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悅

荀悅少年喪父，十二歲時，能夠解說《春秋》，由於家窮沒有書籍，他往往去別人家借書看，篇章書牘，過目大多能夠背誦。荀悅性情沉著好靜，長相漂亮，特別愛好著書立說。漢靈帝時，宦官用權，讀書人一般不出來做官，退身窮處，荀悅於是託病隱居，當時世人不知其才，只有他的堂弟荀彧特別稱讚他，敬重他。

荀悅最先被推舉在鎮東將軍曹操手下為官，后升黃門侍郎。漢獻帝愛好文學，荀悅與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講宮中，早晚談論。累升秘書監、侍中。當時政權移於曹操手中，獻帝不問政治，大權旁落，不過空在其位罷了。荀悅有志諍言進諫，但所謀漢獻帝不用，於是作《申鑒》五篇。所議論通達為政的體要。書寫成之後，上奏獻帝。漢獻帝看后覺得寫得很好。

漢獻帝好讀書籍，曾經認為班固《漢書》篇幅太繁，不好看，於是命令荀悅依《左傳》體裁作《漢紀》三十篇，令尚書給悅筆札。荀悅所作《漢紀》辭句簡要，事實寫得詳細，議論精美。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建安十四年（209年）逝世，年六十二。

荀悅見當時曹操專權，漢獻帝僅存虛名，因作《申鑒》5篇。其中對現實政治的評論，對讖諱符瑞的譏刺，都切中時弊，是西漢以來政論文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明代何孟春稱“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申鑒注序》），從中可以窺見荀悅文章風格的特點。

《後漢書·荀悅傳》稱其另著《崇德》，《正論》諸論數十篇，多佚。明代張溥輯有《荀侍中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申鑒》有明黃省曾所作注，《四庫全書總目》稱其“引據博洽，多得悅旨”。有四部叢刊影印明文始堂刊本。

荀悅奉漢獻帝之命作《漢紀》30篇東晉袁宏《後漢紀·序》稱：“荀悅才智經論，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唐代劉知幾《史通·六家》列《漢紀》為“左傳家”之首。宋代王銍《兩漢紀後序》亦稱《漢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故其詞縱橫放肆，反覆辯達，明白條暢，既啟告當代，而垂訓無窮”。可見《漢紀》於史事、史識均有可與《漢書》相互印證處。

《後漢書》：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

李世民：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

時人稱：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袁宏：荀悅才智經論，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

何孟春：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

爺爺：荀淑，字季和，潁川郡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

父親：荀儉，字伯慈，荀淑長子，人稱荀大龍，任朗陵長。荀氏八龍之首。

二叔：荀緄，荀淑次子。

三叔：荀靖，荀淑三子。

四叔：荀燾，荀淑四子。

五叔：荀汪，荀淑五子。

六叔：荀爽，荀淑六子，荀氏八龍最傑出者。

七叔：荀肅，荀淑七子。

八叔：荀旉，荀淑八子。

（其餘親屬成員參見詞條：荀氏八龍）

（一）法與教都是“政之大經”他認為制定法制、實行教化是治國治民的基本手段，“政之大經，法、教而已”。主張教與刑，都要先簡后繁，“教初必簡”，“然後責備”；“刑始必略”，“然後求密”。如果開始就規定出繁雜的禮儀，人民難以實行，反而招人厭惡，這叫做“設必違之教”的“虛教”。如果開始就制定出繁密的法令，人民難以遵守，等於“陷民於罪”，這叫做“設必犯之法”的“峻刑”。

（二）“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荀悅持儒家“性三品”說，將人分為君子、中人、小人。認為君子不會觸犯刑律，因而只需施以“禮教榮辱”，“化其情”即可。小人“不忌刑”，對他們進行教化不起作用，必須使用“桎梏鞭撲”，才能制止其犯罪，這叫做“治其刑”。對於中人，則要刑禮兼用，才可以“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

（三）“避仇有科”。荀悅認為“復仇”是出於“義”，因此雖不能縱容“復仇”，但也不可絕對禁止“復仇”，主張“依古復仇之科”處理。即殺害父、兄弟、從父、從兄弟的人，如依法規定躲避他處，即不可復仇；如果不躲避，則可復仇；仇人因“公命行止者”，不能算做未依法躲避。

（一）“六主”、“六臣”的價值判斷

所謂“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所謂“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以兩漢各代君臣為例，分析了在這些標準下劃分的不同品類的君臣對政事的影響，同時深入探討了不同品類君臣產生的原因：“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暗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雜言上》）荀悅關於君臣“二難”、“二罪”的分析，是客觀反映了現實中的君臣想要成為理想中的明主賢臣所必須面對的兩難選擇。

荀悅對於君臣的品評，自有其深意在，著意於不同品類的君臣對政事的不同影響，而這種影響是與國之興亡密切相關的。從先秦時起，對君臣類別的品評即已開始，在這些品類中，以《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品分最為詳細。文中以君主對法的態度、立場和實行情況為標準，把君主分為七種：申主、惠主、侵主、芒主、勞主、振主、亡主。荀悅對君臣品類的劃分，與《管子》一書對君臣品類的劃分相比，更著意於不同品類的君臣對於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這種影響與國之興亡的密切關係。出現這種不同，是與君主專制制度的建立聯繫在一起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后，君主的才能、品性更密切的和國之興衰聯繫在一起。同時，臣對君的依附性也在加強，臣的獨立性逐漸喪失，進而成為君權的附屬，此時的君臣關係，與先秦時裂土分封下的天下共主與各諸侯王的關係相比，無疑更為密切。君臣的不同品類，也無疑更為密切的和國之興衰聯繫在一起。

（二）“天下國家一體”的觀念

荀悅論君、臣的差別，同論君、臣、民的關係是相互聯繫的，這是他政治思想的又一個重要方面。荀悅認為理想的君、臣、民的關係，是以君主為主導的三者統一體。

1.“君臣互為依存”，荀悅認為理想的君臣關係應該是“上下有交”。在君臣這對互為依存的關係中，君的作用是居於主導的。在進諫與納諫過程中，這種主導作用體現得最為明顯。

2.“君”與“道”發生衝突的時候，“從道不從君”，以道義制約君權。

3.君為元首，民為手足，君民關係的處理與社稷存亡緊密相關。荀悅認為，“愛民如子”和“愛民如身”都不能算作“仁之至”，只有與民同樂，與民同憂才是真正的愛民之君。

（三）“正積於上”“事實於下”的政治理想

荀悅“正積於上”“事實於下”的思想，所涉及的八個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賞，也包括了人物評價，最終歸結於社會風氣的養成。“眾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其中寄寓的是荀悅對於理想社會政治狀況的追求。

（四）“立制以防忿爭，一統序”——對政治統治秩序的維護

荀悅在《漢紀》一書中，對綱紀制度反覆強調，希望通過“立制”來維護政治統治秩序。核心即是為了保證上下有序，不可僭越。

荀悅所著《漢紀》、《申鑒》，都寓有資政之深意。唐太宗將《漢紀》賜給臣下尋閱。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是對《漢紀》一書的總結，也是對荀悅政治思想的評價。

荀悅作為東漢末年的政論家和史學家，其人性思想在吸收、綜合前人的人性學說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政治實踐有所創新和發展。他提出了性以輔命、性情相應、法教成性等人性思想。荀悅的人性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荀悅的人性思想最終是為其政治思想做鋪墊，是其政治見解的哲學基礎。荀悅認為政治行為又可以影響人性的存在變化，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統一關係。

荀悅認為與性相關的一個重要的概念是命。對於命，荀悅認為“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即命是維繫生存存在的。苟悅性以輔命的性命觀是從人的生活直覺得來的，命不存，其它也是沒有的，所以命是根本的。性是生而

所有不同的人會做出不同的人事行為，而這些行為的好壞能夠直接影響到命的存在狀態。

荀悅認為情惡之說是不合情理的。人性是內在於人體的，其有善惡之質，彰現於外就是情的好惡，也就是說佐內情外。情是性的外在表現，住是情的本源。他認為，情有好惡的偏，也就是說佐內情外，情是性的外在表現。住是情的本源。他認為，情有好惡的偏向，但好惡不是善惡，好惡是愛好傾向，善惡是行為性質的判斷。善惡非情，情亦非善惡，二者是不同的概念取向，不在一個層面，有著本質的區剮。荀悅認為，性的善質，待教而彰現。性感於外而發為情性、情不能自明善之行為，需由智聖之人教化引導而成。性的惡質需要法制來消抑。這裡的消抑並非是把惡質從性中完全剔除，而是在性發於外之情慾好惡中抑制慾念的擴張，侵其有所畏懼而不能成為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