性解放自己的足，並解放自己的心靈。

著有《也是集》(正、續編)、《萬松野人言善錄》《安蹇齋叢殘稿》等。其中《也是集》是他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的彙編。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英斂之流亡海外，一年後又悄悄回國。後來，慈禧太後為討好洋人，大赦了一批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其中就有英斂之。不過名單中沒寫姓氏，只寫了他的名“英華”。據說當時慈禧太后特意說了句：“把那個滿人英華也赦免了吧。”從此，全家族都隨英斂之從郁改姓英。

此前英斂之認識了一位學問出眾的教書先生，做了他的書童。這位先生正在一戶愛新覺羅的後裔家裡教書，英斂之也隨同到人家，和主人家的女兒愛新覺羅·淑仲一起學習。時間久了，兩人漸有好感，後來結為夫妻。

據英斂之日記載，英斂之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訪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總管、教友柴天寵。柴約請英開設報館，並答應幫助“募集股本，甘為賠墊”。英斂之很爽快地答應了。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創刊。在《大公報》創刊號上，刊登了英斂之撰寫的《大公報序》曰:“報之宗旨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凡我同人亦當猛自策勵，堅善與人同之志，擴大公無我之懷，顧名思義，不負所學，但冀風移俗易，國富民強，物無災苦，人有樂康，則於同人之志嘗焉，鄙人之心慰已。”這就是說，針對當時那種國破民奴、封建專制主義烏雲籠罩全國的嚴重局面，英辦《大公報》，同戊戌時期一樣，仍要用西方資本主義的學術文化思想，對“我同胞”進行反封建的思想啟蒙工作。《大公報》一創辦，便大膽地議論時政，呼籲慈禧不要“垂簾聽政”，擁護光緒親政，從鼓勵“保皇斥后”轉而呼號“君主立憲”，伸張民權，反對封建專制。

1902年6月21日，英斂之在《大公報》上撰寫《論歸政之利》一文，公開要求慈禧撤簾歸政。文章強調指出，只要“太后”一歸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滿漢利，民教利，新舊利，宮闈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無不利。”他還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親信、軍機大臣——“剛毅國賊”，禍國殃民；指責反對慈禧歸政的大臣為“諂媚之小人”。

1894年，美國與清政府訂立了一個為期10年的、載明“兩國政府願合力辦理，禁止來美華工”的條約。1904年這份條約到期，美國方面要求繼續保留“禁止華工”條約中的主要內容。消息傳到中國，各地迅速形成一個控訴美國排華罪行、反對美國經濟侵略的愛國運動。《大公報》於1905年5月23日登載上海商會發起抵制美貨通電，6月11日登載“本報不登美商告白”的啟事。當時正在天津的袁世凱，看到《大公報》宣傳抵制美貨，勃然大怒。袁世凱通過天津南段巡警總局，以“有礙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郵禁閱《大公報》。面對袁世凱對新聞的扼殺，《大公報》奮起反擊，直到11月22日，英斂之還是不肯罷手，繼續撰寫《論駐粵美國領事函請岑督封禁報館事》嚴正表示“執筆人之天職”是:“闡發公理也，激揚公論也，開通民智也，維持國力也。之數者，皆執筆之士，臨死生患難、刀鋸鼎鑊而不易其宗旨也。”禁郵禁讀不行，袁又採取拉攏的辦法。袁曾幾次以重金收買英斂之，均遭拒絕。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華民國立。2月15日，臨時參議院批准孫中山辭職，選舉袁世凱為民國大總統。這時的英斂之身體漸衰，加之袁世凱掌權，不免心灰意懶，不再拋頭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報》改印“中華民國”的年號，同日刊登“告白”:“本館總理英斂之外出，凡賜信者俟歸時再行答覆。”從此，他偕夫人來到北京，隱居香山靜宜園。

在北京，英斂之和著名愛國人士馬相伯先生向羅馬教廷提出在北京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學，就是後來的輔仁大學，英斂之是第一任校長。

1925年初，英斂之創辦“公教大學”，后改稱輔仁大學，英斂之任首任校長。因英所居香山靜宜園在松樹叢中，自號“萬松野人”，著有《萬松野人言善錄》，是宣傳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報紙上所寫的論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斂之因主持《大公報》而馳名，隱退後成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當時有“南馬(相伯)北英”之說。

1905年，天津《大公報》因宣傳抵制美貨，觸怒了這個地方最高長官。袁通過天津巡警總局，以“有礙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郵禁閱《大公報》。

消息傳來，《大公報》隨即刊出該報創辦人兼總經理英斂之親撰“啟事”，文中稱，“抵制美約一事……敝報當仁豈能獨讓？故隨諸君子之後，亦盡國民一分之天職……今不幸敝報獨觸當道之怒，嚴禁士人購閱，不準郵局寄遞，為不封之封”，並指明此“當道”即為袁世凱。

此後數日，英斂之連續撰寫多篇抵制美貨、反對袁世凱的文章，報紙的零售量驟增。袁世凱不得已，曾數次欲以重金收買英氏，均遭拒絕，只得作罷。發生在上世紀初的這則軼事，彷彿是當年尚處於萌芽狀態，生存艱難的中國報業的一個縮影。此時的中國，“南北縱橫，報館僅有二十餘家，南居二十，北得餘數，四五家而已。”在清廷的直接鉗制下，北方新聞界死氣沉沉，內容多為阿諛奉承獻媚之詞，發行量僅為數百份至上千份。

所以，也難怪，在這份新報紙創刊的第一天，發行量就超過了5000份，這並非一個小數字，它的創辦人英斂之，高興得“夜不能寐”。這份新報紙用毛邊紙印刷，僅有一面，報頭刊有法文，意為“無私”。關於“大公報”寓意，英斂之將其解釋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英斂之自任該報總經理、撰述、編輯諸職，並總攬言論和經營的全權。

在創刊的第五期，這份報紙就刊出英斂之親筆撰寫的《論歸政之利》一文，公開要求慈禧撤簾歸政，他直斥慈禧的親信、軍機大臣——“剛毅國賊，禍國殃民”，將那些擁護慈禧歸政的大臣稱為“諂媚小人”。

在清政府殺害革命黨人徐錫麟和秋瑾之後，《大公報》也刊出專文，譴責對徐錫麟的“啖肉剜心”，乃20世紀中國的“野蠻兇殘行徑”；對秋瑾這一女子，“以猛獅搏兔之力擒之。既無證據，又無口供，遂處斬刑”，已經達到了“野蠻已極，暗無天日”的地步。

萬馬齊喑之時，《大公報》的橫空出世，靠的便是其創辦人英斂之所理解的西方報業公例——“闡發公理也，激揚公論也，開通民智也，維持國力也。之數者，皆執筆之士，臨死生患難、刀鋸鼎鑊而不易其宗旨也”。

這個報人最常與各級官員打交道，但一生從未涉足官場，並自言“一生最厭做官”。嚴復曾贈其一副對聯，上書“能使荊棘化堂宇，下視官爵如泥沙”，英斂之引以為傲，將對聯裱好，掛於中堂。

他的目光始終關注著民生。《大公報》是中國最早發表用地方土話寫作，供市民閱讀的新聞和評論的報紙。1907年，《大公報》發起募捐賑濟江南水災，得銀11469兩，此筆巨款全部用於災區。以後十多年中，英斂之多次做過這類社會公益工作。

家人回憶，曾有一乞丐突然闖入英家，氣勢洶洶，張嘴要錢。家人慾將其送交警局，但被英斂之制止，他從桌上拿了幾個饅頭，又從衣兜里掏幾塊大洋遞給來人。乞丐大驚，跪在地上連磕了三個頭，轉身離去。他致力於“全盤西化”。見洋人都穿西裝，便到處尋找做西裝的店鋪做了一套，穿上它上街晃了一圈。正當家人擔心之時，他從外歸來，抱怨道：“這西裝還真是不如咱中國衣服舒服。”家人定睛一看，他把衣服架子也穿在了身上。

從英氏起，《大公報》便奠定了“敢言”的文風。這份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中文報紙，至今已發行了一百多年，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它如實地記錄下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也為中國新聞界留下了一個個傳奇般的名字——張季鸞、王芸生、范長江、彭子岡。

1913年2月，英斂之攜妻兒來到海淀區溫泉鎮，閑暇時他登上顯龍山頂眺望。雖然時值冬日，但是山下的溫泉水涌溢，緩緩流淌，熱氣蒸騰，以致山上雲霧繚繞，白茫茫一片。英斂之觸景生情，感慨萬千，不禁信口吟詠起杜甫的詩：“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稍後，他發現山頂西面有一巨石，其北壁如削似切，甚為平整。看著這塊巨石，英斂之深思片刻后，匆匆離去。第二天，英斂之僱人帶著筆墨再次上山，借著頭天的餘興，他揮灑大筆寫下榜書“水流雲在”四字，下面題註：“英斂之偕內子淑仲小兒千里游此偶取杜句寄意時宣統退位之次年正月也”。這一年，英斂之47歲。

"水流雲在"所謂“偶取杜句寄意”，是從杜甫詩里"水流心不兢，雲在意俱遲"摘的兩句：水在流，我的心如止水，不跟水流，"雲在意俱遲"雲停在這兒，我的意念也停在這兒，反映的是一種淡泊，寧靜的境界和思想。【註：“水流雲在”四個大字端正大方，氣勢磅礴，字高約1.6米。此處也為第七批劃定文保單位的保護範圍及建控地帶。】

1917年，北京和河北發生大水災，殃及103個縣600多萬百姓，英斂之在《大公報》主辦的遊藝大會上天天登台募捐，這是英斂之與《大公報》的最後一次聯繫。水災平息后，200名孤兒無人認領，徐世昌總統便與前清皇室內務府商量，將皇家靜宜園撥給熊希齡和英斂之，營建慈善學校。在毛澤東1949年從河北西柏坡遷入靜宜園雙清別墅之前，香山的全部設施和全部園地，曾全部歸慈善學校所有。1920年，英斂之又在香山設立靜宜女學，后又設立輔仁社，教學生“學文”，宣傳天主教。再後來，憑藉自己巨大的社會聲譽，再加上與美國的關係，英斂之在北京設立了公教大學，后改為輔仁大學，並出任第一任校長。此外，英斂之每年冬天都要募集賑款，在香山開粥廠，賑濟貧苦百姓，贏得了廣泛的社會好評。

1926年1月10日英斂之逝世，享年59歲。其靈樞歸葬西郊八里庄慈壽寺塔根底下，這裡是英氏家族墓地。除葬有英斂之外、還有他的兄弟等人。抗戰時期，英若誠先生的姐姐故去，亦葬於此。解放后，政府徵用這塊土地，英墓被遷移，后竟下落不明。現如今，這裡成為海淀區的特色公園—玲瓏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