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

《日知錄》內容宏富，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日知錄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其中不少名言警句，傳誦千古，如“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慷慨激昂，更是激勵著一代代中國士庶。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繫。

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雜家類三》則將全書分作十五類，謂：“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為雜考證。”

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前者重視了《日知錄》的經世意義，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並說這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採用其說，會大有益於“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闢，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後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劃分雖更為細緻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評價也與前者相左，盛稱顧氏考據之學而貶低其經世思想，認為“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日知錄》是寄託作者經世思想的一部書，內容大體分為三類：經術、治道、博聞，而核心則是“治道”。

《日知錄》，是十七世紀中葉中國知識界一部足以反映時代風貌的學術巨著，作者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和思想家顧炎武，《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是作者積三十餘年心力編次而成的，旨在資治，“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日知錄》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知錄》內容宏富，內容大體可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日知錄》以“明道”、“救世”為成書宗旨，涵括了作者一生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提出“盈天地者，氣也”等思想，不少論述，切中時弊。

顧炎武曾把創作《日知錄》比作“采銅于山”。他自言，這時代的人寫書，就像這時代的人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作廢銅鑄錢。這樣鑄出的錢，既粗惡，又把古人的傳世之寶毀壞，兩邊都沒好處。顧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紮實，堪稱楷模。這在《日知錄》中表現得尤其突出。

關於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撰寫《日知錄》，“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言：“書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

《日知錄》的主要版本有：1670年（康熙九年）自刻本（孤本），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經義齋刻本、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遂初堂重刊本（附《日知錄之餘》）、乾隆時巾箱本、皇清經解本等。歷代注家甚多，據清人黃汝成統計，多達九十餘家。一時大家如惠棟、江永、戴震、全祖望、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紛紛為之作注。成就最高、最為人矚目者卻是名不見經傳的黃汝成。其以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為底本，以閻若琚、沈彤、楊寧、錢大昕四家校本為主要依據，博採諸家疏解，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刊行。

綜上所述，《日知錄》的刻本有三個系統：

一為1670年（清康熙九年）顧炎武自刻本，八卷。此為顧炎武手定的《日知錄》的最早刊本，保留了顧炎武早期思想的痕迹，且因其刊刻時間早，流傳稀少，常人難以得見。上海圖書館館藏有《日知錄》1670年（康熙九年）刊本，彌足珍貴。北京大學圖書館亦館藏有八卷清稿本，取校康熙初刻八卷本，文字互存異同，頗有研究價值。

一為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這個系統是顧炎武手定八卷版付印后，仍對日知錄地不斷地擴充修改而來。顧氏去世后，其門人潘耒據其手稿，在福建建陽整理付刻，是為三十二卷本，包括經義齋刻本和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重刊本。一般認為，此本潘耒有就顧炎武《日知錄》遺稿作刪削整理。潘耒是顧炎武的入室弟子，其整理的《日知錄》，學界認為最能保存和反映顧炎武的學術思想。

一為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黃汝成《日知錄》集釋本。黃汝成以1695（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為底本，集道光以前清人註釋之大成，博採諸家之長，成《日知錄集釋》，為《日知錄》研究提供了一個較為完善、便利的本子。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於《日知錄》的評價是：“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

其實，《日知錄》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日知錄》中，顧炎武強調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於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係，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為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於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於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他提出的“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這些在《日知錄》都有所反映。

《日知錄》體現了顧炎武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啟超認為：“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後人仍常用顧炎武“采銅于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顧炎武（1613—1682）明清之際思想家、學者，初名絳，字寧人，曾自署蔣山（字“亻庸”），學者稱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時南直隸蘇州府崑山人）。少年時參加“復社”反權貴鬥爭。清兵南下，又參加崑山、嘉定一帶的人民抗清起義。失敗后，曾十謁明陵，遍游華北，所至尋訪風俗，尤治力邊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墾荒種田，糾合同道，不忘興復。顧炎武學問廣博，於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側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對後來考據學的吳派、皖派都有影響。在哲學上，贊成張載關於太虛、氣、萬物三者統一的學說，反對空談“心、理、性、命”，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等。政治上提出“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要求君主分權而治。在音韻學方面，考訂古音，離析《唐韻》，分古韻為十部，有承前啟後之功。在文學上，要求作品為“經技政理”服務。其著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亭林詩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