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顯微

作家,代表作《目錄學》

姚名達(1905—1942),男,字達人,號顯微,江西省興國縣人。畢業於清華大學,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學家、目錄學家,史理學創始人。

著《目錄學》等書16部。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目錄學
目錄學
1905年出生於江西省興國縣。姚名達祖父姚德源,是一位以種菜撐船為業的勞動人民。姚名達父親姚芳權,字舜生,通經史,工詩文,學問淵博,是光緒年間興國縣學庠生。家中只有幾畝薄田,但有幾百部經、史、子、集等古籍。姚名達出生於這樣一個窮苦讀書人的家庭,成長於一所具有美好讀書環境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他自幼思想縝密,見解卓越,治學勤奮,尤好研究史學和目錄學,所貢獻於史學和目錄學者亦至巨大。

教育經歷

1923年6月在省立贛縣中學畢業后,勉從父命學醫,但內心多不願,而實喜好研究文學。后聽從友人勸告,乃毅然棄醫,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國學專修科攻讀,直至畢業。
1925年7月與王力等38人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拜梁啟超為導師。
1928年6月14日,姚名達肄業清華國學研究院已三年期滿,經由導師梁啟超、陳寅恪李濟諸人審查成績,認為及格,授予畢業證書。

工作經歷

1934-1937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法教授。
從1926年至1937年已成書出版的著作有十六種,為我國史學和現代目錄學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40年10月,台灣中正大學在江西創辦,校長胡先驌聘請姚名達為研究部研究教授。
1942年6月,日軍侵擾浙江金華、江西上饒一帶。為了鼓勵士氣,動員民眾,姚名達發起組織“戰地服務團”,並被選為團長,率全團30餘人奔赴抗日前線,先後在新喻、峽山、新干等縣組織了青年戰地服務團。
姚名達早年
姚名達早年
1942年,浙贛戰事發生,姚名達奮起組織台灣中正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戰地服務團”,編印了《戰爭服務特刊》,發表發刊詞和《戰地服務團成立宣言》,並率全團開赴抗日前線。

個人生活


健康狀況

1942年7月7日,姚名達率領了十幾名團員,準備從石口渡過贛江。到石口天色已晚,他們便在村裡祠堂中休息,不料這時日軍發動突然襲擊。姚名達大聲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軍打鬥起來。他從日軍手中奪到了槍,正準備上樓佔據有利地勢,一個日本兵開槍了,姚名達中槍倒地,另一個日本兵又用刺刀刺進他的胸膛。“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愛國教授姚名達就這樣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終年37歲。
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正式追認姚名達為革命烈士。
2002年3月,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雷潔瓊為姚名達殉國六十周年題辭“抗戰捐軀教師第一人”。
中國目錄學史
中國目錄學史

主要成就


學術研究

清華研究院時期
年譜作品
年譜作品
姚名達治學道路可分為三個時期:清華研究院時期,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上海時期,主要從事目錄學研究;江西泰和台灣中正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時期,主要從事中國史學理論研究;在目錄學研究中,他初步建立近代目錄學知識框架和學術體系。在中國史學研究中,全面開展章學誠史學研究,撰寫了中國史學家系列年譜叢書,開創了史理學新學科,成就頗著。
姚名達對於史學史的探討,始於章學誠,並以此為中心,延伸到其師朱筠,以及邵念魯、劉宗周、程頤等浙東史學諸著名學者的探討,撰著了多部年譜,不僅揭示出譜主思想的精華,而且寫出了其社會交往並反映出時代特點。連續兩次撰寫的系統的目錄學著作,尤其是《中國目錄學史》一書,資料詳備,源流清晰,使目錄學成為一把做學問的鑰匙。凡此諸作,均體現出鮮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後人珍視。

代表作品

《中國目錄學史》書是作者的代表作,寫於1935-1936年。1936年初版,1957年重印時,附有王重民作的後記,對原書進行訂正,並對若干問題作了補充與說明。作者認為,在中國目錄學發展史上,“時代之精神殆無特別之差異”。因此,該書不以時代為序,而分敘論、溯源、分類、體質、校讎、史志、宗教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結論等篇,“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畢具,一覽無餘”,詳盡闡述了中國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並概括敘述了20世紀30年代西方圖書分類編目理論傳入中國以後中國目錄學發生的變化。全書貫穿著作者的目錄學觀點,即認為目錄學是“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專門學術。他在結論篇中指出,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特點是重分類而輕編目,強調撰寫解題而忽視編製索引。他主張統一分類,編製主題目錄,使尋書之法易學易做,目錄學成為人人共知的常識。該書史料豐富,有獨到見解,是一部有影響的學術專著。

創辦女子書店

女子月刊
女子月刊
20世紀30年代初,承“五四”運動后興起不久的“婦女解放”、“婦女運動”勢頭,上海出現了“女子書店”這樣一家獨樹一幟的書店,併發行《女子月刊》,為婦女解放奔走吶喊。當時,老牌的《婦女雜誌》(商務印書館)已於1931年停刊,而沈茲九主編的《婦女生活》尚未創刊,《女子月刊》和女子書店的出現,曾經引起婦女界以及熱心支持婦女運動人士的關心。熱心支持婦女運動的暨南大學教授姚名達和夫人黃心勉就是女子書店和《女子月刊》創辦人。
姚名達和夫人黃心勉要從事的婦女工作,並不只是開辦女子書店、編輯《女子月刊》,而是有一整套為婦女服務的計劃。除了書店和月刊之外,還有女子圖書館、女子義務函授學校、女子獎學金等要同時興辦,並已分頭進行,擬好緣起、章程等,並開展工作。
他們發宏願要為婦女做種種工作,最初萌芽於1929年。當時姚名達還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他感到女性沒有自己的歷史,缺乏對自身的認識,沒有為她們所需要的專用圖書館,提供她們需要的知識,因而立志研究婦女史,要撰寫一部《婦女中國史》,創辦一所女子圖書館。為此,他不斷積累有關婦女的史料,購置了幾千冊的婦女圖書,並進行《婦女中國史》的寫作。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在炸毀商務印書館的同時,也炸毀了姚名達夫婦的家。為女子圖書館和《婦女中國史》積累的圖書、史料以及寫就的部分書稿,都被日寇付之一炬了。整個地摧垮了他為婦女擬做工作的計劃。經此重創之餘,他心憂的不是家業毀失,而是如何幫助婦女解放的事業,從而產生了要辦《女子月刊》,推動婦女覺醒的念頭。他把這計劃與各地友人函商,雖然獲得廣泛的支持,但也不止一人建議,辦刊物先要有書店為發行依託才好,於是又有先辦女子書店的決定。所以,辦書店的動機源於辦月刊,而辦月刊之動機則又源於啟發婦女民智,推動婦女解放運動。
女子文庫
女子文庫
女子書店是靠姚名達、黃心勉夫婦掏出他們的稿費和積蓄啟動的,所以經濟力量很薄弱。但他們有許多朋友支持,甘願放棄稿酬供給他們書稿。就這樣,從最初租用圓明園的一個寫字間籌辦到1932年“九·一八”這天,遷移至霞飛路銘德里8號成立。一年多后,遷霞飛路523號,再后又遷至薩坡賽路219號。
《女子月刊》一度被當局查扣,遭受意外打擊,後來出書就寥寥無幾,出現困局。這時姚名達在店務、刊務方面擔負了更多的事務,並將批發部委任新中國書局代辦,但黃心勉已心力交瘁,就在女子書店成立3周年剛過不久的5月初病逝。姚名達突遭如此巨大打擊,一時無法接受,如他自己在《女子月刊》上一則啟事中所說“心緒不寧”,將《女子月刊》委請封禾子(即鳳子)主編,對《女子文庫》和女子書店業務,自然也就疏於料理。《女子文庫》一時陷於停頓,而女子書店也就似乎漸趨沉寂了。

個人作品


《目錄學》(1934)《中國目錄學史》(1936)《中國目錄學年表》(1940)《劉宗周年譜》
《程伊川年譜》《邵念魯年譜》《朱筠年譜》

人物評價


近代學術史上的姚名達
姚名達對於史學史的探討,始於章學誠,並以此為中心,延伸到其師朱筠,以及邵念魯、劉宗周、程頤等浙東史學諸著名學者的探討,撰著了多部年譜,不僅揭示出譜主思想的精華,而且寫出了其社會交往並反映出時代特點。連續兩次撰寫的系統的目錄學著作,尤其是《中國目錄學史》一書,資料詳備,源流清晰,使目錄學成為一把做學問的鑰匙。凡此諸作,均體現出鮮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後人珍視。1946年,歷經劫難的清華大學重返北平,校長梅貽琦在主持學校的重建工作時,特別回顧褒揚了抗戰期間犧牲的清華校友姚名達等人,譽其“皆足名垂清華史,實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潔瓊親筆題詞,稱讚姚名達為“抗戰捐軀教授第一人”。多年之後,我們重新回眸這位走向抗日戰場的教授,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知識分子勇於擔當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姚名達的自我選擇,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精神的傳承,更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
姚名達是一位現代史學家和目錄學家,也是一位忠貞愛國的文化戰士,又是一位英勇殺敵壯烈犧牲的烈士!
胡先驌在紀念姚名達殉國一周年時,曾高度讚揚他“絕學有遺著,千秋有定評”,“英風傳石口,大節振江西”。
新中國成立后,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姚名達教授為革命烈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了烈士證明書。
1990年,江西師範大學慶祝中正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建校50周年的時候,在校園內將湖畔一亭加以改建,命名為“顯微亭”,就是為了紀念姚名達教授。姚名達後來棄姓易名為“顯微”,這亭的命名,正是來自他後來所用之名。

人物事件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壯烈事件,即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弟子姚名達教授在江西新干石口村被日軍包圍,在與敵抗爭中壯烈犧牲,成為抗戰中唯一犧牲在沙場的教授。
關於這位傳奇教授殉難的經歷,張海斌等人做了詳細的收集整理,先綜合如下:
7月初,日本軍竹圍師團和大賀師團的混合部隊5萬餘人已佔據著三江口、臨川、崇仁、宜黃等重要據點,在中國抗日駐軍的東西形成一道半園形的包圍圈。5日下午,形勢非常危急。軍長命令:“戰地服務團即時向樟樹撤退,連夜行軍。”姚名達團長立刻代表大家向軍部表示:“我們不怕死!”“我們不後退!”“我們要上前線!”軍長見他們意志堅強,就派他們去第三野戰醫院,做救護傷病員的工作,隨部隊共同進退。
按照當時媒體的報道,七月七日當日,姚名達教授率領中正大學(現今之江西師範大學)十餘名學生,從前線撤退路,傍晚時分抵達石口村。因長途跋涉,疲憊交加,加上村中小河石橋被毀,道路阻隔,不能通行,便暫住某村民家中。當晚十時許,被日軍第六師團第六步兵團長竹原三郎少將所部數百人包圍,日本兵打破前後門,先衝進的4個日本兵,用槍逼住姚名達。姚名達抓住1個日本兵,與之徒手搏鬥。團員吳昌達、鄭唯龍也奮力相助,卡緊日本兵的咽喉,日本兵發出了幾聲慘叫,便死去了。姚名達奪得死去日本兵的槍跳起來喊道:“會開槍的同我來!”吳昌達緊跟在背後。“砰!砰!”其餘3名日本兵開槍了,吳昌達倒在血泊中。姚名達直往樓上跑,鄭唯龍緊跟了去,正準備舉槍對射,日本兵對準姚名達開了一槍,姚名達中彈倒地。同時,鄭唯龍也被日本兵反綁了起來。
姚名達還在血泊中高呼:“中華民族萬歲!”“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兇狠殘暴的日本兵急跑過去,用刺刀對準姚名達和吳昌達的胸口猛刺下去,兩位抗日英雄——37歲的教授姚名達和年僅24歲的大學生吳昌達,就這樣為祖國、為民族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姚名達成為抗日—戰爭中第一位壯烈殉國的大學教授。
日軍殺害姚吳兩烈士后,俘獲了其餘五名學生(其中二名女性),二名男學生殺害,二名女學生則受盡凌辱,解往南昌,另一人不知下落。日軍離開后,村民將姚吳二烈士遺體掩埋於石口堤邊(即現今贛江大堤)。
七月十九日,中正大學派員攜同靈柩前來石口運回遺體,並在堤邊立一大石碑為記。
二十八日靈柩由水路運抵泰和,沿途路祭,中正大學胡先驌校長撫姚名達之棺痛哭失聲。
三十日江西省政府會同中正大學舉行公祭。據當時官方報導,姚氏乃是在抗戰之中唯一一位犧牲在沙場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