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社

1916年，辛亥元勛、教育家蔡元培入掌北京大學。蔡元培對北大進行一番改革，他包容各種思潮，但主要是鼓勵新思潮新文化的傳播，使北大注入新鮮氣象。

他有兩個具體措施：一是引進各類教員，尤其是新派教員如陳獨秀、周作人、劉半農、楊昌濟、程演生、劉叔雅、高一涵、李大釗、王星拱，以及剛留美歸來的26歲的胡適博士等，都被他羅致北大，與原有的教員錢玄同、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馬裕藻等會合一處，北大氣象頓時為之一新。二是大力鼓勵學生依照自我興趣，組織各類學會，以培養校內的學術研究空氣。經過兩年的努力，北京大學的學生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建立。

深受陳獨秀以及《新青年》影響的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二年級學生傅斯年，英國文學門二年級學生羅家倫，哲學門二年級學生顧頡剛等，決定成立一個社團，於是，聯絡同學楊振聲、徐彥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取得共識。1918年歲末，在北京大學紅樓圖書館的一個房間里，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李大釗等師長的直接指導與幫助下，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第一個學生社團——“新潮社”。

社團與期刊共生，是五四時期的一個重要文化現象。各文化社團都紛紛把創辦期刊立為社團的首要之事，試圖通過期刊的傳播，向社會發表自己的言論，宣傳自己的主張，從而影響文化學術、世道人心。新潮社最初的組織形式，就是一個雜誌社。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新潮雜誌社啟事》。啟事說：“同人等集合同趣組成一月刊雜誌，定名曰《新潮》。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不取庸言，不為無主義之文辭。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學諸君如肯賜以指教，最為歡迎！”啟事還公布了首批21名社員的名單。全體社員均為雜誌的撰述員。雜誌社下設編輯部和幹事部兩個部門，均為3人編製，任事者由社員選舉產生。

1919年1月，《新潮》雜誌正式創刊。在新潮社的首屆職員中，編輯部的3位依次是傅斯年、羅家倫和楊振聲；幹事部的3位依次是徐彥之、康白情和俞平伯。雜誌甫一出版，便受到了社會讀者的廣泛歡迎，創刊號一個月內就再版了3次。

在五四時期蜂起的各種文化社團中，新潮社算得上是創辦較早的一家，也是很有影響的一家。它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站在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與師長們的《新青年》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成犄角之勢，與舊勢力、舊傳統、舊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與此同時，另外兩個學生社團和雜誌也產生。一是學生許德珩、易克嶷、高尚德等人成立的國民雜誌社和《國民》雜誌；另一是在守舊的教員劉師培、黃侃、陳漢章、馬敘倫、屠孝寔、康寶忠、陳鍾凡，吳梅、黃節、林損等支持下，由國文系學生俞士鎮、薛祥綏、楊湜生、張煊，薛祥綏、俞士鎮、胡文豹等成立的國故月刊社及《國故》雜誌。

新潮社和國故社，因一新一舊思想觀點對立，經常展開激烈的論戰；而國民社則處於中立狀態，不過，五四運動到來的時候，三個學生社團的大部分成員，都積極參加運動，羅家倫、傅斯年、楊振聲、許德珩等都成為當時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

新潮社是個學生社團，但是，它誕生於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前夕，它的成員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其後又出國留學，因此，後來大都成為中國現代文化領域中的重要人物。由於社會和時勢的影響，他們走上不同的道路。

1897生，浙江紹興人。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肄業後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惟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在5月26日的《每周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運動后，接任《新潮》主編。在胡適影響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濃，並寫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運動，悔恨參與其事。1920年秋，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后又去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6年歸國后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編輯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蔣介石的政策。1928年，任以蔣介石為首的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同年8月，任清華大學校長，使清華大學由教會學校轉為國立大學。1930年後，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學院教育長、中央大學校長等職。在執掌中央大學期間，提出建立“誠樸雄偉”的學風，改革教學方法，培養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團團長、新疆監察使兼西北考察團團長。抗戰勝利后，任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駐印度大使，兩年後回台灣。先後任國民黨中央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地區考試機構次要負責人、“國史館”館長、中國筆會會長等職。1969年逝世。

1896年生，山東聊城人。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響應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1918年與同學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編輯《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為學生領袖之一。 1919年底赴歐洲留學，先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後轉入倫敦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物理、化學和高等數學。 1923年入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1926年冬應中山大學之聘回國，1927年任該校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著作70餘種，在經費、設備、制度等方面都為歷史語言所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掘，其後先後發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20日因腦溢血病逝。

1890年生，山東蓬萊人。 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新文化運動爆發后，受《新青年》影響，心中生出了“叛逆的種子”， 1918年秋，與傅斯年、羅家倫籌備成立“新潮社”，為新潮社主要成員和《新潮》雜誌編輯部主任。從1919年開始，他連續在《新潮》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漁家》、《一個兵的家》、《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接反映各種社會現實問題，其突出特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對下層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表現了強烈的人道主義同情，憤怒地控訴了黑暗社會的罪惡。“五四”運動爆發，他參加了五月四日的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他曾是學生聯合會四名代表之一，到警察總署抗議，與反動警察總監吳炳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被逮捕關押一個星期。

1919年底，赴美國留學，先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后入哈佛大學攻讀教育心理學。1924年從美國回國，致力於教育工作，先後任武昌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兼教務長和文學院院長，青島大學校長。教學之餘，仍致力於文學創作，除寫作小說外，還創作了不少散文。1924年創作的《玉君》是其代表作，是繼《阿Q正傳》后較早出現的中篇小說之一。抗戰爆發后，在長沙臨時大學任教授、校務委員兼秘書長，後繼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1942年起，主編《世界學生》雜誌（后改名《世界文藝季刊》）。抗戰勝利后，主持北京大學復校工作，任中文系教授。這一時期，他寫了許多聯繫現實鬥爭的雜文和文學評論。1949年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市文聯創作部主任。1952年院系調整，調至東北人民大學任教授。1956年3月7日病逝於北京。

1893生，江蘇省蘇州人。1908年入蘇州第一中學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學，醉心於文學。1913年，入北京大學預科，沉迷於戲劇。1915年顧頡剛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冊，對清代學術有較深領會。1916年轉北大本科，讀哲學。1918年北大教授劉半農等人發起徵集歌謠運動，亦參與徵集各地民歌。其間，與羅家倫等發起組織新潮社。

1920年，顧頡剛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 1921年，顧頡剛改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任《國學季刊》編委，編點《辨偽叢刊》。1922年，顧頡剛為商務部書館編纂中學歷史教科書。 1923年底，顧頡剛離開商務印書館、回北大研究所，擔任《歌謠》周刊編輯，專心從事民俗學、民間文藝研究，成為《歌謠》周刊的主要撰稿人。1927年後，歷任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歷史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雲南大學文史教授、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蘭州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復旦大學教授等。

解放以後，顧頡剛任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術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中國民研會副主席等職。

50年代，顧頡剛“到京8年，歷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現在制度下又無法轉職，苦悶已極。 ”到了“文革”，顧頡剛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歷史所勞動，一直持續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脫，顧頡剛的後半生基本還在做學術工作。1980年12月25日，顧頡剛因病逝世。

顧頡剛作為一個史學家，享譽中外學術界，影響深遠。他將史學上的創見運用到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來，為之貫注新血液，探討新方法，同樣取得了極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謠學、民俗學諸方面的研究，贏得了很高的榮譽。

1900年生，浙江德清人。原名俞銘衡，字平伯。1919年北京大學文科畢業后，曾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教。40年代後期，參加民主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五四"時期俞平伯積極參加新文學運動，是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的成員。他最初以創作新詩為主，有詩集《冬夜》(1922)、《西還》(1924)、《憶》(1925)等，並與朱自清等人創辦了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新詩刊物《詩》月刊。他的詩多為寫景抒情之作，抒發對故鄉山光水色的眷戀和對親人摯友的思念，常常流露出一種孤寂閑愁情調。他很注重意境的創造和語言的錘鍊，能利用舊詩里的情境表達新意，融舊詩的音節入白話。寫景抒情，清新婉曲，形式自由多樣，但有時又過於自由鬆散。從20年代後期起俞平伯更多寫作散文。他的散文受周作人的影響。結集有《燕知草》(1928)、《雜拌兒》(1928)、《雜拌兒之二》（1933）、《燕郊集》(1936)等。他喜歡"逢人說夢"(《燕知草》自序)，追求一種渾然之感。他的抒情寫景小品，多寫杭州風物，古趣盎然，往往表現出一種朦朧落寞的情懷，缺乏蓬勃生機和時代氣息。文筆含蓄委婉，有時又失之繁縟、晦澀。作者知識淵博，講究趣味，有些雖是考據、序跋之作，也能夾敘夾議，情理交融，娓娓而談，饒有風致。他的新詩未能完全擺脫舊詩的束縛，他的散文也有意追隨名人小品。傳統文學的影響在他的作品中是十分明顯的。他的《紅樓夢辯》（1923年初版，50年代初改名《紅樓夢研究》再版）是"新紅學派"的代表作之一，在學術界有一定影響，1954年曾引起廣泛的批評和討論。在古典詩詞研究方面，尚有《讀詞偶得》、《清真詞釋》等著作。

俞平伯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先後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90年逝世。

1919年11月，傅斯年去英國留學，新潮社的組織發生一些變更。在第2屆職員中，只設編輯1人，由羅家倫擔任。設經理1人，由孟壽椿擔任。另外，由顧頡剛負責代派贈閱交換，高尚德負責廣告，王星漢、宗錫均、李小峰負責記錄與校對。到了1920年羅家倫也要出國留學，新潮社的組織又做了一次調整，他們恢復舊制，重設編輯和幹事兩部，周作人任主任編輯，毛子水，顧頡剛，陳達材，孫伏園任編輯，孟壽椿任主任幹事，王星漢、孫伏園、高尚德、宗錫均、李小峰、郭紹虞等人任幹事。

按照新潮社最初的計劃，《新潮》是每年1卷10期的定期月刊；前5期基本上如期出刊，後面的則常有拖延，時斷時續，第2卷第5期，直到1920年9月1日才出完。第3卷總共只出了2期。第1期發行於1921年10月，第2期發行於1922年3月，中間整整相隔了5個月，而這，也是《新潮》向歷史奉獻的最後一期雜誌了。刊物之所以不能按期正常出版，除了“五四”運動的短暫耽擱外，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稿源方面的，社團成員總共40餘人，竟有30多人出國在外，忙碌的留學生活使很多社員無暇寫稿；而部分留在國內的一些社員，如葉紹鈞、朱自清、孫伏園、郭紹虞等人，又分心於文學研究會上的事情，稿源之不濟，可想而知；二是經濟方面的，雖然《新潮》的銷路很好，但回款並不及時，兼之，從1920年開始，新潮社又開始書籍出版，無形中分流了一部分出版資金，經濟上不湊巧時，雜誌出版就只能向後延期了。《新潮》一共出版了12期，歷時2年零5個月，最終無疾而終。

新潮社出版圖書，在其成立之初，就有這方面的打算。作為社團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傅斯年，一開始就認為，新潮社的結合，是個學會的雛形。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舉行全體社員大會，決議將該社從雜誌社改變為學會，並正式啟動叢書的出版。經過短期的籌備，《新潮叢書》的第一種王星拱編著的《科學方法論》（《科學概論》第一卷），於1920年4月出版。第二本陳大齊（百年）著的《迷信與心理》，於同年5月出版。第三本周作人翻譯的外國近代名家短篇小說集《點滴》（上、下冊），於同年8月出版。第四本蔡元培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上、下冊），於同年10月出版。后因資金周轉問題，叢書出版時間緩慢下來，叢書第五本陶孟和著的《現代心理學》，拖至1922年2月才告出版。第六本李小峰、潘梓年譯的《瘋狂心理》，到了1923年4月才印行。而原計劃作為叢書第七本出版的羅家倫譯的《思想自由史》，和第八本的陳達材著的《政治原理》，只好不能兌現了。

《文藝叢書》在出版時間上大致與《新潮叢書》相銜接。叢書第一種是冰心的詩集《春水》，1923年5月出版；第二種是魯迅譯的愛羅先珂童話劇《桃色的雲》，1923年7月出版；第三種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集《吶喊》，1923年8月出版；第四種是川島的散文集《月夜》；第五種是CF女士譯的法國孟代的童話集《紡輪的故事》，第六種是孫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七種是李小峰譯的丹麥愛華耳特的童話集《兩條腿》，第八種是周作人譯的詩歌和小品作品集《陀螺》，第九種是馮文炳的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第十種是李金髮的詩集《微雨》，以上作品均出版於1925年。第十一種也是李金髮的詩集《食客與凶年》，於1927年5月出版。

新潮社從創辦到結束，一共出版了1種期刊2套叢書，從出版物數量上說，自然不能言其多，但相比於同時期的其他文化社團來說，像這樣的出版成績，已是相當的突出的了。而新潮社作為一個以學生為主的社團，在資助無多，經驗不足，學生又一茬茬畢業，人員變換頻繁的情況下，能把出版做到如此地步，應該說，更是十分的難得。《新潮》雜誌一直站在時代變革的最前沿，提倡白話文學，翻譯西洋文字，介紹國外思潮，批評國內問題，為文學革命吶喊助威，為思想革命鳴鑼開道。它是《新青年》最堅實的同盟軍，與《新青年》一道，共同擎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而繼《新潮》雜誌之後的《新潮叢書》和《文藝叢書》，雖然出版形式上與《新潮》有別，但在出版理念和出版精神上卻是前後統貫，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