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遠生

黃遠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發矇時期廣涉經史子集，家裡還特地請了一位外籍女教師教他學習英語。十四歲（1899）時考秀才未中。十五歲（1900）時母親和父親相繼去世，他只得變賣田產，作為生活費和進入浙江南潯公學讀書的學費，假期則寄居在親戚家。十八歲（1903）時，他參加德化縣試，考中秀才，同年秋中舉人，為江西省第七名。次年他參加了清朝的最後一次會試，高中進士。同榜中進士的有沈鈞儒、譚延闓、葉恭綽等知名人士。這是中國最後一批進士，而黃遠生是其中最年輕的，當時還不滿二十周歲。

中進士后，他獲得了“知縣即用”的資格，但他不願按清廷慣例接受官職進入官場，便在高中進士的這一年（1904），以進士身份東渡日本，入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六年後（1909），他學成回國，因為某些原因，還是進入了官場，歷任清政府郵傳部員外郎、參議廳行走、編譯局纂修、法政講習所講員等職。他本來就厭倦官場，深恨清朝的腐敗，於是接受了李盛鐸的建議，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後辭去官職，專門從事新聞工作。

1912年創辦和主編了《少年中國周刊》，這是他記者生涯的開始。之後他還主編過梁啟超創辦的《庸言》月刊，擔任過上海《申報》、《時報》、《東方日報》的特約記者和北京《亞細亞報》的撰述，同時還經常為《東方雜誌》、《論衡》和《國民公報》等報刊撰稿。他的文章犀利潑辣，觀點鮮明，見解獨到，能從常事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深度，因此時人讚譽他的文章為“洞朗軒闢，幽隱畢達”。他以自創的“遠生通訊”對當時幾乎每一個時期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道，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陸征祥、熊希齡、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案、袁內閣兩次倒台、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總能抓住全國各階層廣大讀者的心，將真相告白於天下。他的報道“對民國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們的醜態，作了忠實的記錄和辛辣的嘲諷”。鄒韜奮也後來回憶說：“每逢有重要事故，他總能千方百計從最重要的來源，用最迅速的手段，探得最重要的新聞材料，寫成有聲有色亦莊亦諧的通訊供給讀者，當時他在探采新聞的活動力方面，是最足令人興奮的一件事。”

他從事新聞工作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時間，在這幾年裡，他寫下了大量的新聞通訊和時評政論，其工作量之大、創造力之盛令人驚訝。《遠生遺著》里收錄了他在這幾年中所寫的200多篇文章，其中幾乎全部直接或間接與時事有關，而且立場明確，影響極大。他既批評袁世凱的野心，又批評國民黨的……。正因為如此，袁世凱一方面恨他，一方面想利用他的才華和影響來為己所用。

1915年，袁世凱於籌備稱帝之際，為了給自己造勢，極力收買知名人士為之鼓吹，其中包括梁啟超。袁世凱看中了黃遠生這位名震海內外的記者，便設法想將他攬在旗下。他強聘黃遠生擔任他御用的上海《亞細亞報》總撰述，黃遠生心裡雖然不願意，但也不敢明確表態拒絕。袁世凱派人向黃遠生表示，如果他能為袁撰寫贊成帝制的文章，將得到10萬元的酬謝和一個部長的席位。“於是遠庸大窘，一連七八天，他想延宕不作，那邊天天一兩封信的催促他。”他很為難，沒有辦法，只得作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對於帝制之意”。但袁極不滿意這種搪塞之作，派人逼他重寫。他到了沒有轉身的餘地了，“然他到了緊要關頭，始終不肯遷就。那幾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爭死活的最後一關。”

最終正義戰勝了妥協。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報刊刊出了《黃遠生反對帝制並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明確表示反對帝制，與袁世凱決裂。抵上海后，他又在《申報》和《時事新報》上連續9天刊登啟事，宣布自己與曾擔任的《申報》駐京通訊員及上海《亞細亞報》的撰述，一概脫離關係。但《亞細亞報》在出版廣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為總撰述，他只得又在《申報》廣告欄連續7天聲明與《亞細亞報》劃清界限。為了躲避袁黨的追逼，他乾脆於1915年10月24日乘日輪離開上海經日本赴美。黃遠生一到舊金山，當地的報紙便報道中國名記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來是“黃遠庸”的音譯，而“遠”又與“袁”剛巧同音。華僑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說是袁世凱的本家來了。而當地國民黨人又惡意宣傳，使華僑都以為來的是袁世凱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親信。12月25日下午6時許，當黃遠生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內用餐時，中華革命黨（國民黨改組后的名稱）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劉北海從背後槍殺了他，時年不滿31歲。當年刺殺黃遠生的兇手劉北海80年代中期在台灣臨死前，道出了真相，他執行的刺殺竟是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指使，由後來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揮。（網傳刺殺的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黨黨魁孫中山，但查無實據。）985年9月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也統一了看法，確認是當年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后曾任中華民國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刺殺黃遠生的。

黃遠生中進士后心懷遠大抱負，不願按清廷慣例接受官職，而決定赴日本留學，入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6年後歸國，任郵傳部員外郎、派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纂修等職。這時恰值李盛鐸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歐考察憲政歸國，記者。”黃遠生深感清廷腐敗，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頓消，並接受建議，投身於新聞界。民國元年，黃遠生與藍公武、張君勱共同創辦了《少年中國周刊》，因其抨擊時政立場鮮明，見解獨到，聲名大振，遂有“新中國三少年”之說。后又與劉少少、丁佛言被時人稱譽為“新聞界三傑”。據李傳梓《反袁之勇士報界之奇才》一文統計，從他留下的《遠生遺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訊幾乎對每一個時期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道。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熊希齡、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內閣兩次倒台、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國各階層廣大讀者的心，將真相告白於天下。黃遠生之死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動，是與其不凡的貢獻與極大的社會影響分不開的。他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其“遠生通訊”更是被視為當年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品牌。但這並不是他所有的歷史貢獻之所在。從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黃遠生的文化活動只有辛亥革命前後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年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不進則退”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於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這表現在他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這無疑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聲。

一是報道新近發生的事實

黃遠生的新聞敏感性極強，他的報道很注意時效，這從通訊的標題就可看出，如《最近秘密之政聞》。《最近之袁總統》、《最近之大勢》、《最近之北京》等，他採訪所得的材料，當時是新聞，今天成為信史。黃遠生不僅善於報道新近發生的事實，還能夠注意其背後的信息，如1912年6月的《政界小風潮零記》，就在報道裁軍問題的同時還透露出萌芽狀態的問題，即“恐怕大總統要做皇帝”的動向，預報了事物的發展。二是報道重要的人物事件

二是報道重要的人物事件

黃遠生報道的人物有孫中山、袁世凱、唐紹儀、陸征祥、熊希齡、梁士詒等，其中有總統、總理、內閣中的許多部的總長，他們是中國政府與中國政治的代表，黃遠生善於抓住這些人物並從他們身上發掘重大新聞，如《記者眼光中之孫中山》寫的是1924年孫中山和袁世凱在北京會談，其中既反映了孫中山讓權和志在建設的態度，也揭示了袁世凱“權謀百出，專以手段勝”的伎倆，同時還含蓄地告訴讀者孫袁會談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黃遠生報道的重大事件很多，如袁世凱大借款、內閣接二連三倒台、外蒙古的獨立、日本提的“二十一條”、武昌首義功臣張振武被殺等，這些事件是當時社會矛盾的反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黃遠生的通訊是當時社會的一面鏡子。

三是抓住具體的場景細節

黃遠生的通訊善於抓住具體的場景細節進行繪聲繪色的描繪，嬉笑怒罵，涉筆成趣，如《外交部之廚子》，寫一個自前清到民國的外交部姓余的廚子，他“連結宮禁，結交豪貴”並花錢買了“花翎二品銜”。有一次外交部長官汪大燮在赴賀慶王宴會時，剛進門則“遙見廚子方輝煌翎頂與眾客蹌濟一堂，愕然不能舉步，廚子見江大人來，則亦面發赧而口囁嚅”。汪的驚詫，廚子的窘態，舊官場的腐敗，躍然紙上。

四是語言通俗生動

黃遠生提倡“以淺近文藝普通四周”，為此，他追求通訊語言的通俗和生動，他能把複雜的社會現象通過貼切的比喻表現出來，如《奈何橋上之大借款》說的是1913年袁世凱向六國銀行團借款的事，此事的現狀、發展、結果如何，一下了很難說清，但讀者一看“奈何橋上”，一切也就明白了。《喬裝打扮之內閣》、《虎頭蛇尾之國稅廳》、《春雲初展之政局》、《蟬曳殘聲過別枝之彈劾案》等也都同樣形象生動、通俗易懂、意味深長。

黃遠生的政論也很出色，它繼承了“時務文體”的特點而又以深刻見長，如《遊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中國社會就是人吃人的社會。此文還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官僚之侵蝕如故，地方之荼毒如故”，今天不過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總統”而已。這就是說早在1912年黃遠生就論述了辛亥革命的失敗，這是很不容易的。黃遠生在新聞理論方面也很有建樹，通過他我們意識到新聞記者應具備有四能的素質。這四能分別是：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調查研究，有種種素養，是謂能想；交遊肆應，能深知各方面勢力之所存，以時訪接，是為能奔走；聞一知十，聞此知彼，由顯達隱，由旁得通，是謂能聽；刻畫敘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紳士之態度，是謂能寫。簡單的說就是腦子要活，要快。要勤於跑動，沒有實踐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還要觸類旁通，舉一反三，馬上就可以有這件事聯想到另一件事上去。同時寫出的文章還要具有耐讀性，對新聞事件的描述要清晰、生動，這樣才可以吸引受眾。

1915年秋，袁世凱稱帝的鬧劇啟幕，有意借重黃遠生的名聲為其復辟大張其勢，遂命黃作一篇贊助帝制的文章。

遠生大窘，拖了七八天想延宕不作，卻又經不起袁府威逼催討，終於寫了一篇“似是而非”、自己以為“並非怎樣贊成”帝制的文章加以搪塞。友人勸他如此應付實在不妥當，總以不作為妙。他面露難色地回答：“我們的情形，難道旁人不知道？橫豎總有人體諒的。”他將那篇文章改了又改，比原作分量更輕。袁世凱看了當然不滿意，命其重作。於是黃遠生“再無可轉身了”，在那“人格上爭死活的最後一關”，他決然逃離北京，跑到上海隱居起來，聲明“此後當一意做人，以求懺悔居京數年墮落之罪”（《致甲寅雜誌記者》）。《懺悔錄》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就的，因而整篇文字給人以沉重的壓抑之感。也許是對剛剛經歷的一幕感觸過深，黃遠生一開首即訴說自我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為二截：其一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諸動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見此種種撮弄，時為作嘔。”(《懺悔錄》，以下凡引此文不再註明）“為傀儡”的自我是異化了的“非我”，而猶如“他人之眼光”在一邊冷眼旁觀的自我才是“本我”，不由為“非我”在強權者的“種種撮弄”下被迫“作諸動作”而“時為作嘔”。然而倘若從真正的“他人之眼光”看來，可作觀照的，並以此作價值評判的形象只能是那個外在的“非我”，而他的真實靈魂、那個內在的“本我”卻是無從體察的。這正是黃遠生的悲哀所在。他不得不承認自己靈魂雖存，卻早已成為軀殼之囚犯：“吾身如一獄卒，將此靈魂，囚置於暗室之中，不復能動，真宰之用全失。”

這是一重東方式的靈與肉衝突：靈者，獨立人格之靈魂也；肉者，個體生存之肉體也。人格與生存，在東方專制主義的嚴苛環境下，往往是熊掌與魚不可兼得：你欲維護社會之正義、人格之尊嚴，就得時刻準備著付出生命的代價；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體，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顆惹是生非的靈魂。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多少年來所面臨的就是如此嚴峻到近乎殘酷的現實抉擇。像魯迅那樣徹底超脫了生的執著的“特立獨行”之士畢竟罕見，自甘墮落的行屍走肉之輩亦屬少數，更多的知識分子則企求在靈魂與肉體、正義與生存之間保持一種適度的張力，尋得某種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話說起來，叫做“外圓內方”。遠生起初也未嘗沒有類似的想法。然而入世愈深，距離政治旋渦愈近，他就悲哀地發現，靈與肉的衝突並非是那麼容易調和的。圓得過多，妥協過多，日積月累，就會漸漸地在內心中失去方正。在不自覺中“魂為軀役”。他不無失望地將人的一生比作“蓋如由平地而漸入隧道，蜿蜒曲折，漸由光明而入於黑暗，其先光明，漸漸熹微，漸漸微黑，漸漸真黑，最後墮落，達於極地”。

辦報目的：主持公理、指斥時弊、為人民奔走呼號。民國初年的報紙言論，正如黃遠生在《少年中國之自白》中所說：“舉國言論趨於暮氣，趨於權勢，趨於無聊之意識，不足以表現國民真正之精神。”針對報界墮落的狀況，他主張“主持政論公理，以廓清腐穢，而養國家之元氣”。他指斥一些不良報人：“袁總統以馬為鹿，我亦不敢以為馬；袁總統以糞為香，我亦不敢以為臭。此其人，除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處!”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屏絕因緣，脫離偏依”。對最大權勢袁世凱的態度應是“以公明之正義督責之”。在他許多的通訊中，上至總統袁世凱，下至各級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壇斥之為“循私弄權，無異於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政治之日趨險惡者，非他人為之，乃袁總統之自為之也”。說袁本人是“扶植個人之勢力而為不能執行國家之權利也。”(《遠生遺著》，商務印書館，1984，以下引文皆同)對黃遠生的這種精神，鄒韜奮評價說：“不但眼光遠，而且有膽量說話。”黃遠生認為記者應該“為民生社會請命”，反映民生疾苦。他說：“記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風，然何嘗稍益於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創意曰，此少數者皆可殺，則記者必先自服上刑矣。”他在為《亞細亞報》創刊一周年寫的紀念文章《祝之歟詛之歟》說：天地之至人，我輩之走狗……余輩既已游食四方……我將為社會之耳目也！之喉舌也！”體現出他希望記者能真正為公眾服務的理想。新聞工作的原則：客觀、真實、公正、全面、超然。在新聞工作上，他主張寫實。他說：“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誠實單純之感想為限，而決不假於造作與勸化的口吻。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寫實與內照之精神，雖其粗糙而無傷也。”1914年他在《本報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統地闡發了對新聞真實、客觀、全面、公正的理解。他講到，“吾曹此後，將力變其主觀的態度而易為客觀”，對政局時事乃至一切事物，本其所信，發揮自以為正確的主張，但決不以自己為唯一主張，或以一種主張排斥他者，而是綜合事實來判斷，反對“憑恃理想發揮空論”。事實不足以作判斷時，就僅僅提出事實，供社會參考，不急於妄發主張。他主張記者要與黨派劃開界限，成為“超然不黨之人”，“主持清議”，“予以忠告”，“無所偏倚”。努力超越現實政治，堅持報紙的公共性，避免使輿論成為私利的工具。

1915年，袁世凱籌備帝制，聘請黃遠生為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主筆。黃遠生不願意，於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發表聲明否認此項聘任。11月中旬，黃遠生乘船赴美，在美國繼續撰寫他的時政評議。因其在國內的巨大影響力，隔著大洋，那枝鐵筆仍對中國社會有著超乎尋常的影響力，因其持獨立報人的立場看世界，尖銳批評直指要害的鋒芒，為各派政治勢力和軍閥所忌。黃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從他留下的《遠生遺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筆鋒所指，幾乎對每一個時期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道。北洋時期和民國初年的重要人物，幾乎均有涉及，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熊希齡、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內閣兩次倒台、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受眾的心，將真相內幕及時告白於天下。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時許，在美國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內，正在飲茶吃飯的黃遠生，被人從背後近距離連開二槍命中後背而殞命，兇手一直未獲。死訊傳至國內，黃遠生生前好友紛紛指責，是袁世凱利用不成，殺人泄憤。後來再曝出原來殺黃遠生的是當地“愛國華僑”，他們以為黃遠生是袁世凱的走狗。黃遠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誤殺！誰叫你被認為是袁賊走狗的？無可奈何的親友只好含淚為黃遠生收集遺作，開悼念會。林志鈞、張東蓀為《遠生遺著》作序，還得極力辯白黃遠生是"我們的反袁同志"。命丟了，還得往殺了你的革命隊伍上靠和站隊，你說這種暴力手段和所扯開的大旗的炫惑力，厲害不厲害？兇手是誰？過去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猜測是袁世凱派人跟蹤到舊金山暗殺的。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的前身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誤認黃為袁的死黨而誤殺的。

如何被殺的說法當時就更多了，如有認為他是"被愛國華僑當作帝制餘孽炸死"的；也有記載他"被革命黨人以袁黨 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有的說是"被袁派遣殺手狙擊身亡"；還有文章說他是被槍殺於舊金山街頭等等。甚至連黃遠生被殺的日期也說法不一，不少材料記載其被殺害於12月27日（被殺的二日後），據後人考，其根據大概來自於林志鈞為《遠生遺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在舊金山被人暗殺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顧少川來電報告)。"而李盛鐸先生寫的《墓誌銘》，記載被害日為陰曆11月19(即公曆12月25日)。到1949改朝換代后，得國者在清查北洋政府檔案時，發現了黃遠生於1913年7月上大總統（袁世凱）的一份條陳，略謂："宜由警廳組織特種機關，專司檢閱報紙，從法律干涉，並擇要編輯為偵探材料。一面組織新聞通訊機關，整齊一切論調、紀事等語。"這很讓歷史學者吃驚，因為從字面意思看，一貫提倡自由報人主義的黃遠生，所寫的這條陳上的內容，卻是中國最早有據可考的新聞管制內容。研究者也只好承認這是黃遠生被袁世凱利用的明證。甚至到1984年，黃的兒子黃席群寫作《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都不能真相大白。兒子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於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

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於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於游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裡糊塗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 1916年初，遠生的遺骸由當時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運回上海，並在上海開了頗為隆重的追悼會。據參加追悼會的遠生長子黃席群回憶，遺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內，外面是一層藍色絲絨，後來在上海加了一個木質的槨。事後，親屬將其骨灰運回江西九江，安葬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區蓮花鄉桂家壠之殷家坳山。

黃遠生原墓址位於江西省九江市廬山區蓮花鎮梅山村。2005年適逢黃遠生誕辰120周年和逝世90周年，市有關部門在新修黃遠生墓時，已將墓誌石隨同遺骨下葬，在繼續使用原（土外）墓碑外，另新仿刻墓誌銘立於墓前，並影雕黃遠生半身像，以告慰先賢，啟迪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