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

開創新記《大公報》他和張季鸞等一起走出了一條百年報業的“新路徑”，創造了中國報業史上的一個高峰，一個至今難以跨越的高峰。在報業經營管理上用心，並且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的，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外國報界對於胡霖的大名是以報界巨子看待”，胡政之沒有虛枉此譽。他見識廣博，洞明世事，一生有為有守，在動蕩的亂世中始終保持著開明的態度和冷靜的頭腦。

1949年江山易主的前夜，他在上海黯然去世。謝泳說：“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

胡政之幼年隨做知縣的父親到安徽，在私塾讀書，後進安慶省立高等學堂，接觸到了《申報》、《蘇報》、《新民叢報》等，對林譯小說尤其迷戀。

1907年，在嫂子的一副金鐲資助下自費到日本勤工儉學，進東京帝國大學讀法律，至少通曉三、四種外語。

1912年進《大共和報》任日文翻譯。

1913年受聘任《大共和報》總編輯，並在中國公學兼法律教員。

1915年，他到北洋政府做幕僚。因為這一段經歷，1916年9月他受聘出任當時有安福系背景的《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從此一生以辦報為業。

在他第一次主持《大公報》期間，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17年，段祺瑞在天津馬廠誓師反對張勳復辟，胡政之以記者身份獨家採訪；二是1919年，他作為唯一的中國記者採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舉行的巴黎和會，這也是中國記者第一次採訪重大的國際事件，使他成為“採訪國際新聞的先驅”，也是他終生津津樂道、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對他熱愛的新聞事業，他有自己獨立的見解。

1920年回國時，《大公報》奄奄一息，他沒有回到天津，一度在北京和林白水合辦《新社會日報》，不過為時很短。

1924年8月，他又成功創辦了著名的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國聞周報》還同時對外發行英文版。

1926年，他在《國聞周報》發表《作報與看報》一文“社會需要好報，新聞記者就不敢不努力，……讀者鞭策記者的力量，比什麼力量還大。”《大公報》後來的實踐證明了他的辦報思想。胡政之編的《國聞周報》既發表過張季鸞落托時的政論，也發表過年輕作家沈從文的小說名著《邊城》，發行量最高時達二萬五千多份。他主持的國聞通訊社通訊網遍布全國，發掘、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新聞人才，這些都為後來新記《大公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政治舞台上的風雲變幻，國聞社和周報的主要經濟來源斷了，胡政之開始獨立支撐這兩個新聞機構，除了通過開設廣告部尋求經濟自立，他也得到了留日同學、時為北方金融巨頭的吳鼎昌支持，為他們日後合作開創新記《大公報》的新局面埋下了伏筆。

一直出到1937年才停刊，前後共14年，是當時較有影響的時事性周刊之一。

1926年，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共同以新記公司接掌《大公報》。接辦之初，《大公報》職工不過70人，月支出不滿六千元，發行量僅2000多份，第二年發行量就翻了三倍，達6000多份，第三年突破萬份。到1936年上海版創刊，職工人數增加到700人，是當初的10倍，月支出10萬元，全國分銷機關達1300多處，發行量超過10萬份，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報。經過胡政之等多年的苦心經營，《大公報》在採訪、編排、言論等方面的改革都逐漸趨向規範化。胡適一再稱許《大公報》是“矮人國”里的“巨無霸”。

在抗戰的烽火硝煙中，《大公報》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相繼創辦了漢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慶版，1938年8月13日，《大公報》香港版創刊時，胡政之發表《本報發行香港版的聲明》這一年的嚴重外患。

1941年2月15日，《大公報》桂林版創刊，他在《敬告讀者》中指出，“本報雖系營業性質，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人雖以新聞為業，但決不僅僅為’謀生’”。正是這種精神使《大公報》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下繼續成長，成為中國新聞界最奪目的一面旗幟。

至1945年，《大公報》重慶版發行量已達到97000多份，至1949年前夜，加上復刊后的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總發行數達20多萬份。這一數字在那個年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其產生的輿論影響也與日俱增。

在經過15年不懈努力之後，1941年5月，《大公報》榮獲了具有世界聲譽的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密蘇里大學教務長馬丁寫信給胡政之說："貴報今年被推得獎，端為一外國之自由的報紙，在其悠久的過程中，對於公眾具有優異的貢獻。吾人此項決定，兼得深知貴報偉大貢獻之美國記者的一致讚許。"同年開始了胡政之獨自領導整個《大公報》的時期。

《大公報》風雲天下“是與胡政之的眼光、氣魄和信心是分不開的。”1945年，《大公報》如日中天，處於鼎盛時期。

1948年初，胡政之化大量經費在美國創辦英文版的《大公報紐約雙周》，3月15日，又恢復《大公報》香港版，作為今後的出路。對時局的發展、風雲的變幻他有著職業性的敏感，他計劃以香港為退路，以後再到新加坡、美國辦報。

胡政之在1948年春天所作的那些安排如同當年他在香港淪陷前安排好了桂林版的退路一般，都是未雨綢繆，有先見之明。他說自己“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這次香港復刊恐怕是我對事業的最後開創。”當時胡政之由於長期積勞成疾而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養病，無奈地告別了心愛的報紙。

在病床上輾轉一年之後，1949年4月14日，病魔終於奪去了他的生命。第二天《大公報》上海版發表他1943年寫的紀念張季鸞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不料也成了對他自己的紀念。

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弟胡選之。妻子：顧俊琦(胡的續弦，抗戰初期成婚，顧維鈞的內侄女。1951年春隻身出走香港，后前往美國。)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國，其他子女都留在國內：長子胡濟生、次子胡冬生、胡燕(前妻之女)、胡德生(顧氏所生)。

青年查良鏞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問：“胡先生，你就會回來嗎？”胡回答：“就會回來。”說完淡淡一笑。在這笑容中，查良鏞看到了一種凄然的神色，於是立在門口呆了許久。

《大公報》總經理沒有再回來，連他的名字都漸被湮沒。年輕的《大公報》職員後來成了名滿江湖的大俠，是為金庸。金庸回憶，1948年胡政之親自主持《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年屆六十的“老總”夜以繼日，和同人們同吃同住，不辭勞苦，“其人格深深感動著年輕後輩，雖然相處只有一個多月，卻永生難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發，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輾轉病榻一年後，他在上海黯然謝世。學者傅國涌稱之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學者謝泳指出，在《大公報》同人心中，胡先生的離去是一種不祥之兆，在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係或許有一些暗示。

謝泳認為，半個世紀以後，可以這樣解讀當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開始謝幕，在隨後的歲月里，《大公報》這個名字仍在，但我們還是要說，《大公報》已經死了。

說《大公報》已死，是懷念一種消亡的傳統。在這個短暫的傳統中，自由知識分子得以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方針，通過報紙“文人議政”。如謝泳所言，中國近世本有兩個新聞傳統，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一個是《新華日報》的傳統，“兩個傳統，我們留了一個”。

胡政之身上的那種報人風采，也已不可追。

他24歲就當上了章太炎主辦的上海《大共和日報》的總編輯，31歲任名報人林白水主辦的北京《新社會報》的主編，此後又成功創辦了著名的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1926年，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共同以新記公司接掌《大公報》。

名報人徐鑄成曾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擘畫精緻，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後起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大公報》舊人陳紀瀅也說：“文人辦報往往鄙於求利，但是，不考慮從印刷到發行，從廣告到旅費，從營業到銷路，往往就會斷送報紙的前途。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並且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這樣描述他在報社內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處理髮行、廣告等經理事務；下午參加編輯會議，評比各報內容，尋找新聞線索，指令記者採訪；晚上和吳鼎昌（社長）、張季鸞（總編輯）商討社務，研究時事，選擇社評題材，每星期還撰寫幾篇社評。他掌握報社經營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個小時，習以為常。

後世嘆服，如此既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又能披堅執銳，奮戰采編一線的報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為一代社會賢達，國民黨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絕了，一生以報人自任。抗戰勝利后他到南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他是否願意出任行政院院長，拿洋房汽車招待他，他卻謝絕了，自己跑回《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與社會上層人物和達官權貴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所談皆國內外時勢大事，從不涉私，這樣對於事業是有利的。”

作為報人，他有著被新聞史家方漢奇稱為“在舊中國新聞界並世無兩”的經歷。1919年，他曾以記者身份，前住歐洲採訪巴黎和會，不僅是到會的惟一中國記者，也標誌著中國記者採訪重大國際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他以中國新聞界代表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之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會，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通常認為，開創新記《大公報》三巨頭中只有張季鸞以文章名世，但如果沒有胡政之的經營管理、吳鼎昌的資本，《大公報》的成功也是無法想象的。三個人中，胡政之主持《大公報》的時間最長，從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到1919年，先後達27年之久。對胡的貢獻常用管理來加以概括。但近些年學界也開始對其早期獨自經營大公報時期的作用開始重新審視。

胡政之一生，有兩件事最為後人爭議，一是他為了《大公報》的發展，曾經向國民政府申請過20萬美元的公價外匯，這被許多人指為是受國民黨的津貼；二是在國共和談將破裂的時候，蔣介石要開"國大"，要制定"憲法"，胡政之作為社會賢達，參加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