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

馬相伯祖籍江蘇丹陽，農曆1840年3月6日（陽曆1840年4月7日）生於丹陽馬家村，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間即受天主教洗禮，成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歲入塾讀書，喜探詢天象運行奧秘。12歲來滬，入法國耶穌會辦聖依納爵公學（后改稱徐匯公學，今徐匯中學），繼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讀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等學科。清咸豐八年（1858年），全家從鎮江轉至滬定居。

清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匯天主教小修院接受兩年的“神修”訓練。后入大修院學哲學和神學。清同治九年（1870年），獲神學博士銜，加入耶穌會，授司鐸神職。同治十三年，調任徐匯公學校長兼教務，講授經史子集；併兼耶穌會編撰，繼續研究哲學、數理及天文，譯著《數理大全》等書百卷。

其弟馬建忠為著名外交家。外甥朱志堯為著名實業家。外甥朱開敏為天主教海門教區主教。

清光緒二年（1876年），因自籌白銀2000兩救濟災民，反遭教會幽禁“省過”，憤而脫離耶穌會還俗（但仍信仰天主教），從事外交和洋務活動，曾先後去日本、朝鮮、美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國。日本維新、高麗（朝鮮）守舊的對照使他深受啟迪，認識到國家富強之術，在於提倡科學，興辦實業。因此屢屢上書朝廷獻策，卻都似泥牛入海。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辭官回滬，住佘山，潛心於天文度數的研究和譯著，助其弟馬建忠著《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決定毀家興學。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月），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產，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並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規定該產業供作中西大學建成后的學生助學金。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發生“墨水瓶事件”，學生集體退學。蔡元培曾介紹部分學生向馬相伯求學。他遂於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匯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學堂”的理念，創辦震旦大學院（徐匯區第二中心小學是其舊址），自任院長，二月初三（3月1日）開學（“震旦”為梵文，“中國”之謂，含“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其創辦的震旦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梁啟超曾著文祝賀：“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親編《拉丁文通》、《致知淺說》等教材親自授課，實行學生自治。肄業於此的學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張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諷刺時政，遭清廷緝拿，潛逃至吳淞，馬相伯聞訊，親自駕舟接到校中進行掩護。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春，耶穌會欲變震旦為教會學校，以讓馬相伯“養病”為由，委任法國神父南從周（Perrin）為總教習，改變辦學方針，另立規章。學生大嘩，摘下校牌，全體退學。馬相伯看到退學學生簽名簿時，老淚縱橫，決意站在學生一邊，並得張謇、嚴復和袁希濤等名流的支持，在江灣另行籌建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於當年中秋節（1905年9月13日）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輝任教務長。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穌會接辦的震旦大學擬遷址盧家灣，馬相伯仍以辦學為重，不計前嫌，捐現銀4萬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處（當時價值10萬多元），以購置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土地100畝，建造新校舍（后改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即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1902年籌建震旦學院預科，后改為震旦大學附中，1952年與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中合併為上海市向明中學。

1906年，馬相伯赴日，在日本學會成立典禮上發表演說勉勵留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張之洞將此語引為至言，譽他為“中國第一位演說家。”

辛亥革命前後，曾在東京任《政聞社》總務員。因其德高望重，孫中山將他聘為南京第一任市長，此時他已七十高齡了。沒過多久，南京撤銷設市。馬相伯轉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並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任北京政府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在這期間，曾與章太炎、梁啟超等發起創辦“函夏考文苑”，與英華（字斂之。後為輔仁大學校長）創辦輔仁社（即後來的輔仁大學）和培根女校。民國3年（1914年），馬相伯子君遠病故，學生們鑒於馬公毀家興學，家無餘資，遂籌集萬元為其寡媳、幼孫作教養費，馬相伯卻託人將該款移作啟明女子中學（今第四中學）教育經費。袁世凱稱帝后，他痛加抨擊，認為“天下之大盜，莫大於君主”。民國6年（1917年）南歸，隱居徐家匯土山灣（后名其居所為綠野堂、樂善堂），著書談道，不問世事。

1925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創辦北京公教大學，次年改稱輔仁大學。馬相伯參與其事，貢獻良多。他寄語輔仁大學：“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

“九·一八”事變時，馬相伯已屆91高齡。他深感國難深重，為救亡呼號奔走，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御外侮”。他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他先後發起組織江蘇國難會、不忍人會、中國國難救濟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等愛國救亡團體，被公認為救國領袖、愛國老人。在他家裡召開救國會第二次執委會時，他特地寫了“恥莫大於亡國，戰雖死亦猶生”聯語，與與會者共勉。

自1932年11月起，他連續四個月發表了12次國難廣播演說。

民國26年（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馮玉祥、李宗仁勸馬相伯移居桂林風洞山。次年，應于右任請，入滇、蜀，道經越南諒山，因病留居。民國28年（1939年）是他百歲誕辰，4月6日全國各地和有關團體都舉行遙祝百齡典禮。國民政府對他頒發褒獎令，中共中央特致賀電，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他給上海復旦同學會的親筆信有“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語。他以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勞苦為念，把各方贈與的壽儀移作犒慰傷兵之用。還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委員。他在病重時，憂國憂時之情更深。他說：“我只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病勢加劇，11月4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舉國哀悼。遺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1903年租用徐家匯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學堂”的理念，創辦震旦大學院（徐匯區第二中心小學是其舊址），自任院長。

1902年籌建震旦學院預科，后改為震旦大學附中。

1906年馬相伯赴日，在日本學會成立典禮上發表演說勉勵留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張之洞將此語引為至言，譽他為“中國第一位演說家。”

1952年與震旦女子文理學院附中合併為上海市向明中學。

1925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創辦北京公教大學，次年改稱輔仁大學。馬相伯參與其事，貢獻良多。他寄語輔仁大學：“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

《馬相伯先生文集》

《馬氏文通》與其弟弟所編寫（在紀錄片《大師》中有介紹）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文科教習郭鎮瀛因五班教室內的一隻空墨水瓶，遷怒於學生。後幾經波折，校方竟宣布開除五班全體學生。此事引起軒然大波，200餘名學生和總教習蔡元培憤然離校，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墨水瓶事件”。該事件與日後馬相伯創辦震旦學院，實現“啟發民智，教育救國”的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從南洋公學退學的大部分學生在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組成了愛國學社，另有20多名學生在蔡元培的引薦下向馬相伯求助。是時，適逢馬相伯正在籌劃辦學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這批學生，向天主教會租用徐家匯觀象台的舊屋作為校舍，並聘請了幾位法國籍神父任教。如此一來，一座新式學校便宣告誕生了。馬相伯還給學校起了個響亮的名字——震旦學院。“震旦”一詞出自梵文，意即中國，在英語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義。由此可見，馬相伯將震旦學院喻作旭日東升，擔負著以教育開啟中國曙光的重任，必將前途無量。

震旦學院成立后，馬相伯任監院（即院長），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製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致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大學科。梁啟超獲知此事後，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誠如梁啟超所言，震旦學院在管理上不僅“完備有條理”，更不乏獨到之處。一方面，震旦學院實行“學生自治制”，校務由學生推選幹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學生自由研究之風”，即倡導學術民主、思想自由，並採用“挈舉綱領，開示門徑”的啟髮式教學方法，注重文藝、崇尚科學、不談教理更是馬相伯一再強調的辦學方針。

在馬相伯的運籌帷幄之下，震旦學院的教學、教務活動均安排得井井有條。為引導熱血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報效國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學院的學生數量就翻了數倍，增至132人。

熱衷教育救國的馬相伯對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學院來了個名叫“劉學裕”的新生。此人雖其貌不揚，卻大有來頭。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樓詩草》，譏諷時政而被清廷通緝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潛逃”至上海后無處安身，馬相伯得知后立刻將這名心繫國家社稷的青年學子破格錄取，免去他所有的學膳費，還特意讓于右任易名“劉學裕”以避人耳目。

馬相伯的一系列教學主張和做法雖深得青年學子的推崇，但是由於怕清政府因馬相伯收留通緝犯會如同1901年義和團事件一樣迫害天主教會，加害天主教徒，所以遭到耶穌會的擔憂和反對。1905年，耶穌會派法國人南從周擔任震旦學院的教務長，協助馬相伯打理校務，也是為了不要馬相伯行為過當。

南從周是一位保守的耶穌會士，取消孔子誕辰假期認為是崇拜偶像，使學生接受宗教課程，頌唱聖歌，早晚禱告、做禮拜，還“盡廢舊章，別定規則”，不許學生談論時事，不許結社等以免受到清政府的懷疑，加強管理，學生出入校門、會客之類的個人自由，也被橫加限制。但是南從周的行為卻引發了震旦學子們的不滿，大批學生退學抗議。學生集體離校時，甚至摘下了震旦學院的校牌。馬相伯此時雖在病中，但對學校發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聞。無奈之下他和部分學生一起宣布脫離震旦學院，與眾生一同揮淚離開了徐家匯的校舍。

隨著馬相伯和學生們的離去，震旦學院僅剩下一副空殼，這無異於關停。但馬相伯認為，震旦學院的精神不能磨滅。他決定再辦一所新校，這個想法立即得到學生們的一致響應。那取個什麼校名為好呢？于右任提出建議取名“復旦”。一者，“復旦”二字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名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意在自強不息；另者，“復旦”還有不忘震旦之舊，更含復興中華之意。

馬相伯聽后，立刻表示讚許。然後，他誠邀熱心教育事業的嚴復、張謇、熊希齡等28人擔任校董，籌集復旦建校資金。兩江總督周馥也撥出官銀一萬兩，並出借吳淞提督衙門作為復旦的臨時校舍。

1905年5月27日，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嚴復為總教習。

至於震旦學院，則於同年重新開課，南從周仍為教務長。1908年當震旦學院打算遷往別處另建校舍時，馬相伯仍然捐款四萬元，把自己名下、地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處地皮悉數捐出，募得十萬多元，購置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土地103畝，提供震旦學院使用，震旦學院從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

1928年，震旦學院改稱為震旦大學。

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輓：“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成為一代名聯。

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入獄，馬相伯多方營救。次年七人獲釋后，前往看望馬相伯，合影留念。沈鈞儒在照片上題書“唯公馬首是瞻。”

這張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學教科書在內的大小歷史著作，為很多中國人所熟悉。照片上，馬相伯在眾人的簇擁下，端坐正中，盡顯人瑞之相。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文科教習郭鎮瀛因五班教室內的一隻空墨水瓶，遷怒於學生。後幾經波折，校方竟宣布開除五班全體學生。此事引起軒然大波，200餘名學生和總教習蔡元培憤然離校，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墨水瓶事件”。該事件與日後馬相伯創辦震旦學院，實現“啟發民智，教育救國”的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馬相伯口述王瑞霖筆錄

馬相伯，1840年出生，1939年去世，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江蘇丹陽人，近代中國天主教耶穌會神父，政治活動家、教育家，為震旦學院、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的創辦人，也是輔仁大學的創辦人之一。

教蔡元培與24個學生學拉丁文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我離開京畿，回到上海徐家匯，重新過我的書獃子的生活。當時蔡孑民（蔡元培，號孑民——編者注）先生在南洋公學（即現在之交通大學）任教，要跟我學拉丁文，我告訴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為古董，大學而外，各學校都不大注重，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無奈孑民先生執意要學，說拉丁文為歐洲各國語文之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無從了解。孑民先生的話固然說得正當，然我還以為很難辦到。一來是因為中年而有繁重職務在身的人，學習外國語，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較長時間不可；二來是孑民先生當時在南洋公學任職，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閑來讀拉丁文。當時我住徐家匯慈母堂前一排的樓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點鐘就來敲門，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更改。因為這兩個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的青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為有益而切於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為然，於是就選派了24個學生來學，我起初還是不打算教他們拉丁文，但他們也和孑民先生一樣，拿定主意要我教他們，我沒法，只好教了。

當時在我們徐家匯教會中的法國人，都在背後笑我們，以為中國人如何能學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卻大膽地教他們讀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學作品，最有名的演說家西塞羅的演說。4個月後，經過考試，他們居然都寫得出來，說得出來，從前笑話我們的外國人，也不能不欽佩我們的青年學生的努力。還有，我教他們，除了拉丁文外，還有法文和數學，他們始而都齊聲告訴我，他們全部學過了。我說：你們且慢，等待我教一點，你們才說。我的教法，完全和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數學，我教他們加減乘除，不但教他們演算的技術，並且教他們原理，使他們從根本上理解每一算術的作用，並且教他們用代數的方法演數學，他們都很能領悟。其中很有幾個，後來都在數理方面有了深造。

後來我又教他們哲學，凡哲學術語，一本拉丁，“不徒欲探歐語之源流，並欲探希臘拉丁人震古爍今之愛知學也”。

從創辦震旦到退出

我教了24個學生稍稍有點成績，於是風聲所播，各省有志之士，遠之如雲南、四川、陝西、山西的皆不遠數千裡間關跋涉而來，這些來學的當中，有八個少壯的翰林，二十幾個孝廉公。這樣一來，我們就覺得有把組織擴而大之的必要，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學校，實具有西歐專科學校的性質，名之曰“震旦學院”，於1903年開校。我們當時以為這樣的學校應該把範圍放大，藉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別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數種信條：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

我辦震旦時，有一樁事業是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點。那時一班外國人在中國教我們青年的外國語文，簡直有些顢頇，譬如，他們教英文，一開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學生摸不著頭腦；我從拼音字母教起，使學生漸漸可以獨立地拼讀外文。那時他們教英文所用的課本大致都是英國人教印度人用的，淺薄鄙俗、毫無意義。我則選些英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給學生講習，藉以提高他們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時至12時，我召集全校學生開講演會，指定題目，先由一人登台講演，然後輪流推舉學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評，使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意見，互相觀摩，大家都很有興趣。當時一些外國教職員也都贊成。當我創辦震旦時，有些人若即若離地站在旁邊，待我把學校辦成，他們卻又“見獵心喜”，對於我的主張，動輒加以阻撓，而且關於招收學生的辦法，我的見解也與他們不同。他們只願意收年輕的學生，我則主張年輕的和年長的，甚至三四十歲的，只要他們誠心來學，程度相當，皆應一視同仁，盡量收納。因為中國的情形與歐西各先進國不同。我們的青年固須教育，我們的成年人尤須教育，因為他們學了一點，馬上到社會上去，就有用。

震旦開了一年多之後，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與校方意見不合，遂脫離關係而另組織一校以答與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學子的誠意，這就是現在的“復旦”。

復旦的創辦

1905年，復旦公學成立。初辦的時候，學校經濟非常艱窘，又沒有校址。我們在吳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吳淞鎮台的舊衙門，地方很宏敞，既遠城市，可以避塵囂；又近海邊可以使學生多接近海天空闊之氣。大家決定了，我便打了一個電報給兩江總督周馥，請他把這箇舊衙署撥給我們，並請他幫助些許經費，他回電很鼓勵我們，吳淞舊鎮衙署照撥，並匯了兩萬銀子給我們做經費。

我在復旦（以前也是這樣）對學生非常愛護，非常喜歡和他們談話，他們在課餘也喜歡來同我問難，有了困難，也常來找我給他們解決。有一次他們因飯食問題，幾乎要起鬨，我開誠布公地訓誡他們，道：你們到此地不是來做大少爺，而是來求學的；而且學生不應以家庭為家庭，而應以社會為家庭……青年們到底是些無邪氣的孩子，被我一番詞嚴義正的話教訓過了，他們也就再沒有什麼說的了。

在我創辦復旦的時候，顏惠慶先生把李登輝（1872—1947）先生推薦給我。李登輝本是華僑，15歲赴新加坡讀書，19歲赴美讀書，27歲獲文學士學位。1905年，他赴上海，擔任復旦公學總教習，我始而請他教英文，後於1913年我辭去校長的職務，李登輝便繼任校長。1917年復旦公學改為復旦大學，李登輝仍擔任校長，復旦大學不斷擴大。

1952年，陳毅市長派員陪同馬相伯親屬去越南諒山迎回靈柩，安葬於當時新涇區（今長寧區境內）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毀，1984年4月6日，遷葬於宋慶齡陵園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