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言志

各家所說的“詩言志”含義並不完全一樣。

《左傳》所謂“詩以言志”意思是“賦詩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詩經》中的某些篇章來暗示自己的某種政教懷抱。

《堯典》的“詩言志”，是說“詩是言詩人之志的”，這個“志”的含義側重指思想、抱負、志向。

戰國中期以後，由於對詩歌的抒情特點的重視以及百家爭鳴的展開，“志”的含義已逐漸擴大。孔子時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負，這從《論語》中孔子要觀其弟子之志就可看出來。而莊子“詩以道志”的“志”則是指一般意義上人的思想、意願和感情。《離騷》中所說“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節”，這個“志”的內容雖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負為主，但顯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負不能實現而產生的憤激之情及對讒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內。至於他在《懷沙》中所說“撫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這裡的“志”實際上指的是他內心的整個思想、意願、感情。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先秦“詩言志”的內容是有發展變化的。

到漢代，人們對“詩言志”即“詩是抒發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靈世界的呈現”這個詩歌的本質特徵的認識基本上趨於明確。《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志並提，兩相聯繫，比較中肯而客觀。

詩言志，無論是直抒胸臆，還是通過象徵手法來表現自己的心曲，都應該遵循詩歌創作的基本要求，寓志於形象之中。如張祜的《詠內人》：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惟看宿燕窠。

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焰救飛蛾。

首句說宮內樹梢上的月亮在不斷地移動著位置，這表明時間已經過了很久。而一位官廷婦女還沒有休息，她那雙漂亮的眼睛，什麼都不看，只盯著雙棲的燕窩，這表明她對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三、四兩句通過對她拯救飛蛾的細節描寫，使我們聯想到她的命運同飛蛾一樣，被選入宮還以為是進入了令人神往的光明世界，沒想到卻被送進了黑暗的地獄。飛蛾誤撲燈火尚且有自己拯救，又有誰來拯救自己呢。這兩句詩充分地表現了她對自由的嚮往。而這些內容全都隱藏在具體的詩歌形象中。

高明的詩人往往將自己的志向融化在詩歌形象中，而絲毫不露跡，如曹操的《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聳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詩的最後提到“歌以詠志”，關於志的具體內容詩人沒有說，但是從詩歌所描繪的可以容納日月星辰的滄海形象中我們也能體會出來，那就是統一中國。當時的時代背景也說明了這一點。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於，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於踏頓尤強，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曹操將征之。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下《封功臣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候，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士之孤，輕重各有差。這就為北伐，續定天下做了準備工作。八月。操登白狼山，殺蹋頓，降者二十餘萬。袁熙、袁尚兄弟奔遼東。九月，曹操引兵還，遼東太守殺袁熙、袁尚，傳其首來報。曹操一戰而統一了北方，心情當然是高興的。在班師途中，至渤海邊，寫下了這首詩。

後人對此詩中所表現出來的統一中國的英雄氣概頗為讚賞，如清人張玉谷指出：

此志在容納，而以海自比也。首二，點題直起。“水何”六句，鋪寫滄海正面，插入山木草風，便不枯寂。“日月”四句，轉就日月星漢憑空想像其包含度量，寫滄海，正自寫也。末二，以志願至此。醒出歌意，詠嘆作收。（《古詩賞析》卷八《魏詩》 ）

近人顧隨還對此詩作過專門分析，特彆強調：

到了結尾四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那一種偉大的景象，就只有像曹操這樣英雄詩人才能寫得出。這是因為只有具有偉大感情、偉大理想的人，才能淋漓盡致地表現偉大的景象。相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在這裡，我們可以說，曹操觀滄海而胸羅萬象。這不僅只是記實、寫景，而是結合了偉大的景象而顯現出作者的偉大情感和偉大理想。在這裡我們就看不出半點悲哀的影子。（《顧隨全集》第二卷《東臨碣石有遺篇》）

詩人用象徵手法言志當然也是將志寓於形象之中，前面提到的陸遊《梅花絕句》中的“梅花”、王世襄《畦邊偶成》中的“菜花”莫不如此。

此再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八為例：

棲棲失群鳥，日暮優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斂翮謠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詩中的“失群鳥”顯然是詩人自己的象徵。導致陶淵明棄官歸隱的原因，與其說是“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宋書·隱逸傳》），倒不如說是因為劉裕濫殺異己。據《宋書·武帝紀》記載，“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荊州刺史綏等，江左冠族。綏少有重名，以高祖引者按：指劉裕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綏，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誅之。”此事發生在元興三年404，王愉一家被殺者百餘人。陶淵明忠於晉室，政治傾向與王氏一致，難免沒有危機之感。如其《感士不遇賦》有云：“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其《與子儼等書》也說得十分明白：“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亻黽）俛辭世，使汝等幼爾饑寒。”如果堅持自己忠於晉室的政治傾向就會惹禍，如果違心地改變自己的政治立場，像其他許多人一樣為劉裕服務，自己又不願意，於是只好找一個借口歸隱。那棵“孤生松”顯然也是他所隱居的田園的象徵。

寓志於形象之中，志與形象通常都應當保持著一致性。下面就以幾首描寫婦女渴望愛情與自由的詩為例。

一首是杜牧的《秋夕》，宋人曾季狸在《艇齋詩話》中分析道：“小杜《秋夜》宮詞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含蓄有思致。星象甚多，而獨言牛女。此所以見其為宮詞也。”梁人宗懍《荊楚歲時記》云：“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勞役，組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其一年一度相會。”農曆七月七日，被視為中國的情人節，“卧看牽牛織女星”，也就意味著為自己獨處無郎而遺憾，嚮往著找到一個如意郎君。

再如李建勛的《宮詞》：

宮門長閉舞衣閑，略識君王鬢先斑。

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

青春煥發時，無機會見到君王；有機會見到時，青春又消失了。惟有御溝水還能自由地從宮內流到溝外，難怪詩中的女主人要羨慕落花能夠無拘無束地流到人間，言下之意女主人的命運連落花都不如。

由於生活地位、生活經歷的不同，各色人等的志向與表現志向的詩歌形象是不同的且各具特色。舊時代的不少婦女長期被禁錮在深宮、後房、幽閨中，她們生活的圈子非常狹窄，生活的內容非常單調，因此渴望自由，愛情與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則是她們共同的理想，她們往往用生活中的一些常見現象，來表達自己的願望。如隋代張碧蘭的《寄阮郎》：

郎如洛陽花，妾似武昌柳。

兩地惜春風，何時一攜手？

從題目中可以看出來，詩人採用生動的比喻向自己的戀人大膽地表白了自己的愛情。

同婦女們相比，舊社會比較傑出的男子，在社會上的接觸面廣，生活內容也豐富得多，特別是一些儒家知識分子，往往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強烈的為國家建功立業的願望。譬如陸遊直到去世，都懷抱著收復失地、統一祖國的偉大理想。由於詩人親臨過前線，有著豐富的軍旅生活經驗，所以在言志時為我們展現了豐富多彩的雄奇畫卷。如《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寫軍營中的娛樂場面：“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球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廄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艷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急。”《漢宮春》上闋寫詩人自己在前線的形象：“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茄暮歸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人誤許，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詩人正是通過這些生動的男性形象，表現了作者收復失地、統一祖國的強烈願望。看來詩人還是應當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來表達自己的志願。

由於“志”本身內容的豐富和各人理解、取捨的側重點不一，導致了後代詩論中“言志”與“緣情”的對立。“詩言志”的理論從而衍化出重理和重情兩派。

重理派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往往忽略文學的藝術特點；重情派則與之相反，強調詩歌的抒情特點，重視詩歌藝術規律的探討。然而，縱觀文學史，對“詩言志”中“志”的內涵的理解的主流卻是情志並重。從《毛詩序》到劉勰、孔穎達、白居易，直至清代的葉燮、王夫之，都是如此。他們強調詩歌既應反映現實，為教化服務，重視其社會作用；又應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並重，功利性與藝術性兩不偏廢。應該說，對“詩言志”的這種理解比較符合詩的本質特徵和實際作用，因而為人們所普遍接受。

“詩言志”的內涵十分豐富，各人的理解也不盡相同，本文認為“詩言志”主要是指詩應當表達人們的志向與願望。由於人們的社會地位不同，所以人們在詩中所反映的志願也不一樣。

人類的基本願望就是生存，人們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態。對於吃不飽穿不暖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態的願望就更加強烈。早在周代，奴隸們就在尋覓自己的樂土了。試讀《詩經·魏風·碩鼠》的首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誓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有人認為“所謂‘樂土’在當時只是空想罷了”（余冠英《詩經選》）。但是春秋戰國時代正是生產關係發生重大變革時期，其標誌就是“稅畝”制度，凡是實行了“稅畝”制的地方，則會被農奴們視為樂土。漢代桓寬《鹽鐵論》卷九《取下》篇云：“及周之末途，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左傳·宣公十五年》秋天就有了“初稅畝”的記載，《春秋公羊傳註疏》卷一六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儘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谷最好者稅取之。”可見“初稅畝”是為了提高農奴們的生產積極性而不得已採取的一項改革措施。晉杜預在《春秋集傳纂例》卷六《賦稅例》云：“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故志之。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故君子慎之。”可見春秋戰國時代，流民確實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所以此詩表現了魏國的農奴不堪沉重的剝削和壓迫，而對那些實行了社會變革的地方，也就是他們心中的樂土，懷有嚮往之情。

此外，人類還有一個基本要求就是渴望獲得愛情，過上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那些難以獲得愛情，難以過上正常家庭生活的人，對愛情與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之情，會更加強烈，如唐代青樓女、著名詩人薛濤寫的《池上雙鳥》：

雙棲綠池上，朝暮共飛還。

更憶將雛日，同戲蓮葉間。

這首詩連題目只有24個字，卻連續用了“雙鳥”、“雙棲”、“共飛還”、“同戲”等表現成雙配對的字眼，可見她求偶與結婚的願望是何等強烈。從“朝暮”二字可以看出，她對“雙棲”、“同戲”、“共飛還”的池上雙鳥從早到晚一直在注意觀察。從“更憶將雛日”一句可以看出，她對池上雙鳥的觀察已進行了很長時間。可見，詩人很長時間一直在渴望著過上正常的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

知識分子同樣也希望過安定而快樂的家庭生活，但是由於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縛，詩人不大在詩中直截了當地表達這種願望。但也不是絕對沒有，如鄭板橋在《懷揚州故居》中就描寫了自己的理想生活：

樓上佳人架上書，燭光微冷月來初。

偷開綉帳看雲鬢，擘開牙籤拂蠹魚。

鄭燮（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揚州興化人。雍正十年1732中舉，乾隆元年1736中進士。七年任山東范縣知縣，曾攝朝城縣事。十一年，調任山東濰縣知縣。十八年罷官回籍，以賣畫為生。此詩當是作者在山東當知縣時心繫故園而作，概括地寫出了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理想生活，即所謂紅袖添香夜讀書。“偷”字下得好，把作者躡手躡腳看妻子的睡態的神情寫了出來，表現了他對妻子的愛憐以及家庭生活的快樂。鄭板橋還有一首題為《細君》的詩，將妻子天真爛漫的形象寫得栩栩如生：

為折桃花屋角技，紅裙飄惹綠楊絲。

無端又坐青莎上，遠遠張機捕雀兒。

作者不愧為丹青高手，善於取景著色，桃紅、柳綠、草青，再加上充滿青春活力的美婦人，一會兒摘花，一會兒捕雀兒，從而表現出了生活的美，生活的快樂。

當然許多知識分子除了溫飽以及安定而快樂的家庭生活外，還希望建功立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如李賀《南園十三首》之五云：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

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

李賀（790~816），河南昌谷今宜陽人，系沒落的皇室後裔。元和五年810應河南府試，獲解。入京應進士試，因父名晉肅，需避嫌名而未被錄取，僅做了九品小官奉禮郎，不久辭官歸里。安史之亂后，唐代出現了嚴重的封建割據局面，《資治通鑒·唐紀》元和七年記載了李絳的話：“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膻，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李賀以天下為己任，表現出了強烈的投筆從戎、建功立業的願望。這首詩好在以兩個反問句組成，第一句是說男子漢為什麼不拿起武器，削平藩鎮，實現國家真正的統一呢？第二句又用反問句加強了這種觀點。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與唐代宗廣德元年（763）都有畫功臣像於凌煙閣之事。第二個反問句的正面意思是，能夠在凌煙閣作為功臣而被畫像表彰的都是武將而非書生。李賀的理想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而他本人的悲劇命運也表明，這種為國家建功立業的理想是難以實現的。

許多知識分子在前進的道路上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有所作為的人往往都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這也反映在他們的詩中，如陸遊的《梅花絕句》：

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遲。

高標逸韻君知否？正在層冰積雪時。

此梅花正是詩人人格的象徵，那種自尊、自強、自傲、自賞、自勵的意志、氣節、精神、品格、態度都將會給那些處於惡劣生存環境，不斷受到挫折的人們以鼓舞。今人王世襄也有過類似的遭遇，他曾以詩明志，並在《學林春秋》中著文作了介紹，現照錄如下：

“文革”中我肺病複發，且有空洞，發著燒來到咸寧幹校。一天來到菜地，望著倒在地上的油菜花，做了一首小詩《畦邊偶成》：“風雨摧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收子。”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出版了幾本書，也算結了幾顆子。但現在垂垂老矣，自嘆目眊體衰，再難開花結子了。我不禁想，尊敬的各位，不知您現在認識到了沒有，在有人能寫有益無害之書，做有益無害之事時，您能高抬貴手，讓他們去寫去做，那該多好呀！您的功德，也就勝造七級浮屠了！1998年4月於芳草地，時年八十有四。

志向有大有小，但是其強烈程度倒不與志向的大小成正比。作者年老體衰多病還要接受勞動改造，就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中，他還希望在科學研究中作出成績，其志向也可謂堅定而強烈了。

一些政治家則往往在自己的詩里表現出自己安邦定國的宏偉抱負。《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劉邦寫了一首《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劉邦於公元前194年4月25日病逝長樂宮。此詩是他逝世前半年，平定淮南王叛亂，在返長安的途中，順便回故鄉時寫的。此時他最關注的問題就是如何鞏固西漢政權。首句用偉大而又處於運動中的形象寫出了當時風起雲湧的政治形勢。劉邦在同項羽反覆鬥爭中獲勝，接著內部鬥爭又上升為主要矛盾，在公元前196年，誅殺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前後，諸侯王紛紛謀反，所有這些都應當是詩之首句所包含的內容。次句寫高祖衣錦還鄉。歐陽修《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這句詩表明劉邦在奪取政權、平定叛亂、大局已定后回到故鄉，自有一種人生價值得到實現的快樂。第三句寫劉邦欲鞏固政權的強烈願望。劉邦在奪取政權以後，一直在思考著如何鞏固政權，見於《史記·高祖本紀》、《呂后本紀》記載可述者有三事：一是總結奪取政權的經驗，五年前202，五月，高祖置酒洛陽南宮，與群臣討論“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這個問題，高祖最後總結道：“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將成功的經驗歸結於善於用人，可謂說到了關鍵之處。二是對後事做了安排，高祖病重時，呂后問：“陛下百歲后，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爾所知也。”由此可見，劉邦的確知人善任。未來形勢的發展，也確實如其所料。三是防止呂氏篡權，惠帝元年前194，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從這短短的三句詩中，可以看出大政治家劉邦的宏偉抱負與深謀遠慮。

我們在上面對“詩言志”的主要內容作了一些介紹，“詩言志”的內容當然不止於此。例如杜甫寫過一首《望岳》詩，最後兩句是“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單純就登山而言希望攀登上頂峰，當然也是一種志，至於這兩句詩的比喻意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難於也不必只有一種看法。而且人們的志的內容也可能變化，有首打油詩《解人頤》雖然通俗，但是很能說明問題，今也錄之如下：“終日奔波只為飢，方才一飽便思衣。衣食兩般皆俱足，又想嬌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買到田園多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槽頭扣了騾和馬，嘆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簿還嫌小，又要朝中掛紫衣。若要世人心裡足，除是南柯一夢西。”

《尚書。堯典》（節錄）

帝①曰：夔（2）！命女典樂（3），教胄子（4）。直而溫（5），寬而栗（6），剛而無虐（7），簡而無傲（8）.詩言志（9），歌永言（10），聲依永（11），律和聲（12）。八音克諧（13），無相奪倫（14），神人以和（15）。夔曰：於（16）！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17）。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

（1）帝：指舜。（2）夔：人名，相傳是堯舜時掌管音樂的人。（3）女：汝，你。典光：主管音樂。（4）教胄子：胄，長。這句謂教育子弟，使其成長。一說，胄子指嫡長子。《史記・五帝本紀》作《教子》。（5）直而溫：正直而溫和。（6）寬而栗：寬弘而莊嚴。栗，堅貌。（7）剛而無虐：剛毅而不苛刻。無，不，下句同。（8）簡而無傲：簡易而不傲慢。（9）詩言志：詩是用來表達人的志意的。《史記・五帝本紀》作“詩言意”。（10）歌永言：永，長。這句謂歌是延長詩的語言，徐徐詠唱，以突出詩的意義。（11）聲依永：謂聲音的高低又和長言相配合。聲，五聲，宮、商、角、徵、羽。（12）律和聲：謂律呂用來調和歌聲。律呂，六律六呂。六律指黃鐘、太簇、姑洗。賓、夷則、無射。六呂指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鍾。（13）八音：《周禮・春官・大師》：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這裡金指銅鐘，石指石磬，木指木製的祝（音祝，形如漆桶）、（音語，形如伏虎），大抵都屬體鳴器；革指鼓，屬皮樂器；竹指簾，匏（葫蘆之屬，古代制笙的材料）指笙，屬氣樂器；土指塤（音勛，陶哨），兼涉於體鳴樂器和氣樂器。這是八音的原始分類法。後來因樂器所用的材料逐漸複雜，分類也好生變化。八類樂器不同，所發的音也不同，所以稱為八音。克諧??達到和諧。（14）無相奪倫：不要攪亂次序。無，毋。（15）神人以和：原書以為神和人通過詩歌音樂可以交流思想感情而能協調和諧。（16）於：音烏，嘆詞。（17）擊石拊石二句：石，磬。拊，小擊。二句舊注謂擊附石磬，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按：百獸率舞疑為原始社會的圖騰舞。百獸指各種化裝的動物圖騰。

《尚書》是關於中國上古歷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彙編。西漢初存二十八篇，相傳由伏生口授，用漢時通行文字隸書抄寫，是為《今文尚書》。《堯典》為其中的一篇。近人以為由周代史官根據傳聞編著，又經春秋戰國時人補訂而成。偽《古文尚書》把下半篇分出，並加二十八字，作為《舜典》。清華大學研究成果顯示偽古文《尚書》系偽作。

這裡節錄的一段文字，記載了中國早期的文學理論。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中之一是“詩言志”。朱自清先生認為這是中國歷代詩論的“開山的綱領”（《詩言志辨序》），對後來的文學理論有著長久的影響。

由於“詩言志”概括地說明了詩歌表現作家思想影響的特點，也就涉及到詩的認識作用。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詩人的“志”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無不受階級地位的制約。人們通過言“志”的詩，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認識社會。古人對這一點沒有作出明確的闡述，但已意識到詩的這方面的作用。《禮記・王制》云：“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時，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說明，古人在“詩言志”的認識基礎上，已注意到“采詩觀志”，並曾經把“采詩”作為一種制度，力圖充分發揮詩的認識作用，使之為統治者的政治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