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

1925年五卅運動中，24歲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員工發起組織“天津洋務華員工會”，被推為宣傳部長，主編工會的周刊，因鼓動愛國情緒，進行反帝宣傳而受通緝，1926年3月被迫停刊，南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都副秘書長，同時與共產黨人先後主辦《亦是》、《猛進》等周刊與《和平日報》。

1926年底回天津，任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宣傳部副部長，經常給《華北新聞》寫社論。1928年，天津《商報》請他擔任總編輯。

從此，這個茶葉鋪的小夥計、洋行職員、職業革命者，終於正式開始了他的新聞生涯。

王芸生1929年8月22日應《大公報》總編張季鸞之請進入《大公報》，成為一名職業新聞記者，從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報》無法分開了。王芸生歷任該報天津、上海、重慶等版編輯、主筆、總編輯。

1931年至1932年，寫出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當時中日問題是人人矚目的焦點，日本史學界非常重視這本書。這本書在當時已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日關係史必不可少的參考書。王芸生因此一舉成名，成為日本問題專家，深受張季鸞的青睞，也奠定了他在《大公報》的地位。

1935年他一躍成為《大公報》編輯主任，僅在張季鸞、胡政之之下。

抗日戰爭期間，王芸生在武漢、重慶協助張季鸞主持《大公報》筆政。1941年，任重慶《大公報》總編輯，成為該報言論的主要撰稿人和該報評論委員會主任委員。抗戰勝利后，王芸生任上海版《大公報》總編輯。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報》總編輯身份參加中國赴日記者團。

1948年底，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進入華東解放區，旋抵北京。

1949年5月返回剛剛解放的上海，任《大公報》社長至1966年。1949年9月，王芸生到北平與胡喬木等14位新聞人士組成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1949年10月1日，王芸生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后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和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併當選為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同時任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著有《芸生文存》等。

在1949年後，王芸生違心寫下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王芝琛說：“後來我看了，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訴過王芝琛，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

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79歲。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和中央統戰部於6月19日下午在全國政協禮堂為王芸生先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葉劍英、鄧小平、彭真、鄧穎超等同志分別送花圈或參加追悼大會。王芸生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作為一位卓越的老一輩新聞工作者與受人尊敬的日本問題研究家，他的逝世引起人們的悲痛。

王芸生從事新聞工作40年。他的一生是在綿延半個世紀的政治浪濤中游泳。作為一個大時代的產兒，五四運動給他打下了一個做人的基礎；五卅運動又使其認識了自己的國家。他親歷了這個時代的風雨血火，他熾熱的文字因此也成了那個時代最有力的見證之一。王芸生以其熱情、無私、遠見獻身於新聞自由事業，自稱“徹頭徹尾的新聞人”，他繼續捍衛了民間報紙“文人議政”的傳統。作為新記《大公報》第二代總編輯，作為一個正直的、執著追求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他的名字與中國近現代新聞史是不可分的。

1929年受張季鸞之邀進入《大公報》后，王芸生的命運便與《大公報》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了。王芸生從28歲到65歲在《大公報》連續工作37年之久，奉獻了他全部的心血與智慧，他被毛澤東戲稱為“大公王”。王芸生是名副其實的報人，解放前，在他主持《大公報》的20年裡，《大公報》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本文重在考察王芸生解放前的一些重要新聞思想，以便我們更客觀地了解王芸生其人以及他所經歷過的那個時代。

由美國新聞界發展起來的新聞專業主義突出特點是“公共服務”——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立場客觀地報道新聞事實，目標是服務於民眾，而非某一利益團體，其最高理想是傳播真實、真相或真理。按照這種理論，報業應是一種自治體系，必須採取獨立和批判的態度。新聞記者應站在中立立場，客觀報道事實，反映觀點，在公眾中樹立“公正者”形象，贏得公眾信任。可以說，《大公報》辦報理念中，包含了許多新聞專業主義理論因素，它以“社會公器”為定位的獨立報紙加以實踐，開闢了我國新聞界對自由職業報刊探求的道路。

早在王芸生進入《大公報》之前，他就已經確立了“做一個徹頭徹尾的新聞人，不參加任何黨派團體，不進政府做官，不參與實際政治鬥爭，對時代有一個獨立的觀點和立場，為人民立言，以文章報國”的新聞思想。1929年，王芸生進入《大公報》以後，他深受張季鸞的“四不”方針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

王芸生曾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在國共兩黨對決的夾縫中，他始終堅持獨立的立場，不僅不斷地批評當權的國民黨，也沒有放棄對革命的共產黨的批評。他的筆已觸及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是關乎國家、社會和人民，他都儘可能以獨立的態度、理性的分析來發表見解。

在報紙獨立與自由精神的思索與實踐方面，王芸生上承張季鸞的獨立精神，並在對自由主義的認識上看得更遠。抗戰剛一結束，王芸生就表示：我們建議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聞檢查，開放言論自由。……有新聞檢查，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新聞檢查的後果是領袖神聖化，只聞諛詞，身入雲端，政府一切好，絕對無錯，在政府的文告里，永遠責備人民，而不自檢，於是久而久之陷於腐化無能而不自知，至於否定民主，遠離人民。

同時，王芸生也非常注重新聞的客觀與真實性原則以及報刊的輿論功能。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發表《新聞事業與國難》的演講中說，新聞“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異，老老實實，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軌道而行，直接養成堅實的輿論，間接促進社會堅實的風氣。”抗戰期間，依照此原則寫的很多抗日報道，使《大公報》的影響和聲譽達到了頂峰，在重慶、桂林和香港三地同時發行，後來又在上海、天津、重慶和香港四地同時出版，總銷售量達20萬份，為當時各報之冠。

“文人論政”在近代民營報業史上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特點。“新記”《大公報》將王韜、梁啟超等人開創的“文人論政”傳統推向頂峰，關心政治，暢言國事，將民營報紙引導輿論、監督輿論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將我國的“文人論政”推向成熟階段。

王芸生是新記《大公報》的第二代總編輯，在他手裡繼續捍衛了民間報紙“文人論政”的傳統。“文人論政”主張，報紙要超黨派，並不是超政治，無立場，而是敢言政治，反映民眾的活動，成為民眾喉舌。王芸生就以“敢言”著稱，他的文章更多帶有文人論政的性質，他的言論立足點就是黎民百姓和國家的利益。

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髮表的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巧妙地披露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醜聞，還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買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此文一出，當天蔣介石就罷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醜聞則引發了昆明、遵義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學潮。《看重慶，念中原》揭露國民黨統治下河南災民的悲慘生活。

1945年社評《莫盡失人心》，對國民黨作了大膽的揭露和憤怒的抨擊：“可憐收復區同胞……睡了幾夜好覺，發覺他們都已破家蕩產。”“這二十幾天的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

接下來精彩的為民請命的文章還有1947年1月1日社評《新年三願》，提出三點希望，其中第三點就是：民生太苦了，必須有安定之。同年5月13日社評《須要替老百姓找出路》認為：到了今天，非迅速替老百姓找生路，否則一旦民心瓦解，必然會國家土崩，敵我冤親。

這樣的呼籲接二連三，諸如《建設與破壞》、《通貨膨脹下的農民》都是為民呼籲，充滿時代責任的文章。它們曾給王芸生以及《大公報》帶來很多麻煩，但也為他們帶來了無上的榮譽。從這些字裡行間，我們也可以看到王芸生極大的愛國熱情和社會責任感。

王芸生以及許多著名報人提倡的“文人論政”的辦報思想，對20世紀近代報刊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當我們在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下思索以“文人論政”為代表的民營報人的辦報理念時，會發現當今許多辦報理念，如“媒體就是服務”、報業集團化、獨立報道、客觀報道，都是在前人基礎上演進和發展的。

傳統上，新聞從業者並不被認為是“專業人士”。因為最初的新聞從業者是一些東奔西走、道聽途說的“包打聽”，社會地位不高。到了20世紀，一批民營報人開創了新的局面，在社會信息傳播和輿論的引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開始思索新聞記者這一行業的職業信念和要求。王芸生在這一點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1944年，遷至成都的燕京大學請王芸生前去講演。這時候他已擔任《大公報》主編，進一步認識到新聞記者最需要仗義執言，敢說真話；最忌諱趨炎附勢，阿諛逢迎。他告誡大家：如果你因為講真話而獲罪，被“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子，鋼刀一舉，咔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是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這幽默風趣、擲地有聲的話，給在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芸生還曾說過：“新聞記者這種職業，就現在的情形來看，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是要乾的盡職卻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個能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種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於人類，對於國家，對於自己的職業，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後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業業的為人類為國家，盡職服務。”此外，王芸生還告誡人們：要“努力做一個有靈魂的新聞記者”，這樣才無愧於“無冕之王”的稱號；否則的話，你就可能是一個“無魂之鬼”！這些話即使在今天也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王芸生對新聞記者的這些要求都體現了職業報人的理念。在他看來，報人應已形成一種行業，對記者的規範和操守，應有明確的認識。他要求記者無論是報道新聞，還是發表言論，都不應受到權勢和任何外界的影響。王芸生對此的概括是，“真實地記出你所見到的事，勇敢地說出你心裡的話，可以無愧為一個新聞記者了。敢說，敢做，敢擔當，是自由人的風度；敢記，敢言，敢負責，是自由報人的作風。”王芸生的這些思想，對當今報人來說仍是可遵循的原則，也是作為一個職業報人的追求。

王芸生原名德鵬。“芸生”這個名字還是1928年進天津《商報》當總編輯時，介紹人信口說出來的。王芸生說：“芸生者，芸芸眾生之謂也。”於是保留了這個名字。他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一個貧苦人家，13歲時由佟家樓的老鄰居介紹到一家茶葉店當學徒。白天幹活，晚上讀一些雜七雜八的舊東西及中國古典小說。利用每星期回家一趟的機會，他為佟家樓老鄰居說書，有《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他說得繪聲繪色，連詩詞都能一字不漏地背出來，令聽者一片唏噓。

一天，有個窮賣報的想用一份《天津白話午報》換一包茶葉末，掌柜的答應了。於是他每天都能看到這張白話報。茶葉店陳掌柜和管賬先生都很信任他，把每天賺的錢點清包好，叫他送到銀號。

送錢的路上有個報欄，貼的是天津《益世報》。他最愛看副刊的小文章，看到喜愛之處，就從懷裡掏出一把修腳刀，把文章挖下來，日積月累收集了不少。時間一久，他發現這些文章有規律可循，感到自己也能寫，於是萌生了給《益世報》投稿的念頭。

當時正值徐世昌當總統，段祺瑞做國務總理，報紙副刊上幾乎天天都有諷刺他們兩個為什麼還不下台的文章。王芸生深受觸動，寫了平生第一篇稿子寄給《益世報》副刊，題目是《新新年致舊新年書》，署名“倦飛”。文章借舊去新來，諷勸徐世昌、段祺瑞不要戀棧，該下台了。3天後，此文居然在副刊“益智粽”上登了出來。

那時他已經在茶葉店苦熬了3個年頭，出徒后每月可得3元錢的薪金。但充滿幻想與激情的他，又重新燃起了上南開中學的願望。他辭去了茶葉店的工作，投靠到已出嫁的大姐家。大姐每月花50個銅子給他訂了一份《益世報》，一連幾月，他足不出戶守著報紙，每天寫一篇甚至幾篇稿子，天天都在投稿，竟沒有一篇投中。大姐只得又託人介紹他到一家小布店裡繼續當學徒。

苦難的學徒生活又開始了。夜晚，等到掌柜、老闆娘都睡熟了，他才悄悄地在炕桌上擺一隻空肥皂箱子，點燃積攢起來的蠟燭頭，瀏覽到手的書籍。他常說：“這微弱的燭光是我在漫長黑夜中的一顆啟明星，它給了我知識、希望和光明。”但此事還是被老闆娘知道了，飯碗丟了。後來他被大哥推薦到天津禪臣洋行當徒工。這裡有間閱報室，擺放著北京、上海、天津的各家報紙，他每天下班帶著幾塊乾糧走進閱報室，直至管事的來關門才出來。

王芸生從報刊上既讀到了西方各種社會思潮，也讀到了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的文章，還參加過群眾遊行。也是在這個洋行里，他接觸到了外文。當他下定決心要學英文時，正巧上海《申報》登出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招生的廣告，包括講義費、學費、報告費等在內，約計要用40元錢。沒辦法，他只好給洋行副總經理張懋然寫了一封求助信。想不到第2天上班時，張副經理就遞給他一個信封，裡面裝著40元錢。

他開始念函授英文，憑著刻苦勁兒，不長時間他就能閱讀一些英文書報。另一個難題又來了――如何發音？他參加天津新青年會英文補習夜校，之後又報名參加英文打字班。不久，他就把洋行里的英文文牘事務接了下來，成為正式職工，每個月有30元的薪水了。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波及天津。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員工成立了天津洋務華員工會，王芸生被推選為宣傳部長，還主編工會出版的一份周刊。後來周刊又改為日報，取名《民力報》，他仍任主編。1926年，王芸生從天津來到上海，與秦邦憲（博古）合編《亦是》、《短棒》等周刊。1927年春節前因老母病重，他回到天津，為《華北新聞》寫社論。

1927年3月，當北伐軍打進南京時，英、美、日、法、意等帝國主義派出軍艦炮轟南京，引起程潛率領的第六軍官兵奮起反抗。針對這一事件，王芸生在《華北新聞》的社論中聲援第6軍將士的正義行動。而《大公報》則發表文章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人與人如是，社會和平矣；國與國如是，世界和平矣……”

第二天，即4月2日，《華北新聞》發表了由王芸生執筆的社論《中國國民革命之根本觀》，對《大公報》這篇社論進行反駁。文章寫道：“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即淪為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對侵略者無所謂‘躬自厚’的問題。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對內要打倒軍閥，對外還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把帝國主義的特權剷除凈盡！”

《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沒有回應，但向人打聽《華北新聞》社論的作者為誰。得知后，就傳話王芸生，希望會晤。此次見面，也就是兩位終生師友的初晤。

1928年5月，王芸生出任《商報》總編輯。但因與老闆在觀點上有嚴重分歧，不得不辭職。他給《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寫了求職信，張季鸞接信后，親自登門接王芸生到《大公報》。從此王芸生的命運就與《大公報》連在一起了。

進《大公報》后，王芸生先任地方新聞編輯，次年編輯《國聞周報》，以“草人”為筆名編寫國內外大事記。

1931年9月18日，瀋陽事變，3天後，《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總經理胡政之召開全體編輯會議。會上張季鸞宣布兩項決策，一為“明恥”，一為“教戰”。

“明恥”即儘快開闢一個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重大事件，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並指定王芸生專主其事。

從1931年10月開始，王芸生奔走於京津之間，往來於故宮博物院和北平各圖書館，廣泛搜集史料，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編印處的檔案。在多數未經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檔案中，他耐心搜尋，精選細擇，有時竟通宵不眠。

經過3個多月的緊張工作，從1932年1月11日起，王芸生在《大公報》隆重推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每日登載一段，連續兩年半，無一日中斷。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讀來鏗然有聲。王芸生在寫作過程中，還曾走訪史學界和外交界前輩如袁同禮、王希隱、胡馨吾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后成書出版。

《大公報》從漢口遷到重慶后，張季鸞的肺病日益嚴重，編務逐漸交給王芸生處理。張季鸞常對人說：“王芸生文章好，人品好，編輯業務交給他完全可以放心。”

甫到重慶，王芸生收到國民政府聘他為軍事委員會參議的聘書。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打來電話說：“這是委員長的意思。”軍委會還送來相當數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書和薪水一起退了回去，張季鸞聞之，讚揚王芸生是執行《大公報》“四不”方針（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模範。

實際上，張王二人並不是對所有問題看法都一致的。例如1940年夏，四川糧價連續暴漲，老百姓叫苦不迭。王芸生於該年6月29日的《大公報》上發表了題為《天時人事之雨》的社評，主張用曹操借人頭的辦法，殺幾個囤積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糧價。然而張季鸞讀完這篇社評后說：“芸生，我們的報紙怎麼能主張殺人呢！”兩人表現出了不同的個性和態度。

張季鸞向以“老謀深慮”著稱，他寫的社評能抽絲剝繭，層層深入，文章常有對仗的警句，以理服人。而王芸生的文章則如江河奔瀉，給人以痛快淋漓之感。張王互相輝映，蔚成《大公報》社評的特有風格。

1941年9月6日上午4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逝世於重慶中央醫院。

張季鸞臨終前留有遺囑，一感念中國抗戰大業未竟，二感念《大公報》事業。9月8日，王芸生親自撰寫社評《敬悼季鸞先生》。

在張季鸞兩周年忌日，王芸生又在《季鸞先生的風格與交流》一文中說：“我與季鸞先生相識十四年，同事12年，高攀些說，可算得‘平生風儀兼師友’，但我自忖，還不夠給季鸞先生寫評傳的資格，因為我所認識的季鸞先生還僅僅是他人格與事業的一部分。”儘管如此，王芸生始終在搜集張季鸞早年的資料，一直想還一個真實的張季鸞於世人。

王芸生是《大公報》的總編輯，在《大公報》的歷史上，王芸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報》的創始人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來，他算是晚一輩的人，但由於王芸生前後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時代，研究《大公報》的消亡，王芸生最有代表性。《大公報》的前3位創始人，除張季鸞1941年逝世外，其餘兩位都離開了大陸，留下來的王芸生，成了這一代報人中一個失望的典型。

共和國成立之初，王芸生還不到50歲。1929年，王芸生因和張季鸞打筆仗，被張發現邀入《大公報》，很快受到張季鸞的賞識，成為《大公報》的一支筆。

《大公報》時期的王芸生用他自己的筆，不知寫下了多少好文章。名報人俞頌華在《富有熱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說：“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在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雖則格於環境，他有時恐未必能暢所欲言，可是他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人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多數民意脫節。”（《俞頌華文集》第311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

像王芸生那樣的社評，我們今天已經很難看到了。當年他所寫的《為晉南戰事做一種呼籲》一文，雖曾受到周恩來的批評，但周對王芸生文章的評價卻是：“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周恩來書信集》第19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另外像《擁護政治修明案》、《看重慶、念中原》更是傳誦一時。

李純青對王芸生的評價是：“王芸生先生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短處是驕蹇自滿，獨斷獨行，很少聽人意見，更不受人指揮。他只尊敬兩個人，一是張季鸞，二是陳佈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瀉，能引人入勝，但對問題並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質。”（《筆耕五十年》第509頁，三聯版）“而社論則由於王芸生一人操縱或指揮寫作。當然，它也代表了《大公報》的基本態度。”“王芸生經常說：‘《大公報》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報》。’這話有點過飾。但《大公報》社論確實也包含著王芸生個人的書生之見。”（同上526頁）“

國內尖銳的政治問題都由王芸生自己執筆，而且事前皆不與人討論，可以說，那《大公報》社論，主要就是表現王芸生個人對時事的縱橫談”（同上509頁）。對王芸生本人如何評價，可以見仁見智，但無論持何種態度，我們都可以看得出《大公報》時期的王芸生是一個極富個性和充滿朝氣的人，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王芸生，不久之後怎麼會變得精神萎縮，一蹶不振呢？李純青就說過：“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評中那樣自毀的人。”（同上509頁）然而恰恰就是這同一個王芸生，後來變得讓人不敢相信就是當年《大公報》的那一支好筆了。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突然進入新時代，本來是充滿希望的，但他們的不適應，很快就非常明顯。就王芸生本人來說，大革命時期他曾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但後來退黨了，由於他曾編寫過《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上廬山為蔣介石講解過中日外交史，特別是當年為《晉南戰事做一呼籲》而和周恩來打過筆仗，這些經歷，可能隱隱約約都在發生著作用，使王芸生產生恐懼感。由於有這種心情，才使他不斷做出自我否定。

1945年重慶談判時，王芸生曾寫過《毛澤東先生來了》的文章，並和毛澤東交談過，後來還代表《大公報》回請過毛澤東。這些都是王芸生作為《大公報》總編進行的正常活動，在當時看來，並無什麼特殊的意義，《沁園春》詞發表后，王芸生抄給傅斯年並在信中說“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傾向而言，國共兩面，他都有看法，並不想把自己的後半生壓在某一黨派身上。當年胡政之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而《大公報》也不可能在一個新的環境里繼續生存，才把香港作為自己的最後退路。

李純青曾回憶過1948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幾次深談，當時作為地下黨的李純青顯然負有說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當時的感覺是“沒有出路了”，“共產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筆耕五十年》第532頁）後來是李純青受地下黨委託告訴王芸生毛澤東邀請他參加新政協，才終於使王芸生留了下來（周雨《大公報史》第252頁，中華書局版）。當時的王芸生“覺得《大公報》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愷《舊大公報坐科記》第10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一個人在歷史變幻的關鍵時刻，他的選擇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芸生《大公報》時期的言論和個性，我們似乎很難推斷他必然要留下來。李純青說：“張季鸞去世后，王芸生不通達國民黨上層政情，與吳鼎昌不往來，偶然去向陳布雷求教點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獨立思考外，是從某經濟學者、某哲學教授、某某專家那裡聽來的談論。”（《筆耕五十年》第510頁）王芸生的選擇可能確實和李純青的勸說有關。論交情，重慶時期，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澤東有些禮節性的往來，遠比不上兩次給蔣介石講課的交情。

王芸生後來的變化，大體與同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是相同的，他熱愛這個國家，希望她能強大。對香港那樣的實行殖民統治的地方，王芸生這一代知識分子有很強的民族情感，是不願在那裡生活的，陳寅恪當年的選擇也有同樣的心理。從個人的事業來說，40年代末《大公報》的重任已經落在了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這張民間的報紙在自己手上斷送掉。而此前他對國民黨的批評，曾引起過許多麻煩。在這樣的情況下，加上李純青的工作，王芸生終於決定留下來。但當時他的心裡並沒有底。

李純青說：“獲悉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王芸生聞訊懊喪，要我力爭存名。”（同上第535頁）而當王芸生從周恩來那裡聽說《大公報》不必改名了時，他卻精神抖擻，並對李純青說：“周公（恩來）告訴我：《大公報》不必改名了，你隨軍南下，繼續主持上海《大公報》。《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干預。當然，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幫助的。”（同上第535頁）可以看出當時王芸生留下來並且有信心，是因為新時代有承諾，但遺憾的是這個承諾沒有兌現。

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報》發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檢討了大公報近50年的辦報歷史。並說：“大公報雖然始終穿著‘民主’、‘獨立’的外衣，實際是與蔣政權發生著血肉因緣的。《大公報》始終維持著一種改良主義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層社會中曾有一定影響，即由於此。”

社評最後說：“今後的大公報，從經濟觀點上說，是私營企業，而在精神上，是屬於人民的。……今後大公報的方向是新民主主義的！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今後大公報的任務，是鞏固新民主主義下四個革命階級的聯盟，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努力爭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向新民主義靠攏，努力發展生產，從事經濟建設。今後的大公報，將特別著重於照顧進步知識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並努力反映這兩個階級的意見，在毛澤東主席的旗幟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轉引自方豪主編《大公報與現代中國》第708頁，重慶出版社1993年）

至此，《大公報》完全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傳統和風格。對這個宣言，李純青說：“那個宣言是在當時的氣氛下寫出的，是否完全得當，事過境遷，未嘗不可以冷靜討論。”（同上535頁）王芸生的轉變雖然經歷過一些痛苦，但他還是變了。王芝芙在《回憶我的父親》一文中說：“分別只有半年，父親已判若兩人，他對自己的認識已截然不同。”（《文史資料選輯》第97輯第77頁）這是王芝芙讀了王芸生《我到解放區來》一文後的感想，在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經在用階級的觀點來否定自己的過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將面臨更無情的現實。40年代末上海《大公報》發行16萬份，后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萬份，已面臨倒閉。上海《大公報》如此，天津《進步日報》如此，重慶《大公報》更是如此，《大公報》辦不下去了。可以想象當時王芸生是怎樣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舊時代時，《大公報》能夠生存而且很有影響，重新走進一個新天地，《大公報》卻面臨危機。

在此情況下，王芸生給毛澤東寫信，后毛澤東在中南海見了他，並做出指示：“《大公報》北遷天津與《進步日報》合併，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分工報道國際新聞與財經新聞。”（《文史資料選輯》第97輯第81頁）《大公報》過去的特色是文人議政，而現在是報道國際新聞和財經新聞，王芸生不會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他已經不再對《大公報》有信心了。王芝芙說：“此後父親一直堅持毛主席親自訂下的辦報方針。1957年報社內雖有同志建議加強文教版，父親也沒有動搖過。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決不再走回頭路。”（同上第81頁）

梁厚甫在《美國人怎樣看大公報》一文中說過：“過去大公報，是光榮的，文人辦報的苦心是值得我們敬仰的。……大公報與中國歷史共存。”（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第32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大公報》和他的同人，後來都經歷了坎坷的命運，無論左右，都很難倖免，楊剛、范長江自殺了，蔣蔭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許君遠、徐鑄成、徐盈、彭子岡、趙恩源、李純青、蕭乾、陸治、朱啟平等都沒有逃過1957年的厄運。

王芸生的失望是一代報人命運的另一種寫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陳佈雷，他與陳有私誼。王芝芙說她父親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對陳佈雷的悲劇很有感慨，與陳的自殺比起來，王芸生是活下來了，但他內心也是極沉重的，他的選擇同樣充滿悲愴意味。

1930年代初，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開始在《大公報》上頻頻露面，並藉此聲名鵲起。其研究問題之深入，分析之剴切，影響力之廣，使得正在廬山避暑的蔣介石都虛心求問，特意邀請他上山。

這個年輕人叫王芸生（1901-1980年），當時的《大公報》資料員，以後做到了赫赫有名的總編輯。他的文章後來編成了厚厚的《六十年來的中國和日本》，影響深遠。

王芸生因著此書面成為我國研究日本近現代史的著名專家和日本問題的政論家。他研究的60年中日關係史，下抵當時，上起1870年日本侵佔我國台灣的琉球島。

王芸生1932年在《大公報》開設“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的目的正如專欄眉題上的16個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

在1931年他開始編撰工作時，正好趕上清廢帝溥儀離開清宮，清代歷史檔案得以公開，其中清朝與外國列強的外交文件很多很豐富，尤為難得。王芸生稱自己是“史運亨通”。這個專欄很早就受到日本軍政界的關注，在短時間內就有了兩個日文譯本。

專欄結集出書後，蔣介石閱讀並高度評價了這部書，並在1934年請王芸生上廬山授課。這部書當時也傳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的重視。1957年周恩來囑咐王芸生抓緊時間重新整理這部書出版，終因反右、“文革”的原因而沒能實現。

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兩次提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毛對周恩來說：“應該讓王芸生參加接待活動。”幾天後，王芸生離開了“鬥私批修學習班”回到家中，不久后被任命為中日友好協會的副會長。他自己說：“是這套書讓我多活了幾年。”外部環境的改善也給他重新修訂這部書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在他去世前，《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版由三聯書店陸續出版，實現了晚年的夙願。

1931年9月18日深夜，《大公報》從北寧鐵路局得到"瀋陽有事"的消息，引起總編輯張季鸞、總經理胡政之的警覺。9月下旬的一天，張季鸞、胡政之召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所有編輯都參加的會議，針對當時形勢，討論今後的編輯方針。會上，張季鸞嚴肅地宣布兩項決策，其中之一叫做"明恥"，即儘快開闢一個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定《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中日關係史料，幫助讀者了解“九·一八”之禍的由來。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並指定王芸生專主其事。王為各界群眾的義憤所感染，對日軍在瀋陽的挑釁極為憤恨。他感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編寫史料責無旁貸，便毅然接受了任務。

王芸生接受任務后，即從1931年9月底開始，用了一周的時間，對新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作了籌劃，如果每日刊載一段，大約需要兩年的時間。這時，他才感到工作量之大、任務之艱巨。他採取的辦法是，邊搜集材料、邊寫作、邊發表。隨即，王芸生奔走於京津之間，往來於故宮博物院和北平各圖書館，廣泛搜集和謄寫史料。

在故宮博物院清季外交史料編印處，王芸生翻閱的材料多是未加整理，雜亂無章的。在浩如煙海的史籍和檔案中，他耐心地搜尋，精選細擇，晚間伏案寫作，經常是通宵不眠。經過三個多月的緊張工作，王芸生已初步整理出頭緒，急撰成章，準備陸續刊出。

從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報》隆重推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專欄，每日登載一段王芸生的撰述中日關係史料，連載長達兩年半之久，無一日中斷。每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這16個字，鏗然有聲，愛國之忱，躍然紙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內容，不僅涉及中日兩國關係，而且以六十年來遠東國際關係為經，以中日兩國關係為緯，以原始記載和檔案資料為依據，分析比較，弄清真相，在一貫的線索上找尋結論的軌跡，交織成一幅時代的圖畫，推演出中日關係的來龍去脈。

在王芸生寫作的過程中，許多學者和當時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遺老也提供了不少資料。例如曾任駐日公使的李盛鐸，保存有中國駐俄使館檔案中關於中俄東三省交涉的珍貴史料，其中包括楊儒與帝俄外交大臣提姆斯獨夫的“問答節略”，生動地表現出一個軟弱大國的外交官，在自己昏庸政府指揮和凶狡敵國威詐下，孤軍奮戰的情景。李盛鐸把這些材料都交給了王芸生，被寫入書中，成為海內外獨一無二的史料。

按計劃，《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內容，應從1871年開始，1931年“九·一八”"事變終止，跨度整整六十年。從1931年9月底到1934年5月，王芸生只寫了從1871年至1919年間共48年的中日關係史，后因報社事務增多，還要寫社評，重負不堪，只得擱筆，1920-1931年間的中日關係史未能寫出。后《大公報》出版部將其輯錄成書，仍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共七卷本）。

“一二·九”運動前後，鼓舞中國民眾起來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文件有兩個：

一個是“田中奏摺”，1929年由南京《時事月報》披露出來。“田中奏摺”揭示日本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九一八”事變發生，國人認識到日本的圖謀正是如此。

第二個有力的宣傳文件就是1931年以後《大公報》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和後來推出的單行本，因為這個專欄非常具體而系統地敘述了60年來的中日關係，有大量的日本侵華史實原始資料作依據，有說服力，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影響。許多讀者紛紛寫信給王芸生，有的對他進行鼓勵，有的希望他多寫一些中日外交以外的東西，還有人對他採用的史料提出商榷。這些無疑對王芸生是有很大幫助的。

《大公報》連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一些大學引起強烈反響。北平的燕大、清華和上海的復旦等高校，分別邀請王芸生去演講日本問題。1934年8月，王芸生應邀去廬山採訪。當時，蔣介石在廬山請各方面的名流學者講課，為他出謀劃策。王芸生存採訪中，曾對蔣介石講過兩個多小時的日本問題，內容是“三國干涉還遼”。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成書後，大批流傳到日本，立即引起日本政界、軍界的警覺和輿論界、學術界的注意。日本輿論界發表的評論說，中國一份全國性的大報；如此大規模地宣傳中國屈辱的外交史，是在喚起今國民眾對日本不滿情緒。日本軍事情報部門和學術界迅即組織日本中國史問題的專家翻譯此書。所以、在日本此書有兩個譯本。

1947年2月，王芸生隨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戰後的日本。日本學術界的熱心人還為王芸生收集了不少新發現的史料、希望此書能有再版的機會。

1956年8月，王芸生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赴日參加世界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在日期間，王芸生同日本的中國研究所、歷史學研究所和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歷史部會等學術團體座談，討論中日關係的有關問題。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江口朴郎請王芸生談談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的感想。王芸生說：“那部書是因為受‘九·一八’事變嚴重國難的刺激而寫的，它本身是歷史的產物，而今事過境還，應‘忘掉這一段不愉快的歷史’。”

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安藤彥太郎教授說：“中國朋友主張忘掉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這一段不愉快的歷史，我們是非常感激的。不過，在日本人的立場上，是不應該如此的。我認為，日本人不應該忘卻這段歷史，而是應該吸取這段歷史的沉痛教訓。”

王芸生接著補充道：“我不主張歷史糊塗主義，但卻贊成‘國無常仇’。我們說要忘卻這段不愉快的歷史，是從政治方面考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日政策是不採取報復主義，而是和平政策。”他的這一觀點，博得了日本朋友的一致贊同。由此，王芸生也萌生了修訂和再版《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的念頭。

1957年6月，有一次周總理見到王芸生曾囑咐他抓緊時間，重新整理舊作《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當時，王芸生是北京《大公報》社長，他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訪問劉大年，徵詢他對修訂此書的意見。他們商議的意見是，“大改”困難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傾向於“中改”。所謂“中改”，其實也近乎重新寫。

王芸生回憶說：“由於領導上的啟迪，師友們的鼓勵，就著手進行修改。工作相當認真，廣泛搜羅戰後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實，並在敘述部分改用語體文。花了相當大的力氣，修改了一、二兩卷。1966年5月，國家形勢有了變化，個人遭遇也很不平常，於是再度擱筆。”

1973年4月，局總理安排王芸生以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常委的身份，參加中日友協訪日代表團。其後外交部又安排王芸生擔任中國日本友好協會副會長。這使得他有更多的機會參加對日交流活動，也為他繼續廣泛收集材料，重新修訂《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創造了條件。

1979年7、8月間，王芸生自感身體不支，時間對於他來說已經不多了。為此，他再次同劉大年商議改書事宜，告訴他改書的進度。劉建議，應壓縮原走的“中改”計劃，末修改的各卷基本維持原狀，只作最必要的改動，這樣比較現實。他同意了。

此後，他加快了改書的速度。是年底，他因肝硬化，不得不住進了北京醫院。程思遠先生、楚圖南先生到醫院看望他時，建議未寫出的1920年至1931年中日關係史用大事記形式續上，以保持全書的完整。王芸生聽從了老友的建議，在醫院繼續“拼搏”著。

在胡愈之先生的多方聯絡下，北京三聯書店在最短的時間內安排了這套書的出版和發行。1980年3月，王芸生終於在病榻上見到了由趙朴初先生題寫書名的新版《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樣書。《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八卷本）全部出齊是在王芸生逝世兩年後。王芸生逝世后，他的老同事張篷舟、戴文葆和該書責任編輯祝立明為這部書的最後完成做了大量工作。

王芸生能寫成如此巨著與他的人生經歷是分不開的。作為辛丑年出生的天津人，他一生深深地捲入急劇變遷的中國近代歷史，耳聞目睹之間都是家國之變。這樣的經歷使王芸生的文字飽含感情，多從國家根本上立論，站在民眾一邊說話。

難能可貴的是本書不僅視野開闊，且行文平和,雖然日本侵華日亟，王芸生悲憤有加，但全書就史實立論，並無任何謾罵之語，也無誇張不實之處。據報人李純青回憶，王芸生的社論文字可稱“洋洋洒洒，如江河奔瀉”，但就本書而言，則十分克制，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決不曲解妄言。因書中收入的史料文獻都是文言體，所以作者本人的敘述也都是用淺近文言寫就。

1957年之後，王芸生又費了很大的力氣廣泛搜羅戰後新出的史料來修改第一、二兩卷，並在敘述部分改用白話體，但修訂工作隨即因政治運動中輟，直到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後才再度開始。已屆古稀之年的王芸生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病榻之上仍與三聯書店的編輯們書信往還，探討工作。

我的父親王芸生，其實原名叫德鵬，“芸生”這個名字還是進天津《商報》當總編輯時介紹人信口說出來的。如果要向父親追問一句，他會笑著回答：“芸生者，芸芸眾生之謂也。”如今年齡超過七十的人，提起王芸生，馬上都會聯想到《大公報》，人們稱他與《大公報》，“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我的母親馮玉文，她的名字幾乎沒有人知道。母親原就沒名字，那時貧苦家女孩，沒有大號亦無學名。出嫁后就都稱她為王馮氏。父親說，一次由於急需，是他臨時給母親取的名字。父親給別人取名喜歡按輩分，當時他不會有老馮家的家譜，而是突然想起馮玉祥，心想母親差不多跟馮玉祥是同輩，於是給母親取名叫玉文。據說還真有人把王芸生夫人認為是馮玉祥妹妹，其實根本沒那回事，我們兄弟姐妹的姓名都是王芝“什麼”。中間那個“芝”字，據說是按家譜來的，我是懷疑咱老王家是否有“家譜”。

母親比父親小兩歲。她出生於天津近郊楊柳青。我的外祖父是個菜農。母親沒有上過學，不能責怪外祖父母，他們那裡祖祖輩輩就沒有女孩子上學的，更何況也沒錢供。

父親曾跟我說過：“我身後的小辮是給辛亥革命剃掉的；你媽的腳是由我解放的。”這話雖有點誇張，但也有點理。父母婚前，媒人曾經問過我奶奶：“媳婦要小腳還是大腳？”一旁的父親堅決回答：“是小腳就退婚！”媒人還聽錯了，傳達過去的是：“是大腳就退婚！”害得母親又被強制把腳裹了起來，痛得哭了一夜。第二天才知媒人傳達錯了，才趕快“鬆綁”。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辦婚姻。父親雖不情願，但又不願反抗“母命”，也就勉強接受下來。

無論我的同學還是朋友，當他們知道我的母親是個文盲，都大為驚訝，心想一位堂堂的《大公報》館總編輯的妻子連字都不識，難以理解。其實不然，固然他們走到一起是偶然，但也可說是“緣分”。他們靠的是，幾十年來，患難相扶，甘苦與共，終身相偕，從而達到感情彌篤。

父母的婚姻是經過風雨考驗的。記得抗戰時，在重慶有位文官考試“女狀元”，愛慕父親的文才人品，有段時間父親下午會客時間，幾乎被她佔據，吟詩作畫、談情說愛，十分自如。當這位才貌並舉的“女狀元”，認為她終於打動了我父親的心后，就主動找我母親，稱母親為“馮大姐”。主動開口道：“現在社會上有兩房三房太太的有的是，大姐不必在意。”父親對於這位“女狀元”主動求愛，開初相當一段時間，盡量迴避。時間一長，心也動了。

某一天，他終於與母親談開了。沒有眼淚，更沒有吵鬧，母親心平氣和地說：“你不說眼前的事我也看懂了。我們確實不相配，尤其你做事我幫不上忙。我打算回老家，但仍希望孩子們繼續讀書，不要像他們媽那一樣，一輩子‘睜眼瞎’。”此時，母親才動情地掉下了眼淚。

我的母親一席話，父親聽后沒有回答，悄然離去。最後，我們知道的是：父親毅然決然地拒絕這位“女狀元”的求愛，退回了全部情書，情詩……儘管後來還收到上千言的“血書”，仍不為動。我以為，母親的善良與純樸，征服了父親的心。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的變化相當大。我們兄弟姐妹都有共同的感受，我大哥甚至說他好像判若兩人。儘管這種變化有個過程，但變化的速度是相當快的。我把這種變化過程歸納為三部曲：短期的興奮，長期的猶豫，最後的痛苦。

父親是得到毛澤東口頭請柬，最後下定決心北上，到解放區里來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為官，文章報國，為《大公報》事業繼續奮鬥。開國大典，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頗為興奮，祈祝祖國的新生。

與此同時，一件件使他難以理解的事發生了，喜慶逐漸變為懊喪。當他還未踏上解放區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報》在自我大批判基礎上，易名為《進步日報》。他甚至不敢想，這是違背承諾。之後重慶《大公報》改為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他想都來不及，只顧得上慶幸上海《大公報》沒有更名。

父親說：“不僅是大的政治運動，就是經常性的政治學習，也不會放過對《大公報》的批判，並不斷啟發我進行‘自我批評’”。母親對我說：“這些個年月，你爸是經常帶著個鐵青的臉回家。不用問，又挨批了。”

1952年，父親應召進京謁見毛澤東。毛主席指示上海《大公報》北遷天津與《進步日報》合併，仍叫《大公報》，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館建成后遷京出版。毛澤東還風趣地說：“王大公，恭喜你恢復失地了啊。”父親確實受到極大的鼓舞，他鼓起餘勇，力圖重振《大公報》昔日的雄風。不久，他還是明白了，時代不同了，“文人論政”已成為昔日的黃花，今日的喉舌已不需要他那樣的人了。熱情涼了，人也變老實了。

1957年，父親由於得到毛澤東保護，沒有劃為右派，涉險過關。反右後不久，上面就正式通知他，仍擔任《大公報》社社長，實際上不必過問《大公報》的具體業務，專心從事“學術研究”。自此，他放下了作為報人的筆，慘淡的心情，隱隱的痛疼，無以言狀。

不知出於何意，上面決定把《大公報》的歷史寫出來，執筆人“非王芸生不可，”父親仍執意推託。當周恩來第三次為此事找他，並告知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他就再也不敢違抗了。他薈集了解放后對《大公報》人和事批判的大成，也達到了批判《大公報》和他自己所上綱的高度，完成了他有生以來最大的違心之作。

不知是否算變化，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的無論是戀愛婚姻、升學、工作都不參與意見，採取大撒手的態度，並以此態度奉勸母親。他對母親說：“他們都有組織，我們不要操心。”他說的還真有道理，因為我們之中好幾個婚姻戀愛對象都要經過政審後由組織批准。但有例外，1955年我高中畢業時打算考文史類大學。當他知道后，他很生氣，表示堅決反對，說我太不懂事，最後我還是聽了他的話。兩年後，當我聽說高中同班同學讀文史類的，全部都劃為右派時，我才領悟父親的好意。

父親還有個變化，那就是幫母親幹家務，他知道自己不會燒飯做菜，但他主動承擔“採購”任務。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冬，每天一清早他就拿著鍋去打豆漿買火燒。排隊買菜、購肉、取奶都成了他的活。每次採購完，總是那麼高興。

記得那時有次我探親回家，父親每月有半斤“特供”小籠包子票，可到政協餐廳去吃。我一到家，父母親就催促我去吃，他們說，好容易攢給我的，不要過期了。那日，父親陪我去吃，兩小籠的小包子一上來，父親就催促我吃。我一下子兩籠都吃光了，竟然忘掉坐在對面的父親一口未動。這時我才抬起頭來，雙眼望著父親說：“爸，你怎麼沒吃？”他連忙說：“我有得吃，你吃，你吃。”這樁事已過去近四十年了，如今落筆寫下來，鼻子仍感到酸酸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文化大革命對父親的衝擊不小。他在永安路《大公報》門口掃地，趴在地上拔草。我感到：他老了，身體不行了。朦朧中，“風燭殘年”四個字，在我腦海里飄過。

母親說，父親一生中有兩個大喜的日子。一是日本投降；二是打倒“四人幫”。打倒“四人幫”。他興奮極了，徹夜難眠，好像又煥發了青春。無論怎樣相勸，他還是參加了慶祝遊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憂國憂民愛國愛民赤子之情，始終沒有變。

父親臨終在病榻前，跟我大量談的是《大公報》，尤其是談20世紀前半葉的這張報紙。很少談家事，可有一天，話一開頭，他就問我是否看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我說看過。還說，不記得是初中還是高中語文課本里就有。他嘆了口氣接著說：“朱自清留給後代是他的背影；而我留給你們的是永遠難以抹去的‘陰影’。”我沉默了，經過好一段才由他另起話頭。

對於母親，我家的朋友，尤其是親戚，都讚賞她嫁了個好男人，一輩子都沒有愁過吃穿；還羨慕她有六個孝順的子女，多福氣。而父親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說：“你媽自從嫁給我，沒有享受過一天的榮華富貴。勞累、勞累，一輩子勞累的命。”“還有就是擔心，擔心，一輩子的擔心。從軍閥褚玉璞對我的通緝和追捕；到國民黨蔣介石的三查王芸生；再就是解放后綿綿不斷的政治運動。”“擔心完了我，又擔心你們，再健康的神經和心臟，也經不起這樣長期折騰啊。”

父親還提醒我說：“不知你注意到沒有，你媽幾十年圍著鍋台轉，成天忙忙碌碌，給這個做飯，給那個做飯，但從來沒有單為她自己做頓飯菜。唯一給她做的是，熱剩菜剩飯。”我從來沒見過父親如此動情地感嘆道：“一個樸素崇高的女性；一個偉大的母親！”“我死之後，你們一定要照顧好你媽。”

我的大哥王磊（原叫王芝光），是個頗負盛名的結構力學教授專家。周圍的人稱他是“陳景潤第二”。他的《高層建築設計計算理論以及工程應用》一文，於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有兩篇論文，父親曾交給華羅庚、茅以升等專家指教，他們都給予高度評價。在大哥去世前兩年，我曾去長沙看望過他。我原以為他是個不問政治的書獃子，他卻告訴我，之所以在“紅與專”大辯論中被樹為“走白專道路的大白旗”，並被取消中共預備黨員資格，主要是他始終堅持認為《大公報》不是一張反動報紙，王芸生也不是一個反動文人。

大姐王芝芙，在去世前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高級編輯。她參軍最早，1949年5月上海剛解放，新中國還沒有成立，她就參加隨軍南下服務團，扭著秧歌到達福建。由於受同屋戰友傳染，患上肺病。她的早逝就是這個原因。然而她終身無悔，始終追求黨。她擔任編導立體聲廣播劇《減去十歲》榮獲第十一屆西柏林“未來獎”，是我國首次。但她始終入不了黨，為何？父親臨終前曾對我說：“你大姐老也入不了黨，看來是我的錯。”她最後入黨，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事。在大姐去世后，她的單位治喪辦公室發布的訃告與生平簡介，第一句話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王芝芙同志。”

我的二姐王芝慕，她入黨最早，在1954年。她1950年參軍，入的華東軍政大學，複員到北京工業學校任團委書記，但她入黨相當特殊，最後一關是上級黨組織派人來談話，談話主要內容是檢驗她對《大公報》和王芸生反動性的認識。

我的二哥王芝秋與我同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他在“文革”中由於不慎與同事談了30年代時江青曾給我母親拎皮包的往事，遭揭發，而被憤怒的“革命群眾”揍得個鼻青臉腫而被關押起來。我在“文革”初期，由於給黨委寫大字報，成了被揪出的“現行反革命”。

小妹王芝瑜，1966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沒有分配工作，“留校鬧革命”，她的第一課就是脖子上掛了塊“大公報狗崽子”的牌子。

為此不難理解，父親所說“留下的陰影”是什麼。也不難理解，“文革”后他多次向原《大公報》同仁表示：“《大公報》沒有再復刊必要了，它已經完成了歷史的使命。”同樣能理解，他在彌留之際憤憤地呼道：“大公報，你的陰魂快散吧！”

父親走後，不幾年，母親也得了癌症。有一天，母親突然把我叫到床邊說：“芝琛，我想吃炸大蝦。”她的要求令我喜出望外，因為她已有很長時間沒有很好吃東西了。80年代，市場仍沒有大蝦賣。但我突然想起友誼商店有，但那要外匯券。我平時最顧臉面，那時我已顧不了那些找了朋友換。當我端上由我自己親自炸的大蝦時，母親消瘦的臉龐露出了滿意的笑容。……就在此時，我彷彿在冥冥中聽到一個聲音，那是父親的聲音：“……她從來沒給自己做過一頓飯菜……”我再也忍不住淚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