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去德國在山東強佔的

各種權益。1918年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分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學校等13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衝破軍警的阻撓到天安門前集會演講，后舉行遊行示威，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同時要求懲辦親日派曹汝

霖、章宗祥、陸宗輿。遊行隊伍向東交民巷進發，遭到使館巡捕的阻攔，轉而來到趙家樓衚衕曹汝霖的住宅。學生沖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來，正在該處的章宗祥受到學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燒，軍警當場逮捕了30多名學生。北京學生實行罷課，通電全國表示抗議。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迅速擴大。天津、上海、長沙、廣州等城市和全國各地紛紛舉行遊行示威。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也展開了愛國活動。當時在上海的孫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於5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但又下達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學生分組出發到街頭演講。6月4日出動更多的學生進行宣傳活動，兩天內竟有近千學生遭到逮捕，從而激起了全國人民更大的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來，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大力聲援北京學生。南京、天津、杭州、濟南、武漢、九江、蕪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後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北京政府不得不於6月6日釋放全部被捕學生。10日宣布“批准”曹、章、陸3人“辭職”。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勝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運動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稱《新青年》，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隨後，還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並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新文學。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代表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新文化運動不僅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同時隨著這次運動而更加深入發展，使社會主義思潮逐漸代替資產階級思潮而成為運動的主流，並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準備。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於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

在中國，建築界的情況與歐洲有所不同。各大專院校、研究所內領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之職的專家教授們，大多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崇者，因而他們對於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的先鋒派理論之譯介、宣揚乃不遺餘力，甚至很有一般子藉此在建築界

反封建（權威、迷信等）的氣勢。而那些處於"生產第一線"的建築師們，反而由於視野的閉塞，對人文知識的隔膜，在建築創作中處於一種封閉、保守和勢利眼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建築首先是一種生產"、"生產力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等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的說法，只是簡約為口號標籤時，"生產者"就被建築師拿來貼在自己的大旗上，以與理論家、歷史學家、批評家分開陣營。並且，由於挾意識形式之餘威,"生產者"似乎要比"非生產者"、"不勞而獲的批評家"高貴得多--確實，因為國家建築業的蓬勃發展，巨額金錢在房地產、建築業運轉，處於"生產第一線"的建築師斬獲甚多，財一大，氣也粗，身份兒也就"高貴"起來。在建築學領域，按照這麼一個可疑的標準把建築和理論家、批評家分了等級貴賤，建築批評還有誰去說？怎麼說？但是，建築批評確實必須進行，不能將這一神聖之職簡單地讓與"使用者"和"業主"，或者讓"時間"。批評家並不是很容易就讓"教師"、撰文介紹自己的設計的建築師或者專業雜誌的編輯頂其頭銜的。"教師"的職業，在於"傳道、授業、解惑"，一般不會公開發表對當下的建築作品的批評意見，更難以形成系統的批評理論。撰文作自我作品介紹的建築師，既不敢冒犯其他建築師，也不敢將自己的理論（如果說有的話）張揚，總是一口溫吞水。好在中國傳統語文中的許多溫文爾雅言辭之後的傲岸與硬氣還是能讓人感覺行到，但總夠不上建築批評的文法。一般的雜誌編輯，則只好以不偏不倚的"執事"為己任，批評的矛頭，只能略存於文章取捨之間。如是說未，在建築學術圈內，竟沒有多少批評餘地了。我們在書刊上也見過幾場筆墨官司，除了七十年代以前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曾劍撥努張，實際上也不過是政治帽子互相扣的遊戲之外，八十年代以來的建築領域的爭論，卻竟象觀摩一場場太極推手，彼此用"氣"，儘管當局者可能心神領會、驚心動魄，卻實在構不成有概念和範疇可循的批評法則。建築批評家應該是博覽群書、通曉歷史和人文學科理論的人。古羅馬維特魯威對建築師的期望是："建築師應該擅長文筆，熟習製圖，精通幾何，深悉各種歷史，勤聽哲學，理解音樂，對醫學並非茫然無知，通曉法律家的著述，具備天文學或天體理論的知識。"這倒似乎更適合於對一個建築批評家的要求。那麼，對於一個當代的建築批評家來說，主要有哪些條件呢？第一，如上所述的豐富而深厚的人文知識和專業知識；第二，宗教家般的對於非物質利益--批評事業、批評藝術的熱忱。批評家和純粹學術的研究者有所不同。純粹學術的研究，可能根本無助於當下的建築事業，但他們的研究成果也許是研究者個人愛智與求真的知識產品。求真本身的價值就足以便人迷醉。歷史上有許多為純學術而獻身的人們，並不會因為其成果沒有當下的實用價值而失去其光芒。恰恰相反，如果說他們有大用的話，他們是批評家頭上的燈塔，民眾仰目的星辰。但批評家必須在社會的現實層面上運作，成為建築作品與意義的聯結者和批判者，他們要影響建築師和公眾。後現代理論有所謂"雙重解碼"，其中包括建築的意義向建築師和公共兩個層次敝開。但批評家有第三者的聲音，第三解碼。後現代文化遭到解構之虞，也就是要加上批評家這一旁觀者和闡釋者。批評家的參與是歷史的，又是當下的：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是綜合的、又是分析的。批評家和建築師的分工不同，在於建築師使用的建築語言可以是跳躍的。片斷的和拼貼的（這也是藝術創作的共通性），而批評家必須用合乎邏輯的語言，將拼貼的建築的意義粘接到公共語言之中。當然從廣義來說，每一個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領會建築的意義，但社會的行業發展和公共交流的環境與規模，需要一定量的專業批評的規範文本，這就要求專業的建築批評家的存在。建築業的發展，除了技術與行為科學上的統計信息的反饋，更重要的是作為意義闡釋者的批評文本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