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董瑣記
骨董瑣記
徠《骨董瑣記》，作者 鄧之誠，由中國書店 於1996年出版。
1926年至1933年鉛印本，共六冊。內容涉及金石、書畫、陶瓷、雕漆、織綉、紙墨筆硯等，並泛及國故、骨董瑣記 軼聞，共計有一千餘條目，資料較為豐富。
1926年至1933年鉛印本，共六冊。內容涉及金石、書畫、陶瓷、雕漆、織綉、紙墨筆硯等，並泛及國故、
骨董瑣記
《骨董瑣記》初版問世於1926年11月，由北京富文齋佩文齋發行，有光紙鉛字排印，單邊白口，半頁13行、行30字，饒富古意。書史為袁厲准題、葉恭綽、楊庶堪、葉瀚拜寫的序。鄧之誠也寫了三首詩放在書前：“過眼煙雲歷劫多，洞天清秘幾摩挲，堂堂白日甘頹廢，奈此飢蟲跋扈何。”“長編底簿述淵源，體例難從眾口尊，鈔撮陳言文數萬，雜家原異一家言。”“馬鄭精嚴自不同，說經家法異雕蟲，平生頗好人譏彈，一笑難逃世網中。”又云：瑣記將刊成矣，書此以志吾過。文如居士戲題。
瑣記分八卷，每卷有小題百餘，小巧富生趣，如“銀價米價”、“藏書印”、“葫蘆器”、“羊腦箋”、“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書家”等等。有人有物有事有史，增廣見識，悅目消閑，真乃天下第一等“閑書”也！鄧小誠為編撰此書，查閱輯錄之書不下二百種。
天下第一：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浙漆 吳紙 晉銅西馬東絹 契丹鞍 夏國劍 高麗秘色 興化軍子魚 福州荔眼 溫州柑 臨江黃雀 江陰縣河豚 金山縣咸豉 簡寂觀苦筍 東華門 陝右兵 福建秀才 大江以南士大夫 江西湖外長老 京師婦人
此書因是隨手摘錄，注所引或置於篇首，或置於篇末，且有不完備處；一書數條分置各類，或一條間有兩目，內容分散，不相連貫；而且有的內容原案與本案不分，又因是舊式斷句，致有某些字句很難讀順。在此次增補中，除保留原書風貌不動外，僅對個別條目作了局部調換，如重複的條目合併為一；較分散的部分略加集中；訛奪之字予以訂正外，為便於閱讀，試照辭書體對全書進行了新式標點。另增加了若干新條目，基本上按類編排入此書中。
瑣記出版之後第二年，鄧之誠又將積稿整理成卷，名曰“續記”。《骨董續記》四卷，單邊黑口，其餘版式與瑣記同，書名題籤者為陳慶。1933年與再版之《骨董瑣記》合為六冊一函。瑣記、續記之後，鄧小誠又在1941年完成《骨董三記》六卷，脫稿付排，但因時局危艱，未能成書面世，一直拖延到1955年，三聯書店將“瑣記、續記，三記”彙輯為《骨董瑣記全編》，經作者略加修改後出版。三聯版《瑣記全編》，平裝一冊，六百五十餘頁，僅印五千冊。是書仿線裝古書版式，加標點斷句，其新舊結合的完美形式，已成為舊書店的稀見書珍本書，再往後的印本均不及三聯版美觀。
鄧之誠(1887～1960)，字文如，號文如居士、明齋、五石齋，祖籍江蘇江寧，中國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其學富五車，著撰等身。《中華二千年史》、《清詩紀事初編》、《東京夢華錄注》、《桑園讀書記》《骨董瑣記》等皆出自其名下。
1887年11月29日（清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愛讀書，隨父赴雲南任所，習六代史。曾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雲南兩級師範學堂，畢業后，任滇報社編輯,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學史地教員。武昌起義后，仍兼報社工作，宣傳革命.1917年應北京大學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后，被教育部國史編纂處任命為國史纂輯員.1921年起，專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又先後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和燕京大學史學教授.1930年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併兼任北平師範大學和輔仁大學史學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封閉，與洪煨蓮等同被日本軍逮捕入獄，翌年獲釋.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併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專任明清史研究導師，並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1960年1月6日逝世，終年73歲。著有《骨董瑣記全編》、《中華二千年史》、《清詩紀事初編》等，
先畢業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后隨父入滇，受家學影響頗深，尤嗜六朝書史。考入昆明雲南兩級師範學堂文科，專攻文史。畢業后，擔任《滇報》編輯，對當時國內外政局及地方興革事宜，多有論述，深為時人賞識。武昌起義后，仍兼報社工作，撰寫政治性文章，歡呼辛亥革命勝利，袁世凱竊國后，乃自滇出川、鄂，積極參預護國軍運動，並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及護國軍統帥蔡鍔等。曾著《護國軍紀實》，多系耳聞目睹，為不可多得的實錄。1917年秋，應國立北京大學之聘，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1921～1930年間，先後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輔仁大學諸校史學教授。從1930年秋起，專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遷居西郊，潛心以教學著書為終身職志。抗日戰爭時期，燕大被占，與陸志韋、洪煨蓮等教授同遭日軍囚禁近半載。出獄后，惟靠鬻字、典當、借貸以維持一家生活，拒絕替日偽工作，表現了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獄中私詠各體詩一百零五首，成《閉關吟》，又撰寫出獄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為《南冠紀事》，凡一萬餘字，均刊布以公諸於世。
抗戰勝利后，燕大復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秋，全國大專院校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生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成《中國通史講義》上、中兩卷，於30年代初，被選為《大學叢書》之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50年代初，續成下卷。全書告成，逾二百萬字，始於秦之統一，終於辛亥革命清亡。旨在通觀歷代興亡史實始末，識其成敗得失與詒謀臧否，俾供後人借鑒。早年博覽群書，成《骨董瑣記》正續編，后又有《三記》，合為《骨董瑣記全編》正式出版，對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和線索。出獄后賦閑，以讀書所得，成《桑園讀書記》，評論清代學術，每有獨到之見。《東京夢華錄注》寫定於50年代末，取材以宋人為斷，自雲“能釋者不及十之三四”，足征著書矜慎之意。晚年撰成《清詩紀事初編》八卷，系根據一生中節衣縮食所訪得的七百餘種順、康時人詩文集，共收作者六百人，錄詩兩千餘首，本黃宗羲以詩證史之說，不限名家，貴在詩能記史外之事。全書六百篇小傳，為中年以後精力貫注之作，於清初人物與文獻的考訂幫助極大。
平居尤喜鈔書、印書，在燕京大學執教二十餘年中，除自印《骨董瑣記》與《續記》及汪士鐸《汪悔翁乙丙日記》、《舊聞零拾》數種外，還為燕大圖書館先後審核、鑒定，選出校印的有：奕賡《佳夢軒叢著》手稿本十一種，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傳鈔本一冊，董其昌《神廟留中奏疏匯要》明鈔本四十一卷，張萱《西園聞見錄》傳鈔本一百零七卷等；並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奭《永憲錄》及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等付印，嘉惠士林
未刊手稿尚有《滇語》，二十萬字，述其幼年遍歷滇中所見所聞，尤詳於滇邊諸少數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數民族歷史的可貴資料。
1996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編新版《世界人名錄》（東洋篇）收“鄧之誠”條目稱他為“中國通史權威”。
1960年1月6日病逝於北京。
鄧之誠原籍江蘇江寧，但是生於四川成都，並在四川度過了他大半個少年時代，落地生根，怎麼說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給他的滿口的四川話是怎麼也改變不了的了。幼年的鄧之誠就酷愛讀書，再加上父親也算博學之人，家學淵源。幼年入私塾，學的是四書五經，六代文史，據說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對六朝書史尤為嗜好；隨即就讀於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法文科，研習西學，不久隨父到雲南，入讀雲南兩級師範學堂。
早年的鄧之誠先生投身報業，他以筆為工具，對當時國內外政局及地方興革事宜，多有論述，深為時人賞許。武昌起義后，在報紙上撰寫政治性文章，歡呼辛亥革命勝利。袁世凱竊國后，乃自滇出川、鄂，積極參與護國軍運動，並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及護國軍統帥蔡鍔等。他不僅在言論上宣傳革命，還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動和反袁護國運動。
崢嶸少年，書生意氣，這段時期的鄧之誠，即使不能視為革命家，也像一個社會活動家，無論如何，不是後來的歷史學家。他在這些崢嶸歲月的所見所聞，都被鄧先生匯為一編，成《護國軍紀實》一書，這本書材料真實可靠，實為不可多得的實錄，極具史料價值。
1917年，鄧之誠先去了上海，同年應北京大學之邀北上，在國史編纂處任民國史纂輯，兼任《新晨報》社總編輯一職。1921年至1930年間，先後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輔仁大學諸校史學教授。從1930年秋起，專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遷居西郊，潛心以教學著書為終身職志。這樣，鄧之誠先生完成了從社會活動家和報人向學者的轉變。
其實，從少年到中年，總會出現心境的轉變，這大概是必須的人生經歷，學者也不例外。鄧之誠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們都是自小頗具傳統學術修養，盛年時期卻或多或少反了傳統，鄧之誠歡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則提倡白話文學，但到中年之時，兩人都回歸學問，回到書齋，潛心著述，向傳統之學靠攏。
當然他們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學中的標誌性人物，但鄧之誠卻對新文學向來缺乏好感，雖然沒有公開攻擊新文學，讚美推舉之詞也不多見。但他們最大的不同，卻是在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上。
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占被封，燕京大學的師生遂落入敵手，鄧之誠與張東蓀、洪煨蓮等燕京大學的教授被日本軍逮捕入獄，關入北大紅樓，一同被囚禁的還有輔仁大學伏開鵬、藍公武等著名教授。這些被捕的教授在國內外都很有名氣，日本憲兵隊懾於影響沒有對他們用刑，但他們在被囚期間依然備受虐待凌辱。鄧之誠記述他親身見聞說：“憲兵隊審訊時，無不用刑求者，有撲責，有批頰，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強飲滿腹，以足蹈腹，水從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為慘苦，往往有致死者。聞尚有重刑逾於灌水者，又聞有電機磨人，毫髮齒骨、血肉肌膚皆成液質，實慘不忍聞。憲兵隊用刑，分隊尤嚴，往往夜間被刑者哀呼凄厲，使人心膽俱碎。”
這樣的囚徒生涯將近半載，1942年，鄧之誠等人獲釋。出獄之後，生活已無著落，惟靠鬻字、典當、借貸以維持一家生活，拒絕替日偽工作，表現了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這就是他值得稱頌的地方。
日軍的殘暴非但沒有使鄧之誠這個溫和的學者屈服，反而催生了兩部“獄中奇書”。在獄中，學者們在敵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詩寫志，時有所詠，出獄之後，鄧之誠把這些誕生於監獄的詩歌匯為一編，各體雜詩共一百零五首，成《閉關吟》一書；又撰寫獄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為《南冠紀事》一書，一共一萬餘字，公開刊布，公諸於世，揭露日寇的殘暴嘴臉。別看這個學者低頭作文，文風比周作人還溫厚老實，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點也不含糊。
從後來鄧先生的治學路徑來看，顯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對他影響較大。鄧先生傳世的著作多是經史子集的傳統路子，文風也溫柔敦厚，頗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說是老老實實，比周作人更有過之。而且，即使後來他做到了《新晨報》的總編輯，對新文學也缺乏好感。
鄧之誠一生作為治學謹嚴，博聞強識，誨人不倦。鄧之誠先生從事教育五十年，僅在燕京大學就執教二十年之久，培養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學者周一良、譚其驤、朱士嘉、勞干、王鍾翰等。他對中國歷史有精深的研究，善於從前人別集、筆記中輯錄整理歷史資料，著有《中華二千年史》、《骨董瑣記》、《桑園讀書記》、《明齋題識》、《東京夢華錄注》等。
作為歷史學家，鄧之誠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負盛名的《中華二千年史》。這本書本來是鄧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授課講義，原名《中國通史講義》。講義原本只有上中兩卷，上世紀30年代初，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講義被選為《大學叢書》的一種，更名為《中華二千年史》，公開出版。上世紀50年代初，鄧先生續成下卷，全書告成，歷時二十餘年。這部逾二百萬字的大書從秦朝統一中國開始，終於辛亥革命清亡之時。縱橫二千餘年，可謂是《通鑒》以後第一部通史。全書旨意，重在通觀歷代興亡史實始末，識其成敗得失，臧否人物，檢討謀略，以供後人借鑒，頗有通鑒遺風。而書中顯露出來的史家意識，春秋筆法，又深得通鑒精神。
如果說《中華二千年史》體現了鄧之誠作為歷史學家的全局意識和史實勾稽能力，那麼，《骨董瑣記》則顯示了鄧先生細微之處的考證水平。《骨董瑣記》是鄧先生博覽群書的產物，先成正續編，後來又有《三記》，合為《骨董瑣記全編》一書，全書共有“三記”十八卷。該書考釋文物，鉤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文史工作者可以從中覓得“蛛絲馬跡”，以作資料，以作線索。嚴格說來，此書並不算是史學著作，書中標題，如“銀價米價”、“藏書印”、“葫蘆器”、“羊腦箋”、“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書家”等等，簡直是搔人癢處，增長見識，悅目消閑，真乃天下第一等“閑書”也！據說鄧先生光是寫初編就查閱輯錄了不下兩百餘種書。
鄧之誠性喜抄書，又喜藏書，其藏書室名曰“五石齋”。鄧之誠師尊顧序林，於是早年注意收集顧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於藏書之道，漸有所得，後來遂起意收藏圖書。鄧之誠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時人的集部之書和清代禁書，也鐘意於有關風俗、風土資料性質的書。
抗日戰爭前鄧之誠的五石齋已收藏了700餘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書《青來閣初集》、《西齋集》、《松陵文獻》、《士風錄》、《蓄齋二集》等，均為稀見之書。鄧之誠向來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書而自豪。據說他曾與著名藏書家倫明相比，他有而倫氏無者就有百十餘部，可見“五石齋”所藏之富。
藏書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鄧先生也不例外。他曾為燕京大學圖書館和哈佛燕京學社審定古籍善本，為燕大圖書館先後審核、鑒定，選出校印的有：奕賡《佳夢軒叢著》手稿本十一種，茅瑞徵《萬曆三大征考》傅鈔本一冊，董其昌《神廟留中奏疏匯要》明鈔本四十一卷，張萱《西園聞見錄》傅鈔本一百零七卷等。
藏書家一般愛書如命，擁書自重，珍本圖書，一般束之高閣，密不示人。鄧先生則沒有這種毛病。他以所藏五石齋鈔本秘籍包括談遷《北游錄》、蕭奭《永憲錄》及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等付印，廣為散發，嘉惠士林。
鄧先生晚年撰寫的《清詩紀事初編》八卷，系根據一生先後訪得的700餘種順、康時人詩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錄詩2000餘首，本黃宗羲以詩證史之說，不限名家，貴在詩能記史外之事。全書600篇小傳，於清初人物與文獻的考訂幫助極大。一代詩史，賴之傳世。
五石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當時的風俗照片。鄧之誠收藏風俗民俗的照片的名聲遠播，據他的學生回憶，很多打鼓的、賣破爛的專門為他收集照片送去，他出高價收買。先生出示過一張名叫“楊翠喜”的照片，這張照片牽涉到1907年（光緒十三年）北京的一件買官名案，直隸道員段芝貴和慶親王奕劻父子等達官顯貴都是個中丑角。照片拍攝了清末13個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為楊翠喜，從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飾打扮，十分珍貴。
抗戰勝利后，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鄧之誠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併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專任明清史研究導師，並成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考古專門委員。鄧之誠晚年時，將藏書捐贈給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60年1月6日鄧之誠逝世。
自此書問世半個世紀以來，不僅為教學與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史料或史裁，也為文物考古、圖書文獻以及各專業工作者和廣大文史愛好者，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據。五十年代末，中國歷史博物館嘗據本書引《孤兒籲天錄》所述“張獻忠公牘文”條，對該館展覽的中國通史中有關明末張獻忠起義的史實，進行過修改。原教育部所屬人民教育出版社也曾參照此書中一些條目為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進行過修訂，此書至今領譽史壇，並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本書既是一部專業性較強的史著，也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工具參考書。
此次增補的內容，原為先父生前筆錄的札記，分散在各處，后經檢選整理，名為《松堪小記》，體例與《骨董瑣記》略同。原刊在1982年《文史》十六、十七兩輯中，這些條目如“明代坊里均役碑”，原碑在江蘇江陰，可從各衙門鋪陳、轎傘、卷箱、桌椅等多項什物定例中，考見明中葉后江南的物價。又如“張獻忠題詩”條，封建史書中嘗污衊張獻忠妄殺，讀此知張獻忠固不妄殺，而且不殺節婦、諸生和廉吏等，可為佐證。再如“戊戌政變實錄”條，述及史書上所記政變內情，每多傳聞之辭，時日先後，不免顛倒，此所述政變實由慶親王奕勖聽慈禧太后令旨，親手布置，當較為可信。又“剛毅與崇祿交惡”條，實因皆奔走李蓮英門路，討邀慈禧太后寵信，以致二人冰炭不相容，由此可知清季官場之弊端。
此外，如“圈地”條，據彭士望《恥躬堂文鈔》所記，知清順治七年在粵中也曾進行過圈地等，這些也都是很有價值的史料，可供參考。至於全書在傳統的治學方法和觀點上的一些問題，讀者當能自作抉擇。
題詞
袁勵准敘
葉恭綽敘
楊庶堪敘
葉瀚敘
骨董瑣記
骨董瑣記卷一
銀價米價
田價
順民
魏徠庵生祠
織造機戶
郎窯
御窯
協辦大學士
四庫全書
安次香
藏書印
卑職
三清茶碗
葫蘆器
乾隆雕嵌
趙凡夫宜興壺
子瞻三適圖
守壽鑒古
蝦須簾
鐵畫
周芷岩刻竹
陸小掘制小刀
補古銅器瓷器
西遊記
鄭筆峰塑像
內起居注
宮史
羊腦箋
……
1926年，鄧之誠還未到燕京大學，而教授於北大史學系。他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在北大期間並不得志。所以《骨董瑣記》自序詩中有“堂堂白日甘頹廢，奈此飢蟲跋扈何！”“平生頗好人譏彈，一笑難逃世網中”這樣意含鬱悶的句子。
鄧之誠一生勤於讀書。《骨董瑣記》實際就是他的讀書札記。讀瑣記內容可以看出，鄧之誠涉獵之廣，幾乎無所不窺。舉凡明清兩代的朝章典故、里巷雜談乃至金石書畫、衣著器物莫不述其淵源，詳加考證。譬如“邸報”，“乾隆時米價”，“瓜皮帽”，“曹操冢”，“庚子所失法物圖書”等。
《骨董瑣記》印出后，鄧之誠又輯錄《骨董續記》，兩卷於1933年出版。到1941年再輯《骨董三記》6卷，但並沒有刊印。直到1955年才連同《骨董瑣記》、《骨董續記》合編為《骨董瑣記全編》交三聯書店出版。五年後，鄧之誠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