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

1910年，夏鼐出生於浙江溫州市區倉橋街的一個富商家庭。

1920年初，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春季班三年級。

1924年夏，小學尚未畢業，提前半年報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今溫州中學）初中部。

1927年夏，由溫州的省立第十中初中部畢業，考入上海光華大學附屬中學的高中部。

1930年暑假，由光華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畢業，報考南京的中央大學和北平的燕京大學並被同時錄取，前往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就讀。

1931年9月，考取清華大學二年級插班生，並轉入歷史學系。

1934年，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獲文學士學位。

1935年春，在河南省安陽參加殷墟發掘。

1935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獲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

1940年，在埃及開羅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

1941—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任專門委員。

1943一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員、研究員。

1944～1945年，在甘肅省敦煌、寧定、民勤、武威、臨洮、蘭州各地對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漢代至唐代的遺址和墓葬進行調查發掘。

1945年，通過甘肅陽窪灣齊家文化墓葬的發掘，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認仰韶文化的年代早於齊家文化，從而糾正了原來關於甘肅遠古文化分期問題的錯誤判斷。根據發掘的層位關係修訂了傳統得學說，標誌出這是中國史前考古學的新起點。

1949年秋－1950年9月，任浙江大學教授。

1950～1982年，任中國科學院（1977年以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

1951年秋，在湖南省長沙領導戰國和漢代墓葬的發掘。

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1955～1956年，領導黃河水庫考古隊在河南省陝縣等地進行綜合性調查發掘。

1956～1958年，在北京市昌平主持明代定陵的發掘。

1979年起，被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1982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

1983年起，兼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5年，被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

1959年起，被選為第二至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79年，夏鼐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長。

1982年，夏鼐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併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名譽所長。

1985年，夏鼐被任命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的委員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的編委會主任。

1959年起，夏鼐還是第二至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1974～1985年，先後被選為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訊院士、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全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義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通訊院士。

夏鼐參加和主持的田野調查發掘有：殷墟，英梅登堡山城遺址，埃及的艾爾曼特，巴勒斯坦的杜布爾，四川彭山漢代崖墓，甘肅敦煌、武威、民勤等地一些古遺址、古墓葬，河南輝縣、鄭州、成皋、鞏義、洛陽、澠池等地新石器、商代、漢唐遺址，以及湖南長沙戰國墓和漢墓。

1950年在輝縣發掘，第一次發現了早於殷墟的商文化遺跡。

1951年在鄭州調查，確認二里岡遺址為又一處早於殷墟的重要商代遺跡。

湖南長沙的發掘，明確了當地戰國楚墓的演變過程。

1956～1958年，主持北京市明定陵的發掘。

發表一系列關於羅馬金幣、波斯銀幣、古代絲織品的研究文章，對中西交通史研究有貢獻；發表一系列關於星圖、蠶桑絲綢及晉周處墓黃金帶飾的論文，為中國科技史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曾主持並參加了河南輝縣商代遺址、北京明定陵、長沙馬王堆漢墓的挖掘工作。對中國各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研究，創造性地利用考古學的資料和方法闡明中國古代在科技方面的卓越成就，並對當時中西交通的路線提出創見。

由於在考古學方面的傑出成就和貢獻，曾先後獲得中國科學院院士、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訊院士、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國家外籍院士、義大利遠東研究所通訊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85年當選）等榮譽稱號。

新石器時代

通過1945年甘肅省寧定陽窪灣齊家文化墓葬的發掘，確認仰韶文化早於齊家文化，發表了《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一文，糾正了瑞典學者安特生關於甘肅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分期，為建立黃河流域有關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正確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礎。

1977年，利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測定的大量的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數據，寫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對中國各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統的研究，得出相當可靠的結論。

商周時期

通過1950年在河南省輝縣的發掘，第一次在安陽以外發現比安陽殷墟為早的商代遺跡，從地域上和年代上擴大了對商文化的認識。1951年春，通過在河南省鄭州的調查，首次確認二里岡遺址為早於殷墟的又一處重要的商代遺址。通過1951年秋在湖南省長沙的發掘，究明了當地戰國時代墓葬的演變過程，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中西文化

從50年代後期開始，發表了《咸陽底張灣隋墓出土的東羅馬金幣》、《新疆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等論文。根據中國各地出土的絲織品、外國貨幣及其他具有外國風格的遺物，闡明漢唐時代中國與中亞、西亞，特別是與波斯和東羅馬帝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並對中西交通的路線提出創見。

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

1935年夏鼐在蔣廷黼先生指導下撰寫了畢業論文《太平天國前後長江各省之田賦問題》，修改後發表於《清華學報》，該文是對道光至同治時期國家財政與社會問題之間關係的較早論述，在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中仍然具有影響力。

中國科技史

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後期，先後發表了《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的重新鑒定》、《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等一系列論文，利用考古學資料，運用考古學方法，闡明中國古代在天文、數學、紡織、冶金和化學等各個科技領域中的成就，為中國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作出重大的貢獻。

中國史前考古學方面

夏鼐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的巨大貢獻，首先是對中國史前考古學進行了長時期的創造性研究，不斷地拓寬道路，引導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據可靠的發掘資料，改訂黃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編年體系，規範考古學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發展多元說。他還是現階段最早從考古學上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著名學者。

他於1977年發表《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考古》1977年第4期。）一文，根據當時公布的各種史前文化年代數據，結合文化內涵和地層證據，全面討論它們之間的年代序列和相互關係，亦即中國史前文化的譜系問題。該文提出許多富有啟發意義的獨到看法，尤其可貴的是更加明確地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發展並非黃河流域一個中心的多元說。其實夏先生早就考慮這個問題，在1962年發表的《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便曾提到：“根據考古資料，現今漢族居住的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存在著不同的文化類型。連黃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異。古史傳說中也有這種反映。”在上述1977年的文章中，他重提併發揮這一論斷，指出所謂文化類型的不同是“表明它們有不同的來源和發展過程，是與當地的地理環境適應而產生和發展的一種或一些文化。”他在此文中又說：“當然這並不排除與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響，交光互影。這種看法似乎比那種一切都歸於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響的片面性的傳播論，更切合於當時的實際情況，更能說明問題。”要之，中國遠古文化的發展由傳統的黃河流域一元說改變為並非一個中心的多元說，這是中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最近20多年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使多元說進一步確立，成為我國多數考古學家的共識。

中國冶金史研究方面

夏鼐先生在中國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當重要的貢獻。首先，他最早指出藁城台西商代遺址所出鐵刃銅鉞可能是用天然隕鐵製成的。

1972年台西遺址出土鐵刃銅鉞，是中國考古學上的一項重要發現，表明我國人民早在公元前14世紀已經認識了鐵，因而迅速得到夏先生的高度重視。開始進行的技術鑒定，以為鐵刃屬古代熟鐵。他考慮到人類在發明煉鐵以前有時利用隕鐵制器，而鑒定結果中鐵刃的含鎳量又高於一般冶鍊的熟鐵，當即表示鑒定並未排斥這鐵是隕鐵的可能，還不能確定其為古代冶鍊的熟鐵，需要進一步分析研究（《〈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遺址〉讀後記》，《考古》1973年第5期）。后經先生約請鋼鐵專家柯俊重新組織鑒定，多種現代化手段的分析結果證明藁城銅鉞的鐵刃不是人工冶鍊的熟鐵，而是用隕鐵鍛成的（李眾《關於藁城商代銅鉞鐵刃的分析》，《考古學報》1976年第2期），從而避免了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上的一場混亂。眾所周知，夏先生還糾正了我國早在3世紀的西晉便能提煉鋁的錯誤說法。

1953年宜興周處墓發現17件金屬帶飾，發掘者將一塊碎片請人鑒定，分析結果為鋁。由於煉鋁是19世紀發明電解法后才被人們掌握的一種新技術，這項發現迅速引起國內外的廣泛注意。但是，後來有人分析的一塊碎片，卻是銀制的。為了澄清事實的真象，先生請人採取幾種不同的方法，對現存的全部帶飾重新鑒定，檢驗結果都是銀而非鋁。

現代自然科學方法

夏鼐十分重視在考古研究中應用現代自然科學方法，突出地表現為及時將碳十四斷代法引進我國。早在1955年，美國科學家開始發表有關著作之後不久，他便對其重要意義有了明確的認識，呼籲早日建立中國自己的實驗室以應考古工作的需要。正是由於他的遠見卓識和多方籌劃，考古研究所採取自力更生的辦法，於1965年建成我國第一座碳十四斷代實驗室，並且在之後的全國同類實驗室中長期居領先地位，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特別是史前考古學研究，發揮了非常顯著的推進作用。

多方面結合

夏鼐本人的學術研究具有學識淵博、視野廣闊和且治學嚴謹的特點。他不僅熟練地掌握了現代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具有豐富的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知識，而且對中國傳統的文史學、金石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從而善於把多方面學問緊密地結合起來。他還具備優越的外國語文的條件，在與國外著名學者保持廣泛聯繫的同時，經常涉獵大量新出版的外國書刊，因而通曉國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和各種動態。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研究工作便有非常深厚的基礎，善於從世界範圍和多學科角度考慮中國考古學問題，既能追求現代的國際水平，又能發掘中國固有的學術傳統。

堅持馬列思想

夏鼐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努力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堅持認為，考古學作為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作研究不應局限於鑒別遺跡、遺物的年代和判明它們的用途及製作方法，而是應該將研究的最終目標指向闡明存在於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客觀規律。這便要以科學的調查發掘為基礎，通過對大量實物資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學科研究，經過歸納，加以提高，進而從理論上探討古代社會歷史的發展。他堅信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反對以空論代替具體的研究，甚至歪曲事實真相，也反對忽視理論，脫離歷史，重蹈為考古而考古的覆轍。

1985年，夏鼐捐贈3萬元稿費，設立了國內考古學的最高獎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學成果獎”。

該獎一般每4年評選一次，頒發給對中國考古學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籍學者，以推動中國考古學研究和考古學事業的發展。

該獎金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負責管理，聘請所內外專家組成評獎委員會，負責評獎和頒獎。

專著：《齊家期墓葬的新發現及其年代的改訂》《考古學論文集》《考古學與科技史》《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日文）等。

主編並參加編寫了《輝縣發掘報告》《長沙發掘報告》，主編《新中國的考古收穫》和《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

夏鼐曾並先後被中國、英國、德國、瑞典、美國、義大利等多國國家科學院授予榮譽。

•英國不列顛學院（British Academy；亦譯作“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

•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訊院士

•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外籍院士

•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義大利中東和遠東研究所通訊院士

•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1985年當選）

•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即院士）

年代：建於19世紀下半葉。

方位：溫州市鹿城區倉橋街130號。

特色：坐北朝南，五間兩進建築，佔地面積約500平方米，前進為五間門廳式平房，後進為五間樓房。後進南面兩側各有三間廂樓，北面兩側各有單間廂樓。門廳前為石板道坦，東西各有磚砌門台。夏鼐出生於此，讀書與結婚時住在後進樓下東正間。

現狀：夏鼐故居內曾有36戶住戶居住。2008年，溫州市政府決定將對故居內住戶全部外遷安置，將故居永久性地保留下來，並將在故居內陳列夏鼐的生平事迹介紹和遺物等，以供市民參觀、紀念。

為紀念夏鼐誕辰101周年，2011年上海書展期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夏鼐日記》（十卷）⑵。

夏鼐的日記始記於1931年元旦，止於1985年6月17日突發腦溢血當天，歷時五十餘載。為了向學術界提供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這份難得的史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曾長期在夏鼐身邊工作的王世民先生，與夏素琴等四位夏鼐子女一道，在國內外十多位專家學者的協助下，花費整整十年時間整理成書，定名《夏鼐日記》。

記載閱讀書籍的寫作

《夏鼐日記》詳細記錄了這位學術大師早年刻苦鑽研、勤奮成長的經歷。就讀清華大學時期，他師從陳寅恪、錢穆、雷海宗、蔣廷黻等名師，與吳晗、錢鍾書等被譽為清華園的幾大才子，先治中國近代外交史，後轉中國近代經濟史，在史學領域已經嶄露頭角。留學英國期間，他得到埃及考古學泰斗皮得里等名師的器重，奮力學習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提出獨到的見解；系統進行古埃及串珠的斷代研究，作出在該課題的研究中至今無人超越的突出貢獻成為中國第一位卓有貢獻的埃及考古學家。日記對當年的學習情況，乃至每天閱讀的書刊（讀什麼書，多少頁，幾天讀完、共計多少頁）考試和作業的題目，論文的寫作過程，都記載得相當詳細。他閱讀的範圍十分廣泛，數量多，古今中外，方方面面，從人文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學識淵博絕非偶然。他本人的學術研究，具有學識淵博、視野廣闊、治學嚴謹的特點，對於中國史前考古學、中國歷史考古學，以及中國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學研究，都曾作過深入的研究，作出許多開拓性的卓越貢獻。日記對於歷年來撰寫一系列的名篇的過程，都有所記載。

考古方面的重視

夏鼐曾以嫻熟的發掘技巧，在數九嚴寒的中原大地，第一次成功地剔剝古代木車痕迹；忍著病痛潛入陰暗的北京定陵地宮多日，親手清理萬曆帝后棺內的糟朽文物；具體指導長沙馬王堆漢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廣州漢代南越王墓等一系列發掘。直到去世前幾天，仍然不顧年邁，遠道前往驕陽似火的洛陽附近，視察偃師商城遺址發掘工地。夏鼐十分重視與相關科研領域之間的協作，積極引進現代自然科學方法，放眼世界文明發展領域；並且為保護祖國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與各種破壞文物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的鬥爭。他還詳細地審閱上世紀50—70年代幾乎全部重要考古報告和專著的書稿，以及考古學刊物的清樣，注意從學術上進一步嚴格把關。凡此在日記中都有記載，為後輩學者樹立了堅持優良學風的典範。這是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一份難得的實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生前交遊廣泛

其中《日記》實名記錄近3000人，與國內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個方面的專家學者，近距離接觸過許多老一輩的學術大師。日記中不時記錄這方面的情況，其中有早年聆聽魯迅、章太炎、斯坦因、伯希和、羅素講演的情景，歷史文獻學方面受到陳寅恪的稱讚，考古學方面得到傅斯年、李濟、梁思永，及皮特里、惠勒、柴爾德等的指導，與高本漢討論青銅器真偽、古代漢語語音，與李約瑟數十年的密切交往，以及與郭沫若交談文字起源問題，與胡適促膝夜話，等等。夏鼐審閱各方面學者的文稿，閱讀國內外新出版的書刊，日記往往留有所作評論，例如某一篇文章“寫得較好”，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書“錯誤很多”，是怎樣的錯誤。這都很有價值。記載許多鮮為人知的文壇掌故及各地風土人情夏鼐畢生經歷國內外許多重要的學術會議，日記對各個會議的參會人員、活動日程、討論情況、參觀項目，多有較詳細的記載，例如1947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確定首屆院士候選人的會議，1955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學部委員會的會議，1956年第九屆歐洲青年漢學家會議，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會，1978年歐洲研究中國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1980年第十五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歷屆國際中國科技史研討會，中國史學會成立和重建的會議，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和歷次年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一系列學術研討會，以及在美國舉行兩岸學者共同參加的中國青銅器、商文化國際討論會，等等。因而他的日記對於整個中國現代學術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夏鼐的足跡遍及國內大部分省區，出訪過十多個國家。日記既記載許多鮮為人知的文壇掌故，又記載了各地的名勝古迹、風土人情。他常如實地記錄國內外學術考察中所見古代遺址、墓葬和出土文物的具體情況，詳細抄錄其中的牌匾和碑刻文字。日記對不同時期國內外的社會新聞（例如：親歷“九一八”后清華同學愛國活動，“一二八”后憑弔淞滬戰場，英皇喬治五世喪葬與愛德華八世退位，日寇侵入溫州時的搶掠，嘉陵江上遭遇匪劫等），乃至市場物價，都有所記載。甚至參加周恩來總理接待美國尼克松總統等國宴，還將宴會上的菜單抄錄下來。《日記》記錄的這類人和事，不僅內容十分豐富，文筆也很生動，並且不時錄入本人和友好的一些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