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歷史系

1925年清華學校增設研究院國學門（通稱“國學研究院”），“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範圍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以及西方漢學等。國學研究院的教職員有：主任吳宓，教授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講師李濟，助教梁廷燦、章明煌、陸維釗、趙萬里、浦江清等。

國學研究院雖開辦僅四年，但在培養國學人才方面卓有成績，有4屆畢業生，共74人，培養出了王力、劉盼燧、劉節、高亨、謝國禎、吳其昌、姚名達、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一大批傑出人才，其“以西方學理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溝通”的學術範式影響深遠。國學研究院撤消后，教師轉入歷史系和中國文學系等系。

1926年，清華學校大學部開始設立各系，正式設歷史系，著名學者陳寅恪、蔣廷黻、雷海宗、劉崇鋐、孔繁霱、噶邦福、陸懋德、張蔭麟、吳晗、邵循正、王信忠、孫毓棠、丁則良、周一良、楊聯升、王永興、何炳棣、夏鼐等都先後在歷史系執教或學習，並形成了“中西融會、古今貫通”的學術傳統，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第一流的史學人才。

1952年院系調整，盛極一時的清華大學文、理、法、農學院和工學院的航空系等被全部調走，其中大部分調入北京大學等單位，這次全國範圍內的院系調整造成的負面影響很大，也使清華元氣大傷，其後三十多年，歷史系建制在清華不復存在。但清華的歷史學科教學與研究並沒有中斷，如著名歷史學學者劉桂生、錢遜、何兆武等人都長期在校工作。

20世紀80年代以後，清華大學逐漸恢復了包括歷史學科在內的整個人文學科。

1985年學校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著名學者張岱年、錢遜、李學勤等先後擔任所長，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化、歷史與文獻、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等方面的研究，下設中國思想史、西方思想史、歷史文獻等研究室，原國際漢學研究所也併入思想文化研究所。1993年，清華歷史系恢復建制。2003年，歷史系與思想文化研究所合併，成立新的歷史系，對原有力量進行了整合。在系、所合併基礎上，清華大學歷史學科的科研和教學力量顯著地得到了充實和加強，在人才引進和學科建設方面成績顯著，展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清華大學歷史系具有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碩士學位授予權（涵蓋歷史學下所有二級學科）、歷史學博士后流動站、歷史學國家重點學科、歷史學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科研實力強大，人才培養成效日益明顯，可以招收歷史學一級學科各相關領域的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以及留學生。

清華大學歷史系復建后，歷史學從2003年起開始由人文學院統一招收本科生。學生入學后，先在人文社會科學綜合試驗班（自2005年起為人文科學試驗班）完成三個學期的人文學科基礎訓練后，從第三學期末開始選擇專業，自主選擇進入歷史系學習，再進行歷史學的學科專業訓練。除各種公共課程之外，人文學科的基礎訓練，主要是依託中西經典研讀方面的課程和文史哲學術入門等課程來進行，學生進入歷史學科的專業訓練之後，則開設歷史學的主幹課程。

清華大學歷史系現有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碩士學位授予權，可招收歷史學一級學科下所有二級學科專業（史學史及史學理論、考古學及博物館學、歷史地理學、歷史文獻學、專門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等）的博士、碩士研究生。

清華大學歷史系師資力量雄厚，擁有多位年富力強、在各自專業領域內具有較大影響的知名學者，在歷史文獻學（含古文字學）、中國古代史、專門史（如思想史、經濟史、社會史）、史學理論等學科領域具有較大優勢。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員，流動站涵蓋歷史學一級學科之下的所有二級學科，流動站以歷史係為主要依託，部分研究領域與漢語言文字學、哲學史、藝術史、科技史等學科相交叉。

目前，清華歷史學科依託清華大學良好的學術環境，形成了以歷史係為中心，多學科密切合作，名家彙集，梯隊合理，優勢集中，特色明顯，學術新生長點多，前沿化、國際化的學術格局。師資力量雄厚，擁有多位年富力強、在各自專業領域內具有較大影響的知名學者，在歷史文獻學（含古文字學）、中國古代史、專門史（學術史、思想史、社會史、經濟史等）、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等領域具有突出優勢。

現有專任教授15人、副教授15人，講師4人，另有兼職教授5人。專任教授中有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1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學科評議組長1人，歷史教學委員會委員1人，教育部古籍整理委員會委員1人，國家級學會會長、副會長等4人。

清華歷史學科的核心機構是歷史系，下設有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世界史教研室、思想文化史教研室，以及國際漢學研究所、出土文獻研究中心、經學研究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中國近代文化與現代化研究中心、東北亞研究中心、旅遊文化與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等專門研究機構。

圖書資料的收藏也在全國歷史系所中名列前茅，歷史系擁有面積400餘平方米、藏書10萬餘冊的系資料室，科技史與古文獻研究所也建有一個頗具規模的文獻資料庫。

清華大學在歷史時期就素以圖書完備、條件優越著稱，院系調整時清華絕大部分的文科圖書資料均保留在學校。清華大圖書館和人文分管現有各類文史典籍百餘萬種，其中珍貴古籍有2萬8千餘種、30萬冊，外文圖書40多萬冊，電子文獻資料庫多個。

由於清華文科的特殊經歷，清華歷史學科目前具有以下優勢與特色：

一是高水平。清華歷史學科的重建很大程度上依靠引進人才，而清華有條件在全國範圍內選擇優秀人才，從而得以在較短時間內重新形成一支高水平的史學隊伍。目前以李學勤、廖名春、趙平安、李守奎為帶頭人的出土文獻與先秦史研究、以彭林為帶頭人的古代禮樂文明與經學研究、以王曉毅為帶頭人的魏晉玄學研究、以葛兆光為帶頭人的宗教史與思想史研究、以張國剛、侯旭東為帶頭人的中古史與社會史研究、以秦暉為帶頭人的農民史與農民學研究、以李伯重、陳爭平為帶頭人的經濟史研究、以何兆武、劉北成為帶頭人的歷史理論與西方近現代思想史研究，以劉桂生為帶頭人的中國近現代政治史與學術思想史研究等，都在國內外處於領先地位。

二是國際化。清華史學工作者與國外學界具有廣泛而密切的聯繫，多位教授有在美、英、法、德、日、澳、韓等國及港台著名大學工作的經歷，並有多種學術專著在國外和港台刊出。多位中青年教師擁有國外博士學位或長期留學的經歷。三是多學科交融。清華史學繼承發揚了老清華“史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優良傳統，逐漸凸顯了“古今貫通、中西薈萃、文理滲透”的學術特色，從而呈現出較大的學術氣象和良好的發展態勢。

清華大學歷史系 地址：中國　北京　清華園

郵政編碼： 100084

History Department ,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ostal code: 100084

開拓新史學

清華歷史學系在蔣廷黻、劉崇鋐等主導下，倡導“中外歷史兼重”、“考據與綜合兼重”、“歷史與其它社會科學兼重”的辦系理念，聘請陳寅恪、雷海宗等史學名家任教，形成了貫通古今、融合中西的治學風氣和辦學特色，為現代中國新史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清華歷史學系成立於1926年，之初僅有“教授3人，學生3人，圖書費年只數百元”。雖規模不大，但首任系主任是陸懋德，他對歷史學系的學術方向和學科發展做出了規劃。他認為：“歷史為陶鑄國民性之工具，亦為養成愛國心之教材”。然而舊制清華由於留美預備學校的性質，在課程設置上“素重西史而輕中史”。針對此弊端，他提出了發展歷史學系“宜中西並重”的設想，以期造就中西兼綜的“全才”。

三個並重辦系理念

1928年8月，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后，對校政進行全面整頓和改革，重新選聘教授和系主任成為重要舉措之一。他力排眾議，專程前往南開大學邀請蔣廷黻出任歷史學系教授和系主任。在蔣未到任之前，羅家倫親自兼任系主任。

1929年8月，蔣廷黻開始擔任歷史學系主任一職。多年接受的現代西方史學訓練，使其對中西方在治史方面的差異及中國傳統史學的不足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因此，運用西方的近代史學理論改造中國傳統史學，為現代中國創建“新史學”和培養新式史學家，就成為他主持的歷史學系的努力目標和方向。為此，他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辦系理念。

在課程設置上，實施“中外歷史並重”的方針。蔣廷黻認為，外國史與中國史的研究同等重要，因為中國已處在一個中西文化匯流的時代，它的政治、經濟、思想、科學各個方面都不能不受日本和西洋各國的影響，研究這些國家的歷史“等於認識我們的鄰居”。因此，歷史學系每年平均開設的20多門課程中，中外史各佔一半。而在開設的外國史中，又特別重視中國的近鄰——日本和俄國的歷史。

在基礎學習階段，強調“歷史與其他社會科學並重”。蔣廷黻、劉崇鋐都認識到，“多識一種文字就多識一個世界”。而其他人文學術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的複雜性、整個性，和幫助我們作綜合工夫”。因此，歷史系要求學生“多學外國語及其他人文學術，如政治、經濟、哲學、文學、人類學”。

在治學方法上，倡導“考據與綜合併重”。蔣廷黻認為，中國傳統史學在考據、校勘方面有很大成就，但在理論綜合分析方面非常欠缺。學習外國史學，尤其是他們的史學理論與方法，有助於提高中國歷史研究的水平。

蔣廷黻離任之後，繼任系主任劉崇鋐、雷海宗等學者繼續倡導上述三個“並重”的方針。在全系師生的努力下，清華歷史學系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展迅速，在推進現代中國新史學的研究與培養史學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開創史學新學科育

歷史學系在明確辦學理念、改革課程的同時，大力延聘名師。這一時期，相繼到校任教的著名學者有：陳寅恪（與中文系合聘）、劉崇鋐、雷海宗、孔繁霱、噶邦福、張蔭麟、邵循正、吳晗、孫毓棠、周一良等。無論是治中國史還是治外國史的學者大多都有留學歐美日的經歷，他們的中西文化學術背景與歷史學系所倡導的辦系理念和治學方針相符合，為開創史學新學科奠定了基礎，並培育出一批史學新人才。

在學術研究上，陳寅恪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史研究，不僅為當時中古史研究開啟了新方向，而且為後來的學者奠定了學術規範；雷海宗在運用“文化形態史觀”建樹中國通史的宏觀理論架構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蔣廷黻的近代中國外交史、中國近代史研究，為中國歷史學開創了一門新的學科——中國近代史。此外，劉崇鋐的西洋史研究、張蔭麟的宋史研究，在現代中國學術界也具有開拓性意義。

在人才培養上，1930年歷史學系開辦研究所，考慮到自身特點及優勢，僅在中國中古史及清史兩個方向指導學生。但即使在這兩個領域，當時培養出的傑出學生就有邵循正、朱延豐、王信忠、張貴永、張德昌、姚薇元、王栻、張蔭麟、孫毓棠、谷霽光、吳晗、王栻、楊聯升、何炳棣、劉廣京、李定一、丁則良、丁明楠、王永興等人。他們均繼承了前輩學人的學風和事業，成為一代學術名家。

1952年院系調整時，清華歷史學系併入北京大學。其後30多年，清華雖歷史系不復存在，但在政治理論課教學中仍繼續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20世紀80年代后，清華大學陸續恢復人文學科。1993年，歷史系恢復建制。2003年，歷史系與思想文化研究所合併，成立新的歷史系。它在繼承老清華歷史學系學術傳統的同時，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為培養新一代的史學人才而努力奮鬥。

組建文物館

（一）

在清華大學早年實施“通才教育”、創辦綜合大學的歷史上（1925-1952年），相繼成立過文、理、工、法（商）、農等多科學院，藝術作為獨立學科卻是清華大學學科設置的空白。2001年出版的《清華大學志》將清華大學的藝術教育列入“體育與校園文化”專章，包括音樂、舞蹈、戲劇、美術、攝影等門類，通過一般的課程設置與校園文化活動來實現美育。然而，這遠非清華大學藝術教育與藝術學科歷史的全部。

1947年至1950年間，圍繞中國藝術史研究的主題，清華大學整合校內研究力量（人才、機構、資金、研究對象等方面），先後進行組織“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創設藝術系、組建文物館等一系列實踐，由此開啟清華大學收藏、整理與研究並重的藝術史傳統。重審這段歷史，是對清華大學人文藝術學科設置起源的必要延伸，揭示創設藝術史學科的歷程，同樣有利於充分認識藝術史研究與人文、科學的內在同一性，領會陳夢家、梁思成等一批清華學術大家的科學人文精神與文化使命。

歐美熱衷與中國缺位

清華大學組建藝術系的動意，源自中國藝術的國際地位與國內現實的強烈反差。晚清民國的動蕩造成1920年代以來中國古物大量流失海外，歐美各大博物館多設有遠東部，以搜集展覽中國古物，一些歐美大學開設課程講授中國藝術史。1947年4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立200周年舉辦東方學術國際會議，其中“藝術考古組”以中國的銅器、繪畫和建築為主題。這促使與會的清華大學教授陳夢家、梁思成、馮友蘭思考中國學界與社會如何擔當研究與傳承中國藝術的使命。他們認識到中國藝術品是溝通中西文化的最佳媒介，贏得世界的尊重在於其蘊含的民族精神，國勢積弱之時重振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有賴於此，中國大學與學者亟需擔當起保存與研究中國藝術的使命。

然而，當時國內大學或囿於對中國藝術價值的片面認識，或限於經費不足，或缺乏專門人才，尚未組建專門機構從事中國藝術研究。在大學中設立藝術系，創辦大學博物館，成為中國藝術研究的必要途徑。清華大學應憑藉其獨特的人才與資金優勢，開創國內的藝術史研究風氣。1947年4月至1948年9月間，清華大學籌設藝術系的各項工作就此展開。

籌設清華大學藝術系

清華大學籌設藝術系基於對學校已有資源的科學規劃與重組，通過整合教授成立專業指導委員會，調整資金使用方向購置文物建立文物陳列室，籌措藝術研究基金等一系列工作，逐步構建藝術史研究的學術體系。

1、成立“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

清華大學教授中，梁思成專精中國建築，鄧以蟄擅長中國書畫，陳夢家深味鐘鼎彝器，在1940年代皆負盛名。由於他們分屬清華大學營建系、中文系和歷史系，共有的中國藝術專長未得充分發揮，造成研究分散未能集中，學生有修業興趣卻沒有條件獲得統一的指導。1947年11月，梁思成與鄧以蟄共同倡議成立清華大學“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分別聘請中國文學、哲學、人類學、歷史、地質、社會學、外國語文等系教授十人組成，負責籌設藝術系的工作。12月，梁思成、鄧以蟄、陳夢家三位教授聯名起草“設立藝術(史)系及研究室計劃書”，正式提請校方審議：

其一，設立藝術(史)系，“就校內原有之人才，匯聚一處，合作研究。在校內使一般學生同受中國藝術之薰陶，知所以保存與敬重固有之文物；對外則負宣揚與提倡中國文化之責任。”其二，在設立藝術(史)系條件尚未完備之前，先成立藝術史研究室，作為“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下設的研究機構，它是“同人工作之中心，同時為小班講堂和實習、閱（覽）之處。”在籌備文物陳列室期間，研究室暫時兼理陳列工作。其三，重新整合分散於各系的藝術史相關課程，形成藝術史課程體系，“使有志斯學者得選習此類課程之全套”。其四，在清華大學研究院中增設藝術史部，招收該校及其它專門藝術學校的畢業生，為其創造出國深造的機會，培養鑒賞與研究中國藝術的專門人才。1947年12月18日清華大學校評議會議決：“原則通過為促進中國藝術史研究，該校籌設藝術史研究室，並由有關係商設選修學程，以增進學生對於藝術之欣賞。”

2、購書特款移購文物與“文物陳列室”的成立

建立大學博物館，是組建藝術系進行藝術史研究的必備條件。“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在整體籌劃清華大學藝術系成立的同時，籌措資金、利用各種渠道充實文物收藏。清華大學授予各系和圖書館的美金購書特款，是購置文物的主要資金來源，參與藝術史研究的各系可利用購書特款“移購富有示範作用之歷代古物”。中文系率先提出三千美金特款購置古物，“備籌設該校美術考古學陳列室，供中文系、歷史學系、人類學系教課及研究參考之用。”1947年12月15日朱自清就此事函請校方。各系及圖書館亦陸續出資購辦，如社會學系吳澤霖教授委託京城振德興劉仁政從紐約代購“乾隆御用大織造佛像”兩幅。

陳夢家利用曾在歐美遊學和收藏的舊識，聯繫美方捐贈文物。例如紐約最大的古董商盧芹齋將在美國的銅簋選出數件贈予清華；美國西海岸最大的東西方藝術品公司舊金山GUMP’s公司經理來信，願將大批近代西方藝術手工藝製品贈送清華。

大學博物館旨在彙集示範器物用作教學標本和研究對象，因此尤其注重各個時期、不同地域、各種器物、不同形式的示範意義。由於購置文物的款項有限，不能專求精品，但求可供示範的佳品。經過1947年12月到1948年4月，清華大學所有的文物已初具規模，其中商周銅器122件，玉器15件，石器29件，陶器73件，骨器（包括一大宗私藏甲骨）730件，瓷器4件，木器8件，雜器（漆器鉛器等）10件，共計1000件，漢代以後的磁木瓦器亦分門採集。據四十年代歐美諸國收藏中國古物的博物館記載，當時大學博物館或自成研究機關的博物館還不多，其中以美國哈佛大學伏克博物館最著名，賓夕法尼亞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等皆設有美術館，收藏中國古物，不過數量較少。就當時清華大學的收藏，較歐美中等博物院所藏中國古物已無遜色。

隨即於1948年4月29日清華第37個校慶日，清華大學文物陳列室正式成立，馮友蘭任主席，展室設在清華大學圖書館第二閱覽室。作為藝術系成立的必備條件之一，文物陳列室的成立標誌著清華大學文物收藏與藝術史研究事業“從此發軔，漸圖開拓”。1948年5月21日，梅貽琦校長在清華大學校評議會上報告“該校成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及由該會籌設文物陳列室經過”，陳夢家向媒體撰文介紹清華大學文物陳列室的成立經過，力圖喚起全社會文物意識的覺醒。

3、唐仲明藝術基金

籌設清華大學藝術系的同時，還積極籌措藝術發展基金、設立藝術獎學金。1926級清華留美學子唐亮（字仲明）美術成就卓著，四十年代逝世後唐氏遺族將其一部分書畫遺作捐贈母校，設立“唐仲明藝術基金”。為此，清華大學組織“唐仲明畫品遺作保管委員會”，制定“唐仲明遺作保管辦法”，計劃時局平定、幣制穩定后，陸續出售部分唐氏作品，所得款項全部作為“唐仲明紀念獎學金”。“紀念畫家唐仲明獎學基金保管原則”規定：“獎學金之收集除妥為保存外，並期於最短期內集成相當數目以資應用；獎學金之分發限於有志於美術之貧寒學生”，“獎學金由母校培植未來有志於藝術者”。這些規定無不顯示出基金設立者與管理者對於發展中國藝術的執著之情。

（二）

在清華大學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的運籌下，組建藝術系的相關各系、教授密切配合，不到半年時間文物陳列室正式成立。通過專業人才、學術指導機構、學術組織、配套基金等實質性工作的展開，設立清華大學藝術系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大學規程，清華大學籌設藝術系隸屬文學院，以“非為注重技術之訓練，實欲增進青年對於吾國古有文化之了解與青年性格之陶冶”為宗旨。藝術系下設藝術史、考古、音樂三組，藝術史組為教學與研究的核心，與考古組密切合作，擴展校內原有音樂室為音樂組，“訓練音樂人才，普及校內美育”。鑒於當時國內藝術學院以藝術品創作為中心而忽視對歷代藝術的研究，藝術史組專註於“研究中國藝術史之發展，對於歷代藝術作品作學術研究，以養成此方面之專家及中外博物館所需此方面之人才。”這是清華大學藝術系開創國內藝術史研究風氣的關鍵所在。

藝術史的課程設置，“教授藝術史、考古學及藝術品之鑒別與欣賞，注重歷史的及理論的研究。本系以研究中國藝術為主，但為明了中國藝術在全世界藝術中之地位起見，必需與西洋藝術及初民藝術作比較研究，故亦兼授與此兩方面有關之課程。”顯然，籌設清華大學藝術系在於對中國藝術進行歷史的、學術的研究，地域上兼及西方藝術，時代上遠溯初民藝術，通過跨時空、跨文化的比較，真正獲得對中國藝術的理性認知和審美鑒賞。

清華大學藝術史研究工作注重中外交流，從研究材料或展覽交流，到延請國外專家講學，招收研習中國藝術的留學生。清華大學藝術系的籌設者深信，隨著中國藝術史研究工作的展開，“必能引起國外之重大注視，將來尋求各方之資助，或非甚為困難之事也。”在有效整合校內已有藝術史研究力量的基礎上，對於清華大學，增設藝術系需要做的是“在該校經費中不過增加十餘名教員名額，而其效則可訓練此項專門人才，且使該校他院系學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當之陶冶，當屬事半功倍。”

1948年9月17日清華大學就增設藝術系事宜呈請國民政府教育部。11月5日，教育部函復：“應就現有院系力求充實，所請未便照準。”儘管清華大學設立藝術系已具備了必要的條件，但是最終未能獲得國民政府的批准。1948年前後，發展國防、軍事工業作為國民政府的戰略重點，高等教育密切圍繞這一戰略展開。此間，教育部照準清華大學農學院增設四個系(1947.6.28)，資源委員會與清華大學合作設立國產工程材料試驗室(1947.8.13)、北平水泥研究試驗室(1948.1.10)，國防科學委員會委託清華大學就煤之氫化、一般食物之除水、士兵營養、穿甲力學、強大電力微波、強力可塑體、輕合金、彈性物體之空氣動力學等九項專題進行研究(1948.8.10)。由此看來，藝術史研究之迫切很難納入國民政府主導發展的專業範疇，設立清華大學藝術系最終難以超離當時的政治語境和社會語境而被擱置。

清華大學文物館：藝術史研究在轉向中繼續

新中國成立將被擱置的清華大學藝術史研究重新啟動，通過組建清華大學文物館，將藝術品收藏和藝術史研究同各系教學相結合，增強了文物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可利用性。1949年9月7日，清華大學第22次校委會決議成立“文物館籌備委員會”，由解放前“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改組而成，梁思成為召集人。　1949年10月14日至1950年4月26日，“文物館籌備委員會”分別召開四次會議，籌備館舍、經費、組織、人員等各項工作，並成立臨時工作組籌辦配合新中國成立的展覽。1950年7月，“文物館委員會”正式成立，解放前“文物陳列室”的收藏、結餘經費、原有工作等一概併入文物館。“文物館委員會”成為清華大學常設的學術委員會之一。

1、功能與組織

清華大學文物館是校文物收藏、整理、研究、保管及形象教學的統一領導機構。《文物館委員會組織條例》明確其組織構成：文物館委員會由梁思成、潘光旦、金岳霖、吳晗、袁復禮、鄧以蟄、吳澤霖、邵循正、費孝通、陳夢家、王遜11位教授組成，主席梁思成。常務委員會由主席和各研究組(室)主任組成，負責處理實際事務。文物館委員會下設考古組、民族組、民俗藝術組、檔案整理組和綜合研究室。原屬於清華大學各部門的文物，以不打亂原部門為原則，統一納入文物館，分別劃歸五個專業組室：

“考古組包括原有的文物陳列室及地學系有關考古的一部分；

民族組包括現在社會系之西南少數民族、蒙藏及高山族各部分文物收藏；

民俗藝術組包括現在社會系之各項民俗藝術的收藏（屬於少數民族者除外）及營建系收藏之一部分；

檔案整理組包括歷史系徵集之檔案，並接受圖書館整理圖片拓本之委託；

綜合研究室集中過去各系（尤以哲學系及營建系）購置之各種有關考古及美術史的圖籍及必要參考書，並將哲學系徵集之各種圖片加入。經常作中國美術史及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並供全館或有關各系各課之參考、研究及教學。”

與清華大學文物館直接相關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社會系、人類學系、地學系、營建系、圖書館，共同參加文物館的工作，是文物館與全校各系合作的基礎。清華大學文物館在於配合學校的教學研究，“它是有目的地搜集某一類研究資料，經過研究與整理，作有秩序的排列，以作示例的教材。它使學生得直接從實物上看到製作、藝術、制度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記錄。它是用來考驗我們理論上的或由書本知識所得到的推論之實物的證明。”

2、研究計劃與日常工作

根據文物館的收藏，結合當時的研究和教學重點，文物館的近期研究計劃集中在兩方面：

其一，整理研究八十餘箱地質及考古採集品，作為文物館的首要工作。1925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清華大學地質系袁復禮教授與同人代表學校參加國內外科學團體的考察活動，歷年在山西、河南、陝西、綏遠、寧夏、甘肅、新疆等地採集到地質及考古材料共約八十餘箱，廣受國內外學者重視。但因時間、空間、人力所限，未能整理與研究，抗戰中遺失詳細的底冊和記錄。有鑒於此，整理八十箱地質考古資料實已刻不容緩，清華大學文物館重新啟動這批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國科學院予以協助。

其二，繼續整理研究社會發展史的形象教材。當時文物館進行“歷代農村經濟主要生產工具的研究”，包括農具和紡織工具，附帶研究貨幣以說明各時代的一般經濟狀況。文物館制定了詳盡的研究計劃，儘可能搜集古今一切有關的形象資料，例如甲骨、金石文字中所表現的耕織工具、工作情形，漢代畫像石、唐宋以來歷代繪畫以及元明清木刻圖籍（例如各種農書）中的耕織圖像等，搜集相關實物標本，如各種紡織品標本、仍在使用的耕織工具標本。對於體積龐大或不易獲得實物的標本，通過仿製模型、模繪或攝影來保存形象資料。1950年下半年，文物館綜合研究室以此為中心工作，與社會系、歷史系合作進行。待此項工作完成後，將繼續社會發展史其他方面的重點研究。此外，個人可以自行擬定與教學相輔的研究。

文物館的研究計劃透露出一些藝術史研究信息：例如通過“歷代農村經濟主要生產工具的研究”闡釋社會發展史，從各種形式的文物中探尋歷代生產工具的演變，從歷代藝術品中探尋人類文明進步的足跡，這是文物館綜合研究室“經常作中國美術史及物質文化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不過，由於清華大學文物館定位於全校形象教學的領導機構，以形象教學配合一般教學，研究重點轉向適應新中國成立的現實文化需求——通過文物藝術闡釋社會發展。顯然，1950年文物館的藝術史研究已不同於籌設藝術系時期的藝術史研究，清華大學“暫於哲學系內設立藝術哲學組，並與其它各系所開有關課程配合，以造就藝術史人材。”這樣的安排僅維持到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前。

清華大學文物館圍繞新中國成立的文化宣傳，舉辦各種有現實性的專題陳列及展覽。1949年11月5日至7日，在中央美術學院大禮堂，清華大學文物館舉辦西南少數民族及台灣高山族文物展覽，觀眾達四千餘人，京津各主要媒體皆有報導，《光明日報》特發專刊報導。1950年在清華校內文物館先後舉辦年畫、手工藝、早期社會發展史、石像雕刻等多種專題展覽，同時開放西南少數民族、高山族、西藏三個文物陳列室。

3、文物館發展的阻滯

清華大學文物館的經費來源於學校劃撥的文物購置費，已非此前用購書特款移購文物。文物購置費一般維持原狀不做增減，如有特殊需要，向校委會申請“特別補助”。文物的收藏與維護是一項經常性的巨大開支，加上解放之初清華大學物力、財力的緊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館的發展。據清華大學文物館成立時各部門收藏文物統計，文物陳列室已有文物2880件，較1948年成立之初1000件藏品擴充了近三倍；社會系各陳列室收藏文物共計5647件，包括民俗藝術文物4228件，人類學及少數民族文物1239件；地學系考古和地質部分藏品有80餘箱。在經費拮据的情況下，文物館作為全校性機構，儘管將分散於各系的文物納入統一管理，卻缺少相應的館址集中保存與展示，藏品分散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和二院各處。文物館委員會積極向校委會申請館舍，力求逐步將文物館建成擁有房舍、設備、事務管理與技術人員的完備而有形的機構。

然而，隨著1952年開始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清華由綜合大學轉為多科性工業大學，與清華文物館密切相關的歷史系、社會系、地學系、哲學系、人類學系以及文物館委員會委員絕大多數在調整中被調出清華，文物館的各項工作不得不終止。惟文物委員會主席梁思成作為建築系主任主持清華大學建築系工作，從籌設藝術繫到組建文物館一直倡導的藝術史研究思想，亦隨著梁思成、高庄、莫宗江、李宗津（后三人曾任文物委員會民俗藝術組成員）諸位教授融入建築系之建築美術、建築歷史專業的教學研究中。

清華文物珍藏掠影

幽雅富麗的清華大學圖書館，不僅擁有數量、質量排名全國高校前茅的書刊文獻，而且還珍藏著一大批彌足珍貴的文物。它們包括青銅器 1489件；甲骨1755塊；獸骨、玉器、貝器、石器共234塊；古錢幣217件；字畫40幅；碑刻墨拓近千幅；各類輿圖、陣圖、海防圖等27幅以及器物拓片、瓷器和古彝文寫本等。這批豐富多彩的傳世珍品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特點，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堪稱文化瑰寶。

說起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藏文物的歷史，必然要提及著名的考古學家和古文字學家陳夢家（ 1911-1966）先生。1944至1947年，陳先生講學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此時期他便開始注意收集流散在美國各地的中國古代青銅器，他非常讚賞歐美一些大學開設中國美術史課程和建立博物館的做法，並對祖國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深感憂慮。1947年回國后，陳先生任教於清華大學中文系，與中文系、歷史系、營建系、人類學系的同道發起並於11月間成立了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以此為籌建清華大學美術史考古學系及博物館（后定名為文物陳列室）做諸項準備工作。

藝術史研究委員會成立后，立即分工協作，四處搜集各類文物，李濟、袁復禮負責史前陶器，吳澤霖在滇、貴等地採集西南少數民族文物，陳夢家負責銅器，並與潘光旦共同總理全局。在大家的積極努力下，短時間內便收集了大批文物。其間還得到了校外熱心人士的捐贈，如孫冰如、劉仁政、葉叔重捐獻了部分家藏甲骨，蘆芹齋齋主岳彬捐贈了令狐君嗣子壺（該壺於 1928年出土於河南洛陽金村，原為一對，為戰國中期重要青銅器。該壺早年流入巴黎和紐約達二十年之久，后經陳夢家先生費盡心血，百般促成，蘆芹齋終以重金購得，運回祖國並捐給清華，1959年又由清華大學調撥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另一壺現藏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此外，丁惠康捐贈的台灣高山族文物，也為清華珍藏添色不少，這批寶貴文物包括台灣土著居民的生活用品、建築構件、民俗崇拜物等，當時在國內尚屬罕見。

1948年4月29日，時值清華大學三十七周年校慶，文物陳列室正式成立，並將藏品公開展出。包括上百件商周青銅器、一千餘片甲骨、台灣高山族文物和西南苗、彝、納西族文物，另外還有金石拓本、數十件六朝隋唐石刻等等。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一幅乾隆時期的大型織造—乾隆緙絲巨型佛像。它長逾六米，寬約四米，工藝精湛，色彩多至百種以上，極為繁複工緻，堪稱緙絲藝術的登峰造極之作。

陳夢家先生進一步倡議，在陳列室的基礎上籌備建立清華大學文物館。遺憾的是，由於 1952年的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的教學科研轉向，文物館未能如願建成。這一時期，清華大學文物陳列室的收藏品亦有所分散：一些珍貴的青銅器被調撥至中國歷史博物館、清華大學建築系；少數民族文物則多被調至中國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等單位；剩餘的文物在十年動亂期間也遭到一定的損失。此間，幸賴清華大學副校長劉仙洲和圖書館副館長徐靜貞多方維護，才使這批珍貴的文物得以留存下來。目前這批文物仍妥善保存於清華大學圖書館。文革后，清華還陸續接受了海內外校友的一些私人捐贈，使得圖書館的文物珍藏愈發豐富。

懷念歷史系的老師們

文 / 張寄謙褚繼善 王憲銓 齊世榮

我們都是清華歷史系40年代的“老學生”，雖然已經離開母校多年，但是對當年在清華園學習的情景仍有很深的印象，特別是懷念那些曾經教導過我們的老師們。

首先要提的是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他是一位中西兼通的歷史學家，給我們講授殷周史、秦漢史以及西洋中古史等。上課鈴響，雷先生會準時推門進來；下課鈴響，又正好講到一個段落。他上課從不帶講稿、提綱，只帶兩支粉筆，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參考書都隨手寫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參考書目中讓我們讀小說，說了解一個時代，僅憑歷史事件不夠，還要懂得它的文學、哲學等。

歷史系與中文系合聘的陳寅恪先生曾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從那以後就一直在清華執教，是我國文史學界的一代宗師。我們上三年級時，他開設了隋唐史研究，在新林院自己的住宅中辟出一個房間作教室。做畢業論文時，張寄謙請先生擔任導師，當時陳先生已雙目失明，但憑著他驚人的記憶力，仍指揮助手查閱古籍，進行魏晉南北朝與隋唐史的研究。

我們入學后的第一門必修課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代史和蒙古史專家邵循正先生講授的中國近代史。那時邵先生的體質甚為虛弱，但對教學非常認真。他極有見地地為我們分析了西方列強利用清政府對國際事務的無知，在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時，故意使用意義含糊不清的辭句，為以後擴大侵略設埋伏，甚至私自添加內容，對清政府進行欺詐。他還深刻地分析了各列強在侵華利益中的矛盾與勾結。

明史專家吳晗先生給我們授課時，沒有講明史，而是講了宋史。他用“以歷史為鏡子”的學風，延續著西南聯大教師講課聯繫時事的傳統，不時地借分析兩宋弊政，對蔣家王朝加以抨擊。當時吳先生已準備去解放區，他在西院住宅里經常以打橋牌為名，約請邵循正、錢端升、錢偉長等先生談時事。1948年校慶后，他便去了西柏坡。當時丁則良先生也在專攻宋史，不過沒有給我們講課。

時近1948年，專治魏晉南北朝史的孫毓棠先生從美國歸來。聽老同學講，孫先生上中國通史課，能在黑板上手畫一張十分漂亮的地圖。此時孫先生的興趣已轉向中國經濟史，後來為經濟系和歷史系合開了中國經濟史課。

那時，世界史課程的陣容也非常強。教西洋上古史的是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先生，他用帶有濃重俄國語音的英文，給我們講希臘、羅馬的興衰，聽起來頗讓人發思古之幽情；教西洋中古史的還有一位飽學的孔繁鬻先生，聽上過孔先生課的余繩武同志講，孔先生讓他念德文參考書，念得他都感到身體吃不消了；西洋近代史是劉崇？先生講授，他為人溫文爾雅，講授扼要簡練、條理清晰，經常以自己治史的得失教導同學，向同學們傾談自己的理想。

1948年陳寅恪先生離開以後，歷史系從外語系聘請周一良先生接替講授中國中古史。另外，清華歷史系一向重視日本史的研究，周先生還兼任了日本史的課程，他對日本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日本學者超脫，很引人入勝。此外，歷史系還曾聘請從美國回來的何基先生教世界現代史。

在清華歷史系學習的幾年中，老師教給我們的不僅是知識，而且影響著我們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院系調整后，清華歷史系不復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復建。我們殷切希望歷史系的師生繼承前輩們“中西交融、古今貫通”的學術傳統，把歷史系辦出特色，辦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