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
清代詩人、散文家，作品《紅樓夢辨》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銘衡，字平伯。浙江湖州德清東郊南埭村（今乾元鎮金火村）人，出生於江蘇蘇州。散文家、紅學家，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詩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清代樸學大師俞樾曾孫。與胡適並稱“新紅學派”的創始人。畢業於北京大學。
俞平伯是“新紅學”的開拓者之一，是一位熱忱的愛國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識分子。參加北京大學的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等文學團體，提倡“詩的平民化”。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終年91歲，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大事件
1900-01-08
出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月8日出生於江蘇蘇州。
1918-05
第一首新詩《春水》登上《新青年》
民國七年（1918年）5月第一首新詩《春水》和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
1921
研究《紅樓夢》
民國十年（1921年）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
1922-01
創作《詩》月刊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他與朱自清、鄭振鐸、葉聖陶等人創辦五四以來最早的詩刊《詩》月刊。同時他也研究古典文學，上自《詩經》《楚辭》，下至清人的詩詞都廣為涉獵，並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講授清詞、戲曲、小說及中國詩歌名著選等課目，詩詞、散文著作宏富。
1923
出版專著《紅樓夢辨》
民國十二年（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紅學學術地位的專著《紅樓夢辨》。
1935-03-17
成立谷音社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3月17日谷音社在清華園俞平伯的寓所正式召開成立會，俞平伯被推為社長，他親自撰寫了《谷音社社約》和《同期細則》。
1947
加入九三學社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加入九三學社，他參與發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權宣言》”，抗議北平憲警夜人民宅肆行搜捕事件。
1986
舉辦“《紅樓夢》研究”學術講座
1986年，應香港三聯書店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的邀請，俞平伯赴港舉辦“《紅樓夢》研究”學術講座。
1990-10-15
逝世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終年91歲。
俞平伯與父親俞陛雲、曾祖父俞樾在一起
民國七年（1918年）5月第一首新詩《春水》和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同年與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發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後陸續發表過《冬夜》等詩集。
民國八年（1919年）12月於北京大學畢業。
民國十年（1921年）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他與朱自清、鄭振鐸、葉聖陶等人創辦五四以來最早的詩刊《詩》月刊。同時他也研究古典文學，上自《詩經》《楚辭》，下至清人的詩詞都廣為涉獵，並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講授清詞、戲曲、小說及中國詩歌名著選等課目，詩詞、散文著作宏富。
民國十二年（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紅學學術地位的專著《紅樓夢辨》。考證出《紅樓夢》原書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鶚續作。與胡適一同成為新紅學的奠基人。
民國十三年（1924年）冬認識了崑曲藝術家陳延甫。陳延甫精通崑曲三百多折，還能吹笛，故而俞平伯就聘請他到老君堂拍曲，每周兩次，這樣俞平伯就有了更多學習崑曲的機會。
民國十四年（1925年）任教於燕京大學。民國十七年（1928年）又轉而去清華大學執教。
民國十九年（1930年）10月搬家到了清華園南院七號，把自己的書房取名為“秋荔亭”，“秋荔亭”成了清華崑曲愛好者的活動場所。
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俞平伯以滿腔愛國激情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奮筆書寫《救國及其成為問題的條件》、《困難與娛樂》等文章，又號召青年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國。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上半年邀請笛師何金海到“秋荔亭”吹笛，相約校內外崑曲同好來度曲清唱。許寶馴能唱整出的戲，俞平伯雖歌喉不亮，但拍曲的功夫日益老練。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初邀請陳延甫二次北上，俞平伯牽頭，陳延甫拍曲，清華園匯聚了不少崑曲愛好者，“秋荔亭”內雅音不絕。那年的一個仲夏夜，在水木清華的工字廳水軒，他們舉行了第一次公開的曲集。第二年正月，他們在那裡再次集會，俞平伯演唱了《紫釵記》《單刀會》和《玉簪記》中的曲子各一折。這一次，雖然還沒有正式結社，但他們已經確定“谷音社”的名稱，希望崑曲“空谷傳聲，其音不絕”。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3月17日谷音社在清華園俞平伯的寓所正式召開成立會，俞平伯被推為社長，他親自撰寫了《谷音社社約》和《同期細則》。在社約引言里，俞平伯歷述了歌詩曲樂在陶冶人們性情和操守方面的功績，以及崑曲的發展史，明確了谷音社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涵詠風情，陶寫性情”，“發豪情於宮徵、飛逸興於管弦”，也是要承擔起拯救崑曲的責任。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加入九三學社，他參與發表“十三教授《保障人權宣言》”，抗議北平憲警夜人民宅肆行搜捕事件。
1949年1月與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院校30名教授發表對全面和平書面意見，一致擁護中國共產黨。
俞平伯
所在的文學研究所從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開了6次批判會。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從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開8次批判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協也召開聯席會議，並組織了專題批判小組。據統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個多月的時間裡，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110多次，發表批判文章500多篇。這期間忙得暈頭轉向。他的任務是哪裡有批判會就到哪裡。
當批判胡適的文章劈天蓋地、綿延不絕而來時，作為胡適的弟子，不得不表態。
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檢討：《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於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檢討發表后，也就從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
1956年晉級為文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8月在當時文化部副部長丁西林和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等的幫助下，俞平伯第二次發起崑曲結社，這就是北京崑曲研習社。北京崑曲研習社的成立大會在俞平伯的家——老君堂召開，他又親自擬訂《章程》和《同期公約》。曲社最有影響的是對《牡丹亭》的改編與排演。俞平伯與弟子精心整理校訂，使這部名著擺脫了冗長的結構，以全劇的形式恢復了它的舞台生命。
1958年10月2日在北京試演了一場《牡丹亭》，紀念湯顯祖逝世340周年，周恩來總理親臨觀看了演出。同時俞平伯出版了《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十年動亂期間，儘管俞平伯也受到抄家、下鄉改造等不公正待遇，但值得慶幸的是，俞平伯和夫人許寶馴相依為命，在逆境中頑強地生活著。1969年11月，兩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幹校勞動，與當地農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俞平伯
1975年，俞平伯新創作了《鷓鴣天·八十自嘲》詞，曲友們在俞家雅集清唱。
1979年12月，北京崑曲研習社恢復活動，俞平伯出席了首次演出招待會，由於年事已高，不再擔任社務工作，但時常關心曲社情況。
1986年1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舉行了慶祝會。慶祝會在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禮堂舉行，院長胡繩、當時的所長劉再復以及他的同事、學生、家屬200餘人參加了慶祝活動。“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慶祝會”的舉行，標誌著1954年對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結論。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終年91歲。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占其學術研究的核心地位，不僅體現在著作的數量上，更體現在其學術價值上。胡適將科學的方法引入《紅樓夢》的研究中，但由於胡適的文學氣質相對較弱，對《紅樓夢》的研究僅停留在歷史考證階段。而俞平伯則是真正地將考證運用到文本中來，將實證與藝術鑒賞相結合，開啟了《紅樓夢》文學批評的新模式，既不是純史料的考證，也不是純主觀上的感悟式批評，更不是索隱派的附會之說，而是充分體現了五四精神下現代轉型期的文學批評，實現了紅學研究上的飛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在其學術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為紅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其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俞平伯作品集
其次，對版本的校訂及對佚稿內容的適當推斷，有助於讀者對曹雪芹原意的理解，同時也體現了俞平伯學術的嚴謹態度。俞平伯對版本的考證和對八十回后內容的推斷，可以歸為紅學中的版本學和探佚學，尤其是其對后八十回內容的推斷，可以說是探軼學的源頭。俞平伯在對《紅樓夢》各版本進行比較時，有一個標準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俞平伯並不認為版本越古越好，這與中國的傳統考證觀點是不同的。俞平伯認為小說涉及到作者對作品的修改，因而如果同是抄本，越早的版本很有可能是作者並不成熟的構思，所以《紅樓夢》的版本校訂實在不是一件易事。關於八十回后內容的推斷，俞平伯也是從文本考證入手，在前八十回的內容中尋找依據，並對脂批持謹慎態度，做到適可而止地推斷，體現了其學術上的嚴謹，比憑藉主觀臆斷的“揭秘”要強得多。
最後，俞平伯的紅學活動體現了從文學研究向文學批評的轉向。新紅學考證派從誕生之日直到今天，都沒有從歷史考證中走出來，胡適、周汝昌等人對《紅樓夢》的研究一直圍繞歷史材料進行，所以以胡適、周汝昌等人為代表的考證派進行的是“文學研究”活動，而不是批評活動。而俞平伯始終進行的是“文學考證”，所以他在對《紅樓夢》進行“研究”的同時，帶有“批評”的特質，俞平伯的“考證”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批評”，他的紅學研究體現了從文學研究向文學批評模式的轉變，但卻由於某些原因未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當代紅學被曹學和“揭秘”所籠罩的局面下，俞平伯的《紅樓夢》批評模式是具有典範意義的，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俞平伯正是周作人一派“言志”散文創作的代表作家。他一生出過五部散文集，即：《雜拌兒》（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8月出版）、《燕知草》（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6月出版）、《雜拌之二》（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2月出版）、《古槐夢遇》（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1月出版）、《燕郊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8月出版），另有集外散文若干，《俞平伯全集》第二卷收錄（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人的文學”為基點，俞平伯散文創作思想處處貫穿著對於文學“個性”的崇尚。
俞平伯關於新詩的理論與評論曾在當時乃至中國新詩史上產生過長遠而深刻的影響。“自由”是俞平伯詩論的核心語彙，張揚與“自由”相對應的個性品格的創造精神，是俞平伯詩歌理想觀的基本內容，也是其“主義”說的本質內核。“主義與藝術”並重的詩歌理想觀是俞平伯詩論總的原則和基本綱領。
1922年，由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士等發起組織的“歌謠研究會”出版了《歌謠月刊》，這是新詩與民間文化聯姻的標誌性事件。俞平伯也很重視民間文化資源的有效利用。他曾廣義地將詩歌分為“作家的詩”與“民間的詩”兩大類。但文人詩與民間歌謠是兩種形貌不同而質素俱備的詩歌樣態。怎樣處理新詩創作的文化資源問題。俞平伯對“作家的詩”與“民間的詩”做了對比性的解讀與對立性的敘述。俞平伯重視民間文化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五四”時期平民主義文化思潮密切相關。俞平伯謂“人人有做詩人底可能性”，並寄希望於未來詩人與常人在鑒賞能力和認知水平等方面差別的泯滅，可謂用心良苦。對新詩創作的民間文化資源的高度挖掘和啟用，使得人民群眾在詩歌發展過程中的偉大作用得以肯定和重視，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藝術創作原則的。
俞平伯歸納出了“詞的鑒賞”的若干法則和理論。俞平伯的詞學成果可分為三類：一是詞的鑒賞和註釋，主要有《讀詞偶得》（1934）、《清真詞釋》（1948）和《唐宋詞選釋》（1979）這三本書，二是詞論，這方面沒有專著，只有《〈積木詞〉序》（1936）、《詞曲同異淺說》（1943）、《民間的詞》（1951）和《〈唐宋詞選〉前言》（1962）等四篇論文。三是詞學要籍的整理和有關作品的考證，有點校《人間詞話》（1926），以及《今傳李太白詞的真偽問題》（1957）、《吳梅村絕筆詞質疑》（1962）、《〈周詞訂律〉評》、《論清真〈荔枝香近〉第二有無脫誤》、《讀〈雲謠集雜曲子〉（鳳歸雲）札記》（1957）等五篇文章。在俞平伯的全部詞學成果中，最有價值的是他的“詞的鑒賞之學”。
俞平伯的“詞的鑒賞之學”，是他在清華大學講授《詞選》和《清真詞》的時候初步建立起來的。鑒賞詞的基本原則，概括起來有兩點：一是“由外及內”；二是“由此及彼”。前者是“求本義”，後者是“引申”。俞平伯結合自己的經驗，強調既要“閱讀”，也要“吟誦”。目治與耳治，不可偏廢。俞平伯對詞的鑒賞，主要包括如下內容：一，溯源；二，結構分析；三，文詞欣賞。這種鑒賞，既吸收了新學的某些觀點和方法，又吸收了傳統詞學的某些成果，然後用淺近的文言表出，予人以散文詩一樣的美感。
| 類別 | 作品列表 |
| 紅學著作 | 《紅樓夢辯》（1923年初版，1952年改名《紅樓夢研究》再版）《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
| 散文集 | 《燕知草》《雜拌兒》《雜拌兒之二》《古槐夢遇》；《燕郊集》等 |
| 詩集 | 《冬夜》（1922年）；《古槐書屋間》《西還》；《憶》 |
| 其他 | 《唐宋詞選釋》《俞平伯全集》（孫玉蓉主編1998年出版） |
| 曾祖父 | 俞樾 | 父親 | 俞陛雲 |
| 妻子 | 許寶馴 | 兒子 | 俞潤民 |
| 女兒 | 俞成、俞欣 | 外孫 | 韋奈 |
是“新紅學”的開拓者之一。他與顧頡剛通信討論《紅樓夢》。經過深入的研究和考證，他認為原書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出版了新紅學的代表作——《紅樓夢辨》。這是他對《紅樓夢》研究劃時代的貢獻。
1952年又將《紅樓夢辨》修訂為《紅樓夢研究》。
1986年應香港三聯書店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的邀請，俞平伯赴港舉辦“《紅樓夢》研究”學術講座。
在大批判浪潮中完成了《紅樓夢》后六十回的整理校勘工作，何其芳閱讀後向上彙報說：“其校勘工作的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也還有些錯誤。”俞平伯執意要為《紅樓夢》寫一序言，要以馬列主義的觀點說明《紅樓夢》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並主動請何其芳給予更多的幫助。文學所領導由於認定俞的思想覺悟所限，內部評價覺得此時他寫序言“希望不大”。
俞平伯（右）與葉聖陶
1935年3月17日在其清華園寓所召開谷音社成立大會，被推為社長。他撰寫了《谷音社社約》和《同期細則》，指出谷音社旨在“發豪睛於宮微，飛逸興於管弦”。
1956年8月又發起成立北京昆瞳研習社，擔任主任委員，親自擬訂《章程》《同期公約》，與弟子精心整理校訂《牡丹亭》。
1959年10月《牡丹亭》參加國慶十周年獻禮演出，轟動一時。北京崑曲研習社除了發掘傳統劇目外，還改編、創作不少新戲，以反映新時代。
張賢亮因為母親出身名門，又與俞平伯的長女俞成是世交好友，因此，張賢亮自小就認識俞平伯，稱其外公，稱俞成大姨。他說：“平伯公住在老君堂的時候，我也常去。那時我小，頑劣不堪，見了平伯公悚然抖擻，不敢與語。”
1955年7月因為已故父親的歷史問題，張賢亮攜老母弱妹從北京遷到寧夏，先當農民，後任教員。兩年後，因在《延河》雜誌發表《大風歌》，被劃為“右派分子”，在農場勞動改造長達22年。在他被押去勞改期間，母親又被遣送回北京。無家可歸的張媽媽，只好投奔俞成，與其一起住在俞平伯家中。張賢亮回憶說：“平伯公視我母如女，多承照拂，前後達十餘年之久。”
1990年10月以91歲高齡仙逝后，張賢亮發表悼念文章《我有一個紅學家的“外公”》，文章寫得很平和，對命途多舛的俞平伯的理解真切而深刻，評價也客觀公允。因為經歷過苦難與屈辱，他更懂得人生的意義。
俞平伯與胡適是一對很有意思的朋友。一方面，他們都有相當的愛國心，當國家遭逢異族侵略，一個來到大後方，費盡心血為多苦多難的祖國作育人才；一個不惜放下學問，違背不做官的原則從事外交。兩人的關係也極好，彼此的日記中都有對對方的大量記述。俞平伯的紅學研究深受大他九歲的胡適的影響，中年時他甚至因為胡適受過政治上的委屈。然而，另一個方面，俞平伯與胡適在為人處事上大不相同，說是涇渭分明絕對沒有誇張。
俞平伯故居
俞平伯
• 潘耀明：我與俞平老雖是忘年之交，他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仰之彌高，是我這個文學小輩，窮一生努力，也難以沾到邊。
• 韋柰：他一生為人正直善良，性格豁達倔強。
• 王之鴻：在逆境中能夠怡然，智也；在逆境中敢於直言，勇也。這的的確確是俞平伯先生。
• 俞平伯遺言自評：“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以辭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