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注
南朝裴松之主編的史書
南北朝時裴松之撰，他一反傳統做法把重點放在史實的增補和考訂上，裴松之不僅開創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對研究三國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國志注》是中國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裴松之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史學家，《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是我國古代重要的史學著作，也是陳壽《三國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由於大量徵引，裴松之的注文共達36.7萬餘字，比陳壽正文的32萬餘字多出八分之一，彌補了《三國志》原來記載簡略的缺陷。一千五百餘年來，學界從不同角度對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進行了研究和批評並對有待商榷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近20年來，研究成果更是層出不窮。然而，迄今為止尚無人對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跡。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
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
竊惟繢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逾本質。臣寔頑乏，顧慚二物。雖自罊勵，分絕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
淹留無成，只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裴松之作注的過程中，儘可能博引記載三國時代史事的著作以成其注，故其《注》包羅宏富，所引材料非常廣泛。如依圖書四部分類法，他所引的全部書目，計經部22家，史部142家，子部23家，集部23家，總計210家。若除去其中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專為增補史事的為150餘家。
《異動雜記》——孫盛著，是一雜說逸事集。孫盛是東晉人。有人認為這是裴松之的註解的藍本之一。同時，孫盛的人物評議屢次被引用。
《益部耆舊傳》——陳壽著。益州的人物傳記。
《後漢紀》——袁宏著。袁宏是西晉人。此書依然存在。
《漢后書》——華嶠著。華嶠是華歆的孫子。有關東漢的歷史，及作為當時皇后的特徵。
《漢晉春秋》——習鑿齒著。習鑿齒是東晉人。說明從蜀漢到晉的蜀漢正統論。對後世有著極大的影響，但內容並非一味的稱讚蜀漢。
《魏氏春秋》——孫盛著。按年份編輯的魏的歷史書。
《魏武故事》——佚名。被認為是集合了魏武帝（曹操）政府的慣例及公告等的東西。
《魏末傳》——佚名。記述發生於魏末期的事件。
《魏略》——魚豢著。《典略》的其中一部，《魏略》的內容是有關魏周邊的其他民族。《典略》也記述了魏以外國家。零零碎碎地盡量網羅所有內容，亦適當的批判內容。此事是第一本中國文獻提及“大秦國”（即羅馬帝國）。
《獻帝記》——《隋志》上是寫劉芳著，但相信是由劉艾著。劉艾是東漢人。但關於漢獻帝的部份事迹卻沒有被記錄。
《獻帝傳》——佚名。補充《獻帝記》。記述曹丕在漢獻帝禪讓帝位時，各官員的奏摺及曹丕的回答。明顯強調曹丕多次拒絕禪讓的謙遜之德。
《獻帝春秋》——袁暐著。裴松之嚴厲地批判此作。
《江表傳》——虞溥著。虞溥是東晉人。江南的士人傳記集。記錄呂蒙的“吳下的阿蒙”等。對江東人士都過於褒美，對並魏、蜀人物多以貶砸，有不少“僅見於此”“他處無戴”的記事；且多與其文獻矛盾相衝，十分可疑。歷代史家多疑評
《後漢書》——謝承著。謝承是吳國孫權夫人謝氏的弟弟。據說是最早的紀傳體的東漢書籍。
《山陽公載記》——樂資著。山陽公漢獻帝的逸事。裴松之嚴厲批判的文獻之一。
《襄陽記》——習鑿齒著。襄陽（湖北省襄樊）的人物傳記。張悌預測了魏向蜀漢出兵，及司馬家成功篡奪帝位的事。
《諸葛亮集》——陳壽編。亦稱《諸葛氏集》，是諸葛亮所發出的書信集。
《蜀記》——王隱著。王隱是東晉人。有關蜀漢的歷史。
《續漢書》——司馬彪著。司馬彪是司馬懿的弟弟司馬進的孫子。有關東漢的歷史。有關天文和禮樂的記述，附錄於正史的《後漢書》。
《晉紀》——干寶著。干寶是東晉人。用紀傳體所寫的西晉歷史，亦稱《晉記》。
《晉書》——王隱著。由父親王銓一直到兒子的著作。王隱是東晉的著作郎。有關西晉的歷史。與正史‘晉書’有所分別。同是著西晉歷史的虞預借了王隱的原稿，隨意地抄襲后，使王隱被免職。王隱從庾亮處得紙筆的提供，而完成此書。但被後世批判。
《晉書》——虞預著。虞預是東晉人。被懷疑有盜取王隱著作的可能性。
《搜神記》——干寶著。怪異小說集。與現在小說不同，以似是而非的方式寫成。記載于吉向孫策降災殺死孫策等事。現有的版本攙雜著後世的記錄。
《曹瞞傳》—— 作者為吳人，佚名，出自敵國之手，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書中描寫的曹操多為負面，因此掩蓋了很多歷史，內容可信度不高。
《默記》——張儼著。張儼是吳國人。高度評價諸葛亮的作品。
《零陵先賢傳》——佚名。零陵（今湖南省零陵縣）的人物傳記。記錄了劉巴輕忽張飛的事迹。內容稍稍地對蜀漢嚴厲。
第一個對裴松之《三國志注》進行整體評價的是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年）七月《三國志》注成奏上，宋文帝嘆為“不朽”！
從唐代開始，學者們對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主要針對裴注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劉知幾認為，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史通·補註》）。
陳振孫認為，裴注“鳩集傳記，增廣異文。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直齋書錄解題》卷四“三國志”條）。
元代郝經從蜀非正統的角度否定了裴注，認為裴松之“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續後漢書 自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獻之功，批評了裴注體例不純：“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
針對這些責難，錢大昭則認為：“世期引據博洽，其才力實能會通諸書，別成畦町。”（《三國志辨疑·自序》）
錢大昕也認為：“裴氏注摭羅缺佚，尤為功臣。”（《三國志辨疑·序》）
李慈銘則高度肯定了裴注的體例，認為“裴松之注博採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越縵堂日記》咸豐己未二月初三日）。
侯康則充分肯定了裴注的史料價值：“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三國志補註續》）
1949年以後，學者們進一步肯定裴注的史學價值。
楊翼驤總結了裴松之對中國史學的三大貢獻：一，開創了史注新法；二，開創了史料比較法並發展了史料考證學；三，是中國史學批評史上第一個有成就的史學家（《裴松之與范曄》，載1962年7月14日《光明日報》）。
此後，裴松之與裴注的研究幾乎停頓了20年。20世紀80年代以後，裴松之與裴注的研究全方位展開。據統計，1983至2002年發表論文計30餘篇，出版專著《裴松之評傳》（伍野春著，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
在對裴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學界對裴注史料的徵引依然存在兩種批評意見。
王廷洽認為注文的價值遠不及正文（《應正確認識〈三國志〉裴注的價值》，《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
張孟倫認為，裴松之“屢引神奇鬼異之書，以言怪誕不經之事，是迎合統治者的意旨”（《裴松之〈三國志注〉》，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嶽麓書社，1983年）。
李曉明認為，裴松之政治思想的保守傾嚮導致“疾虛妄”的直書精神不徹底；反對神仙之學和神秘主義的不徹底性導致妥協和自蹈覆轍；違背自己行文簡潔的主張導致煩瑣的傾向（《裴松之史學初論》，《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
相反，吳偉鵬認為，“增事實，聚異同，是裴氏撰《注》的目的，也是裴《注》的一大優點”；“引文審慎是裴《注》的另一優長之處”（《略申〈三國志〉裴注之優長》，《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1期）。
伍野春則認為，裴松之所引志怪小說的許多內容是現實的折射反映（《裴松之評傳》，第315頁）。
日本學者林田慎之助持同樣的觀點：“《三國志》裴注所引用的異聞逸事之所以為裴松之徵引，是因為這些異聞逸事後面反映了比逸聞本身更加深刻的歷史事實。”
由此認為裴松之有著“無與倫比的獨自論證史觀”，這種史觀“與後來修撰《晉書》時將異聞逸事收入人物傳記的那種風格做法不能同日而語”（《六朝史家與志怪小說》，載《立命館文學》，轉引自日本佐藤佑治《2000年日本史學界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6期）。
另外，高凱的《略論〈三國志〉裴松之注的史料價值》（《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易孟醇的《〈三國志〉裴注說略》（《長沙水電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徐大英的《裴松之〈三國志注〉初探》（《傳統文化與古籍整理研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布仁圖的《從〈讓縣自明本令〉看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史料價值》（《內蒙古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李伯勛的《〈三國志〉裴注所書的史傳文學價值》（《中華文化論壇》2001年第2期），阮榮的《裴松之對三國時期歷史地理的貢獻》（《運城師專學報》2002年第2期），劉治立的《簡析〈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成都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等均從史學角度對裴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批評。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漢族，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后移居江南。東晉史學家，為《三國志注》作者。與裴駰、裴子野祖孫三代有史學三裴之稱。
裴松之作《注》，在審查史料方面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見。如認為碑銘家傳不可信，作者妄加的修飾之言多不符事實，自相歧異的記載必有訛誤，孤立記載不足置信，敵國傳聞之言不可輕信等。這些都是在考辨史料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有利於史實鑒別，在考證學發展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裴松之的著作，除了著名的《三國志注》外，還有《晉紀》。另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還有《裴氏家傳》四卷、《集注喪服經傳》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此外，《文苑英華》卷七五四，又講他還寫過《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
廣采博引，豐富內容
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注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沈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裴注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闊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備異與懲妄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後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由於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餘種”（《讀書偶記》卷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制，類書，文章，別集，家傳，別傳為類，統計裴注引書160餘種（《三國志辨疑》）。沈家本將裴注引書“依《隋書 經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國志注引書目》）。王鍾翰統計“裴氏註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並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注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諸家評論與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注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計“裴注徵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注引用書目》，商務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計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餘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餘種”（《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計裴注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注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計裴注“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注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松之三國志注”條裴注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計裴注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於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注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餘種，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餘種”（《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計“裴松之注《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注〈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里統計裴注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注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計裴注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註明出處”（《裴松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注引書考》一文，統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奉宋文帝命為《三國志》作註釋，以補缺、備異、懲妄、論辯等為宗旨，博採群書一百四十餘種，保存大量史料，注文較正文多出三倍，開創了作注的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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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裴注引用書目
二畫
《九州島春秋》（司馬彪撰）
《九州島記》（荀綽撰。註：此書總名《九州島記》，則分為《冀州記》、《兗州記》等各篇）
三畫
《三輔決錄》（趙岐撰） 《三朝錄》
《三國評》（徐眾撰） 《山陽公載記》（樂資撰）
《山濤啟事》
四畫
《太康三年地記》
《文士傳》
（註：《曹休傳》注中說是張隱所撰，《荀彧傳》注中說是張衡所撰，《王粲傳》注中說是張騭所撰，待考）
《文章志》（摯虞撰） 《文章敘錄》（荀勖撰）
《孔氏譜》 《孔融集》
《王氏譜》 《王朗家傳》
《王朗集》 《王弼傳》（何劭撰）
五畫
《世語》=《魏晉世語》（郭頒撰）
《四體書勢》（衛恆撰）
六畫
《江表傳》（虞溥撰） 《交廣記》（王隱撰）
《交廣二州春秋》（王范撰） 《先賢行狀》
《汝南先賢傳》 《任嘏別傳》
《列書》 《列異傳》
《決疑要注》（摯虞撰） 《百官志》
《百官名》
七畫
《吳書》（韋曜撰。註：韋曜本名昭，晉朝史官避司馬昭諱改）
《吳歷》（胡沖撰） 《吳錄》（張勃撰）
《吳紀》（環某撰） 《吳質別傳》
《序傳》（司馬彪撰） 《阮氏譜》
《志林》（虞喜撰） 《杜氏新書》
八畫
《辛憲英傳》（夏侯湛撰） 《典略》（魚豢撰）
《邴原別傳》 《明堂論》（蔡邕撰）
《抱朴子》（葛洪撰） 《東阿王辯道論》
九畫
《後漢書》（謝承撰） 《英雄記》
《兗州記》（註：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風俗通》（應劭撰） 《胡氏譜》
《姚信集》
十畫
《晉紀》（干寶撰） 《晉書》（王隱撰）
《晉書》（干寶撰） 《晉書》（虞預撰）
《晉諸公贊》（傅暢撰） 《晉陽秋》（孫盛撰）
《晉泰始起居注》 《晉惠帝起居注》（陸機撰）
《益州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陳壽撰）
《益部耆舊雜記》（陳壽撰。註：此書應為《耆舊傳》之附錄）
《高貴鄉公集》 《高士傳》（皇甫謐撰）
《烈女傳》（皇甫謐撰） 《荀氏家傳》
《荀彧別傳》 《袁氏世紀》
《孫氏譜》 《孫資別傳》
《孫惠別傳》 《馬先生序》（傅玄撰）
《書林》（應璩撰） 《神仙傳》（葛洪撰）
十一畫
《陳留耆舊傳》 《陳氏譜》
《曹瞞傳》（吳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別傳》 《庾氏譜》
《郭氏譜》 《崔氏譜》
《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贊》
《陸遜銘》（陸機撰） 《啟蒙注》（顧愷之撰）
《通語》（殷基撰） 《異同雜語》（孫盛撰）
《異同評》（孫盛撰） 《異物志》
《異林》（陸某撰）
十二畫
《華陽國志》（常璩撰） 《華佗別傳》
《博物志》（張華撰） 《博物記》
《嵇氏譜》 《嵇康傳》
《嵇康集》 《程曉別傳》
《費禕別傳》 《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 《張超集》
《逸士傳》（皇甫謐撰） 《搜神記》（干寶撰）
十三畫
《蜀記》（王隱撰） 《蜀本紀》
《蜀世譜》（孫盛撰） 《楚國先賢傳》
《零陵先賢傳》 《會稽典錄》
《會稽邵氏家傳》 《虞翻別傳》
《楊都賦注》（庾闡撰） 《萬機論》（蔣濟撰）
十四畫
《漢紀》（張璠撰） 《漢紀》（袁宏撰）
《漢書》（華嶠撰） 《漢魏春秋》（孔衍撰）
《漢晉春秋》（習鑿齒撰） 《漢末名士傳》
《管輅別傳》 《趙雲別傳》
《裴氏家紀》（傅暢撰）
十五畫
《鄭玄別傳》 《潘尼別傳》
《潘岳別傳》 《潘岳集》
《劉氏譜》 《劉廙別傳》
十六畫
《冀州記》（註：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戰略》（司馬彪撰） 《盧諶別傳》
《諸葛氏譜》 《諸葛亮集》（陳壽次定）
《諸葛恪別傳》 《機雲別傳》
《默記》（張儼撰） 《褒賞令》
十七畫
《襄陽記》（習鑿齒撰） 《鍾會母傳》
十八畫
《魏書》（王沈撰） 《魏略》（魚豢撰）
《魏紀》（殷澹撰） 《魏氏春秋》（孫盛撰）
《魏末傳》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孫盛撰）
《魏世譜》 《魏都賦》
《雜記》（孫盛撰） 《禮論》
十九畫
《廬江何氏家傳》
二十畫
《獻帝傳》 《獻帝記》
《獻帝春秋》（袁暐撰） 《獻帝起居注》
《譜敘》（華嶠撰）
二十一畫
《續漢書》（司馬彪撰） 《顧譚傳》
二十四畫
《靈帝紀》（劉艾撰）
上所引書一百五十六種，不包括引用古書以為註釋者。
附錄
1. 撰人著一書以上者
荀綽：《九州島記》（《兗州記》、《冀州記》等）
魚豢：《典略》、《魏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
傅暢：《晉諸公贊》、《裴氏家紀》
傅玄：《馬先生序》、《傅子》
華嶠：《漢書》、《譜敘》
摯虞：《文章志》、《決疑要注》
葛宏：《抱朴子》、《神仙傳》
何劭：《王弼傳》、《荀粲傳》
陸機：《晉惠帝起居注》、《陸遜銘》
王隱：《交廣記》、《晉書》、《蜀記》
皇甫謐：《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
干寶：《晉紀》、《晉書》、《搜神記》
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諸葛亮集》
司馬彪：《九州島春秋》、《序傳》、《戰略》、《續漢書》
孫盛：《晉陽秋》、《異同雜語》、《異同評》、《蜀世譜》、
《魏氏春秋》、《魏世籍》、《雜記》
2. 同名著述
張璠《漢紀》、袁宏《漢紀》
干寶《晉書》、王隱《晉書》、虞預《晉書》
作《後漢書》的范曄和裴松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范長二十歲，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445年），裴死更比范后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曄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後漢書，裴松之則用來注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現后，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與劉知幾不同，讚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關於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註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麼裴松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註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註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註：“三部合異二卷。”）云：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無戒！於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凈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凈！答言：說凈。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注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有何淵源吧？
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麼關係。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三國志注
- 作者
- 裴松之
- 古籍類別
- 歷史著作
- 撰寫時代
- 南朝
- 實質
- 註解批改的三國志
- 作者的字
- 世期
- 作者籍貫
- 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