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

1959年畢業於南安國光中學（前身為“國專中學”），考取廈門大學中文系。

在校四年期間，曾擔任魯迅創辦的文學刊物《鼓浪》主編。

1963年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新建設》編輯部擔任文學編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轉入文學研究所。

1985年任《文學評論》主編。

1992年擔任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馬悅然中國文學研究客座教授”。

2000年秋季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擔任客座教授。

在校期間開始在《廈門日報》的副刊發表詩文和評論。

1976年出版與金秋鵬、汪予春合著的學術著作《魯迅與自然科學》。

1978年出版批判“四人幫”的文集《橫眉集》。

1979年出版散文詩集《雨絲集》。

1981年出版學術論著《魯迅美學思想論稿》和《魯迅傳》（與林非合著）。

1983年出版散文詩集《深海的追尋》和《告別》。

1984年在《文學評論》上發表《論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出版散文詩集《太陽·土地·人》。

1985年在《讀書》雜誌發表《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倡導文學批評方法的變革；年底發表《論文學的主體性》上篇，次年年初發表《論文學的主體性》下篇（《文學評論》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引發大陸一場文學理論的論爭。

1986年出版學術專著《性格組合論》，成為該年十大暢銷書。

1988年發行台灣版《文學的反思》。

1987年執筆寫作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總論（即頭條）正式出版（與周揚共同署名）。

1988年出版散文詩集《人間·慈母·愛》和《劉再復散文詩合集》。台北新地出版社推出《深海的追尋》《太陽·土地·人》及《性格組合論》台灣版。與林崗合著的《傳統與中國人》出版。同年出版的還有《論中國文學》（與《劉再復集》等兩部論文選集。

1989年開始寫作《漂流手記》。

1992年《漂流手記》第一卷出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高級講師、馬悅然夫人陳事祖開設“劉再復散文”課程。

1993年《人論二十五種》出版。香港印行《尋找的悲歌》。

1994年主編《文學中國》學術叢書，為高行健《山海經傳》作序。《遠遊歲月》（《漂流手記》第二卷）和學術論文集《放逐諸神》出版。同年台北時代風雲出版社出版《漂流於記》和《放逐諸神》台灣版。

1995年和李澤厚的長篇對話錄《告別革命》第一版在香港發行。1999年在台北麥田出版社推出台灣版。

1996年發表《傳統與中國人》第四版。

1997年《西尋故鄉》（《漂流手記》第三卷）出版。

1999年《獨語天涯》和《漫步高原》（《漂流手記》第四、第五卷）《當代中國文庫精讀──劉再復集》出版；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讀滄海》和重印《性格組合論》及《傳統與中國人》。

2000年和女兒劉劍梅（美國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合著的《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出版。11月，《論高行健狀態》第一版發行（明報出版社）。

200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獨語天涯》和《共悟人間》。

2002年7月《閱讀美國》（《漂流手記》第七卷）出版（明報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共悟人間》和《獨語天涯》增訂本。11月，台灣九歌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新世紀散文家·劉再復精選集》。

既從事學術研究，又從事文學創作。他的文學理論著作《性格組合論》是1986年十大暢銷書，曾獲“金鎖匙”獎。他的《論文學主體性》等論文，曾在國內引起全國性的討論，改變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基礎模式。他的學術著作還有《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魯迅傳》《文學的反思》《論中國文學》《傳統與中國人》《放逐精神》，以及與李澤厚先生合著的長篇學術對話錄《告別革命》。

還著有《讀滄海》《太陽·土地·人》《人間·慈母·愛》《潔白的燈心草》《尋找的悲歌》等散文詩集以及散文集《人論二十五種》和《漂流手記》九卷：《漂流手記》《遠遊歲月》《西尋故鄉》《獨語天涯》《漫步高原》，第六卷《共悟人間》。重要著作還有《高行健論》和《紅樓夢悟》等。

女兒劉劍梅（美國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

1977年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魯迅研究，著述頗多。

1984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1985年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長。

1988年12月上旬，作為瑞典學院特邀的第一位中國作家與評論家到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獎贈獎儀式。

1989年三月第一次到美國，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史坦福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作學術講演。八月第二次到美國，在李歐梵教授主持的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學者。年底辭去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等職務。

1998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和葛浩文教授組織和主持“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並發表會議導言：“金庸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地位”。

2011年4月4日下午，廈門大學90周年校慶論壇之“走近大師”系列講座邀請著名作家、評論家劉再復先生，在建南大會堂作題為“《紅樓夢》的哲學意義”的講座。

《中華兒女》雜誌贊其為“漂泊的思想者”

按道理說，劉再復先生與我恰好屬於兩個時代。他的大作在國內掀起巨大影響時，我只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當我有了一定的閱讀能力時，劉先生早已名滿學界，但這並不能弱化他對我的影響。無論是他早年出版的《性格組合論》，還是引起廣泛爭議的《告別革命》，我都想辦法找來讀過，在他溫和但又不失鏗鏘的語句中，我年少時的靈魂彷彿受到了一種號召，使得我在大學四年裡，攢出時間讀完了他的大部分著作。

後來我從事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更發現劉再復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無論是早年的魯迅研究、人學研究，還是後來客居海外時就思想啟蒙、五四精神與傳統文化等學術議題所提出的真知灼見，都屢屢使我在反覆思考的過程中茅塞頓開。而且，在研究的過程中我也讀到了其令愛劉劍梅教授的作品。父女均在知識界負有盛名，在當下中國這確實堪稱無出其右。憑藉微博這一新興通訊工具，我有幸結識了遠在馬里蘭大學執教的劉劍梅教授，通過劉劍梅教授溫文爾雅、謙和博學的氣度，使我間接地感知到了劉再復先生的君子風範。於是我提出，非常期盼為久仰的劉再復先生做一個訪談。

當劉劍梅教授第一時間將我的意願轉達給劉再復先生時，剛剛抵達馬里蘭的劉再復先生竟欣然地答應了我的邀請。這對於我來說，真的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畢竟，可以這樣近距離接觸一位傑出的學術前輩，既是我這個後生的榮幸，也是一堂無聲的啟蒙課程。

“完全是我們共和國，把我培養長大起來的”

1941年，劉再復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市南安縣碼頭鎮的劉林村。

劉林村是一座有著悠久歷史與清麗風光的小村落，它處於高蓋山下，村內有兩個大姓，一個是侯姓，一個是劉姓，侯姓原本也屬於劉姓，但因後來戰亂，被迫改姓為侯。因此，長期以來兩大宗族和平相處，“兩姓一家”的局面一直維持著。

在這裡出生的劉再復，童年時卻在飢餓中度過。自他出生開始，便是從抗戰到內戰漫長的八年，這八年裡，中國的鄉村處於近代史里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當中。對於劉再復一家而言，更是困難重重：當他七歲時，作為家中頂樑柱的父親不幸病逝。

父親病逝后，留下了劉再復兄弟三個，母親守寡養育他們，當劉再復開始上小學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在沒有實行義務教育的年代，當地的小學只實行一種獎勵辦法：全班第一名免除學費。

“我讀第二名都不行，讀第二名我都會哭的，期中考我第二名我就會哭，我一定要期末得第一名，否則我下個學期沒法讀了。”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後，劉再復言及當時“做不了第一就會失學”的恐懼感，仍然心有餘悸，有一次期中考試，劉再復考了全年級第二名，自己偷偷地哭了一場，母親知道后，用柳條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頓。

童年的磨難鍛煉著劉再復的意志，逐漸長大的他，體會到了母親的不易與艱辛。那時正好是自然災害與國家建設的困難時期，劉再復時常是帶著一罐咸蘿蔔去學校，一周后再把空罐子帶回家，如此往複，便是他每天的菜肴。但他仍然堅持苦學，絲毫不懈怠，15歲時，考入高中的劉再復因品學兼優被選為少先隊輔導員，整個中小學階段的劉再復，受到了學校、老師格外的關愛。因此，在懷念自己一位老師的散文中，劉再曾如是感慨：“在我的夢境中，在我的心坎里，總是那樣甜蜜，總是那樣和暖，總是那樣神聖”。

“讀大學的時候又碰到困難時期，大飢餓時期，當時的浮腫病，這個醫生給我按下去這個肉都彈不上來。所以我的青少年時代，我最深刻的體驗就是飢餓的體驗。”劉再復如是感嘆自己的青春歲月，但對於自己的國家、民族他依然充滿了大愛，“我的良心是對底層工農的記憶跟對童年的記憶，因為我在童年這個記憶裡邊包含著很多良心的內涵，你看父老鄉親那麼艱難，那麼困難，那麼艱苦，自己的母親那麼艱難，那麼困苦。所以我到美國，我從來不覺得苦。因為我小時候太苦了。”

在這樣的苦境下，一路拿獎學金、靠學校救濟的劉再復考入了廈門大學中文系，並於1963年被選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進修，相對於大多數同齡人來說，劉再復依然是幸運、順利的，他將這一切歸於新中國對他的培養。在2005年的一次訪談中，他發自內心地表達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完全是我們共和國，把我培養長大起來的，所以我當然是充滿感激之情，肯定是這樣子的。”

“一要說真話，二要維護我們人的尊嚴。”

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劉再復，遭遇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茫然。

與許多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一樣，“文革”成為了他們揮之不去的夢魘，政治運動開始了，一切學術研究、寫作工作皆一一停止。而他所就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便成為了“文化”走向“大革命”的重災區。

2009年，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王達敏教授站在文學所門前的走廊上，對筆者說：“文革這裡發生了無數的悲喜劇，但是我認為，悲劇的數量遠遠大於喜劇。”

“你想文學研究所多少名人，全社會科學院多少名人，一個一個地自殺，有的撞火車，有的喝敵敵畏，有的甚至在暖氣管上吊死都可以。”面對自己尊敬的師長如此慘烈地走向不歸之路，劉再復至今都感到悲慟不已，而年輕的他在遭遇這一切時，又顯得如此的無力，“我真正在這個時候要替老師說一句話都那麼難。所以，維護人的尊嚴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個“茫然”，持續了整整十年，但也讓劉再復變得更加清醒，對於人的思考，他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每天無休止的高音喇叭、大字報、批鬥會乃至武鬥層出不窮，“揭發”、“自首”成為了家常便飯，為求自保而使得人的倫常與道德底線竟在一夜之間分崩離析。這些浩劫，劉再復看在眼裡，想在心上。

我們知道，人文學者研究的對象就是人，就是社會。“十年浩劫”為青年劉再復，提供了一個反思社會、重構人性的絕好機會，時代的不幸，卻造就了學者劉再復獨特的批判視野。“穿歷過文化大革命，我自己像穿歷過煉丹爐一樣，我覺得，在此之後我整個思想變化非常大。”劉再復感嘆自己在這十年裡的精神歷練為他今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使我這種乖孩子覺醒了，就是不能夠這樣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說我大徹大悟了，從此之後我一定做到，一要說真話，二要維護我們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為這最基本的東西而奮鬥。”

“八十年代畢竟是非常重要的時代。”

浩劫結束，萬象更新，劉再復重新回到科研崗位，此時的他，不再是彼時剛從飢餓中走出的年輕人，而是一個即將接近不惑之年的中年學者。

“十年浩劫”的末期，一些言論、思想逐漸被放開。劉再復開始從事魯迅研究，通過對魯迅反傳統的研究，劉再複發現了民主、科學與啟蒙的歷史意義。但是在當時那個特殊的語境下，劉再復只能在“應景”的文章中嘗試著表達自己的觀點，這在當時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1978年之後，劉再復開始關注一系列宏大的文學命題——人的性格究竟是什麼？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為什麼是模糊的組成？文學如何真正地做到“人的文學”？帶著這一系列的思考，八十年代的劉再復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重要刊物集中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與其他靈魂開始復甦的知識分子們一樣，劉再復開始用自己的勤奮、多思來彌補“十年無成”的歷史缺憾，但他又憑藉著自己十年的自我反思，成為了“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

1985年，劉再復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與《文學評論》主編。在這一年，他發表了《論文學的主體性》一文，這篇文章引起學界廣泛爭議，進而迅速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關於文學主體性的大討論。次年，劉再復的代表作《性格組合論》出版，這是當代中國美學史中一部具備里程碑意義的著述，這本書重新定義了文學作品中“人物性格”這一核心要素，理清了人與文學的真正關係。與該著相對應的學術論文《論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亦在《文學評論》雜誌上刊發，這本書也獲得了當年的全國“金鑰匙圖書獎”。一九八七年，劉再復與老一輩文論家周揚一道，共同執筆《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的“總論”部分。

無疑，劉再復成為了“八十年代”中國文學界的風頭無二的“關鍵詞”，知識分子們一旦論及“八十年代文學”，腦海里第一個冒出的名字，多半是“劉再復”。這一點劉再復自己也承認：“在八十年代的變革大潮中，我是潮流中人，是‘弄潮兒’。處於40歲前後的中青年時代，充滿生命激情，覺得可以開點新風氣。”

“八十年代畢竟是非常重要的時代，經歷過八十年代，跟沒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真是不一樣。”時至今日，劉再復如是感嘆，“今天對八十年代的看法可能還會有不同，但應當承認，它留下一種偉大的文化遺產，這就是中華民族再次閃光的、擁有活力的靈魂。”

“現在中國是一百五十年來最好的時期。”

一九八八年，劉再復受邀參加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他成為瑞典文學院邀請參加典禮的第一位中國文學學者，這一年的獲獎者是埃及小說家納吉布·邁哈福茲。

走出國門的劉再復，開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二個旅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漂泊者”的生涯。他決定辭去文學所所長的職務，遊學世界，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漂泊的思想家”。

初到美國的劉再復，克服了生活中的許多困難，甚至最開始的語言關，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此之後二十餘年的時間裡，除了自己客居的美國之外，劉再復還先後到過法國、瑞典、荷蘭、丹麥、挪威、俄羅斯、拉脫維亞、加拿大、英國、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義大利、日本、梵蒂岡、聖馬利諾、摩納哥、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二十多個國家進行客座、講學與寫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劉再復是唯一一個完全憑藉自己一己之力，行走最多國家的當代中國學者。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劉再復身體力行地做到了先賢對於知識分子的最高要求。在路上，劉再復一邊思考，一邊寫作。他不但完成了大量的學術作品，還出版了不少的行走手記與旅行隨筆，成為一位著作等身的散文家。

2004年，作為香港城市大學教授的劉再復首次回到祖國大陸，到廣州進行學術演講，一時間引起國內知識界較大轟動，成為了當年文化界的公共事件之一。一時間，“劉再復熱”被再度提起，出版社、雜誌社紛紛開始刊登劉再復的著述。由於“他鄉觀照”，已年過古稀的劉再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為深刻且獨到的認識，並出版了一系列的著述來闡釋這類問題。

譬如他在《共鑒五四》中，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轉折點上，較為系統地梳理了“啟蒙”與“革命”的複雜關係；《紅樓四書》則是劉再復站在時代與理論的前沿對《紅樓夢》的全新詮釋，用劉再復的話講就是“重新擁抱文學的幸福”；另一部較有影響的《雙典批判》則是基於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對《水滸》與《三國演義》的進行重構性的解讀。除了出版著作之外，劉再復還多次在大陸進行學術講座，並受聘擔任廈門大學客座教授，如此執著、勤奮地進行一種的新的經典解讀與文化實踐，“晚年劉再復”成為了當代文化界一個重要的關注對象。

“反向努力”是劉再復對自己近些年筆耕不輟的一個總結。“我們這個時代，是慾望燃燒的時代。對於中國來說，是國家最強盛的時代，但也是功名心最盛的時代。在今天這種時代里，知識分子要放下功名很難。”這是劉再復緣何在古稀之年“重新出征”的精神根源。

而且，劉再復的女兒劉劍梅亦在現代文學研究界取得了不凡成績，父女倆合著的《共悟紅樓》、《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等著述，既體現出父女間脈脈的文化溫情，又體現出了劉劍梅對劉再復嚴謹態度與靈性思維的繼承。值得一提的是，劉再復赴美時，劉劍梅正在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攻讀碩士學位，那時的她，曾自告奮勇擔任過劉再復的“英語老師”。

一九九七年，劉劍梅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博士學位，師從於著名學者王德威教授，她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擔任終身教授。“在同輩中，她的際遇應該算是最出色的之一”——這既是王德威教授對劉劍梅的評價，亦是對於劉再復“家學淵源”的高度肯定。

隨著劉再復回到大陸講學次數的增加，作為“漂泊的思想者”的他已然成為了國內學界、媒體所共同關注的一個文化名人，只是，此“漂泊”並非是去國離鄉之漂泊，而是劉再復依然在求真、向善、唯美的文哲學術之海里“漂泊”——儘管年過古稀，但劉再復仍積極著書立說，在國內外諸多期刊上，時常仍讀到他的高論，這是何等的難能可貴。

在先前的訪談中，劉再復曾坦誠自己對於祖國的未來抱有美好願景：“我離開時候是一個中國，我現在回來好像另一個中國似的。所以我回來了。而且我確信有一條，就是現在我們中國可能是鴉片戰爭以後，這一百五十年來最好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