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據阮元刻《十三經註疏》本《毛詩正義》卷一）

《關雎》，是講后妃美德的詩，是《詩經》十五國風的起始，是用它來教化天下而矯正夫婦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鄉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諸侯邦國。風，就是諷喻，就是教化；用諷喻來感動、教化人們。

詩，是人表現志向所在的，在心裡就是志向，用語言表達出來就是詩。情感在心裡被觸動必然就會表達為語言，語言不足以表達，就會吁嗟嘆息，吁嗟嘆息不足以表達，就會長聲歌詠，長聲歌詠不足以表達，就會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聲音來表達，聲音成為宮、商、角、徵、羽之調，就是音樂。太平盛世的音樂安順而歡樂，其時的政治就平和通暢；動亂之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時的政治就乖戾殘暴；亡國之時的音樂悲哀而思慮，其國民就困頓貧窮。所以矯正政治的得失，感動天地鬼神，沒有什麼比詩更近於能實現這個目標。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詩歌來矯正夫妻的關係，培養孝敬的行為，敦厚人倫的綱常，淳美教育的風氣，改變不良的風俗。

所以詩有六義：一叫“風”，二叫“賦”，三叫“比”，四叫“興”，五叫“雅”，六叫“頌”。上面的（統治者）用“風”來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風”來諷喻上面的（統治者），用深隱的文辭作委婉的諫勸，（這樣）說話的人不會得罪，聽取的人足可以警戒，這就叫“風”，至於王道衰微，禮義廢弛，政教喪失，諸侯各國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風俗各異，於是“變風”、“變雅”的詩就出來了。國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實，悲傷人倫關係的廢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於是選擇吟詠自己情感的詩歌，用來諷喻君上，這是明達於世上的事情（已經）變化，而又懷念舊時風俗的，所以“變風”是發於內心的情感，但並不超越禮義。發於內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禮義是先王教化的恩澤猶存。因此，如果詩是吟詠一個邦國的事，只是表現詩人一個人的內心情感，就叫做“風”；如果詩是說的天下的事，表現的是包括四方的風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說的是王政所以衰微興盛的緣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頌”，就是讚美君王盛德，並將他的成功的事業告訴祖宗神明的。（“風”、“小雅”、“大雅”、“頌”）這就是“四始”，是詩中最高的了。

然而，《關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時的“風”，（但“風”只講一個邦國的事，文王後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記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說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鵲巢》、《騶虞》的德行，本是邦國諸侯的“風”，是先文王用來教化的，（文王後來是天子，應該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記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規範衡量初始時的標準，是王道教化的基礎。

產生於春秋中期的《詩經》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所收錄的是中國最早出現的純文學作品，因此詩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實際上是文學的代稱，關於詩的理論批評也就具有文學批評的普遍指導性。先秦詩論起於儒家，宗法儒學，從理論上強調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詩言志”這一開山的綱領（朱自清，《詩言志辨》）。《尚書·虞書·堯典》曾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便《舜典》絕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於戰國，甚至更晚，然而“詩言志”的觀點則肯定由來已久。《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即載文子告叔向曰：詩以言志；到戰國時，《莊子·天下》與《荀子·儒效》也都分別講過“詩以道志、詩言是其志也”的話。而這裡所說的“志”，是指與修身、治國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關的志向、懷抱，屬於理性的範疇。由此可見先秦詩論尚未明確涉及詩歌情感性的特質，沒有抒發內心情緒的“詩緣情”的自覺認識，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觸到詩的情感特徵，並將其與言志聯繫在一起予以較系統地論述的，則是完成於漢代的《毛詩序》。

另一說“志”所表達的內容不僅限於理性的範疇，即不限於修身、治國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關的志向、懷抱。

案：志，《說文》從心之聲。志者，心之所之也。

《毛詩序》有所謂大序、小序之說。小序是指傳自漢初的《毛詩》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題解，大序則是在首篇周南《關雎》題解之後所作的全部《詩經》的序言。這裡所說的《毛詩序》即指大序。關於《毛詩序》究竟出於何時、何人之手，這是自漢代以來一直聚訟紛紜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圓滿解決。據《漢書·藝文志》的著錄，當時就有《毛詩》二十九卷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兩種，而班固只說：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在《儒林傳》中還是只說：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後來從鄭玄到三國時吳人陸機，又相繼傳出有魯人毛亨為大毛公，趙人毛萇為小毛公，皆在漢初先後治《詩》。至於《詩序》，則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說法。一直到清代，就呈眾人各持一辭爭執不下的局面。綜合各議，《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序首二語，也就是《關雎》題解的小序，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小序之後的大序，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這種看法大體近是。也就是說《毛詩序》總結概括了先秦以來儒家對《詩經》的理論主張，經漢景帝時趙人毛萇之手又有重要發展，並形成文章，其後再由毛萇弟子輩不斷加以修訂完善而成。

《毛詩序》實際上是文學批評上的真知灼見與謬誤保守主張的矛盾混合體，而無論是堪稱卓越的情感闡發，還是落後錯誤的以志反情，都對後世詩論有深遠影響。一篇專論中所以出現如此的自相矛盾，這大抵就是因為它並非出於一人之手的緣故。南朝宋時范曄著的《後漢書》，在《儒林列傳》中說：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以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又提出了衛宏於西漢、東漢儒學復古、讖緯之風最盛時期作《毛詩序》，與東漢、三國時說法不一致。倘衛宏確實參與了《毛詩序》的文字加工，以當時的儒學甚至走上以神話為王權統治服務的程度，對西漢初期毛萇的論點妄加篡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中國詩歌理論史上，《毛詩序》具有特殊意義。儘管它文字篇幅不長，不過區區六七百字，但卻是一篇具有開創意義的不折不扣的詩歌理論專論文章，內容極為豐富。在短短几百字中，《毛詩序》對詩歌的性質、內容、分類、審美特徵、表現方法、社會作用等等方面都作了比較系統而明晰的闡述。

《詩經》研究著作。齊、魯、韓、毛四家詩原本都有序，但三家已失傳，此為《毛詩序》的簡稱，有“大序”、“小序”之分漢代傳《詩》(《詩經》)有魯、齊、韓、毛四家。前三家為今文經學派，早立於官學，卻先後亡佚。魯人毛亨（大毛公）、趙人毛萇（小毛公）傳《詩》，為“毛詩”，屬古文學派。《毛詩》於漢末興盛，取代前三家而廣傳於世。《毛詩》於《詩》三百篇均有小序。看來很像是一篇《毛詩》講《詩經》的總序。作者不詳，約成書於西漢，很可能經過東漢經學家衛宏修改。關於《毛詩序》的作者，歷來眾說紛紜，尚無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