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麟

張蔭麟在清華求學7年，以史、學、才三才識出眾知名，與錢鍾書、吳晗、夏鼐並稱為“文學院四才子”。並先後在《學衡》、《清華學報》、《東方雜誌》、《燕京學報》、《文史雜誌》、《國聞周報》等刊物發表論文和學術短文40多篇，深得當時史學界稱讚。1929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清華大學。是年獲公費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西洋哲學史和社會學。留學4年，修完應學課程，未待期滿，已獲哲學博士學位，提前返國。

1934年，回國應清華大學之聘，任歷史、哲學兩系專任講師，併兼北大歷史、哲學課。1935年4月，他與倫明之女慧珠結婚。暑假后應教育部之聘，編撰高中歷史教材：《中國史綱》，出“上古篇”，雖是為高中所編教材，然其功力與學識並不稍減，而其取精用宏，引人入勝，乃歸入中國史學名著不愧，賀麟先生稱之為“他人格學問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現和具體結晶”，其書“有真摯感人的熱情，有促進社會福利的理想，有簡潔優美的文字，有淹博專精的學問，有透徹通達的思想與識見”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他南下浙江大學作短期講學，曾一度到清華、北大、南開合併的長沙臨時大學任教。於1938年春返回石龍小住，后赴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1939年初，接重慶軍委會政治部邀請為顧問。他想對抗戰有所貢獻，不願當顧問，只資清談，覺事無可為，遂不辭而別，再回聯大授課。1940年初，他轉到浙江大學任教。是年他的專著《中國史綱》（上古篇）由重慶青年書店出版。張蔭麟曾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主編。1941年參與發起刊行《時代與思想》月刊，並創立“時代與思想社”。有些學生被當局迫捕迫害，他就挺身而出給予保護。他患上腎炎症，由於缺醫少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義病逝，年僅37歲。

張蔭麟雖然英年早逝。但包括梁任公、賀麟、吳晗在內的熟悉他的學界人物，無一例外地稱賞他為不可多得的史學天才。熊十力曾說：“張蔭麟先生，史學家也，亦哲學家也。其宏博之思，蘊諸中而尚未及闡發者，吾固無從深悉。然其為學，規模宏遠，不守一家言，則時賢之所夙推而共譽也。”又說：“昔明季諸子，無不兼精哲史兩方面者。吾因蔭麟先生之歿，而深有慨乎其規模或遂莫有繼之者也。”（熊十力：《哲學與史學——悼張蔭麟先生》）以熊之性格特點，如此評騭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歲的當代學人，可謂絕無僅有。張一生著述甚多，散見於報章雜誌者，凡數十萬言。其中《張蔭麟文集》、《中國史綱》（上古篇）於1955年由北京三聯書店重版。讀他的書，會有一種“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感嘆。

死後，《思想與時代》社曾出版專號予以紀念。在昆明的朋友也召開追悼會進行紀念，《大公報》則刊以遺文並發表王芸生、張其昀的悼念文章。吳晗、賀麟、馮友蘭等人還曾計劃在清華設立張蔭麟紀念獎學金，后因貨幣貶值未果。其史學理論遺文由浙大友人編輯為《通史原理》，未出版。台北1953年出版一冊《論歷史哲學》，分量很輕。浙大又收其論宋史遺文編成《宋史論叢》，也沒有問世。生前擬作《歷史研究法》、《宋史新編》、《中國政治哲學史》三書，皆未著手而身亡。後人所編文集有三種：《張蔭麟文集》，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年出版，倫偉良編；《張蔭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出版，李毓澍編；《張蔭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張雲台編。

張蔭麟具有多方面的修養，除史學外，在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翻譯等方面都有相當涉及，其涵蓋面廣，概括性強，識見高明，富於現代批判精神，顯得規模宏遠、約博雙精。所以，著名學者謝幼偉說他的專門學科至少有四門：史學、國學、哲學、社會學。他的優勢就在這諸多方面的綜合上，融會相濟。古人才、學、識、德熔於一爐的理想與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結合，在他身上得到具體體現。

1905年張蔭麟生於廣東東莞石龍鎮。幼年家境頗殷，富於藏書，父親督教極嚴。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華學堂。在清華求學八年，學業大進，對中西文學、史學、哲學均有興趣，尤深於史，才名震一時。

1923年9月，在《學衡》第21期發表《老子生后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一文，對梁啟超考證《老子》認定其在孟子之後的六條證據1，逐一進行批駁。梁啟超讀後不以為忤，反而給以揄揚，嘆為天才，以為將來必有所成就。自此一舉成名，所作益多，迄殤不懈。梁啟超也成為他終身最為尊敬的前輩學人。

以才識為崇尚，雖深於考據，但瞧不起考據；以為考據雖為史學，卻非史學之難，而史才實難。史才成為他治史所懸最高鵠的。所作文章多發表於《大公報》、《學衡》、《燕京學報》、《清華學報》，文筆犀利流動，富於批判精神，內容涉及文、史、哲三界。

清華求學期間，張蔭麟積極廣泛地參加當時學術界的許多討論。經他批評或表揚的著名學者有胡適、馮友蘭、蘇雪林、衛聚賢、朱希祖等。在批評文章中，以對顧頡剛“古史辨”派的批評最有名，影響最大。他運用歐洲史家色諾波（Ch.Seignobos）等人的歷史認識理論，認為顧頡剛“根本方法之謬誤”是誤用“默證”，即“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判斷某時代無此觀念”，指出：“默證”方法必須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才能使用，因說：“吾儕不能因《詩》《書》《論語》未說及禹與夏之關係，遂謂其時之歷史觀念中禹與夏無關。”“用類推法，亦必兩物相類，然後有可推。”絕不可“從抽象名語推理”。但他並不籠統地反對疑古，並且說：“吾人非謂古不可疑，就研究之歷程言，一切學問皆當以疑始，更何有於古？然若不廣求證據而擅下斷案，立一臆說，凡不與吾說合者則皆偽之，此與舊日策論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異？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類此。”對此伶牙俐齒，“古史辨”派人物迄無系統回應。

後人有論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贊成疑古派之學者中較有名氣、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謀、胡堇人、劉炎黎、陸懋德、紹來、張蔭麟諸氏，前三者之批評，著重於對古史上一些細節不同的解釋，張蔭麟與紹來則專在批評古史辨之史學方法上入手，陸懋德之批評則兼具方法和見解。此外，梁園東的文章也是專門批評其史學方法的。各批評史學方法文章以張蔭麟發表為最早，所論也最為精到。他精確指出顧氏致誤之因，半由於誤用默證法，半由鑿空附會。而此時他還只是清華大學的學生。”“紹來及梁園東的批評，有與張文吻合之處，但全都不如張的一針見血，可見他熟悉西方史學方法，故能從史學方法論方面指陳顧氏的錯誤。反觀同時人的批評，益可見當時精通西方史學方法的極少。顧頡剛絕非如美人韓慕義所言學養極佳，其面對張氏之批評，終不能從方法論上予以反駁或辨白。當時所謂大師級學者，也無一能於方法論上與之討論，實為一可異之事。”張岱年先生則斷之曰：張蔭麟“論史學考證方法，提出'默證’的問題。……我認為這一論點具有極高的價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說風行一時，對於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往往陷於主觀武斷。”

參加學術討論的同時，張蔭麟的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科技史上。他研究過張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兩漢的數學、歷史上的奇器與作者、宋代盧道隆吳德仁所記里鼓車之製造方法等，均受到專家好評。由於精通英文，在吳宓等文人圈子裡，也熱衷於翻譯。譯文門類繁多，包括詩歌、文化、教育、政治、語言文字諸多方面，對斯賓格勒理論的介紹尤為完整。此外，還完成《納蘭成德〈飲水詞〉注》一書，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可惜在“一二八”事變中毀於火。其他散篇論文尚多。例如，因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及《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無隻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論》，與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學說相比較，指出：“馬、洪二氏，其學說不謀而同，其時代復略相當，其學說完成之期相差亦不過數載，……反觀洪氏之論，則長埋於故紙堆中，百餘年來，舉世莫知莫聞。”

從1921年至1929年，是張蔭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階段：清華求學時期。

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張蔭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階段，留學美國時期。

1929年夏，張蔭麟由清華畢業，旋赴美國留學，在斯丹福大學先學習西洋哲學，后改習社會學，並立志以史學為終身職業。1933年3月，他給史學家張其昀寫信，自述治學旨趣說：“國史為弟志業，年來治哲學，治社會學，無非為此種工作之預備。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冀明人事之理法。”“九一八”事變后，又給張其昀寫信，表達對日寇侵華的深切痛恨以及對戰勝日軍的必勝信念。他說：“當此國家棟折榱崩之日，正學人鞠躬盡瘁之時。”“國事目前誠無使人樂觀之餘地，然吾人試放遠眼光從世界史趨勢看來，日寇之凶焰決非可久。然中國否不極則泰不來。且放硬心腸，佇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橫遭蹂躪可耳。歷史上腐化之時代而能為少數人道德的興奮所轉移者，殆無其例，必有假於外力之摧毀，摧毀之甚而不至於亡則必復興。弟於國事對目前悲觀，對將來則並不悲觀。”其論國事大都類此。

這期間，依然為國內報刊撰稿。興趣之廣泛，批判性之強烈，毫未改變。值得重視的是，他運用人類學理論對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評論。他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條大道”，“有好幾種優點”。他說：“生產事業的情形和社會組織……較之某特個人物或事件之虛實，其意義自然重大得多。”社會背景“至少當可以映出傳說產生時的社會情形。”“社會制度的變遷多少有點‘理性’或‘歷史的邏輯’，例如銅器之先於鐵器……”。郭書的好處就在於“拿人類學上的結論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認為：“郭先生研究的指針，乃是50多年前摩爾根的《古代社會》，那已經成了人類學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結論多半已被近今人類學者所擯棄。”“郭先生竟毫無條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陳跡的、19世紀末年的一條鞭式社會進化論，並擔任用中國史來證明它，結果弄出許多牽強穿鑿的地方。”“郭書中關於中國古史最新穎的論點竟是最不易成立的。”當時及後人批郭沫若，多從其教條模式出發，而張氏直指其所依據之人類學理論已過時，是為其史識超拔處，然又不否認郭氏著作之優點，復顯示他不失中庸。

此外，在批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卷的文章中，提出哲學史負有兩項任務：“一是哲學的，要用現代的語言把過去各家的學說，統系地、扼要地闡明；一是歷史的，要考察各家學說起源、成立的時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發展、他的學說與別家學說的相互影響、他的學說與學術以外的環境的相互影響”等。

總之，張蔭麟的文章一般都帶有較強的理論色彩。甚至考據文章，也同樣如此。在考據過程中，他一般不是先從材料入手，而是先從認識做起。釐清邏輯標準，然後按邏輯統一性展開史料，以避免概念歧異。例如《偽古文尚書案之反控與再鞠》，先說：“吾人第一步須立定審判標準”，然後找出“本案之中心問題”，依照核心問題一一梳理，最後得出可信的結論。正因為有深厚理論素養與邏輯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據文章全寫得脈絡清楚，神清氣爽，絕非烏煙瘴氣式的材料堆積。以考據精神談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據，錢鍾書、張蔭麟，南能北秀，或可當之。

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學美國，並未接受美國的哲學特產，卻反對杜威的心理邏輯，甚至認為“杜威老糊塗矣”。因此，他對胡適的理論主張也很瞧不起。他的倫理觀來自英國哲學家摩爾（G.E.Moore），在美的碩士論文就是關於這位實在論者的倫理學的。在美國，他更多地閱讀的是有關數理邏輯、直覺主義、現代人類學等方面的著作，偏重於積極的主觀實踐精神。康德哲學對他也深有影響，其間所作《中國書藝批評學序言》，分析中國書法藝術中所包含的美學原則，即“顯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響。”他曾說：“今日哲學應走之路，仍是為康德之舊路。康德先驗判斷與經驗判斷之區別，究有所見。”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愛的哲學家。蓋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終屬戈培爾之倫。於是可見張蔭麟之自負。

1933年夏，張蔭麟由美返國。轉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一直任教於清華大學歷史系，主講中國學術史與宋史等課程。是為張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階段，任教清華時期。

1935年，受國民政府教育部委託（一說受託於國防設計委員會），由傅斯年推薦，主編高中及小學歷史教科書。是為後來他的代表作《中國史綱》（上古篇，止於東漢開國）。他編撰該書的步驟是先擬定綱目，始於殷商，析四千年史事為數十專題，由他組織專家共同編寫。漢以前親自執筆，唐以後計劃由吳晗負責，千家駒寫鴉片戰爭后的社會變化，王芸生寫中日戰爭。各人成稿最後由他綜合融會劃一。但這一計劃最後並未完全實現，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執筆的東漢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中國史綱》是張蔭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頗獲好評。他在《自序》（作於1940年2月）中說：“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結集，把他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按照這一原則，他為此書樹立新異性、實效性、文化價值性、訓悔功用性、現狀淵源性五條取裁標準，又用幾個範疇予以統貫，“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為背景；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除國內史家外，國外個別學者對此書也評價甚高。

在這期間的有關文章中，他稱頌魯迅“可以算得當今國內最富於人性的文人。”12又認為“改良歷史課本乃改良歷史教育的先決問題。”還曾著文批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與陳寅恪討論龔自珍《漢朝儒生行》詩。所作史學論文主要集中於古史、宋史、甲午海戰諸方面，還翻譯了一些國外學者的論著。其所論甲午海戰文，或以之為最早替方伯謙辨冤的文字之一。

張蔭麟還發表文章進行社會批評與政治批判。在《中國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16中，他說：“時賢喜歡作中西文化的比較，我想再沒有兩宗具體的事情可以更簡約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別的了。”認為與西方相比，中國人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三諱主義”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礙民族前途的兩大障礙物。他還討論了法律裁決和道德判斷的關係，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應當以法律代替道德。“為什麼一個濫殺無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萬劾而安然無事？因為他是‘尊’，也許加上‘賢’。為什麼一個包煙土被正式發覺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為他是‘賢’。為什麼一個失土的逃將不能懲罰？因為懲罰他便間接直接牽涉到許多尊、親而又賢的人。”他還說：“‘三諱主義’是法律尊嚴的摧毀者，所以在今日中國生存鬥爭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諱主義！我們今日所需要的口號不是‘黨權高於一切’，而是‘法律高於一切’！便是黨權高於一切的大前提也在黨的法律高於一切。不然，黨權靠什麼去維持？”又說：“父權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無益而有損於國族的團結。中國生存鬥爭中，我們應當趕快捨棄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國族中心的道德。”這些都是張蔭麟的精彩主張，但還流於表面，無非是知識人的牢騷而已。他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心理改革”，而絕口不提社會革命，此尤為一廂情願的迂腐。

1937年7月至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與流亡，是為張蔭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階段，也是最後階段。

盧溝橋事變不久，張蔭麟隻身南下，任教於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學，主講歷史。他的全部文稿與藏書（曾計劃寫民國開國史）以及家屬全部留在了北京。爾後，浙大幾度搬遷，他輾轉來到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大，住在吳晗家中，補撰《中國史綱》第十章《改制與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學遷至黔北遵義，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這時期的治史重心為宋史，“搜宋人文集筆記殆遍，論宋事諸篇精審越古作者。讀書著文恆達旦。”

在浙大，與同人創辦《思想與時代》雜誌，試圖“在新中國成立時期從事思想上的建設，同時想以學社為中心，負荷國史編纂之業，刊行《國史長編叢書》。”思想與時代社於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創刊號，曾得到蔣介石鼓勵。張蔭麟晚期文稿主要發表於此。

這期間，他對國民政府腐敗政治近乎徹底失望。本來，他曾於1939年受到蔣介石召見，“似有請他在中央訓練團講授邏輯的意思”，使他頗為興奮，“以為對於政治或略有效獻的機會”18。后在重慶國民黨軍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長陳誠禮遇，作有《蔣委員長抗戰必勝訓詞釋義》的小冊子。但他隨即發現國民黨已病入膏肓，便嚴厲地予以口誅筆伐。所作《論修明政治的途徑》因言語激烈，不得不刊於死後，略謂國民黨統治的根本病症是癱瘓，距離“任賢使能、賞功罰罪”的境地“還很遠”。據說他最初是單純的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分子曾想拉攏他。後來，他“贊成一種近似英國費邊式的社會主義”。他能夠口誅筆伐，不能身體力行，認為“在革命里只看見暴動的人，不配談革命”。又劃分政治形態為“上同”的與“下比”的，而不是反動的與革命的。他傾心於表面“動亂”實質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統治者能真正從大多數人的願望出發，而不是將統治者一人的臆見想方設法變為“全國一致的意見”。他鼓吹改善平民實際生活，增強低級公務員、學校教師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並把這作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線。實際上，他只是一個站在“文士學者的超然立場”發發牢騷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二十世紀中國新史學的開山大匠，是兩個廣東人，一為新會梁啟超，一為東莞張蔭麟（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卷一）。或曰，上世紀二十年代清華文科才子以錢鍾書、張蔭麟為翹楚，曾有“北秀南能”的品題（錢鍾書《槐聚詩存·傷張蔭麟》自注）。然而，數十年後，梁、錢之名播在人口，知與不知，皆要喚他一聲“國學大師”，蔭麟之姓字卻浸久無聞，生平行事固少人知，學問才情亦無人表彰。

廣受大師敬重

大師們敬佩的人卻不是大師

張蔭麟生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卒於民國三十一年（1942），享年僅三十七歲。然則其名不彰，以其命短？似不然。短命而享大名者，前有李賀（二十七歲卒），“詩鬼”之光炳耀千年，同時有徐志摩（三十四歲卒），“情聖”形象迄今深入人心。難道，詩人天生具有名譽優勢，史家入行便已註定身後蕭條？是又不然。陳寅恪是史家，嘗賦“共談學術驚河漢”之句，對蔭麟揄揚甚至。陳氏著作之專門難讀遠甚於蔭麟，且生平不作通俗文字，而今日學界內外人士談及陳氏無不眉飛色舞，聞蔭麟之名，則多茫然。又如錢穆，亦是史家，嘗謂“中國新史學之大業”，當由蔭麟完成；然錢氏之名歷久彌彰，蔭麟湮沒如故。或又有說，謂蔭麟不善交際，生前身後無人為之“炒作”？然按諸事實，我們卻發現蔭麟知交遍及文、史、哲三界，除了前述諸人，猶有吳宓、王芸生、吳晗、賀麟、馮友蘭、熊十力等人，或師或友，生前互相切磋，死後皆作詩文悼念，登諸報刊，歷歷可考。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顯晦判然有如是者？竊謂原因有二：一、蔭麟一生著述，以論文為主，除了一部《中國史綱》（為高中生而作之教材，且敘事僅至東漢），別無專著，以此，雖生前師友對他讚許有加，後世學者卻不便對其人其學進行深入研討，更談不上發揚光大。一、因教齡太短（合計不過六年），轉校頻繁（十年內先後在三校四地任教），故蔭麟之門人弟子數量既不多，所受熏陶提攜亦嫌不夠，以此，雖日後不無成就，然對蔭麟銘恩致謝之程度、力度，必較其他授業師為薄。後者似更重要。鄙人所見張氏弟子追憶師門之作，不過李埏、徐規、管佩韋、張效乾四人而已，衡諸他氏弟子以其師從教（或誕辰）若干周年為名，大開研討會，大編論文專刊乃至出版“全集”、“畫傳”的盛大規模，自是黯然失色。以是，蔭麟之默默無聞不亦宜乎？

但是，張蔭麟終教人難忘。今年初夏，一本後人編選的蔭麟文集——《素痴集》（素痴為蔭麟自號，編者誤以為筆名），便作為對他誕辰百年的紀念，應時面世。蔭麟以史學名家，《素痴集》所選文章卻以書（文）評及政論為主。編者之意，蓋以其重要論文業已輯入《張蔭麟文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另有台灣九思版，1977年），其惟一專著《中國史綱》亦經遼教、上古、商務三社先後再版，故揚長避短，大力搜羅蔭麟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文章，並截取前列二書中“明白曉暢之片段”，合編成集。對於不是專業歷史的讀者來說，此書不失為初步了解蔭麟的好途徑。

他對人溫情，論事卻理性

張蔭麟寫了一系列對話體文章，討論國民黨治下的中國是否需要“革命”、“革命”之時機與形式等問題。對於被統治者，他說:“革命誠然少不了暴動，正如瓜熟之免不了蒂落。蒂落固是突然的，驟然的，但瓜熟卻不是突然的，驟然的。同樣，暴動固是突然的，驟然的，但革命的成功卻不是突然的，驟然的。在瓜的生長里只看見蒂落的人不配種瓜，在革命里只看見暴動的人不配談革命”。對於統治者，則雲:“當你領導人們走過在你看見是進步的路時，你們也許已走入了退步的路；當你領導著人們走在你看見是興邦的路時，你們也許已走入了亡國的路”。理性的史家，立言固應如此，然自當事雙方看來，則左派朋友必目之為“落伍”，右派政客必斥之為“赤化”。或鑒及此，蔭麟總結梁啟超“在政論上的悲劇”，乃謂:“他對於流血的恐怖和瓜分的危懼，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他的一點憫世心，使他無法容忍現實政治的黑暗。他萬分好意地勸革命黨偃旗息鼓，結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萬分好意地勸政府徹底改革，結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說的話，不獨對於原來的目的全不濟事，而且使他受著左右夾攻”（第46頁）；因人喻己，以今況昔，不啻夫子自道。

張蔭麟畢業於“留美預科”之清華，在美國學哲學，歸國即為名校教授，正所謂“清華學派”中人；派中大佬對魯迅這種“匪徒”、“文丐”似無好感，蔭麟卻要作一篇《〈南腔北調集〉頌》，稱讚魯迅是“當今國內最富於人性的文人”。蔭麟論政，服膺“費邊式的社會主義”（其友哲學家賀麟語），偏於改良、漸進；丁玲其時以左傾激進聞名，民國四十四年，誤傳被捕殺，蔭麟當即作文痛悼，竟流露贊成暴力革命之意：“世有欲借口舌筆墨之力以感格凶頑、轉移運會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前後對照，他對政治的態度似自相矛盾。然前者論事，後者論人，論事的理性與對人的溫情，正相輝映。

他批評苛刻，卻贏得尊重

然而，張蔭麟對人，並不總抱有溫情。書中《所謂“中國女作家”》一文，對以冰心為代表的“立於女子之傳統的地位而著作”的“女士”們極盡嘲諷之能事，說她們不過是前代袁枚“女弟子”之流亞，“言作家而特標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相”，“作品署名之下必綴以‘女士’二字”，而所書寫者，莫非“毫無藝術意味之Senti－mental rubbish”（按，直譯為‘感性垃圾’，參考王蒙譯法，則不妨譯作‘過期酸饅頭’），以中學生作文標準衡量，“至多不過值七十分左右”。他人作何觀感且不論，鄙見與之同調，撫卷不禁莞爾。

較此挖苦文章更精彩的，則是學術評論的攻錯之作。他指出鄭振鐸文學史研究中“使人噴飯之處”，譏其缺乏“常識”。他批評郭紹虞食“洋”不化，牽強附會。胡適撰《白話文學史》（上冊），時稱名著，蔭麟卻能舉證確鑿，指出定義混亂、去取多由主觀的毛病。郭沫若譯歌德長詩《浮士德》，急於脫稿，匆促從事，遂致“謬誤荒唐、令人發噱之處，幾於無頁無之”，蔭麟擇要糾正，有力打擊了“偽劣”出版物。

但是，張蔭麟並非今日慣見的“酷評”家，他固不喜歡一味的唱讚歌，亦不輕易因作者的疏漏而抹殺全書的功勞。他雖批評《白話文學史》諸種不善，卻仍敏感的看出此書具有方法、取材及考證的優點；他雖對郭沫若的德文水平深致不滿，卻盛讚《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能夠“拿人類學上的結論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建設中國古代社會演化的歷程”，實在是一項“重大貢獻”。此外，對顧頡剛“疑古”學說“誤用默證”的方法論錯誤、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史實錯誤，他都提出過嚴厲而中肯的批評。顧氏無以自解，終未回應；馮氏覆書致謝，有則改之。

蔭麟嘗表明自己對專業書評的態度:“一個批評者對一部書有所糾繩，這並不就表示他對於這書的鄙薄”（第223頁）。這固然是個人的信條，但也需要時代風氣的培陶，以及被批評者的雅量（或曰服善之勇）。蔭麟十七歲時指出梁啟超的考證錯誤，啟超引為忘年交，稱之為“天才”；馮友蘭在他死後，曾集資、主持設立“張蔭麟獎學金”；顧頡剛於蔭麟死後撰《當代中國史學》，讚揚其在通史、宋史領域大有建樹。若非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確具幾分開明的特性，若非那些學人確具服善之勇，這些故事只怕都不會發生。

吳晗有感於亡友身後寂寞，曾說，即算蔭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驗、洗鍊，恐怕他還是得死，不過死法不同，不是死於窮病而已”。很不幸，一語成讖，二十年後，吳晗未“死於窮病”，而死於“文革”。然則，蔭麟之早夭固為不幸，較諸吳晗之暴斃，抑又為幸耶？

在九年苦戰中，倒下去無數千萬的戰士，是他們的血和生命，換取了民族的解放。這些戰士，他們的名字不為人所知，他們的功績被少數人所篡竊了。

在九年苦戰中，倒下去另一些值得後人紀念的人物，他們堅守著崗位，忍飢受寒，吃下去的是草，卻用奶來養育下一代的成員。他們被貧窮、被疾病所侵蝕，放下筆桿，永遠不再說話了。如今，這些人的名字也漸漸在湮沒中。

在後一類人物中，我的朋友張蔭麟是其中的一個。

蔭麟死去已經四周年

在他死後的兩星期，在昆明的朋友曾經有過一個追悼會，此後幾年似乎大家都不想得起這個人了。

在他死後的一個月，我曾經寫信給浙大張其昀先生，表示願意替蔭麟整理並出版遺作。張先生回信說，這些事浙大都在做，無需重複了。不久之後，張先生去美講學，隔了兩年，張先生回國，蔭麟的著作似於毫無消息，到今天還是如此。

蔭麟生前已刊的書，為青年所愛讀的《中國史綱》，被某書店所盜印。這書店的主持人似乎還是蔭麟生前的同學。為了這個問題，我和賀麟先生曾幾次去信質問，得不到肯定的答覆，到如今還是懸案。

最痛心的一件事，為了給蔭麟留個永遠紀念，我和賀麟先生，馮友蘭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極端困難，教書人無法撐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集了一萬元基金，決定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和哲學系合設一個蔭麟紀念獎學金，以利息所得大約每年二千元來補助兩系的高材生。因為金額少，而萌麟又兼兩個系的工作，因之決定兩系輪流，隔年補助。這筆錢交由馮友蘭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兩千元的補助無濟於事，即連基金總數也不夠一個學生一星期的伙食！想想當年，從一個窮教授口中挖出的一百元，卻夠他一家一星期的生活費！

去年我得到消息，蔭麟離婚的夫人又結婚了，兩個孩子也帶過去撫養。浙大複員回杭州了，蔭麟的孤墳被遺忘在遵義的郊外，冷落於荒煙蔓草中。聯大復回平津了，蔭麟生前所篤愛的藏書，仍然堆積在北平東莞會館。

這個人似乎是被遺忘了

為了他生前的工作和成就，為了他的書仍然被青年所喜愛，我想，這個人是不應該被遺忘的；雖然，就我個人說，恐怕終我這一生，也很難對這樣一個人失去記憶。

我願意向社會，特別是學術文化界，尤其是歷史學部門的朋友，提起張蔭麟這個人，他的一生。

蔭麟於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病歿於貴州遵義浙江大學。致死的病症是慢性腎臟炎，距生於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享年僅三十七歲。

蔭麟是廣東東莞人，由於早年求學和中年作事都在北方，說一口普通話，相貌和眼神也看不出來是廣東人。晚年臉色老是蒼白，到死後，我們才明白那是患腎臟炎者所特有的一種病態。

蔭麟自號素痴，投稿多用為筆名。這個號是相當恰當的，在這樣一個社會裡，他那種專心一志，心不外騖的神情，是合寸“痴”這個字的意思的。

他天分特別高，聰明，早熟，在清華學堂當一年級生時，就被同鄉學者粱任公先生所賞識，以為將來必有成就。他在報紙和國內第一流專門學術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作者是位教授呢！

1929年畢業後到美國斯丹福大學學哲學。1933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1935年受教育部委託，主編高初中及小學歷史教科書；盧溝橋變起，隻身南下，任教於浙江天日山的浙江大學。不久，返東莞原籍。由北大南開清華三大學所合組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昆明開學，又來昆明執教。1940年應遵義浙江大學之聘，到貴州講學，一直到死在他的講座上。這是蔭麟一生的學歷和履歷。

蔭麟早年在清華就學時代，對中西文學、歷史、哲學都曾下過功夫，經常在《大公報·文學副刊》《時代思潮》《學術》《燕京學報》《清華學報》發表著作，文筆流利生動，才名震一時。從美國回來后，治學重心一變，專門研究歷史。他常說只有國史才是一生志業所在，過去弄哲學、社會學，無非是為歷史研究打下根基。學哲學是為了有一個超然的客觀的廣大的看法和方法的自覺。學社會學是為了明白人事的理法。他的治史方法是從作長編下手，以為宋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鑒長編》，搜羅史料多，辨別標準嚴，不苟且，不偏徇，是歷史上最科學最有意義的大工作。

他創編高中本國史的計劃，第一步是擬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為數十專題。較量輕重，廣徵意見，修改了多少次才定局。第二步是分工，漢以前由他自己執筆，唐以後歸我負責。其他專題分別邀請專家撰述，例如千家駒先生寫鴉片戰爭后的社會變化，王芸生先生寫中日戰爭等等。第三步是綜合，稿子都齊了，編為長編，再就長編貫通融會，去其重複抵牾，不重考證，不引原文，盡量減少入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筆，畫出四千年來動的歷史，目的在使此書可讀，使人人能讀此書，不但熟習國史，而且能有一個客觀的看法。這工作前後搞了兩年，長編完成了大半。盧溝橋戰起，蔭麟先走沒有帶走一個字。四十天後我也到了昆明，設法謄錄長編成稿已經發表的一部分。不久蔭麟也到昆明來了，住在我家，見了這錄稿，高興之至，立刻補撰第十章改制與易代自序，作為國史大綱第一輯，也就是現今坊間刊行的本子。不知怎麼弄的，也許是蔭麟的不小心，作者署名是楊蔭麟，我見到這書時，蔭麟已去了遵義，沒有去信問，蔭麟也就聽之，不去更正了。

《自序》指出這本書的標準有四：一、新異性的標準。史事上有“內容的特殊性”，可顯出全社會的變化所經諸階段，在每一階段之新異的面貌和新異的精神者。二、實效的標準。史事上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之苦樂者。三、文化價值的標準。即真與美的價值，文化價值愈高者愈重要。四、現狀淵源的標準。追溯史實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而不取過去史家所津津樂道的“訓誨功過的標準”。以為近代學術之分工，通史的任務不在著重鑒戒和模範，和別的學門重床疊屋。經過這四個標準的取材，還得貫通於四個範疇來駕馭“動的歷史的繁雜”：第一是因果的範疇。第二是發展的範疇。這兩個範疇是并行不悖的。發展的範疇又包括三個小範疇：一、空間發範疇；二、演化的範疇；三、矛盾的範疇。兼用此四範疇，期於將歷史中認識上的“偶然”盡量減少，才能圓滿完成史家的任務。

他又以為過去我們所受的歷史教育，小學有一套國史，從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初中又有一套，也是從三皇五帝到宋元明清；高中再有一套，到大學還有一套，譬如四枚鏡子，大小雖然不同，可是所顯出的還是一模一樣，原人、原地、原事，這實在是浪費青年的精力和時間，被虔婆重溫再溫可厭倦的一套相同的雜湊的機械的事實。而且，人名地名數量之多，也使人疲於記憶，懶於翻讀。要矯正這缺點，必需從根本來改變各階段課本的內容。第一，小學國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選出國史上可以代表每一時代精神的人物，譬如說吧，由孔子到孫中山，用寫故事的體裁，烘托以每一時代，應該知道的大事。第二，初中國史以大事為中心。分兩冊：一、民族篇。述中華民族之形成和先民的業績（摒棄大漢族主義一套的理論）。二、社會篇。述社會、政治、經濟、一切典章制度的演進、生活的進步，事為首尾，互相溝通。第三，高小國史，以時代為次，綜述人、地、事、融會而貫通之。這三套有一個共通原則，就是要求其可讀，文字和內容都要通俗生動，能夠吸引讀者，使之愈讀愈有味，才算合於標準。

蔭麟的治史方法論和歷史哲學大體上就是如此

蔭麟不是一個世俗的收藏家，不大講究版本，可是生性喜歡收書。限於財力，收藏的書其實不夠多。留美時省吃省穿，剩下的錢全給弟妹作教育費。到在清華服務的時候，才能有一點點剩餘的錢收買舊書。開頭裝不滿一個書架，慢慢的有好幾排書架了。到離開北平前，他的小書房架上、桌上、椅上、地板上全是書，進出都得當心，不是碰著頭，就是踩著書。所收的以宋人文集為最多，大概有好幾百種。又在廠甸、隆福寺各冷攤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得一百幾十種，打算繼續訪求，期以十年，輯為長編，來寫民國開國史。1937年春天，我們一同跟著清華歷史系西北旅行團，到長安、開封、洛陽遊歷，我在開封相國寺地攤上，偶然得到排印本的《中興小紀》。記清同治史事的，傳本頗不多見。蔭麟一見便據為已有，鬧了半天，提出用《四部叢刊》本《明清人文集》十種對換。我看著他那貪心樣子，只好勉強答應。萌麟高興極了，立刻塞進他的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來。回校后我去討賬，他在書架上東翻翻西翻翻，翻了大半天，都不大捨得，只拿出牧齋《初學集》《有學集》兩種塞責。八個月後，清華園成天成夜聽見炮聲，蔭麟也在日夜蹀蹀書房中，東摸摸，西靠靠，看著書嘆氣，最後才一狠心，告訴我盡量搬吧，盡量寄出去吧，只要你搬得動，寄得出去。到他離平后，他夫人一股腦兒給搬進城，到今天，他的書還寂寞地在原來的地點，無人過問。

收書之外，清談也是他的時秒度。湊巧我們兩人在圖書館的研究室只隔了一層牆，他懶散慣了，書桌永遠亂糟糟一大堆，便成天到我房裡，又不肯規規矩矩，一屁股坐在桌上，或者斜靠著圈椅，兩隻腳平放在桌上，一面大抽其紙煙，隨吸隨吐煙圈，噴得滿屋子烏煙瘴氣，一面敞開談鋒，從大事到小事，從死人到活人，從生人到朋友，從哲學到歷史，無所不談。談必談到興盡，有時甚至忘了吃飯。有時我厭倦了，他覺得無聊，拿起筆就替我改文章，一把小剪子，一瓶糨糊，貼來貼去不厭其煩，搞完就拿去給《大公報史地周刊》，憑你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他全不管。有時他改竄地生氣，吵開了，還是不管。我常笑他好為人師，他笑著說去年你假如選我的課，我還不是夫子大人，由得你吵嘴。

也許是哲學書念得太多吧，喜歡深思，在大庭廣眾中，一有意念，就像和尚定似的，和他談話，往往答非所問，不得要領。生性又孤僻，極怕人世應酬，舊同學老朋友碰頭也不會打招呼。肚子里不願意，嘴上就說出來，有時還寫出來，得罪人不管，挨罵也不管。讀書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有幾次我去看他，在沙發上把他搖醒，原來一夜全沒睡，不知讀到什麼時候，一迷糊就在睡在沙發上了。

晚年研究重心又一變，專意宋史了，已寫成的論文有六七篇，都很精警，有獨到之處。

蔭麟的性情，興趣就是如此

蔭麟生活的儉樸，在朋友中也是知名的。從美國回來，有春動兩套衣服，結婚時也沒添置新的。不能喝酒，可是偏愛吸煙，煙不論好壞，只講究越便宜越好，因為橫直是吹，不吸的。在昆明住在我家裡的時候，在護國路橋頭買百壽紙煙數百包，一包值洋三分。房間里滿地板全是紙煙頭。好幾次吧，忽然看見有好煙，居然吸了半支，一會兒便撐不住了，說是醉了，一而再，再而三，也滿不在乎。胃量極大，一頓能吃半斤肉，常時吹牛，在留美時學會了烹調，在我的北平寓所，自己買了兩隻子雞，親自下廚，弄得滿頭大汗，半身油膩，到吃飯時，卻咬不動，嚼不爛，毫無滋味，大家笑了半天。買了一頂新呢帽，出去作客丟了，下次再買一頂鴨舌帽還是丟了，從此只好不戴帽子。結婚後第二天出去拜客，回來走到隔壁人家，看見主人，連忙說對不起，累你久候了，主人莫名其妙，過了好一會，才明白他自己是客人。下午我去看他，正滿手是泥，蹲在地上摶土做假山，說是把朋友所送的花圈的花來布置花園，好極妙極。我更正說是花籃，他也覺得不對，可是口頭還是倔強，掉口又說：“圈與籃雖不同，而其為花則一也。”朋友鬧他給起一外號，叫張長文昏公，他無法賴，也一一給朋友起外號，文迂公、文迷公之類，把人家書桌上窗紙上全寫滿了。他還挖苦我，如你不幸早逝的話，我一定會編印遺文、墓誌、行狀、傳記之類，一概負責到底；當然，我也照樣還他一嘴。到今天想來，真不禁熱淚盈眶，誰又能料到十幾年前的惡謔竟然成為語讖，這四年來我幾次為他寫哀悼追憶文字呢！

蔭麟死後的一個月，《大公報》替他發表一篇遺文，大意是對現實政治的控訴，天下為公恰恰是反面，選賢與能呢，選的是不賢和無能，舉出實證，文筆很犀利。王芸生先生似乎還加了一點按語，大意說是因為是死者的文字才能發表吧。

蔭麟早年即患心臟病，一登高就心悸，同游華山時，攀登鐵索，那閉目搖頭的情形，惹得游侶齊聲鬨笑。死，不料偏死於腎臟病。平時營養壞，離婚後心境壞，窮鄉僻壤醫藥設備壞，病一發就非倒下不可，非死不可。假使沒有這戰爭，假使這戰爭不能避免，而有一個好政府，或者是不太壞的政府，能稍稍尊重學者的地位和生活的時候，蔭麟那樣胖胖茁壯的身體，是可以再工作二十年以至三十年的。

中國的學者如此的希罕，已有成就的學者如此的被糟踏，被淘汰，萌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遺忘了。

但是，我仔細想想，從蔭麟身後發表的文字來看，假如這一年他不死於窮病，再多活三四年，再多受些磨折、考驗、洗鍊，恐怕他還是得死，不過死法不同，不是死於窮病而己。

嗚呼！我又能再說什麼話呢！

（1946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報》）作者：吳晗

張蔭麟，除了一本未完成的教科書，張蔭麟似乎再沒留下什麼。那是一本不到16萬字的小冊子。最初由於筆誤，曾署名為“楊蔭麟”。1935年，他應當時教育部之邀，為高中生撰寫歷史課本。

這本不是什麼難事，尤其對於一位清華大學教授而言。更何況，還是這樣一位教授：與夏鼐、吳晗和錢鍾書並稱“清華文學院四才子”；被吳宓稱為“梁任公第二”；梁啟超首次與他相見，也讚歎為“天才”。但這位學者卻鄭重地為此請假兩年，專門編寫此書。區區一本高中教材，動用的陣容可謂豪華：在原先的計劃里，張蔭麟執筆漢以前，吳晗負責唐以後，並邀請王芸生、千家駒等撰寫專題。張蔭麟一直不滿當時的歷史教育，說教材無窮無盡地排列著名字和史料，讓青年人“被迫重溫再溫可厭倦的一套雜湊的機械的史實”。因此這本名為《中國史綱》的課本既不重考證，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講故事”的筆法來“畫”歷史。以至幾十年後一位網友形容這部歷史課本是“好萊塢大片”，“看起來一點也不費腦子”。他甚至開始後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這本書的話，他也許就選擇讀文科了。這個課本，除文筆優美之外，“運思情深意遠”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家范給予的另一評價。這位通史學者認為，只有錢穆的《國史大綱》可以與之媲美。但這本薄薄的作品不幸成為作者終生的絕唱。“盧溝橋事變”后，張蔭麟不得不擱筆，當時剛寫到東漢建立。直至他5年後病逝於貴州遵義浙江大學，《中國史綱》也只是更新了序言部分。

第一，從價值的角度來看，張蔭麟認定價值就是真善美的統一，而從哲學上的一般價值觀說到社會價值，就會必然引出歷史的效益問題，涉及到制約史學社會價值實現的重要因素：讀者。讀者的重要性，可以在當代西方顯學接受美學理論中得到說明。當然，張蔭麟對讀者的注重只暗含在其理論與《中國史綱》的寫作里，需要我們將其“演繹”和“解讀”出來。歷史的社會價值，或者說歷史的效益，往往取決和依賴於讀者的接受廣度和深度，因此，“讀者”應該是歷史學範疇之內的因素，不應排斥於史學之外，而最能引發讀者積極接受或消費，從而使歷史學能夠“推銷”出去的最佳途徑，莫過於藝術了。藝術的感染力最強，藝術表現的人類精神風貌最親切動人。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度”的問題，即不能傷害歷史的科學性。張蔭麟說：“一個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後的價值都得到和諧的發展，都並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個健全的歷史學，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求美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來說，就是如何運用歷史學更好地為人民（讀者）服務的問題。歷史的藝術性問題，首先在價值問題上表現出來，在讀者接受關係上表現出來。毋寧說，史學要想得到廣大讀者的接受，就必須具有藝術功能。

第二，張蔭麟認為，客觀歷史本身是史學藝術功能的自然基礎。歷史的藝術性問題，實證主義史學家一般理解為僅僅是一個“裝飾性”問題，因而無關緊要，地位較低。然而，在當代西方某些以詩化為特徵的哲學家看來，這一問題決不僅僅是裝飾性的，更主要的是“結構性的”，具有本體意義。張蔭麟雖不如此極端，但也有此意。他說：“世人恆以文筆優雅為述史之要技，專門家則否之。然歷史之為藝術，固有超乎文筆優雅之上者矣。”“明乎歷史之美學價值，則史學存在之理由無假外求矣。”

所謂“無假外求”，是說歷史本身無論其動的方面，或“靜”的方面，原本“同是可為審美之對象”，“世界之壯觀，足以陶瀹吾人性靈而開拓吾人之心胸者，不惟在其當前所展陳，抑亦在其過去之重構。”歷史的客觀美，是歷史美學價值的自然基礎。藝術哲學中的“模仿說”即以此為理論根據。歷史本身就是藝術，他說：“歷史者，一宇宙的戲劇也。”“對於過去世界之欣賞流連，固眾人之所驚訝者也。”史家“所神遊之鄉，有以移其情而協其志”的固有本性，“過去吾國文人其於史界之美感覺特銳。此於舊日抒情詩中懷古詠史之多及詞章中以史事為直比或隱喻之繁可見。”張蔭麟能從歷史本身的角度而主要不是從史家的主體性的角度來探討歷史的審美問題，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很高明的。他告訴我們，只要有歷史，就會有歷史的美，歷史本身具有審美價值。張蔭麟並且批判了輕視歷史美學價值的觀點，他說：

吾竊不解者，自來史家原歷史之功能，為史學作辯護者，為說眾矣：曰垂範以示教也，曰褒貶以勸懲也，曰藏往以知來也，曰積例以資鑒也，曰溯古以明今也。惟獨不聞有以歷史之美學價值為言者。不審彼輩史家，當其在塵篇蠹簡叢中涉獵之餘，曾亦一回顧其所闖入境界而窺見其中宗廟之美、百宮之富，如羅素之所發現者耶？

羅素在“歷史作為一門藝術”問題上的“發現”，我們略去不提。張蔭麟從客觀歷史本身立論，認為對歷史美學價值的認取，其重要性“實與18世紀以來西方詩人對於自然之美髮現同等。”“此發現實為吾人之審美經驗開一無涯之境土。”如此開闊的見解，在近代史家中確為難能。

第三，張氏談到了歷史的隱喻問題，即藝術性的修辭手法在史學中的地位問題。他說：

以史事為直比或隱喻即狹義之所謂用典。此種修辭之技術若用之而洽切清新，明易不詭，則實足以溝通幻想或現實之美與史界之美，而予一意義以深遠而豐富之背景。近人以典故為文病，相戒為用，此實一新式“塔布”，其由來則矯枉過正而昧於歷史之美學價值也。

從隱喻的角度去談論歷史的美學價值問題，亦即是語言哲學或文化哲學的問題了。

當代西方的詩化哲學家已將隱喻當做語言的本質，這種不恰當的極端化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回過頭來用更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張蔭麟的似乎很平常的論斷。詩的語言是隱喻化的。從歷史發展先後來看，詩的語言先於邏輯語言：先有非邏輯思維，後有邏輯思維。從語言結構的橫剖面來看，詩的語言同樣比邏輯的語言在發生學上優先：現實人的言語一般不考慮邏輯規範。這些全是人們可以感受到的。問題在於，當邏輯的代替了非邏輯的，非邏輯的消失了嗎？應該說它不但沒有消失，而且通過藝術得到了升華與凝結。藝術就是詩，就是隱喻，就是語言的本質。倘若歷史學也落在語言範圍(符號是廣義語言)之內，它可以拋開語言的本質嗎？換句話說，歷史學可以不講究美學的價值嗎？只有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張氏的歷史隱喻思想，才是深刻的。他無非是說，語言的隱喻性本質註定了歷史學也是一門藝術。當然，這裡只是提供一個理解角度，至於隱喻是不是語言的本質，那是另外的問題了。

以上三點是張蔭麟論述歷史也是藝術的主要根據。顯然，還應補上藝術性的“想象”在歷史釋義中的作用一節，這在張蔭麟看來也許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他在理論上對此卻未予探討，畢竟是個遺憾。

張蔭麟在清華讀書時，為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在城裡兼課，給一些廣東學生補習英語。學生中有知名學者倫明的女兒倫慧珠。張蔭麟苦戀其未果，後來，在張蔭麟留學斯坦福期間，倫慧珠和他恢復了通信，兩人在1935年四月結婚。

北京淪陷后，張蔭麟輾轉到了昆明，那時的他已經和心儀多年的另一東莞大儒倫明（1875-1944）之女倫慧珠結婚，並育有一子張匡一女張華。此時一個女孩就此闖入了他的感情生活。這個女孩就是容庚的女兒容琬。容庚比張蔭麟只大11歲，和張氏亦兄亦友。在張蔭麟學術活動初期，容庚多有提攜之功，他主編的《燕京學報》曾多次刊發張氏論文。對於張蔭麟和自己寶貝女兒的不倫之戀，容庚顯然持反對態度，此後《燕京學報》再也沒有刊載張蔭麟文章。

容琬情竇初開的心，也已被張蔭麟佔據；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她一直和張蔭麟有通信、見面的機會，她的文章和譯作都經過張蔭麟精心修改，張蔭麟歷年來給她的片言隻字，她都如獲至寶般地珍藏著。對於這份感情，張蔭麟是懷著感恩的心情來對待的，提到容琬的名字，他的聲音都會顫抖。

最後的結局是個悲劇，張蔭麟和倫慧珠以離婚收場，倫慧珠帶著兒女回到廣東。而容琬也奔赴北京和表兄結婚，和張蔭麟徹底斷了來往。遭受雙重打擊的蔭麟，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乃毅然決然地放棄西南聯大的教職，應聘到了地點在遵義的浙江大學。這是1940年農曆七月底發生的事情。第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就在偏遠的遵義遽然而逝了，人間歲月只存留37個春秋。

史家張蔭麟寫出《中國史綱》一書後，好評紛紛。

熊十力說：“蔭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懷沖曠，與人無城府，而一相見以心。使天假之年，縱其所至，則其融哲史兩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業而開方來，非蔭麟其誰屬乎？”

王芸生稱“張蔭麟是中國學界的一個國寶。……他的中國文學受教於王靜庵先生（國維），西洋文學受教於吳雨生先生（宓），……為梁任公先生所賞識。他不僅文史淹博，哲學的素養尤深。”

《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以編輯部名義曰：“君資稟英邁，於文哲諸學靡不窺其奧要，尤邃於史，雅擅為文。生平著述凡百萬餘言。壯思泉涌，詞鋒飆發。其文贍，其辭麗，其識精，故其旨遠。理致條達，筆端常恆挾情感，譽之者謂新會梁氏以後一人焉。”

張其昀說：“《中國史綱》一書是嘔心瀝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後，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書價值，識者自有公評，即就文字而論，亦用力至勤。世人多驚羨其文筆之粹美，以為勝過一般文學創作，不知其字字珠璣，皆為潛心涵泳幾經錘鍊而後成。”

1942年10月24日凌晨3時，張蔭麟在貴州遵義病世，享年37歲。

錢鍾書《傷張蔭麟》詩中說：“清晨起讀報，失聲驚子死。天翻大地覆，波雲正譎詭。絕知無佳訊，未忍置不視。赫然阿堵中，子佔一角紙。”

陳寅恪寫有《挽張蔭麟二首》，曰“流輩論才未或先，著書何止牘三千。共談學術驚河漢，與敘交情忘歲年。”

朱自清《挽張素痴》一詩慨嘆：“妙歲露頭角，真堪張一軍。書城成寢饋，筆陣挾夙雲。勤拾考工緒，精研復性文。淋漓修國史，巨眼幾揮斤。”

施蟄存《壬年之冬張蔭麟沒於遵義校齋越歲方獲凶訊在昆明時有游從之雅作詩挽之》：“海內張公子，臨文不肯休。茂先稱博物，平子號工愁。論史書奔馬，尊生失解牛。笑談無適莫，道業在春秋。”

施先生詩章節附註：“余此詩原作喻解牛，朱自清見之曰：誤矣，蔭麟饕餮飲食無度，起居不節，豈能喻解牛之旨乎。遂改作失解牛。識之以存此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