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

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學同所謂漢學是密切聯繫的，是漢學家所使用的治學主要方法。漢學是對宋學的一種反動，濫觴於明末清初，大盛於乾嘉時代，考據學大體也是這樣。

考據學產生在明代中後期，“它與清代考據學不論從時間的前後銜接，還是從學術思想、治學方法及學術成果的繼承和發揚上來說，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清代考證學得到了迅速發展，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等，考證方法大同小異。到了章學誠，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有前進一步。

學者嘗以為清代考據學之興盛緣於清初的文字獄政策。清代考據學與文字獄的關係問題，很多學者認為，清人從事考據學是為了逃避文字獄的迫害而躲入故紙堆中。較早持這種觀點的有章太炎、梁啟超等一代大家，魯迅、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鄭天挺等先生都持類似的看法，文字獄成因說幾成定論。例如孟森說：“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一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注於經學，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講義》）。蕭一山說：“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在異族的鈐制政策下，不甘心作無恥的應聲蟲，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黨，自由研究學問，也怕橫攖文網，那還有甚麼辦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紙堆里去鑽了。”（《清史》）

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學者對文字獄成因說提出質疑。其實清代考據學與文字獄沒有必然的聯繫，它們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清政府對於一些純學術的‘異端’思想有所容忍，文字獄並未造成學術界的人人自危，學人們將興趣轉向考據學，是受家學、師友和風氣的影響，從根本上說是考據學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乾嘉學人並非學術專制下的懦弱者，他們並未感受到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生活在乾嘉時代的不幸，在他們身上看不出遭文字獄‘打磨’后的圓滑，一些學者照樣具有鮮明的個性和反叛精神。考據學在乾嘉時期的輝煌，是考據學自身發展的結果，並非文字獄所造成。

關於清代考據學對後世的作用和影響，有些學者認為，考據學“了無益處”、“究復何用”，完全否認考據學的價值和對後世的貢獻。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我們知道，清代考據學者不僅對傳統儒家經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還對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範圍內的傳統文化典籍進行了清理和爬梳。他們通過校勘、辨偽、輯佚、註疏、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許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偽混雜的文獻基本恢復了本來面目，使許多晦澀深奧、不能卒讀的典籍，大體可供閱讀研究。如果沒有清代考據學者的整理與研究，近現代學者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不知要走多少彎路，耗費多少精力。儘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進入理性的批判與反思這一層，但他們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較為翔實可信的資料。誠如郭沫若所說：“欲論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或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

的確，清代考據學是研究傳統文化學術最基本的方法。不論是近代學者，還是現代學者，無論其承認也好，諱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國傳統文化典籍為研究領域或研究對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運用清代考據學的成果和方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近代學者對清代考據成果和考據方法的廣泛運用和借鑒，充分說明了考據學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特別是清代考據學所具有的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懷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於超越前人的創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對抄襲的學術規範，對於我們今天從事學術研究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正如梁啟超所言：“考證學直至今日還未曾破產，而且轉到別個方面和各種社會科學會發生影響。”

清代考據學的發展，使服務於經學的輔助學科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歷史學、地理學、歷算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等傳統學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據學者有意識地對某些學科的理論方法進行總結，如小學研究方面“因聲求義”說、“古無輕唇音”說、“四體二用”說、“故訓聲音相表為里”說等等，以及王念孫父子總結的一些校勘、訓詁規律，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古代漢語、文獻學研究中發揮著重大作用。對此自然不能說清代考據學“了無益處”、“究復何用”。“清代考據學不僅對傳統學術有清理總結之績，而且對近代學術發展有開啟之功。”（該書第290頁）當然，考據學也不是萬能的，它本身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我們不能期望某一種封建時代所產生的學術能解決所有的學術問題。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季羨林《談讀書治學》

孫怡讓，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章學誠，王鳴盛

《聖經》考據學被譯為" 《聖經》批判學" 或" 《聖經》評斷學"。考據學的歷史久遠，中國的考據之學鼎盛於清朝乾嘉年間，故又名乾嘉學派，歐洲的《聖經》考據學是19世紀興起的一個新學科，它用客觀主義歷史學派的考據、訓詁、比較的方法，研究《聖經》各篇的真偽、聯繫、年代及可信性，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基督教產生時期的早期歷史。近代科學的發展動搖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礎，直接致命的打擊來自《聖經》考據學。

自然科學的發展動搖了《聖經》的權威性，促使人們開始把《聖經》作為分析、研究的對象。而歷史學和考古學領域中所發現的古代文獻並在此基礎上整理出版的大批原始資料彙編、專論和專著促進了《聖經》考據學的發展。在眾多的研究者中，杜賓根學派的影響最為突出。

杜賓根學派的《聖經》考據學從根本上動搖了基督教的傳統信條、教義以及對產生信仰唯一來源的《聖經》的信心。在對早期基督教會史和《聖經》的批判研究中，杜賓根學派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神學派別，達到了當時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它把基督教歷史中記錄的所有奇迹都作為人類本身的思維創造，當作一種人為的偽造而徹底摒棄。從而恢復了早期基督教的真實面目，奠定了研究早期基督教會史的科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