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一山

1902 年5月7日（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生於江蘇銅山（今徐州市）一個書香世家，原名桂森，號非宇，字一山，以字行。其父蕭文彬是一位塾師，略通經史以教讀為業，並終身奉佛。蕭一山從小即隨父在私塾讀書，得益於乃父教導甚多，他在幼年就對歷史發生濃厚的興趣，四書五經多能背誦，尤愛《資治通鑒》。

1919年蕭一山畢業於山東濟寧省立第七中學，旋入山西大學預科。此時已開始研究清史。

1921年春，蕭一山在山西大學預科畢業，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政治系，與梁任公並無正式師生名分，實受教於明清史專家朱希祖、孟森等人。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出版。

1925年，蕭一山北大畢業后，應聘到清華大學任教授，其在清華時期，與梁啟超同校執教，梁主講文化史，蕭主講政治史並深為梁氏器重。不久，他的《中國通史大綱》一書又行問世，日人今西龍博士特撰文推崇，博得東瀛史學界的好評。稍後又在北大、北師大等校兼課。

1929年，蕭一山在北平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蕭一山任院長，聘請學友黃現璠等人任教於該學院。他辦此學院，初衷是有志於教育制度的改革。希望有一所從小學到大學一貫制的新型學校，在較短的時間內培養具有文、史、政治素養的人材，以改變舊制學科分散，精力不易集中之弊。

1931年，應南京中央大學之聘，為清史教授，次年，教育部派赴歐美考察。在歐美期間，除考察研究外，他特別留意太平天國史料的搜集。

1935年，他應聘為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在河南大學發起組織“經世學社”。 1936年，他邀請史學家范文瀾到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兩人由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7年在河南大學與范文瀾、嵇文甫等進步教授一起創辦抗敵工作訓練班，出版《經世半月刊》（后改為特刊），並印行《游擊戰術》一書。

1938年，蕭一山轉任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后改任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隨後，大學內徙於四川三台，他被教育部聘為部聘史學科教授。1944年，蕭氏正任教於內遷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適獲休假之暇，乃盡日力以從事，成清代史約二十萬言，綜敘近代三百年事變之由來。” 《清史大綱》就此問世。抗戰勝利后，他出任北平行轅秘書長，當選為國民政府第一屆監察院監察委員。

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攜眷赴台。

自1950年始從事修訂《清代通史》工作。在台期間，蕭一山擔任台灣近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台灣“中國史學會”監事等職，受聘於各大學講學。並與張其昀等人共同主持“清史編纂委員會”，集中一批清史學者費時一年，將《清史稿》改編《清史》共8冊，約700餘萬字。

1960年，他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訪美。1978年，在台灣“清史檔案研討會”期間，蕭一山因心臟病突發，於同年7月4日逝世，終年77歲。

蕭一山讀中學時，日本史學家稻葉君山所著之《清朝全史》在中國翻譯出版。頗多感慨，認為中國史反出自外人之手，而國人不自研究，引為奇辱。他後來回憶說：“民國三、四年間，上海有譯日本稻葉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頗風行一時。余方讀中學，以國人不自著書，而假手外人，真吾國學術界之恥也！稍長，乃埋頭致力，發奮著《清代通史》。”他的同班同學張克昌教授生前回憶說：“蕭一山在山西大學讀書時，已經把他的精力集中到清史的研究上，每日伏案疾書，勤苦不輟，此時他已寫出了《清代通史》的部分初稿。繁重的研究工作，使他心力交疲，神形憔悴，常常胃口不開，吃不下飯去，只好在粗茶淡飯中多放一些辣椒以佐食。”

1922年，在著名明清史專家朱希祖與孟森的倡導下，北大建立了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組織力量對清代文獻進行清理。這對於有志於清史研究的蕭一山來說，真是如魚得水。他在那裡夜以繼日地工作著，接觸了大量原始資料，諸如謄黃、敕諭、誥命、實錄、會試、考卷、題本、庫表等等；其內容涉及到有清一代的地丁、漕米、旗營、軍餉、墾牧、河政、鹽行、課稅等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的資料。這些珍藏多年的史料，大大開闊了蕭一山的視野，為《清代通史》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原始素材。他曾十分感慨地說：“清代內閣檔案自撥歸國立北平大學整理后，余亦躬與斯役，披閱所及，取證滋多。此雖案牘之言，實難盡信，然較之官書，勝萬萬矣。”通過勤苦鑽研，潛心攻讀，廣搜史料，在兩年時間裡，完成了《清代通史》上卷，1923年上卷出版時，他還是一位北京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不滿22歲的青年人，憑一己之力完成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史學界頗為之震動，受到許多史學前輩及孫中山先生的讚賞。

李大釗先生為《清代通史》出版寫了序言。梁啟超、蔣百里、蔣夢麟、日本史學家今西龍博士等先生亦為之作序。李大釗在序言中稱：“蕭子一山，以績學之餘，著《清代通史》一書。書成，執以示愚。愚受而讀之，知其書之性質為有清一代之中國國民史。置之史學系統中，當為普通史中之記敘的國民史。取材既極宏富，而於文明及政治諸象，統攝貫通以為敘述，且合於社會諸象悉相結附不能分離之史理。余故樂為之敘，冀著者之益精厥業，以此為重作各史之先聲也。”他對早期清史和清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考證，為清史研究的深入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被人稱為“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突破了以往通史編著由政府組織專人來完成的慣例，集一人之力，完成巨著，實為近代新史學的一大成就，《清代通史》既是蕭一山的成名之作，也奠定了其在近代史學上的地位。洋洋四百餘萬言的《清代通史》足以讓蕭一山名垂後世。《清代通史》至今仍成為清史入門必讀，學者常藉助檢閱之書，歷久而不衰。

太平天國史料在國內已經大量散失，要恢復歷史的真相，研究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衰成敗，只有藉助於海外保存的文檔與卷宗，才能夠反映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的真實面貌。對此蕭氏本人曾舉出典型的證據說：“昔曾國藩私改李秀成供狀，而又焚毀太平天國公文案卷，一代史料滅於彼一人之手，即彼幕僚所撰《賊情彙纂》一書，亦不使之宣揚於世，直至今日始能印行流傳。”在太平天國史料的搜集與整理過程中，他充分意識到前往歐洲去搜尋這些史料十分必要。“因不僅在近百年史上為一重要事變已，也惜乎清室禁忌太嚴，遺文多被毀滅，至今不過七十餘年，詔書誥諭竟無存者。猶幸有一時同教異域之士為之摘拾零編，保存彼都，賴以弗墜。”

1932年南京政府以公費資助蕭一山赴歐美各國考察，在英法等國圖書館和收藏中心發現了許多珍貴的太平天國史料，大多是當時國內罕見的孤本，於是廣為抄錄或影印，回國后再加以整理和編撰，於1935年出版了（太平天國叢書》首集、《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太平天國詔諭》、《太平天國書翰》、《英國政府有關中國文書總目》（英文本）等書。這些珍貴史料的整理出版，為後來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確定了他在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中極其重要的地位。時任北大史學系主任的朱希祖在《太平天國叢書》序言中，尤其稱讚蕭一山搜集整理太平天國史料之功勞卓著。這些海外新史料的出版為當時國內史學界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不僅如此，蕭一山還強調外國資料對於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性，提醒人們留意英國政府的文書、英美外交檔案、日俄法的檔案及外國人的著作。

蕭一山探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具有深厚的國掌根基，對文化有獨到的見解。他引用易經“見龍在田，文明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夫人也，以化成天下”，認為“凡文事的發明，稱為文明，有關人事的文明，稱為人文，而以人文理則感化天下，化成天下所累積凝結的成果，才是文化。”他解釋說“中國人講文化，日本人講武化，西方人講物化。因為日人講究武士化，西人重視物質化，而中國則數千年歷史的全貌就是‘以文化天下’。反對‘以力服人’，反對鬥爭，反對以武統治天下；中華文化的根源思想在此。”

蕭一山幼年時代受家鄉兩位抗清義士事迹的激勵，萌發了民族主義意識。大學時代，他激憤於日本人所著的清史著作中對中國人民族感情的蔑視，乃發憤寫作《清代通史》。抗戰時期開始提倡民族革命史觀，他說：“中國近三百年來，四萬萬民眾，朝朝暮暮，都在民族解放復興運動中過日子。”在《中國近代史的中心問題》中進一步談到：“三百年來之中國近代社會，整個受中國民族革命之支配，一切皆以其為樞紐而變動，迄於今日，仍處此一大變局中而未已，吾人何為樂此革命而不疲耶？乃因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使我不得自由與平等耳。抵抗為人類的天性，豈不可努力自救哉？至帝國主義者以其政治文化經濟之壓力，侵凌中國，方面雖多，對象雖雜，若擷其大體則可分為三個階段，而吾民族革命之目的與行動，數百年來，始終一貫。唯領導人物及口號隨時代而不同。”民族革命史觀構成其史學思想的核心。

蕭一山以民族主義作為評價歷史的重要標準。他稱天地會是近代民族主義的開山鼻祖，推崇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把義和團運動看成一種民族自覺。蕭一山提倡民族革命史觀，目的是喚醒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為團結抗日，挽救危局而搖旗吶喊。

九·一八事變后，蕭一山哀於國勢日蹙，大力提倡“經世”之學，呼籲抗戰救亡。關於“經世”的確切涵義，他曾著有專文《經世釋義》加以闡釋。所謂“經世”，也就是中國古書中所說的“經濟”，亦即“經國濟民”之意。這和我們今天常用的“經濟”一詞，涵義不同。蕭先生喜談“經世”，他創辦的期刊，報紙、學社等，大都以“經世”命名。如：《經世半月刊》、《經世戰時特刊》、《經世日報》、《經世叢書》、經世學社等等。他在南京創刊《經世》半月刊時，在發刊詞中寫道：“不應再受漢學遺毒，飯訂補苴，和宋學遺毒，高談靜坐。要負起經世之志，談經世之務，拿道德文化力量和應用科學的知識來維繫社會，照顧人生。”指出文字堆砌的紙上談兵和高談闊論的空話連篇，都是無補於時艱的。並積極號召他的學友楊兆龍、黃現璠、范文瀾等教授相繼投稿或參與其辦報組社之中。他主張書齋之革命須與社會之革命同步進行。強烈的“經世”精神，使他敢於突破“為學問而學問”的藩籬，最終形成貫通歷史與現實的學術體系。

蕭一山對經世之學有深刻的體認，把它解釋成“古代所說的大學”，即“通貫的學問’，“大學以中庸為體，以經世為用互相配合，乃成一體。”而“歷史就是載諸空言—明道，見諸行事—政治的經世大典，”所以，“經世學的體是歷史和哲學，用是政治和經濟，目的是治國平天下。”蕭一山極力讚揚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負經世之志”的學者，自己也身體力行，投身於濟世安民的實踐。

文化理想、民族主義、經世之志是三個不可分割的方面，統一於蕭一山治史的實踐之中。民族主義是史學的靈魂，史學是經世之學的基礎，作為一個民族主義史學家，他的史學著作“其立論均以探討中國文化源流，闡揚我國古代經世致用之學為本。”正如他在民族文化概論導言里說：“我最初發表這些論文的時候，原來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闡發民族的潛德幽光，抉出文化的微言大義，敘述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昭示三民主義的哲學根據。”

作為學術大師，蕭一山先生傾一生精力於清史研究，不僅先後在國內多所高校主講清史，而且寫成了國內第一部《清代通史》。其對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也貢獻卓著，先後著成《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太平天國起義記》等書。

蕭一山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著有《關於中國的大英政府文書總目》、《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中國近代史概要》、《清史大綱》、《曾國藩傳》等幾十部專著，論文幾百篇。其一生秉承“經世致用”之宗旨，致力於借古鑒今。在史學方面，他非常注重對史料的搜集、整理、鑒別和考證，但反對停留在考據階段，學無所用。

蕭一山從教50餘年，為海峽兩岸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如在清華執教期間被譽為文學院四才子的錢鍾書、吳晗、夏鼐、張蔭麟等均是他的學生。又如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時，後來成為中國現代歷史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和教育家的黃現璠也曾是他的高足。

• 梁啟超：蕭子之於史，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也罕見也......蕭子之學，未見其止......吾將於蕭子焉有望也。

•王家范：憑一己之力撰寫而成，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始出於北京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年方22歲；而全書殺青，三卷聯袂問世，竟在40年之後，算得上是近世學術的一件奇聞軼事。

• 朱希祖：蕭君不畏難而識其要，可謂豪傑之士！且於史例，尤能斟酌科學，發揮所長。

• 蔣百里：通史之要，莫重於圖表。而圖表之術，今勝於古。記載一事，往往有曆數千百言而不能明者，劃一線而大勢可瞭然於掌。且可使讀者於瞬時間得全體綜合之觀念。此新工具為吾人所不能不利用者也。雖然，造圖表固難，而印圖表尤不易。一圖之費，往往較百頁之書為貴。而吾儕窮措大，雖殫極其精力以制一圖，而不得孔方之許可，則其精神為白費。此吾屬望於蕭君，而又不能專責蕭君者一也。

• [日]今西 龍：蕭先生乃是一個年紀還不到二十二歲的青年學者。他既有天賦的聰明，又富於春秋，只須好學不倦，將來造詣，實未可限量，必有成為世界的大史家之一日。我敬服蕭先生之為人，更驚嘆他的學歷。

• 李大釗：蕭子一山，以績學之餘，著《清代通史》一書。書成，執以示愚，愚受而讀之；知其書之性質，為有清一代之中國國民史；置之史學系統中，當為普通史中之記述的國民史；取材既極宏富，而於文明與政治諸象，統攝貫通，以為敘述，且合於社會諸象悉相結附，不能分離之史理；愚故樂為之序，冀著者之益精厥業，以此著為重作中國各史之先聲也。

• 李泰棻：觀其取資之勤，敘事之清，已嘆為鴻裁巨業，弗可驟幾！綜厥內容，有數長焉：史公作記，功在十表，諸家紹之，厥用彌宏。有清制度較繁，往代《會典》、《通典》，雖載其詳，顧卷帙紛多，覽之匪易。一山於其官爵，祿位，兵刑，選舉，學校之制，多納於表；卷首並詳列大事，俾讀者一目了然。

• 王慶成：前此在英國博物院發現和搜集太平天國文獻的學者如內藤、劉復，雖有開路之功，但大都是嘗鼎一臠，只拾取了該院收藏的極小部分。蕭一山以清史學者而在倫敦達七餘月，他的收穫是前所未有的… …這可能是學界首次得知得見太平天國在“書目”二十九部以外的印書。對於如此豐富之收穫，蕭一山自序稱，“太平天國原書史料雖尚未齊備，業已十得八九”；朱希祖在序中稱讚說，“此書一出，吾知本國研究太平天國史者必咸嘉蕭君之功，蓋其成績比程、劉二君更弘大也”。

抗日戰爭開始后，蕭一山在西北聯大任文學院長，並取得國民參政員頭銜。1943年，李宗仁任漢中行營主任時，蕭一山正執教西大，經過同鄉、青年軍二0六師師長方先覺地介紹，認識了李宗仁。李宗仁待人頗為誠懇，沒有什麼官僚架子，一般地方人士，對李都有好感。李因蕭表示鄙視蔣介石，就引為知己。李氏蒞臨北平伊始，蕭一山便將故都的知名教授學者介紹給了這位軍政大員，並在中南海建立了“教授雙周座談會”。李宗仁是一位頗具心胸的人物，對學者們無不竭誠接待，揖讓相見。如北大胡適之、清華甘介侯等，都是李宗仁的座上常客。隨後，李宗仁敦請蕭一山任秘書長，蕭感戴知遇，欣然拜命。1946年初，在李宗仁的授意下，蕭一山在北平創辦了一份對開大報《經世日報》。由李宗仁擔任報社董事長，蕭一山任報社社長。1960年，蕭一山到美講學。時李宗仁居美有年，外傳李宗仁有回大陸定居之意，美、台方面便對李氏加強監視，一時間李氏住宅親友卻步，門可羅雀。而先生不顧環境險惡與外界阻撓，毅然走訪了李宗仁，使李氏大有“人生一死渾閑事，裂眥穿胸不汝忘”之感。后李終於衝破艱險回到大陸，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和一山是終身的朋友。”足見兩人的深厚友誼。唐代詩人王昌齡“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的詩句，似可一樁此情了。

蕭一山對青年人的提攜愛護與激勵自不待言，他的學生和學友數不勝數。其中，他與學生黃現璠的關係頗為有趣。黃現璠比蕭一山大三歲，由於黃現璠家貧，上學較晚。黃氏於192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蕭一山已在北京師範大學兼課，成了黃現璠的老師。黃現璠四年本科期間，因生活困難，需課餘時間去謀職助學，恰好蕭一山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聘用黃現璠為老師。黃氏即在該學院幹了三年，與蕭一山交往日深。其後，蕭一山創辦《經世半月刊》、《經世叢書》時，都有邀請黃現璠投稿。兩人雖不在同地，但始終有書信來往直到蕭一山去台。他們的關係也可是亦師亦友的關係。蕭一山被學人譽為清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黃現璠有”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和壯史研究第一人等稱。兩人都在學術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們這種少見的師友關係也算傳奇。

父親：蕭文彬，塾師，略通經史以教讀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