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顯微
作家,代表作《目錄學》
姚名達(1905—1942),男,字達人,號顯微,江西省興國縣人。畢業於清華大學,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學家、目錄學家,史理學創始人。
著《目錄學》等書16部。
目錄學
1923年6月在省立贛縣中學畢業后,勉從父命學醫,但內心多不願,而實喜好研究文學。后聽從友人勸告,乃毅然棄醫,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國學專修科攻讀,直至畢業。
1934-1937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法教授。
從1926年至1937年已成書出版的著作有十六種,為我國史學和現代目錄學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42年6月,日軍侵擾浙江金華、江西上饒一帶。為了鼓勵士氣,動員民眾,姚名達發起組織“戰地服務團”,並被選為團長,率全團30餘人奔赴抗日前線,先後在新喻、峽山、新干等縣組織了青年戰地服務團。
姚名達早年
1942年7月7日,姚名達率領了十幾名團員,準備從石口渡過贛江。到石口天色已晚,他們便在村裡祠堂中休息,不料這時日軍發動突然襲擊。姚名達大聲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軍打鬥起來。他從日軍手中奪到了槍,正準備上樓佔據有利地勢,一個日本兵開槍了,姚名達中槍倒地,另一個日本兵又用刺刀刺進他的胸膛。“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愛國教授姚名達就這樣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終年37歲。
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正式追認姚名達為革命烈士。
2002年3月,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雷潔瓊為姚名達殉國六十周年題辭“抗戰捐軀教師第一人”。
中國目錄學史
清華研究院時期
年譜作品
姚名達對於史學史的探討,始於章學誠,並以此為中心,延伸到其師朱筠,以及邵念魯、劉宗周、程頤等浙東史學諸著名學者的探討,撰著了多部年譜,不僅揭示出譜主思想的精華,而且寫出了其社會交往並反映出時代特點。連續兩次撰寫的系統的目錄學著作,尤其是《中國目錄學史》一書,資料詳備,源流清晰,使目錄學成為一把做學問的鑰匙。凡此諸作,均體現出鮮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後人珍視。
《中國目錄學史》書是作者的代表作,寫於1935-1936年。1936年初版,1957年重印時,附有王重民作的後記,對原書進行訂正,並對若干問題作了補充與說明。作者認為,在中國目錄學發展史上,“時代之精神殆無特別之差異”。因此,該書不以時代為序,而分敘論、溯源、分類、體質、校讎、史志、宗教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結論等篇,“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畢具,一覽無餘”,詳盡闡述了中國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並概括敘述了20世紀30年代西方圖書分類編目理論傳入中國以後中國目錄學發生的變化。全書貫穿著作者的目錄學觀點,即認為目錄學是“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專門學術。他在結論篇中指出,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特點是重分類而輕編目,強調撰寫解題而忽視編製索引。他主張統一分類,編製主題目錄,使尋書之法易學易做,目錄學成為人人共知的常識。該書史料豐富,有獨到見解,是一部有影響的學術專著。
女子月刊
姚名達和夫人黃心勉要從事的婦女工作,並不只是開辦女子書店、編輯《女子月刊》,而是有一整套為婦女服務的計劃。除了書店和月刊之外,還有女子圖書館、女子義務函授學校、女子獎學金等要同時興辦,並已分頭進行,擬好緣起、章程等,並開展工作。
他們發宏願要為婦女做種種工作,最初萌芽於1929年。當時姚名達還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他感到女性沒有自己的歷史,缺乏對自身的認識,沒有為她們所需要的專用圖書館,提供她們需要的知識,因而立志研究婦女史,要撰寫一部《婦女中國史》,創辦一所女子圖書館。為此,他不斷積累有關婦女的史料,購置了幾千冊的婦女圖書,並進行《婦女中國史》的寫作。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在炸毀商務印書館的同時,也炸毀了姚名達夫婦的家。為女子圖書館和《婦女中國史》積累的圖書、史料以及寫就的部分書稿,都被日寇付之一炬了。整個地摧垮了他為婦女擬做工作的計劃。經此重創之餘,他心憂的不是家業毀失,而是如何幫助婦女解放的事業,從而產生了要辦《女子月刊》,推動婦女覺醒的念頭。他把這計劃與各地友人函商,雖然獲得廣泛的支持,但也不止一人建議,辦刊物先要有書店為發行依託才好,於是又有先辦女子書店的決定。所以,辦書店的動機源於辦月刊,而辦月刊之動機則又源於啟發婦女民智,推動婦女解放運動。
女子文庫
《女子月刊》一度被當局查扣,遭受意外打擊,後來出書就寥寥無幾,出現困局。這時姚名達在店務、刊務方面擔負了更多的事務,並將批發部委任新中國書局代辦,但黃心勉已心力交瘁,就在女子書店成立3周年剛過不久的5月初病逝。姚名達突遭如此巨大打擊,一時無法接受,如他自己在《女子月刊》上一則啟事中所說“心緒不寧”,將《女子月刊》委請封禾子(即鳳子)主編,對《女子文庫》和女子書店業務,自然也就疏於料理。《女子文庫》一時陷於停頓,而女子書店也就似乎漸趨沉寂了。
《目錄學》(1934) | 《中國目錄學史》(1936) | 《中國目錄學年表》(1940) | 《劉宗周年譜》 |
《程伊川年譜》 | 《邵念魯年譜》 | 《朱筠年譜》 |
近代學術史上的姚名達
姚名達對於史學史的探討,始於章學誠,並以此為中心,延伸到其師朱筠,以及邵念魯、劉宗周、程頤等浙東史學諸著名學者的探討,撰著了多部年譜,不僅揭示出譜主思想的精華,而且寫出了其社會交往並反映出時代特點。連續兩次撰寫的系統的目錄學著作,尤其是《中國目錄學史》一書,資料詳備,源流清晰,使目錄學成為一把做學問的鑰匙。凡此諸作,均體現出鮮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後人珍視。1946年,歷經劫難的清華大學重返北平,校長梅貽琦在主持學校的重建工作時,特別回顧褒揚了抗戰期間犧牲的清華校友姚名達等人,譽其“皆足名垂清華史,實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潔瓊親筆題詞,稱讚姚名達為“抗戰捐軀教授第一人”。多年之後,我們重新回眸這位走向抗日戰場的教授,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知識分子勇於擔當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姚名達的自我選擇,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精神的傳承,更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
姚名達是一位現代史學家和目錄學家,也是一位忠貞愛國的文化戰士,又是一位英勇殺敵壯烈犧牲的烈士!
胡先驌在紀念姚名達殉國一周年時,曾高度讚揚他“絕學有遺著,千秋有定評”,“英風傳石口,大節振江西”。
新中國成立后,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姚名達教授為革命烈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了烈士證明書。
1990年,江西師範大學慶祝中正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建校50周年的時候,在校園內將湖畔一亭加以改建,命名為“顯微亭”,就是為了紀念姚名達教授。姚名達後來棄姓易名為“顯微”,這亭的命名,正是來自他後來所用之名。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壯烈事件,即著名學者、梁啟超先生弟子姚名達教授在江西新干石口村被日軍包圍,在與敵抗爭中壯烈犧牲,成為抗戰中唯一犧牲在沙場的教授。
關於這位傳奇教授殉難的經歷,張海斌等人做了詳細的收集整理,先綜合如下:
7月初,日本軍竹圍師團和大賀師團的混合部隊5萬餘人已佔據著三江口、臨川、崇仁、宜黃等重要據點,在中國抗日駐軍的東西形成一道半園形的包圍圈。5日下午,形勢非常危急。軍長命令:“戰地服務團即時向樟樹撤退,連夜行軍。”姚名達團長立刻代表大家向軍部表示:“我們不怕死!”“我們不後退!”“我們要上前線!”軍長見他們意志堅強,就派他們去第三野戰醫院,做救護傷病員的工作,隨部隊共同進退。
按照當時媒體的報道,七月七日當日,姚名達教授率領中正大學(現今之江西師範大學)十餘名學生,從前線撤退路,傍晚時分抵達石口村。因長途跋涉,疲憊交加,加上村中小河石橋被毀,道路阻隔,不能通行,便暫住某村民家中。當晚十時許,被日軍第六師團第六步兵團長竹原三郎少將所部數百人包圍,日本兵打破前後門,先衝進的4個日本兵,用槍逼住姚名達。姚名達抓住1個日本兵,與之徒手搏鬥。團員吳昌達、鄭唯龍也奮力相助,卡緊日本兵的咽喉,日本兵發出了幾聲慘叫,便死去了。姚名達奪得死去日本兵的槍跳起來喊道:“會開槍的同我來!”吳昌達緊跟在背後。“砰!砰!”其餘3名日本兵開槍了,吳昌達倒在血泊中。姚名達直往樓上跑,鄭唯龍緊跟了去,正準備舉槍對射,日本兵對準姚名達開了一槍,姚名達中彈倒地。同時,鄭唯龍也被日本兵反綁了起來。
姚名達還在血泊中高呼:“中華民族萬歲!”“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兇狠殘暴的日本兵急跑過去,用刺刀對準姚名達和吳昌達的胸口猛刺下去,兩位抗日英雄——37歲的教授姚名達和年僅24歲的大學生吳昌達,就這樣為祖國、為民族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姚名達成為抗日—戰爭中第一位壯烈殉國的大學教授。
日軍殺害姚吳兩烈士后,俘獲了其餘五名學生(其中二名女性),二名男學生殺害,二名女學生則受盡凌辱,解往南昌,另一人不知下落。日軍離開后,村民將姚吳二烈士遺體掩埋於石口堤邊(即現今贛江大堤)。
七月十九日,中正大學派員攜同靈柩前來石口運回遺體,並在堤邊立一大石碑為記。
二十八日靈柩由水路運抵泰和,沿途路祭,中正大學胡先驌校長撫姚名達之棺痛哭失聲。
三十日江西省政府會同中正大學舉行公祭。據當時官方報導,姚氏乃是在抗戰之中唯一一位犧牲在沙場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