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隨

顧隨16歲那年，母親的病逝，“更讓一顆脆弱敏感的心靈，總是悒鬱而傷感。”自1927年起，顧隨先後出版過七種長吁短嘆、淚水盈盈的舊體詩詞集，無論是《無病詞》、還是《味辛詞》、《荒原詞》等，都充溢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孤懷哀傷。月缺花殘，人世代謝，都可引發詩人的愁思恨縷，青島的櫻花謝了，他在信中寫道：“此間的櫻花已由盛而衰，落花滿地，殘蕊綴枝，甚可憐。”顧隨與被魯迅稱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是終身至友，兩人之間還有個“約定”，把舊體詩和新詩分划領域，各守一體，馮至不寫舊詩，顧隨也不去寫新體詩。馮至的新詩《別羨季》，充滿著離別友人的纏綿愁苦，而30歲的顧隨讀到馮至的《烏鴉》時，“讀到一半，竟自大哭起來。那天是禮拜天，同事們都出去了，所以我有一個恣情痛哭的機會，雖然並不曾放聲。似乎我是為了老馮而哭，不是為我自己……”

舊時文人，大都痴迷於京劇。顧隨也是個戲迷，常常攜妻挈子地全家去看戲。別看他詩詞曲賦寫得曲折哀婉，細膩入微，可他卻不喜歡舞台上搖曳多姿、纏綿多情的梅蘭芳，卻偏偏看上了那銅琶鐵板、大聲鋃鐺的楊小樓。享有“武生宗師”盛譽的楊小樓，靠著自己“武戲文唱”的“楊派”特點，在當時和梅蘭芳、余叔岩並稱為“三賢”，是京劇界的代表人物。1938年正月，京劇表演藝術家楊小樓逝世。據弟子回憶，第二天，顧隨走進教室時面容慘淡，一言不發，先是在黑板上抄了四首詞，接下來就是當眾大哭，他止不住地嗚咽說：“昨天楊小樓死了，從今後我再也不聽戲了！”此情此景，真有些似古人“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那種場景。

顧隨四五歲時進入家塾，學四書五經，唐宋詩文及先秦諸子的寓言故事，也讀了一些小說。1907年入廣平府中學堂，1915年季考北京大學，通過了北大國文系的入學考試。北大校長閱卷時，發現顧隨的中國文學水平卓異，建議他改學西洋文學。於是顧隨先到北洋大學預科專攻英語，兩年後轉入北京大學英文系。在北大他獲得了很好的西洋語言與文學的修養，1920年夏天畢業。

1926年他執教於天津女子師範學院，他用魯迅的思想給學生指明道路。由於他的指引，許多學生都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顧隨先後在河北女師學院、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法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河北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等校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四十多年來桃李滿天下，很多弟子早已是享譽海內外的專家學者，葉嘉瑩、周汝昌、史樹青、鄧雲鄉、郭預衡、顏一煙、黃宗江、吳小如、楊敏如、王雙啟等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他開始到大學任職任教，1953年到天津工作。他的精神空前煥發，工作熱情十分高漲，但健康狀況卻日漸不支，1960年9月6日顧隨卒於天津馬場道河北大學住所。

紅學泰斗周汝昌是顧隨的弟子，被顧隨稱為“最得意學生”。兩人曾在二十年間通過書信進行交流，201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將當年周汝昌所保存下來的百餘封書信集結出版為《顧隨致周汝昌書》一書，其責任編輯劉相美把兩人之間的情誼稱為“學術知音”。

顧隨早期曾在北京燕京大學任教，在此期間，顧隨與周汝昌結下了師生之緣。顧隨1952年在給別人的信中評價周汝昌道:“有周玉言(玉言為周汝昌的字)者(天津人)，燕大外文系畢業(畢業論文是英譯陸機文賦)，於中文亦極有根柢，詩詞散文皆好，是我最得意學生。”

1941年，珍珠港事變驟起，燕京大學被日寇封閉。周汝昌回到家鄉天津，在此期間寫下許多詩詞。對於師生二人之間二十年書信來往的緣起，周汝昌之女周倫玲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有一天他(周汝昌)突發奇想，大膽地給顧隨老師寫了一封信並附上自己的小詩，盼望看到老師的新作。誰料到，竟蒙不棄，次年(1942)年初就收到了老師回信。自此，他們師生二人便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魚雁唱和，這種超越師生的友情一直持續到老師謝世之前。”多年來，周汝昌一直保存著這些書信，並交予顧隨女兒顧之京整理，這就是《顧隨致周汝昌書》一書。據該書的責任編輯劉相美介紹，二十年間兩人的書信來往幾乎沒有間斷，該書中所收集的書信多達百餘封，內容不光是一些家長里短，主要是兩人學術上的交流。“顧先生會在信中把自己寫的詞讓周先生評價，周先生也會把自己寫的東西讓顧先生進行點評，兩人是作為學術上的知音進行交流的”。劉相美說，信中所使用的語言很親切，有時顧先生會稱呼周先生為“玉言兄”，由此可見二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劉相美介紹說，書中將書信按照編年順序進行整理，到後來有一部分書信涉及到兩人對《紅樓夢》的探討，劉相美認為，這部分探討對周汝昌後來的紅學研究產生了一些啟發。

顧隨是京派學人，與周作人那個圈子裡的人很熟悉，但他看人看事，並不以權威眼裡的是非為是非，而是有特立獨行的一面的。他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在苦雨齋里也執弟子之禮。周氏的學生們對老師恭恭敬敬，像俞平伯、沈啟無，甚至對周作人有崇拜感。顧隨呢，則以平常目光視之，對苦雨齋主人的短長頗為清楚。雖然在學問上，多少受到周作人的影響，但在那個圈子裡，顧氏應該說是個“魯迅黨”的一員，雖然他和魯迅並無什麼交往。

他畢生從事教書工作，但對創作又別有情懷，一直關注文壇的動態，自己也寫過小說、散文，而尤以古詩詞多見功力。馮至先生說他“多才多藝，寫詩、填詞、作曲，都創有新的境界；小說、信札，也獨具風格；教學、研究、書法，無一不取得優越的成就；只是他有一時期說禪論道，我與此無緣，不敢妄置一詞。但除此以外，他偶爾也寫點幽默文字、調侃詞章，既諷世，也自嘲。”

顧隨在北大讀書時，大概就認識了周作人。不過，那時候他對周氏的印象，遠不及魯迅。看他的書信、日記以及學術文章，言及魯迅處多多，對周氏很少提及。偶涉苦雨齋主人，還略帶批評，看法是很奇特的。20年代後期，當他涉足到周作人的圈子裡時，對諸位的感覺，很有分寸，不像廢名、俞平伯那麼醉心。他的書信，多次寫有對錢玄同、周作人的感受，這些，已成了珍貴的資料。顧隨的審美情調與治學方式，與周作人圈子的風格，略微相同。比如都深惡八股，為文與為人，以誠信為本，此其一；看書精而雜，喜歡人生哲學，其談禪的文章，我以為超出廢名、俞平伯，有大智存焉，此其二；他談藝論文，與周作人思想時有暗合之處，如主張“詩人必須精神有閑”等等，不為功利所累，此其三。但顧氏在根底上，又是位詩人，對為學術而學術，或說以學術而自戀的生活，不以為然。雖身在北平，但心卻神往上海的魯迅，以為魯夫子的世界，才是知識人應有的情懷。自20年代起，他便有意搜集魯迅的作品，無論創作還是譯作，都很喜歡，有時甚至達到崇仰的地步，並以大師視之。顧隨談及周氏兄弟，佩服的是周作人的讀書之多，敬仰的是魯迅的精神狀態，以為後者的超邁，雖可望而不可即也。

周作人生前，與顧隨的交往止於一般友人的禮儀，並非像對廢名、江紹原那麼熱情。但他讀魯迅著作，就是另一種狀態。1942年，翻閱魯迅的譯作《譯叢補》時，就感動不已，說出這樣的感慨：“《譯叢補》自攜來之後，每晚燈下讀之，覺大師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頁上那方圖章，刀法之秀潤，顏色之鮮明，也與十幾年前讀作者所著他書時所看見的一樣。然而大師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師那樣地努力過而死，大師雖未必（而且也決不）覺得滿足，但是后一輩的我們，還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嗎？想到這裡，再環顧四周，真有說不出的悲哀與慚愧。”

葉嘉瑩就讀輔仁大學國文系期間是她詩詞創作最為豐盛的時期，不僅是因為國難家愁，“詩窮而後工”，重要的是她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遇到了古典文學名師顧隨顧羨季先生，並深得顧先生的賞識。那時候，顧先生不僅認真批改她的詩詞習作，而且師生間還時有唱和。比如《搖落》和《晚秋五首》就是那個時期的代表作。“心花開落誰能見，詩句吟成自費詞。”“收拾閑愁應未盡，坐調弦柱到三更。”“冢中熱血千年碧，爐內殘灰一夜紅。”

她在學習期間認真記下好幾大本筆記，幾十年數經輾轉，一直不離不棄，而且經常重讀，重新描寫筆記本上已經日益模糊的字跡。多年後根據這些筆記整理出書，留下了一代名師談詩的寶貴資料，字裡行間甚至保留了顧先生講課時的神韻。

顧隨先生曾在給她的一封信中寫道:“假使苦水(顧先生的別號)有法可傳，則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盡得之。”她不僅得到了顧先生的真傳，而且別有創意，在老師的學術上更上一層樓。

顧隨先生的一些詞句也給予她極大的精神的鼓勵和慰藉，“拼將眼淚雙雙落，換取心花瓣瓣開。”從顧先生的詩句之中，她獲得一種強毅的擔荷的精神，一種直面苦難不求逃避的堅毅的精神；同時，還應該獲得了一種感情上的慰藉。

她一直銘記著老師顧羨季先生的那句話:“一個人要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態過樂觀之生活。”

葉嘉瑩1945年大學畢業，在北平的中學教書，經人介紹認識了在國民黨海軍任職的趙先生。“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選擇。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師，是我的老師選擇了我。”

1990年，顧隨先生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門人弟子聚集北京，召開了“顧隨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會”，會後印行了紀念文集。1997年，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河北大學中文系、北京師範大學校友會、輔仁大學校友會在北京聯合舉辦了“顧隨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和“紀念展覽”，《顧隨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已由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