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原作《華陽國記》。“華陽”一名，最早見於《尚書·禹貢》：“華陽黑水為梁州。”意思是說梁州東至華山之陽，西至黑水之濱。

常璩在《華陽國志·序志》中說：“唯有天漢，鑒亦有光。實司群望，表我華陽。”且註釋說將漢水作為華陽地區的標誌。

《華陽國志》所記地區為《禹貢》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華山之陽、漢水之南而得名為“華陽”。

它記載了公元四世紀中葉以前，今四川、重慶、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此書體制完備，內容豐富，考證翔實，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數民族史以及蜀漢、成漢史的重要史料。

《華陽國志》全書十二卷，約十一萬字。全書內容，大體由三部分組成：

一至四卷主要記載巴、蜀、漢中、南中各郡的歷史、地理，其中也記載了這一地區的政治史、民族史、軍事史等，但以記地理為主，其類似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述了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割據巴蜀的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劉備劉禪父子和李氏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的歷史，這一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紀；十至十二卷記載了梁、益、寧三州從西漢到東晉初年的“賢士列女”，這部分相當於“正史”中的列傳。

劉琳在《華陽國志校注·前言》里指出：“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常璩將歷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經濟、人文等綜合在一部書中，這點無論是從體例上還是內容上，都具備了方誌的性質，但又明顯區別於傳統方誌只偏重於記載某一地區的特點，這種區別，正是常璩之《華陽國志》在中國方誌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也是《華陽國志》千百年來能挺拔於方誌之林並成為方誌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華陽國志》自成書以來，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評價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評家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說：“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至於他方，罕聞愛異。其如常璩之詳審……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

北宋學者呂大防在《華陽國志·序》中也說：“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徐廣的《晉記》，范曄的《後漢書》，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劉昭的《續漢志注》，李膺的《益州記》，酈道元的《水經注》，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唐初修的《晉書》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都大量取材於《華陽國志》。

當代人對於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華陽國志》作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寫四川、重慶、雲南、貴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離不開《華陽國志》。

綜上所述，鑒於《華陽國志》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可提供重要的史料價值，以及後人因研究此書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得益於《華陽國志》中關於古代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物產資源、生態、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記載，其成果對於今人研究西南社會發展、探究西南經濟發展規律等諸多研究領域提供了歷史依據和參考價值。

從前的目錄書，或者把它列為霸史，或者把它列為偽史，也有歸入別名或雜史的。但是從來沒有人把它列入地方志。根據它敘述古代雲南、貴州、四川、重慶三省一市的歷史地理情況來看，作為地方志比較合理。

國內學人對《華陽國志》的研究，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引用上。從20世紀初至1979年，對《華陽國志》的研究比較緩慢，因為《華陽國志》自問世至20世紀前的一千六百多年間，竟未出現過一本註釋，也沒有出現過一部整理研究的專著。也就是說，對《華陽國志》的研究，確切地說是從20世紀開始的，但是前80年的研究速度相對緩慢，而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有著名學者朱士嘉對《華陽國志》版本的研究論文《華陽國志版本考略》，有著名學者顧頡剛寫於40年代的《<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所記蜀國事》，有姚思廉《<華陽國志><晉書·地理志>互勘》等等。

而這一時期，對《華陽國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當數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民族史學家任乃強先生，他著手搜集資料並對《華陽國志》進行校勘、標點、考證、註釋、輯佚等一系列工作，並於1961年就完成了初稿。

據《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跋》記載，十年浩劫中，其初稿第一、二稿分別留在川大歷史系、川大圖書館。此初稿曾先後經馮漢驥、蒙文通、徐中舒，劉運壽、呂子方各位著名學者的審閱，第三稿經過張秀熟先生的批註。

真正對《華陽國志》的研究和整理取得豐碩成果是從1980年到20世紀末的這20年間，尤其是1984年和1987年，由巴蜀書社出版的劉琳之《華陽國志校注》和上海古籍出版出版的任乃強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兩部專著相繼問世，成為《華陽國志》整理研究工作繁榮興盛的標誌。

特別是《華陽國志校補圖注》，1991年榮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一等獎，1993年又榮獲全國首屆國家圖書獎。

另外還是在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重來之《常璩與<華陽國志>》。進入21世紀，對《華陽國志》整理和研究的專著有2007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汪啟銘、趙靜合著的《華陽國志譯註》以及2008年巴蜀書社出版的由劉重來、徐適端主編的《<華陽國志>研究》，並出現了大量與《華陽國志》有關的學術論文。

除此之外，另有大量碩士生論文以《華陽國志》為題材，不乏見解獨到、頗見功力之作。

《華陽國志珍本彙刊》第一次將《華陽國志》歷代重要版本以及輯佚、校勘成果加以彙編，並以影印的方式出版，這既便於保存各種珍貴的版本，又有利於今人和後人能夠參校各個版本作進一步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

書末附有《百年<華陽國志>研究論著目錄》，將百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華陽國志》論著成果目錄按照一定的體例加以編排，為研究者提供方便。該叢書由李勇先、高志剛主編，李勇先撰寫《前言》，高志剛作《序》，2014年12月成都時代出版隆重出版。

這部書的作者常璩，字道將，蜀郡江源縣（今四川崇州市一帶）人。生平事迹不詳，巴氐人李雄、李特在四川一帶建立了成漢政權，他曾在這個政權任散騎常侍、掌著作。晉穆帝和三年（公元347年），晉朝派大將桓溫南下進攻成漢，他曾勸李勢投降，桓溫以常璩為參軍，隨至建康。他的著作除《華陽國志》見存外，其餘都佚亡了。

《尚書·禹貢》稱華陽黑水為梁州，所以這部書名為《華陽國志》。這部書敘述蜀漢史實較陳壽《三國志》為詳。如諸葛亮平定南中，《三國志·蜀志》僅寥寥數語，而《華陽國志》卻有長篇論述。晉代蜀中史事也較他書為詳。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對西南地區史多取材於它。可以這樣認為，他是研究古代西南各族人民歷史、地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獻。

根據文獻記載，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呂大防在成都做官時，曾經刊刻過這部書。呂氏刻本現在已經看不到了。他為這書寫的序現在還保存下來。南宋李在寧宗嘉泰四年（1204年）又刻此書于丹棱，通常稱為嘉泰本。明清以來刊印《華陽國志》都用這個本子為祖本。但是李這個本子的原刊本流傳不廣，明朝錢叔寶曾經抄寫過它，《四部叢刊》曾影印流傳。清朝順治年間，馮舒又抄錄過這個本子，後來為校勘學家顧廣圻所得，並加以讎校，孫星衍曾經倡議刊印。當時四川人廖寅表示願意刻印這本書。因為他是蜀人，便讓他刻了，這就是嘉慶十八年（1813年）的題襟館本。《四部備要》就是用這個本子排印。上世紀初成都志古堂還翻刻過這個本子。

《華陽國志》屬於史志類著作，其文字典雅古樸，很少僻字和生僻用語。但時代綿遠，傳抄刻寫，出現了一些錯訛，今天人們讀它，文字障礙也是一個難點。

《華陽國志》，一作《華陽國記》①， 《水經注》賂稱《華m記》②。是書十二卷．晉常璩撰，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

此書記載地域範圍為東晉梁、益、寧三州，當今四川、雲南、貴州、重慶三省一市及陝西、甘肅、湖北三省部分地區。書稱“華陽”者，東晉梁、益、寧三州屆牧《禹貢》梁州之域，謂“華陽照水惟梁州”，當為濫觴。又是“K《蜀志》云： “蜀之為邦，天文撲洛輝其上，地理順、嚼鐵其娩五嶽則華山表其閑”。又白： “其地東接於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喂，地稱大府，原日華閉。”此可見，華陽因取義丁自然地形，以地居華山之陽得名③，亦即以即《華陽國志》名目之來歷。

作者常璩，字道將，紛郡江原縣(今四川崇州市北)人，生卒不祥。成漢李勢時官至散騎常侍，掌若佩人稱“蜀史”。此職使其得以接觸大量文獻，進行廣泛實地調查之便，為編纂是書提供了條件。東晉永和三年(347)，桓溫伐蜀，常瓊勸李勢降④，後任桓溫參軍。晚年或可在建康不得志，於《華陽國志》中每每借題發揮，牢騷溢於言表。掀今人劉琳氏考派此書成書年代當在東晉司馬耽永和四年至十年(348—355)之間①。常躥若述陳是書外，尚有《漢之書》筆 多記成漢民但傳下來的難《華陽國志》而已。

《華陽國志》十二卷，本文約十一萬字。其卷次為：第一巴志，第二漢今志(以J：梁州>，第三蜀志(益州)，第四角中志(寧州)，第五公孫述劉二牧志，第六劉先主志，第七劉後主志，第八大同志(記漢晉平蜀之後事)，第九李特雄期壽勢志，第十光賢士女總贊(晉前人物)，第十一后賢志(晉代人物)，第十二序志並益、梁、寧三州光后以來士女目錄。是書記事範圍，從時間上說，姑於開闢，終於晉水和三年；從地域況為梁、益、寧三州三十三郡一百八十縣。全書包括三部分：一至四備寫歷史、地理，以地理為主，類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編年體的形式叔述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的歷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紀，十至十二卷，記載自西漢迄東晉初年的“賢士貞女”，相當正史中的列傳。這種寫法，劉琳光生概括為，“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況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的三結合。”③這是符合是書實際情況的。然而歸根結帶，《華陽國志》是一部方誌。

我國始有方誌之依可溯之於先秦以因為主以文為輔的“土地之固”。漢魏六朝以後，以圖文並重之圖經體方誌，抑或離開圖的載言紀事的方誌，應運而興。先於《華陽國志》的各類方誌已經很久僅見於文獻記載的即達上百種，可惜或早已亡仇或只能片斷地散見於他化唯獨《華陽國志》轉輾鈔璣挺拔於方誌之林，成為今日傳世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方誌。此當非屬偶然，應歸於它的史料價值和所獨具之編祭特色。從歷史地理價值氮前四卷是全書的精電正如劉琳先生所歸納的，記載著各州的歷史，郡縣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隊一方的物產，各地的風俗，主要的民族，名宦的政築各縣的大姓，等等。所有這色為研究我國古代西南邊疆地理、政治史、經濟史、民族文提供了寶貴的史料。特別是：在古代西南地理方面有補於《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在政治史方面，有補於《三國志》，在經濟史方面，有補於《史記．河渠書》、《漢書．溝砌志》，以及《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貸殖傳》在民族史方面它對於西南三十幾個少數民族和部落特別是其中主要者的歷史及其同漢族、中央政府的拄還關係所作記載，比史、漢等。《西南夷列傳》詳盡得多，更有許多為正史所缺失。上述足見此書博大精深，史料價值是很高的。它的內容上的三結合和體裁上的三結知對後世地誌從唐宋時期的《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直至元明清時期的《一統志》和各地方各類方誌，似乎都不無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編纂特點大凡有五：

第一，是書內容上的歷史、地理、人物的三結合，體裁上的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這是方誌史上的一個創舉。它比較前此一般方誌小歷史、地理、人物分離，各執其一，只能反映地方史地的—個側面來此是一種更完備納全新的方誌體裁。其實，這種寫法正是編纂正史的基本要求。作者當是以正史《史》、《漢》為難修志，既充分發揮了方誌記載地方的優執也儉達到了不亞於正史的史料價值。

第二，此書是專門記載包括幾十種少數民族的西南邊疆地區的方誌。從時間說，包括了晉以前上千年歷史；從地域範圍說，包括了雲、貴、川、渝和陝、甘、鄂部分地區。從時間範疇抑或空間範疇氰它都是非常博大豐富的，這在我國方誌史上不僅是空前的，後世亦屬鮮見。

《華陽國志》是宋以前流傳至今最古的地方志。共十二卷，包括巴、漢中、蜀、南中、公孫述劉二牧、劉先主、劉後主、大同、李特雄期壽勢各志、先賢仕女總贊、后賢志，卷末為序志並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名錄。記錄了從遠古到東晉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記錄了這些地方的出產和歷史人物。

《華陽國志》·十二卷、《附錄》·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晉常璩撰。璩字道將，江原人。李勢時官至散騎常侍。《晉書》載勸勢降桓溫者即璩，蓋亦譙周之流也。《隋書·經籍志》霸史類中，載璩撰《漢之書》十卷，《華陽國志》十二卷。《漢之書》，《唐志》尚著錄，今已久佚。惟《華陽國志》存，卷數與《隋志》、《舊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傳寫誤也。其書所述，始於開闢，終於永和三年。首為《巴志》，次《漢中志》，次《蜀志》，次《南中志》，次《公孫劉二牧志》，次《劉先主志》，次《劉後主志》，次《大同志》。大同者，紀漢、晉平蜀之後事也。次李特、雄、期、壽、勢《志》。次《先賢士女總贊論》，次《后賢志》，次《序志》，次《三州士女目錄》。宋元豐中，呂大防嘗刻於成都，大防自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李序，稱呂刻刓闕，觀者莫曉，所謂嘗博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摭《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前後失序、本末舛迕者，則考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又第九卷末有 附記，稱“李勢志傳寫脫漏”，續成以補其闕。則是書又於殘闕之餘，李 為之補綴竄易，非盡璩之舊矣。刻本世亦不傳，今所傳者惟影寫本。又有何釒堂《漢魏叢書》，吳琯《古今逸史》及明何宇度所刊三本。何、吳二家之本，多張佳允所補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而佚去《蜀中士女》以下至《犍為士女》共二卷。蓋 本第十卷分上中下，釒堂等僅刻其下卷也。又惟《后賢志》中二十人有贊，其餘並闕。本則蜀郡、廣漢、犍為、漢中、梓潼女士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贊。宇度本亦同。蓋明人刻書，好以意為刊削。新本既行，舊本漸泯，原書遂不可覿。宇度之本從 本錄出，此二卷偶存，亦天幸也。惟 本以序志置於末，而宇度本升於簡端。考 序，稱首述巴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僣竊；以西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贊，序志終焉。則序志本在後，宇度不知古例，始誤移之。又《總贊》相續成文，序亦與序志並稱，互別為一篇，而 本亦割冠各傳之首，殊不可解。殆如毛公之移《詩序》、李鼎祚之分《序卦傳》乎，今姑從 本錄之，而附著其改竄之非如右。其張佳允所續常氏士女十九人，亦並從何釒堂、吳琯二本錄入，以補璩之遺焉。

目前因研究《華陽國志》產生的專著有任乃強的《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和劉琳的《華陽國志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