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之誠
歷史學家
鄧之誠(1887～1960)，字文如，號明齋、五石齋，祖籍江蘇江寧，中國歷史學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愛讀書，隨父赴雲南任所，習六代史。曾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雲南兩級師範學堂，畢業后，任滇報社編輯。1921年起，專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又先後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和燕京大學史學教授。鄧之誠作為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教育家，曾培養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門人弟子號稱三千，當中成就斐然者有黃現璠、王重民、朱士嘉、譚其驤、王鍾翰等。
鄧之誠(1887～1960)，字文如，號明齋、五石齋，祖籍江蘇江寧，中國歷史學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愛讀書，隨父赴雲南任所，習六代史。曾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雲南兩級師範學堂，畢業后，任滇報社編輯,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學史地教員。武昌起義后，仍兼報社工作，宣傳革命.1917年應北京大學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后，被教育部國史編纂處任命為國史纂輯員.1921年起，專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又先後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和燕京大學史學教授.1930年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併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史學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封閉，與洪煨蓮等同被日本軍逮捕入獄，翌年獲釋.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併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專任明清史研究導師，並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1960年1月6日逝世，終年73歲。著有《骨董瑣記全編》、《中華二千年史》、《清詩紀事初編》等，
鄧之誠
一生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成《中國通史講義》上、中兩卷，於30年代初，被選為《大學叢書》之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
張萱《西園聞見錄》傳抄本一百零七卷等；並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永憲錄》及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等付印，嘉惠士林
未刊手稿尚有《滇語》，二十萬字，述其幼年遍歷滇中所見所聞，尤詳於滇邊諸少數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數民族歷史的可貴資料。
1996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編新版《世界人名錄》（東洋篇）收“鄧之誠”條目稱他為“中國通史權威”。
鄧之誠作為20世紀中國著名史學教育家，曾培養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學者，門人弟子號稱三千，當中成就斐然者有黃現璠、王重民、朱士嘉、譚其驤、王鍾翰（以出生年排序）等等。
1960年1月6日病逝於北京。
鄧之誠走進燕京大學課堂，身著藍布長袍，瓜皮小帽頂上打著紅結，腳上一雙“老頭樂”棉鞋，腿帶捆在腳脖子上。他空手而來，不帶只文片紙。
他往講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講桌上，深深地向眾人鞠躬，腦門碰到桌面，然後說：“同學們，我來看看你們。”一口西南官話，溫文爾雅。70多年前，此種繁文縟節，在鄧之誠那裡從不省略。他堅持舊禮，40歲起便手執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稱為“鄧老頭”，他也欣然點頭。
北京大學史學系講師鄧之誠先生像
鄧氏是雜而到家。紅學家周汝昌研習 《紅樓》 時，曾受教於鄧。某次，鄧輕描淡寫地說：“《永憲錄》里有曹家的事，此書流傳甚罕，知者不多，圖書館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周汝昌憶及，當他將書借到手，打開翻看，“不禁大驚”。憑書中所記，他感覺終於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鄧之誠好藏書，偏偏鍾情於清代禁書，所藏甚豐。他還喜歡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風俗照片，並以此名聲遠播。
但他絕沒有藏書者慣有的吝愛。他把自己抄錄收藏的珍稀書籍，一一付印，廣為散布。許多珍貴的物品，他隨手拈來，送與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閒遊，以二餅金購得《浮生六記》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見的畫一幅，甚是珍愛，後來卻將畫送給了高名凱。學人張中行說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新文學運動方興時，鄧之誠頗不以為然，因而被目為典型的“老派”。據說他憎惡白話文，因此凡學生試卷中有用“的”字處，他一律改成“之”。而鄧之文言，也實在地道，張中行評說：“即以《骨董瑣記》而論，專就文字說，放在明清名家的筆記里，說是當時人所作，也不會有人懷疑。”
鄧之誠上課，帽子須規規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適，則會狠狠地擲在講桌旁邊的地上。新老兩派爭執不休，許多人這才有幸在課堂上聽鄧之誠這樣罵胡適：“城裡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此翁口音極重，表情又認真，令人莞爾。這樣的評價，他年年都要講幾回。胡適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後人點評這段歷史，認為新舊兩派可以激烈辯論而並存，正體現出大學之自由開放精神。
然而鄧氏放口嘲諷胡適時，一定未曾想到會有這樣一天。1949年後，北京市委統戰部召開知識分子座談會，有人慷慨陳辭：“我們已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有人自恃有些舊學功底，就對抗思想改造。我奉勸某些人，不要自視過高。其實，過去的所謂‘國學’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時人回憶，散會後，鄧氏回寓所，一路秋風蕭瑟，落葉滿階，他“目中茫然”。後來，他留在北大，沒有學生，也不上課。當年人人以聽其講課為幸的鄧先生，因為沒有授課記錄，工資下調三級。
文化史上有一個比較奇怪的現象：古今的藏書家，很少有在學術上成就空前突出的。他們不乏深厚的學養，可是他們的治學成績，恰恰像唐代以後的抒情詩，在對某一種意境的描寫上深入細緻，或者對某種情感的把握上恰當得體，句法也比唐人工穩，但是往往有句無篇，整體氣象不足。藏書家們也許在某一個學術細節上成績可觀，對前朝文獻的考證，或是隻言片語的訓詁，斷簡殘編的歸屬，往往頗具慧眼，一言定論，但是缺乏大體的構建。他們的學術，看起來像是鐵路上的道班工人，沿著前人鋪就的鐵軌，一路修修補補，只有補苴之力，而無開創之功。
藏書家們一般學術修養都極為深厚，滿腹墨水，可是厚積而不發，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古訓，不知道有多少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被生生悶死在他們的肚子里。這真是文化史上的千古大損失。所以，一旦見到了一個學術上也鋪出了鐵路建起了大廈的藏書家，就彷彿從唐太宗的陪葬中撿出了王羲之的 《蘭亭集序》 ，為中國文化挽回了損失，“其欣喜將何如”？鄧之誠，就是這樣一個令人驚喜的例外。
鄧之誠原籍江蘇江寧，但是生於四川成都，並在四川度過了他大半個少年時代，落地生根，怎麼說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給他的滿口的四川話是怎麼也改變不了的了。幼年的鄧之誠就酷愛讀書，再加上父親也算博學之人，家學淵源。幼年入私塾，學的是四書五經，六代文史，據說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對六朝書史尤為嗜好；隨即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研習西學，不久隨父到雲南，入讀雲南兩級師範學堂。早年的鄧之誠先生投身報業，他以筆為工具，對當時國內外政局及地方興革事宜，多有論述，深為時人賞許。武昌起義后，在報紙上撰寫政治性文章，歡呼辛亥革命勝利。袁世凱竊國后，乃自滇出川、鄂，積極參與護國軍運動，並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及護國軍統帥蔡鍔等。他不僅在言論上宣傳革命，還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動和反袁護國運動。
鄧之誠故居
1917年，鄧之誠先去了上海，同年應北京大學之邀北上，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兼任《新晨報》社總編輯一職。這樣，鄧之誠先生完成了從社會活動家和報人向學者的轉變。
其實，從少年到中年，總會出現心境的轉變，這大概是必須的人生經歷，學者也不例外。鄧之誠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們都是自小頗具傳統學術修養，盛年時期卻或多或少反了傳統，鄧之誠歡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則提倡白話文學，但到中年之時，兩人都回歸學問，回到書齋，潛心著述，向傳統之學靠攏。
當然他們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學中的標誌性人物，但鄧之誠卻對新文學向來缺乏好感，雖然沒有公開攻擊新文學，讚美推舉之詞也不多見。但他們最大的不同，卻是在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占被封，燕京大學的師生遂落入敵手，鄧之誠與張東蓀、洪煨蓮等燕京大學的教授被日本軍逮捕入獄，關入北大紅樓，一同被囚禁的還有輔仁大學伏開鵬、藍公武等著名教授。這些被捕的教授在國內外都很有名氣，日本憲兵隊懾於影響沒有對他們用刑，但他們在被囚期間依然備受虐待凌辱。鄧之誠記述他親身見聞說：“憲兵隊審訊時，無不用刑求者，有撲責，有批頰，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強飲滿腹，以足蹈腹，水從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為慘苦，往往有致死者。聞尚有重刑逾於灌水者，又聞有電機磨人，毫髮齒骨、血肉肌膚皆成液質，實慘不忍聞。憲兵隊用刑，分隊尤嚴，往往夜間被刑者哀呼凄厲，使人心膽俱碎。”
這樣的囚徒生涯將近半載，1942年，鄧之誠等人獲釋。出獄之後，生活已無著落。這就是他值得稱頌的地方。
日軍的殘暴非但沒有使鄧之誠這個溫和的學者屈服，反而催生了兩部“獄中奇書”。在獄中，學者們在敵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詩寫志，時有所詠，出獄之後，鄧之誠把這些誕生於監獄的詩歌匯為一編，各體雜詩共一百零五首，成《閉關吟》一書；又撰寫獄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為《南冠紀事》一書，一共一萬餘字，公開刊布，公諸於世，揭露日寇的殘暴嘴臉。別看這個學者低頭作文，文風比周作人還溫厚老實，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點也不含糊。
從後來鄧先生的治學路徑來看，顯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對他影響 較大。鄧先生傳世的著作多是經史子集的傳統路子，文風也溫柔敦厚，頗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說是老老實實，比周作人更有過之。而且，即使後來他做到了《新晨報》的總編輯，對新文學也缺乏好感。
鄧之誠一生作為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鄧之誠先生從事教育五十年，僅在燕京大學就執教二十年之久，培養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學者黃現璠、譚其驤、周一良、朱士嘉、勞干、王鍾翰等。他對中國歷史有精深的研究，善於從前人別集、筆記中輯錄整理歷史資料，著有《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桑園讀書記》、《明齋題識》、《東京夢華錄注》等。
作為歷史學家，鄧之誠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負盛名的《中華二千年史》。這本書本來是鄧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授課講義，原名《中國通史講義》。講義原本只有上中兩卷，上世紀30年代初，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講義被選為《大學叢書》的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公開出版。上世紀50年代初，鄧先生續成下卷，全書告成，歷時二十餘年。這部逾二百萬字的大書從秦朝統一中國開始，終於辛亥革命清亡之時。縱橫二千餘年，可謂是《通鑒》以後第一部通史。全書旨意，重在通觀歷代興亡史實始末，識其成敗得失，臧否人物，檢討謀略，以供後人借鑒，頗有通鑒遺風。而書中顯露出來的史家意識，春秋筆法，又深得通鑒精神。
如果說《中華二千年史》體現了鄧之誠作為歷史學家的全局意識和史實勾稽能力，那麼，《骨董瑣記》則顯示了鄧先生細微之處的考證水平。《骨董瑣記》是鄧先生博覽群書的產物，先成正續編，後來又有《三記》，合為《骨董瑣記全編》一書，全書共有“三記”十八卷。該書考釋文物，鉤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文史工作者可以從中覓得“蛛絲馬跡”，以作資料，以作線索。嚴格說來，此書並不算是史學著作，書中標題，如“銀價米價”、“藏書印”、“葫蘆器”、“羊腦箋”、“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書家”等等，簡直是搔人癢處，增長見識，悅目消閑，真乃天下第一等“閑書”也！據說鄧先生光是寫初編就查閱輯錄了不下兩百餘種書。
鄧之誠性喜抄書，又喜藏書，其藏書室名曰“五石齋”。鄧之誠師尊顧序林，於是早年注意收集顧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於藏書之道，漸有所得，後來遂起意收藏圖書。鄧之誠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時人的集部之書和清代禁書，也鐘意於有關風俗、風土資料性質的書。
抗日戰爭前鄧之誠的五石齋已收藏了700餘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書《青來閣初集》、《西齋集》、《松陵文獻》、《士風錄》、《蓄齋二集》等，均為稀見之書。鄧之誠向來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書而自豪。據說他曾與著名藏書家倫明相比，他有而倫氏無者就有百十餘部，可見“五石齋”所藏之富。
《骨董瑣記全編》
藏書家一般愛書如命，擁書自重，珍本圖書，一般束之高閣，密不示人。鄧先生則沒有這種毛病。他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永憲錄》及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等付印，廣為散發，嘉惠士林。
鄧先生晚年撰寫的《清詩紀事初編》八卷，系根據一生先後訪得的700餘種順、康時人詩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錄詩2000餘首，本黃宗羲以詩證史之說，不限名家，貴在詩能記史外之事。全書600篇小傳，於清初人物與文獻的考訂幫助極大。一代詩史，賴之傳世。
五石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當時的風俗照片。鄧之誠收藏風俗民俗的照片的名聲遠播。先生出示過一張名叫“楊翠喜”的照片，這張照片牽涉到1907年（光緒十三年）北京的一件買官名案，直隸道員段芝貴和慶親王奕劻父子等達官顯貴都是個中丑角。照片拍攝了清末13個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為楊翠喜，從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飾打扮，十分珍貴。
抗戰勝利后，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鄧之誠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併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專任明清史研究導師，並成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鄧之誠晚年時，將藏書捐贈給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60年1月6日鄧之誠逝世。
《湛隱居士集跋》，1918年10月
《古今文鑒序》，1918年12月
《骨董瑣記》8卷4冊，1926年《明齋著書》排印本，1933年再版，1955年三版 《柳如是事輯序》，1930年11月
《槐居唱和集》，1932年單行本，1933年刊於《學衡》第79期
《中國史大綱序》，1932年5月
《對公沙先生評夏曾佑一文的質疑》，1934年4月21日，《大公報·圖書副刊》23
《萬曆三大征考序》，1934年4月，《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本
《佳夢軒叢著序》，1935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鉛印本
《汪悔翁乙丙日記序》，1935年《明齋叢刊》鉛印本
《護國軍紀實》，《史學年報》1935年2卷2期，1939年又收入為《舊聞零拾》之第4種
《宋代太學生序》，1935年11月
《中國考試製度史序》，1934年12月
《中華二千年史上冊》，1934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華書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華二千年史中冊》，1934年10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4年10月北京中華書局再版，1956年12月第3版
《中華二千年史下冊》，1956年4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58年1月再版
《陳生彥文誄並序》，《史學年報》1936年2卷3期
《談軍機處》（為燕京大學歷史系座談會講，由王鍾翰筆錄），《史學年報》1937年2卷4期，又刊於《清史雜考》附錄中
《官制沿革備論 論秦以後無真宰相上》，《史學年報》1938年2卷5期
《藝風詩詞集跋》，1939年1月
《長安宮詞序》，1939年5月，《舊聞零拾》鉛印本
《祺祥故事序》，1939年6月，《舊聞零拾》鉛印本
《天聰詔奏序》，1939年8月
《東陵道詩序》，1939年8月
《陳二庵先生行述》，1939年11月
《中華二千年史》
《與張孟劬書》，1941年12月
《辛壬紀事》，1942年10月
《靜濤柏公傳》，1943年5月
《臨潢柏葰靜濤守陵密記》，1943年9月
《滇語》，1943年10月
《陳二庵別傳》，1944年1月
《與松崎鶴雄書》，1944年7月
《陷虜記》，1945年8月
《閉關吟》，1946年6月，五石齋單行本
《南冠紀事》，1946年，刊於《現代知識》半月刊
《評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燕京學報》1947年23期
《戊午科場大獄記》，1947年4月，刊於《益世報·史地周刊》37、38
《清季書院述略》，1947年6月，刊於《現代知識》半月刊
《皇朝掌故備要——桑園讀書記之一》，1948年2月，刊於《益世報·史地周刊》79期
《張孟劬別傳》，1948年6月
《題歸來草堂錄》，1949年載於《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桑園讀書記》，1955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東京夢華錄注》
《五石齋題跋》，1958年5月
《錫文誠公奏議序》，1958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
《東京夢華錄注》，1959年1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永憲錄跋》，1959年8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北游錄跋》，1960年4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清詩紀事初編》，1965年11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
以下各篇著作年月不詳：
《天橋志序》
《沈廷揚事證》
《皇清通志綱要序》
《清代畫史補錄序》
《松月堂目下舊見序》
《漢唐文持序》
一生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成《中國通史講義》上、中兩卷，於30年代初，被選為《大學叢書》之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
張萱《西園聞見錄》傳鈔本一百零七卷等；並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奭《永憲錄》及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