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紀

《漢紀》，共30卷，約18萬餘言，為中國古代的編年體史書，是中國第一部編年斷代體史書。作者為東漢的荀悅，漢獻帝苦讀班固班固的《漢書》文繁難省，於建安三年（198年）命荀悅依編年體左傳體例，刪略《漢書》改編撰寫。經過三年悉心抄撰，於建安五年（200年）成書。時人稱美此書“辭約事詳，論辨多美”，“省約易習，有便於用”（《後漢書·荀悅傳》），後人袁宏稱“才智經綸，足為佳史”（《後漢紀》序）。近人梁啟超謂“善可以創作成創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本書成后，推動了往後編年體史著述的發展。張璠、袁宏等人都相繼撰寫出了編年體斷代史。唐代史論家劉知幾把《漢紀》編年體裁擺到與《漢書》紀傳體裁同等地位，並說“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以難矣”（《史通》二體）。

《漢紀》的所用的史料，絕大多數來自《漢書》，但也稍有增補刪改，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襲，可補正《漢書》之誤處。史事記載方面，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的諫疏，為《漢書》所沒有的；內容訂正補充方面，《漢書·高帝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亥，太上皇崩，葬萬年”，《漢紀》則作“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亥，太上皇葬萬年”，兩者比較查考，顯然《漢書》有誤；關於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漢紀》則雲姓令狐；朱雲請尚方劍，《漢書》作“斬馬劍”，《漢紀》乃作“斷馬劍”，據唐代張謂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證明《漢書》有誤字。

《漢紀》雖然史料價值不高，但《漢書》精華大體被吸收，且以年系事條理清晰，頭尾連貫，重點突出，不失為一部前漢簡明大事記，可作研究前漢史的入門書來讀。此外，荀悅立意“勸善懲惡”，除有意通過後漢中興前一代的歷史的評述，探究其成敗得失之機，供漢獻帝及其後繼者們能“有監乎此”，獲得“撥亂反正”，振興漢室的啟示外，並在《漢紀》中撰寫大量論贊，約佔全書二十分之一篇幅，其中不乏佳作。

今日《漢紀》所能見到最早的版本，是明代黃姬水所刊的南宋王銍輯本。點校本方面，有北京中華書局將之與《後漢紀》合輯標點的《兩漢紀》。

《漢紀》·三十卷（安徽巡撫采進本）

漢荀悅撰，悅，字仲豫，潁陰人，獻帝時官秘書監侍中，《後漢書》附見其祖《荀淑傳》。稱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漢記》亦稱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為《左傳家》之首。其《二體篇》又稱其歷代寶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為一科。《文獻通考》載宋李燾《跋》曰：悅為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書太上皇事及五鳳郊泰畤之月，要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舛訛。又稱其“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諸字與《漢書》互異者，先儒皆兩存之。王銍作《兩漢紀後序》，亦稱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反覆辨達，明白條暢，啟告當代，而垂訓無窮。是宋人亦甚重其書也。其中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悅書雲姓令狐。朱雲請上方劍，《漢書》作斬馬，悅書乃作斷馬。證以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句，知《漢書》字誤。資考證者亦不一。近時顧炎武《日知錄》乃惟取其宣帝賜陳遂璽書一條，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詔一條，能改正《漢書》三四字。其餘則病其敘事索然無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未免抑揚過當。又曰：“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雲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云云。其語不置可否。然不曰“盡削”而曰“盡沒”，似反病其疏略者。不知班《書》莽自為傳，自可載其偽號。荀書以漢系編年，豈可以莽紀元哉？是亦非確論，不足為悅病也。是書考李燾所《跋》，自天聖中已無善本。明黃姬水所刊亦間有舛訛。康熙中襄平蔣國祥、蔣國祚與袁宏《後漢紀》合刻，后附《兩漢紀字句異同考》一卷。今用以參校，較舊本稍完善焉。

東漢末年，政歸曹操，漢帝形同虛設。荀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其所辯論，通見政體，所謂為政之術，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議論，為漢帝所深喜。漢獻帝喜好讀歷史書，可每讀班固《漢書》，即為其文繁難省所煩。就命荀悅按《左傳》體例，將《漢書》加以縮編。

荀悅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開始，用了3年時間，至建安五年（200年）成書。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做到這五點，則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燦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損其業。”今以此五原則作《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很明顯，荀悅希望以《漢紀》啟發獻帝重振朝政。

《漢紀》是以《漢書》為基本材料縮編而成的，故其與《漢書》一樣，起始於（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於公元23年王莽滅亡，共記前後231年的歷史。全書共30卷：

《高祖紀》4卷，《惠帝紀》1卷，《高后紀》1卷，《文帝紀》1卷，《景帝紀》1卷，《武帝紀》6卷，《昭帝紀》1卷，《宣帝紀》4卷，《元帝紀》3卷，《成帝紀》4卷，《哀帝紀》2卷，《平帝紀》1卷，而以王莽當政時事附於《平帝紀》之後。

荀悅作《漢紀》，取材範圍不超出《漢書》，只是把班固書中的志、傳、表等資料，按時間先後順序加以適當地剪裁排列，溶於各卷帝紀之中。全書18萬字左右，約為《漢書》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後人有戲稱其為簡本《漢書》者。

但是，《漢紀》並非是泛泛地抄錄《漢書》而成，它含蘊著編撰者的思想、史識及駕馭能力和文筆才華。《漢紀》向有"詞約事詳"之譽，甚至"歷代褒之，有逾本傳。"梁啟超稱讚《漢紀》是"善鈔書者"。

就思想與史識來說，《序》中已提到其著書五原則。他編撰這部書，主要是給漢獻帝看的，同時也是給一般統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們了解所謂："天人之際，事物之宜"，從歷史的現實中，學會對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的明確認識，以及應付一切事物發展變化的辦法。為了體現這個原則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書內容共有16個方面，即所謂："凡《漢紀》，有法式焉，有鑒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紀焉，有休詳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勛，髦俊之遺事。"所以，《漢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從目的到內容，都很明顯地是為統治者服務的。

就其駕馭能力來說，荀悅並不是簡單地、機械地去"抄"《漢書》，而是在運用編年體方法的同時，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紀傳體的記敘方法，這是《漢紀》不同於前些編年史書的特點。他記敘人物活動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時間界限，根據需要或補敘前因，或備述後果，或兼及同類人等事物。如記人物事迹，採用紀傳史書的"人經事緯"證敘方法，以人物為本位去編排史事，從而克服了過去編年史記人不完整的缺點。所以，儘管《漢紀》僅有《漢書》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漢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章制度等，卻都有條不紊地被記載下來。

再者，《漢紀》在編編《漢書》的同時，還加進了一些《漢書》沒有，或雖有但簡而不詳的史料。如西漢末年農民起義領袖銅馬的事迹，就比《漢書》記載較為詳細。

注重史論是《漢紀》又一特點。荀悅與班固眼光並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編撰過程中，他於特別加重之處，常以"荀悅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學思想。如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隻以惠政而加稱頌；而荀悅則尖銳指出當時"豪強富人占田逾制，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客觀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真是精闢之論。

又如批評漢武帝修陵墓，也頗為可取。另外，《漢紀》還可校補《漢書》脫文。如孔安國獻古文經書，因巫盅之禍來立學官之事。《漢紀》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記曰："孔安國家獻之，會巫盅事，來列於學官。"而《漢書》的《藝文志》、《楚元王傳》似皆缺"官"字。

最為重要的是，自《史記》、《漢書》行世后，紀傳體成為撰寫史書的主要形式，興起較早的編年體反而無人過問。自荀悅《漢紀》成書起，編年體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見通行。而且經荀悅之手，更加完備，成為與紀傳體共行的一種史書體裁，為我國史學發展開拓了廣闊道路。其後晉人袁宏的《後漢紀》、孫盛的《晉陽秋》、南朝沈約的《齊紀》以及北宋司馬光的巨著《資治通鑒》，皆深受《漢紀》影響。所以，《漢紀》在中國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漢紀》自北宋天聖年間后，已無善本，今可見者，以《四部叢刊》影印的明嘉靖年間刊本為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