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戴震生於安徽徽州府休寧縣隆阜，據說因出生那天雷聲震天，故父親為他取名為震。

戴震自幼聰敏，過目成誦，十歲的時候每日讀書數千言不休，十七歲學《說文解字》，盡得其目。

乾隆五年（1740年），十八歲的戴震隨父客江西南豐，又課學童於福建邵武。這一時期，同里程詢對他非常器重，後來戴震在文章中稱程詢為“先師”。

乾隆七年（1742年），二十歲那年，戴震偶遇年過六旬的音韻學家江永，江永精通三禮，旁通天文，地理，算學及聲韻等。師從江永的日子，戴震學問大進。

乾隆九年（1744年）戴震二十二歲時寫成《籌算》二卷。

乾隆十一年（1746年），戴震二十四歲寫成《考工記圖注》。

三十歲到三十三歲完成《勾股割圜記》《周髀北極璇璣四游解》等文，都屬自然科學著作。在戴震三十三歲以前，他還著有《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賦注》《詩補傳》等。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三十三歲，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夏，戴震於京城結識紀昀，錢大昕等，同時，他的《勾股割圜記》被秦惠田全文刊載，並由吳思孝設法刻印，《考工記圖注》則由紀昀刻印成功，戴震因此名重京城。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書王安國寓，為其子王念孫授讀。王念孫與其後的段玉裁，成為戴震最著名的兩個學生。王的《讀書雜誌》《廣雅疏證》，段的《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是清代學術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王安國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揚州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署中認識惠棟。這時，考據學者中有吳派、皖派之分。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區而言，在學術上也有所同異。惠棟是吳派大師，戴震是皖派大師，兩人的結識也是很有學術意義的。

乾隆二十七年（1762）舉人，宦遊於京師。

二十九歲始入學為秀才，到四十歲才鄉試中舉，以後六次入京會試均不第。

戴震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第三次會試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處，被聘修《汾州府志》。

由於會試屢次不中，又不能放棄這一途徑，戴震從四十一歲到五十五歲，一再往來南北。

四十一歲時，戴震在京，段玉裁相從講學，后致函自稱弟子。這年會試落選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豐縣境），曾作《鳳儀書院碑記》，又提出通經致用的理論。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他應直隸總督方觀承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一十一卷，后未克竣事。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會試落選，往山西修《汾州府志》.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陽縣誌》。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戴震五十歲時，自汾陽入京，會試又不中，往浙東主講金華書院。《孟子字義疏證》的初稿《緒言》即作於是年。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繼續在金華講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天，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于敏中以紀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薦戴震，特召入京為四庫館纂修官。

五十三歲，戴震第六次會試又不第。由於其聲望，奉乾隆帝命，與錄取的貢士一同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為翰林院庶吉士，仍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在四庫館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績，從《永樂大典》輯出宋代張淳的《儀禮識誤》三卷，把宋代李如圭的《儀禮集釋》釐訂為三十卷。張淳的書，朱熹曾說“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較他本為最勝的《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大部世無傳本而散見《永樂大典》各韻部，經戴震輯出列入四庫全書，各加案語，寫成提要。

戴震在校勘《水經注》時，分別經、注，並歸納出三種原則，訂正經、注之互偽。《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較勝各本，又有酈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補其缺漏者2128個字，刪其妄增者1448個字，正其進改得3715個字。該校本頗獲乾隆帝的嘉賞，當戴震把它進獻給他后，戴震在四庫全書館，利用藏書條件，凡是天文、演演算法、地理、文字聲韻等各方面的書，均經其考訂，精心研究、全力以赴。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二十七日，歿於北京崇文門西范氏穎園，年五十五，可說是以身殉職。

戴震主張實事求是，不主一家，亦不尚博覽，務為專精。在文字、音韻、訓詁及地理、數學等方面，都以斷制精審著稱，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所校《水經注》解決了長期以來經文、注文混淆的問題。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幾部古代算經，經其校訂，使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所撰《聲類表》《聲韻考》等，將入聲及祭、泰、夬、廢四韻獨立，析古韻為十六部，對古音學發展作出了貢獻。為其所提出的“故訓、音聲恆相因”、“因聲而知義”等訓詁學主張，對於清代訓詁學的發展影響深遠。針對當時對漢儒傳注株守篤信的學術傾向，提出“志乎聞道”的為學宗旨，主張寓義理於考證，在對儒家經典的訓詁中去求義理。

宇宙觀

整個乾嘉時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學思想未被重視，或者說被他的考證學成績所掩蓋。然而也有少數例外，有些學者當時即見到戴學中哲學與社會政治思想的重要意義。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精微卓邃，於天人理氣，實發古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氏者。

在宇宙觀上，戴震提出了“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的命題，和先秦到明清之際的所有古代唯物主義者一樣，把“天”看成是自然的“天”，又繼承了張載以來的傳統，認為天是物質性的氣所形成。

他同時提出“古人言道，恆該理氣”這一非常精闢的名言，指出作為宇宙本體的“道”既包括物質性的“氣”，也包括氣的運動規律——“理”。他認為氣是“道之實體”，理是氣在運動、發展變化中的“不易之則”。這就確切、完滿地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道、理、氣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給唯心主義以可乘之機的漏洞。

戴震同樣具有舊唯物主義者的缺點，用自然觀來解釋社會現象，把有階級區分的人類社會和紛紛紜紜的自然界等量齊觀。他認為自然界的“理”與社會上的“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互相比附。在《原善》的前言中，他認為這種比附是“比類合義，燦然端委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

性善學說

戴震哲學思想集中表現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孟子字義疏證》則以他稍前些時寫的《原善》三卷為理論基礎。《原善》中所謂“善”，在戴震看來，既是自然的規律，也是社會的法則，又是人的道德。作為人的道德，具體來說，指仁義禮智。

在戴震理論中，仁義禮智都是人性，也都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條理、秩序相對應的。這就是戴震的性善說。戴震的性善說與孟子的性善說，在表象上相同，而本質上有所不同。戴震的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或善性，是從實際生活（人倫日用）中產生的，而孟子的“仁義禮智根於心”是認為人的道德與生俱生，是在出生的同時人心中就具有的。這區別是中國哲學史上樸素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的區別。

仁智學說

在戴震的仁、智學說中，宇宙間物質（陰、陽二氣）有規律的不斷運動、變化、發展的狀態叫做仁。人類生活（人倫日用）正常進行和不斷進行的狀態也叫做仁。仁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動和發展的總規律。他說：一陰一陽，蓋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

仁，不但是一切事物運動發展（“生生不息”）的準則，也是人的道德的最高準則。他說：“至貴者仁。”又說：“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關於智，戴震認為是人的一種知覺和認識能力。雖然人與物（指其他生物）都有感覺能力，但人能從自然現象中掌握必然規律，其他物則不能。所以人有智而物只有“覺”，這是由於人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動物。《原善》卷中第四條說“人之才質大遠乎物”。

天理學說

戴震和宋明以來所有進步思想家一樣，認為人慾的正確處理，就是天理，他駁斥宋儒說：“性之欲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為正，以人慾為邪也。”他對天理下的定義是：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慾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

這是在天理人慾問題上非常明確透徹的進步理論，反對了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慾”，主張人的正常慾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礎”。

所以戴震的結論是：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這一封建社會的弊病，自明清以來，為害愈烈，歷來有人在文字上摘發披露，而戴震系統全面地從理論上加以分析，成為他哲學思想的中心，無疑是他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清代考據學對古代文字、聲韻、群經、諸子進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獻資料上有很大成績。這一學術潮流的產生，除社會政治原因外，也繼承發展了宋明以來的學術文化傳統。焦循說：“本朝文學，一洗元明之陋”，這是清代考證學的特點與成績。至於脫離現實與近於煩瑣，那是考證學作為一個歷史事物的另一方面。戴震是清代考證學的一位中堅人物和巨擘，這是同時代以及後人公認的。戴震對於考證學的原則有以下幾點：

其一，循序漸進，取得理解。他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道，必有漸。”又說：“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又說：“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不可以躐等。”這是考證學的一般方法。

其二，實事求是對待資料。他經過深湛學習，認為“《說文》九千餘字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又說：“《說文》於字體、字訓，罅漏不免。”並舉例一再說明。這些都是在博學的基礎上卓越的見解與科學的態度。

其三，掌握原則，不輕信盲從。在與盧文弨討論《大戴禮》中屢入六朝時不合理的俗體字一信中，戴震說：“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漢魏六朝。”說明對待資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從。

由於以上原則，戴震治學要求嚴格，曾提出“學貴專精不貴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卻到地也”。

聲韻學方面，戴震把古代音的韻尾分成二十五部，並提出陽聲韻與陰聲韻共同配合於入聲韻部的理論。他稱之為“兩兩相配，以入聲為相配之樞紐”。在這基礎上，戴震又創立了陰、陽入通轉的學說。在考訂古說的細節方面，戴震也“巨細畢究”。例如朱彝尊在《重刊廣韻序》中稱“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戴震指出“周顒”是“周舍”之誤。

總而言之，戴震的考證學是清代考證學極盛時的典型代表，對於所研究的古經典已達到“深求於語言之間，以至其精微之所存”的程度。

戴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西學的融會貫通，以及其本人的創見，是他學術中另一突出貢獻。戴震的時代，已經經過明末西方傳教士對西學的傳播，他本人少年時代已受到江永的啟發，因此在自然科學方面有不少深入研究和新見，足與他的考證學互相媲美。阮元《疇人傳》以近四千字的長篇詳記戴震的天文與算學的成就。

戴震在算學方面的貢獻除輯佚古算書如前文所述，其本人少年時即著有《勾股割圜記》三篇。

戴震的天文學則有不少創見，使古代天文記載的某些實際內容得以明晰。戴震參加了《續通志》中《天文略》的撰著，其中包括《星見伏昏旦中》《列宿十二次》《星象》《黃道宿度》《七衡六間》《晷影短長》《北極高下》、《日月五步規法》《儀象》《漏刻》等十目。

戴震以其豐富的知識與對古籍的理解，綜合西方傳入的天文學知識，對這一概念作了簡明清楚的闡釋。他說：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即《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璇璣也，《虞夏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璇璣以擬黃道極。后失其傳，紛紜殊說，私臆罔據矣。

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庫館任纂修官，越二年進士，授庶吉士，學問淵博，在天文、數學、歷史、地理、音韻、文字、訓詁等方面均有成就，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任四庫纂修官一職中，恪盡職守，《四庫全書總目》中的經史、輿地、天算、楚辭等設類及提要，多出自其手，論次獨到，校核精審。富於藏書，有藏書樓名“瞻仰堂”，收藏和陳列有乾隆帝的諭旨和賜書等，“瞻仰堂”兩廂是藏書室。藏印有“葺荷散人”、“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等。藏書和遺稿在晚年贈與孔繼涵後裔，孔氏為之刻有《戴氏遺書》。

戴震在文字、詩詞、音韻等領域，皆有深入研究，尤其精於考據學、文獻學、校勘學，堪稱一代通儒。在音律學方面，戴震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另外，戴震是徽州樸學的集大成者，他創造性地構建闡發了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體系，並融會貫通於聲韻訓詁、名物制度、經籍考證、天算地理研究等諸多方面都成就斐然卓越。

戴震書法行書扇面《江南春賦》，現為金陵天渡樓收藏。

戴震為與吳派並稱的皖派（見乾嘉學派）主要代表。一生先後撰成《籌算》《勾股割圓記》《六書論》《爾雅文字考》及《考工記圖注》《原善》《尚書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詩經補註》《聲類表》《方言疏證》《聲韻考》及《孟子字義疏證》等，並應河北、山西等地官員聘請，纂修《直隸河渠書》《汾州府志》《汾陽縣誌》，主講浙江金華書院。

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以舉人受特召任纂修官。在館五年，疑文奇義，累有辨析。先後經手校訂《水經注》《儀禮集釋》《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海島算經》及《五曹算經》諸書。逝世前夕，寫有著名的《答彭進士允初書》。

《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清史稿·戴震傳》

《考工記圖注》

《戴先生震傳》

《疇人傳》

戴震紀念館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隆阜中街，原為一清代民居建築。

1924年，適逢戴震誕生200周年，戴氏後裔獻出此屋，建為“隆阜私立戴氏東原圖書館”。1957年，該館交給國家管理。

1983年修葺一新，正式命名為“戴震紀念館”。修葺后館舍佔地面積108平方米，為磚木結構，頂面蓋小青瓦，潔白牆身，龍捲山牆，樨頭鵲尾，朱漆欞門。大門門楣上嵌有“戴震紀念館”五個大字，由張愷帆書。館內設有休息室、瞻仰廳、藏書樓、閱覽室等。瞻仰廳臨河無檐牆，雙步架雛形迴廊，柱之間裝飛來椅。明間金柱裝隔扇，次問廂房坎牆上裝窗扇，整個裝飾典雅簡樸。瞻仰堂兩廂是藏書室，收藏戴震參與編纂的《四庫全書》和多種版本的戴震著作及上萬冊的經史子集等書籍。廳堂正面壁上額枋，懸掛端木蕻良撰書的“蓋代大師”漆匾，左右有戴逸撰寫的“治經先考文博學冠群倫；干古不朽作原善共疏證”楹聯。迎面案桌上，安放一尊古銅色戴震塑像。廳中間展覽櫃中，存放有戴震手稿、乾隆手諭（影印件）等珍貴文物。瞻仰廳樓層為藏書樓，有戴震伏案用的紅木桌、手稿及多種版本著作。紀念館現為屯溪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戴震公園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中心地段，毗鄰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屯溪老街。公園建於1982年。原名華山公園，1988年因紀念戴震而更名。公園位於屯溪延安路北的華山嶺上。園內有徽派建築、徽派盆景。動物園和戴震塑像等景。整個公園佔地29公頃，綠化面積27.84公頃，珠塘水域面積2.6公頃，公園植被以山林為主。

戴震墓位於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商山鄉東北幾山頭。墓地面積40平方米，土冢。墓向朝北，地面封土堆高1.5米，墓前有其子嗣所立的青石碑一塊，上有“隆阜戴氏，皇清特賜進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東原府君，先姚朱氏孺人合墓”等字樣。墓前有紅砂岩長條石砌成的約20平方米的享堂，堂口寬1.2米。墓地周圍山清水秀，阡陌連綿。墓后層巒疊蟑，蒼松滴翠。1961年7月，列為安徽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縣人民委員會曾予修繕並立有碑記。

《戴東原的哲學》：認為戴震建立起“清朝學術全盛時代的哲學”，“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

《論戴震與章學誠》：“然東原斥程朱即所以發揮程朱，實齋（章學誠）宗陸王即所以叛離陸王，取徑雖異，旨則歸一，則兩家之貌異緩和疼不能掩其心同。”戴震撰有《汾州府志》和《汾陽縣誌》，其間與章學誠發。

《戴氏遺書》：“吾友新安戴東原先生，生於顧亭林（顧炎武）、閻百詩（閻若璩）、萬季野（萬斯同）諸老之後，而其學足與之匹。精詣深造，以求至是之歸。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無徇矯之失。”

章太炎：“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又說戴學源於荀子。從章太炎開始，戴震的哲學才進一步為人所注意。

余英時：“東原謂方誌當重地理沿革，這裡顯然表現出了一種狹義的考證觀點。蓋東原治《水經注》有年，即移《水經注》之法於方誌之纂修也。”

段玉裁:“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

紀昀：“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

洪榜：“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

乾隆帝：“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