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郅隆

先世為天津著名糧商，其父王鳴禮以撐船為生，生有五子，他排行第三，故字祝三。早年曾和五弟王蘊隆到東北糧店學徒，曾任外櫃兜攬生意，此後，王郅隆做起糧、木商的“跑合”(相當於現在的業務員)生意，積攢了點錢，離開東北，到唐山開設了義發祥雜貨鋪，零售兼批發。后開辦了元慶木行，經營木材生意，這時正好天主教徒柴天寵負責興建天主教堂，他與柴熟識，攬到了這筆生意，並賺了一大筆錢，又開設了榮慶號米庄。

清末，府庫空虛，朝廷大興捐官之風，王捐得候補道，一次他去天津南市天寶班，正好碰上了營務處的倪嗣沖在那裡打牌，輸了一個月的軍餉，非常著急，王郅隆走過來說：“我替你打打。”不想連合幾把，居然撈回不少。那時輸掉軍餉有殺頭之罪，王郅隆等於救了倪嗣沖一命。從此，兩人結為摯友。後來倪嗣沖當上了安徽督軍，任命他為後路局總辦。他從財政部領出安武軍軍餉后，總是存入銀行，再分期匯寄安徽。就這樣他利用軍餉作為周轉資金，做生意，獲利頗豐。他又被皖系徐樹錚所賞識，歷任黑龍江、湖北和安徽等省鹽務榷運局總辦，利用皖系的權勢，大發其財，擁資甚豐。他先後創辦天津華昌火柴公司、丹華火柴公司，任董事。1902年參與投資英斂之創辦天津《大公報》，為主要股東之一。民國成立后兼營金融業和紡織業，一度擔任金城銀行總董，與皖系軍閥關係密切。1911年被倪嗣沖委為安武軍後路局總辦，與倪嗣沖，段芝貴經營鹽務，與徐樹錚、段芝貴合謀侵佔長蘆鹽商何炳宗等人的資產後，組織天津長順鹽業公司以及井陘、正豐煤礦公司，大發其財。1915年，王郅隆打算辦個紡織公司，起名裕亨，但因英國不履行已簽訂的引進紡織機的合同而未開工。隨後，王郅隆勸段祺瑞、倪嗣沖等人對工業投資。他親自去上海，向申新紗廠資東、人稱“面紗大王”的榮宗敬請教辦廠秘訣。1916年9月，在徐樹錚支持下，集資購進《大公報》，自任總董，聘胡政之為該報經理兼總編輯，使該報成為皖系的喉舌。同年在天津小劉庄購地262畝，其選址之所以臨河，是充分考慮到紡織業的用水及運輸所需。翌年建成裕元紗廠（今棉紡二廠），經農商部註冊，定名為裕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早在1914年王郅隆曾為創建裕元紗廠專程赴滬，向申新紗廠資東，有“棉紗大王”之稱的榮宗敬取經。榮認為，當時風行實業救國，棉紗為民生必需，乘歐戰之隙，列強無暇東顧之時，興辦紗廠最為適時。王郅隆返津後於1915年初籌辦裕元紗廠，董事會由當時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安徽督軍倪嗣沖、陸軍次長徐樹錚以及王揖唐、曹汝霖、朱啟鈐、吳鼎昌、周作民、段芝貴、段谷香、王克敏、陸宗輿等人組成，王任總經理。王郅隆、倪嗣沖等數人共投資200萬元，其中倪嗣沖投資過半，為110萬元。紗錠25000枚，織機500台，均經美商慎昌洋行購進。由於資金緊張，“裕元”遂改為中日合辦，日商大倉洋行入股。后經多次增股，1923年，資本額達到556萬元，紡紗機達75000錠，織布機1000台，成為當時天津資本最為雄厚、紗錠最多、獲利最豐的紗廠。1917年，與倪嗣沖合辦裕慶公銀號。5月，與交通銀行蕪湖分行經理周作民等人發起成立金城銀行，任總董，在華北地區與中國、交通和鹽業3大銀行並駕齊驅。11月皖系政客組織安福俱樂部，任該俱樂部常任幹事併兼會計課主任，成為院系幹將。1918年4月，裕元紗廠建成並正式投產。8月，安福國會產生，王郅隆被選為參議院議員。倪嗣沖曾竭力向段祺瑞推薦王任財政總長，但由於安福系內部多數人反對未果。1919年王郅隆以段祺瑞政府參戰處名義開設榮慶米行，用軍用照，採購江浙大米北運天津，通過天津港向日本出口，以接濟日本災民，從而獲取暴利。同年與徐樹錚在天津創辦邊業銀行，又相繼辦裕興麵粉公司，義生源米庄。到1920年擁有資產四五百萬銀元，由於王郅隆為安福系籌措了大量活動經費，所以被稱為安福系“財神”。7月，直皖戰爭中皖系失敗，王被指為“安福十大禍首”之一併被吳佩孚通緝，他到北京日本兵營避難，后偷偷回津，1923年春經青島逃到日本。他向日本大倉商行洽談借款300萬元，又向日本其他大財團商談借款事宜，以作為安福系發動政變，與直系作戰之用。事已垂成，將要簽字，是年9月1日，時逢關東大地震，遇難身亡，死於橫濱。消息傳來，在津安福系要人向東大聲痛哭，並說“此次失敗乃天意也，非人謀之不臧”。後來王郅隆的屍體被運回天津，據說他的屍體已沒有腦袋，按老規矩無法從大門進宅，只好從牆上進浦口道宅。王家曾開過一次追悼會，安福系要人送的輓聯最多，其中徐樹錚一聯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此後，裕元紗廠因經營不善被日商大倉洋行吞併，1936年又轉賣日商鍾淵公大實業株式會社，裕元紗廠遂告結束。1926年，紗廠為紀念創建人王郅隆，特製作了《故總理王公祝三紀念碑》設立廠內。

其子王松午，曾任裕元紗廠總稽查，1932年起租浙江會館開辦達生制線廠並任總經理，生產猴牌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