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

早年就讀於蘇州中學，1934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

1937年後，歷任武漢《全民周刊》等刊物編輯，《鄂北日報》社主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生活書店編輯，《讀書月報》主編。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在香港任《大眾生活》編輯。

1942年後，在重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新華日報》社編委。

1946年後，任中共上海市工委文委委員，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

1949年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社長，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

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

1975年後，先在國務院研究室及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工作，後任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2000年11月5日8時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82歲。

著有《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現實主義當代流變史》、《馬克思主義與改革開放》、《童稚集》、《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理性與自由》、《歷史和現實》、《棗下論叢》、《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出版有《胡繩文集》、《胡繩全書》。

1918生於江蘇蘇州。北京大學肄業，筆名浦韌。

1935年9月參加工作。

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1937年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化活動，參加上海世界語者協會工作，並為《讀書生活》《生活知識》《新知識》《自修大學》等刊物撰稿，參加《新知識》的編輯工作。

1937─1941年初在武漢、襄樊、重慶從事文化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先後任武漢《全民周刊》《全民抗戰》《救中國》等刊物編輯，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鄂北日報》主編，南方局文委委員，生活書店編輯，《讀書月報》主編。1941任香港《大眾生活》編委。

1942—1946年在重慶任南方局文委委員，《新華日報》社編委。

1946—1948年任上海工委候補委員、文委委員，上海、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

1949—1955年任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辦公廳主任，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秘書長，中央黨校一部主任。

1955年後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

1975—1982年先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及《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工作，後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

1985－1992年2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1985年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委。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並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委，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委。

1993年3月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還曾任中國歷史學會會長，中共黨史研究會第二屆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歐洲科學院通訊院士。

1995年8月任全國政協“展望二十一世紀論壇”組委會副主席。

1997年捐獻文集的全部稿酬，設立“胡繩青年學術獎基金”。

胡繩是中共八、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

2000年11月5日8時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82歲。

胡繩同志1918年1月11日出生於江蘇省蘇州市。

1931年，他升入高中時發生九一八事變。深重的民族危機激起他強烈的愛國熱情，從此，他開始接觸馬列著作和中共地下黨的出版物。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

1935年9月在上海參加革命，從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他一面自學一面寫作，為《讀書生活》等刊物撰稿，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到武漢，於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他在武漢、襄樊、重慶等地參與黨的文化領導機構和統一戰線工作，先後任《全民抗戰》等刊物編輯、襄樊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鄂北日報》主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生活書店編輯、《讀書月報》主編。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他到香港，任《大眾生活》編委。同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返回重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社編委。

解放戰爭時期，他在上海和香港為黨工作，先後任中共上海工委候補委員、文委委員，上海、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經常為上海的《民主》、《文萃》以及香港的《理論與現實叢刊》等刊物撰稿。

1948年10月，他離開香港到達河北省平山縣解放區，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

1949年9月，他作為社會科學界代表團成員，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創建新中國的籌備工作。

在革命戰爭年代，胡繩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報刊和其他進步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還出版了多部著作。其中，有的是結合中國實際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優秀通俗讀物；有的是宣傳黨的理論和政治主張，批判錯誤思潮的思想政治評論；有的是用新觀點新方法論述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和中國近代歷史的學術著作。1948年出版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是深入揭示鴉片戰爭后八十多年間中國政治的學術力作。這些作品曾多次再版，有的還有多種外文譯本，在海內外特別是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識青年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在戰時國民黨統治區的險惡環境中，不畏國民黨的反動政治高壓，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在思想文化戰線上衝鋒陷陣，表現出了一個黨所培養的年輕文化戰士在政治上理論上的黨性和銳氣。從17歲到30歲的十多年間，他發表的文章和著作多達一百多萬字。這些文字，連同他在黨領導下開展的文化界多方面的統一戰線工作，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前的社會科學界就享有盛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胡繩同志先後任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人民出版社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學習》雜誌社主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副院長。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他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負責黨的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參加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如1954年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等）的起草，參加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召集的關於重要學術理論問題的討論，為研究、闡釋和普及毛澤東思想，向幹部群眾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五十年代初期，他撰寫的《中國近代史提綱》（1840—1919）和發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對後來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形成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個有特色的體系。

“文化大革命”中，胡繩同志遭受迫害，下放幹校勞動。

1973年後逐步恢復工作。

1975年被任命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參加毛澤東著作的整理和主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恢復工作，為鄧小平同志領導的全面整頓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在此期間，他還著手寫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於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七十多萬字的著作，系統地論述了鴉片戰爭后八十年間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各個階級的發展變化，成為推動近代史研究和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優秀著作。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胡繩同志於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先後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1994年任中共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1985年至199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還擔任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這期間，他繼續參與或負責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參加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修訂新憲法，主持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研討活動，參加重要的國際學術文化交流和與台灣學者的交流等。他為總結歷史經驗，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歷史性轉變，宣傳黨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針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胡繩同志在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時，對中共黨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由他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一部具有權威性的中共黨史簡明讀本，並有英文譯本在國外發行。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也是由他主持撰寫的一部有重要影響的黨史著作。

胡繩同志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還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中國科學院設立學部后，歷任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常務委員。他十分重視我國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和隊伍建設，強調社會科學為適應時代需要要有一個大的發展。他堅持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雙百”方針，尊重科學，愛護人才，努力為學術研究創造良好的環境。1990年，歐洲科學、藝術與文學科學院授予他院士稱號。

在八、九十年代，胡繩同志發表了一些有影響的論著。1987年，他撰寫了《為什麼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一文，深入分析中國的特殊國情，有力地論證了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1991年，他在日本亞細亞大學的演講《論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在國內外受到普遍的稱讚。1994年6月，他發表題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文，同年底發表《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演講，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建設學說在中國條件下的巨大發展。胡繩同志晚年對於鄧小平理論的闡述和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繩全書》，彙集了他從1935年以來六十多年間有代表性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他一生研究和寫作的豐碩成果。胡繩同志的舊體詩集《胡繩詩存》，也曾多次增訂再版。

1988年和1993年，胡繩同志先後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七、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八屆全國政協黨組成員。他參與領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和《政協全國委員會關於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的修訂工作，推動了人民政協的規範化、制度化建設。他積極參與全國政協履行職能的各項領導工作，十分重視政協的建言立論，善於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為促進新時期人民政協事業、鞏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貢獻。

胡繩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胡繩同志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光輝的一生。他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始終奮鬥不息，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險阻，都堅定執著，積極進取，毫不懈怠。他少年早慧，嶄露才華，又能不斷刻苦自勵，辛勤勞作，終於鍛煉成為學識淵博、成就卓著、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和革命家，在宣傳和闡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推進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黨的事業。

胡繩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寫作，總是注重與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結合，因而能夠隨著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他酷愛讀書，手不釋卷，但又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有所創新。他的作品以言之有物、分析細緻、邏輯嚴密、說理透徹而著稱。

胡繩同志心胸豁達，溫和寬厚，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廉潔奉公，生活簡樸。1996年他將自己的大批藏書捐贈給湖北省襄樊市圖書館。1997年他捐贈出多年積蓄的文集的全部稿酬，創立“胡繩青年學術獎勵基金”，獎勵青年學者的優秀學術成果。

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工作，在歷史、哲學、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和論文集《理性與自由》《棗下論叢》，編著有《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

胡繩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繩同志是我們黨的理論家。他的理論興趣廣泛，著述涉及哲學、中共黨史、中國近代史以及時政評論。他不僅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政治活動家，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貢獻了心力。作為學者，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據我所知，他與近代史研究所關係很深，對近代史研究所的發展十分關注。在胡繩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我在這裡回憶他與近代史研究所的關係，以作為對他的懷念。其中有些是我親身經歷的，有的是聽說的，可以說是親歷、親聞、親見。我是晚輩，對他與范文瀾、劉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輩學者的關係知之不多、知之不詳，我這裡回憶的，只是胡繩與近代史研究所關係的點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創始人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胡繩同志自己說，他與范文瀾初次見面是1949年，那時候他們剛進入北京。此後便來往不斷。從近代史研究所印製的《劉大年存當代學人手札》中，可以約略看出范文瀾、劉大年、胡繩信件往返討論學術問題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的基礎上建立的。1953年，經毛主席批准，黨中央決定成立一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它是黨內討論中國歷史問題的機構，不發號施令，由陳伯達任主任。委員會開過一次會，決定加強歷史研究，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以郭沫若為所長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陳垣為所長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據這個決定成立的。以此為序，近代史所改稱第三所。劉大年和胡繩是這個歷史研究委員會的最年輕的成員。從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屆學術委員會起，田家英、胡繩、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學術委員會的委員。胡繩擔任近代史所學術委員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1985年胡繩同志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前，才辭去了我所學術委員的頭銜。他與我所名譽所長、早他一年去世的劉大年關係密切，常相往來，這是眾所周知的。《劉大年存當代學人手札》收有胡繩寫給劉大年的信，討論詩韻，真情坦率，可見一斑。劉大年幾次告訴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一定要聘請幾位所外的知名學者，並常舉田家英和胡繩為例。

我第一次見到胡繩同志大約是1975年。當時傳聞胡繩將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擔任領導工作。有一天胡繩同志到學部召開座談會，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中說起學部的刊物《新建設》，胡繩同志便提起民國初年的《建設》雜誌以及後來的《中國建設》雜誌，同時如數家珍地談起民國時期的歷史，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創辦了《近代史研究》雜誌，雜誌的創刊號發表了胡繩的《義和團的興起和失敗》，這是他即將出版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來徵求學術界的意見。1981年《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學者給他提意見，特別給我所丁名楠研究員寫信，懇請批評。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體研究人員開了兩天會，提出讀後感，雖然對書中若干史實和技術性問題提出了不少意見，但對本書作者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力量深為佩服。當時，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幾次告訴我，他為胡繩著作中體現出來的理論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覆研讀，反覆琢磨。據說胡繩曾對劉大年說，他的書不是中國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寫，所以他不用“中國近代史”一類的書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沒有寫出一本完整的中國近代史的“正史”來。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學者們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繩應邀率團去美國芝加哥參加學術討論會，在為數不多的成員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員。在芝加哥，胡繩為首的中國大陸學者與秦孝儀為首的台灣學者有過學術上的正面交鋒。此行對於促進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的相互了解，對於推動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的學術交流，良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員王來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發表了與胡繩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繩就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來棣很緊張，有人說，“得罪權威，早晚要倒霉”，好像發表了與胡繩不同意見的文章，就是捅了馬蜂窩。王來棣趕忙寫信給胡繩同志，申述這種擔心。胡繩於5月10日給王來棣複信，說明她的“顧慮是完全不必要的”，並且心平氣和地就王來棣提出的問題進行學術討論。胡繩在信的末尾說：“我作為您所評論的書的作者，雖不盡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論點，但是還是認為您的文章發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讀者思索有關的問題，而且對於書的作者也是有益的，這將促使作者進一步考慮您所提出的問題。”這封信，經胡繩和王來棣同意，發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和他領導下的一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就學術問題進行完全平等的討論，這對於促進學術界的百家爭鳴和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後，胡繩對我所王慶成研究員有關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對余繩武研究員有關中外關係史的研究文章，都有過明確的讚揚意見。

1986年，北方某學術刊物發表了一篇貶低鴉片戰爭中林則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繩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為。近代史所所長余繩武在所內召開了一次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批評。會後，我結合這次會議的討論，寫了一篇反駁文章在當時的《紅旗》雜誌發表。這篇文章採用說理的辦法，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依據鴉片戰爭的歷史事實，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反駁，後來為多種書刊選用。

1987年，我所研究員陳鐵健在《歷史研究》發表了一篇討論紅軍西路軍的論文，引起了黨內高層的反應。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緊張。當時的所長余繩武同志後來告訴我，胡繩同志在院里召開了一個小會，參加人除了院里負責史學工作的副院長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外，還有作者、《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編、刊物的責任編輯等。胡繩宣讀了楊尚昆、李先念和鄧小平等同志此前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批示，然後說，研究無禁區，作者在研究中沒有犯什麼錯誤，但是已經有了發表黨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黨史研究》，《歷史研究》以後就別再發表黨史文章了。胡繩作為院長並沒有對作者提出批評，他只是說，這類問題中央已經有了意見，我沒有向你們傳達，責任不在你們，對學者採取了保護的態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決定以學術形式紀念自己的節日。我們辦了兩件事，一是鑄了一個范文瀾銅像，以示景仰與懷念；二是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以擴大近代史所的影響。范文瀾銅像揭幕儀式，胡繩同志前來出席，並在儀式上發表了即席演講。這篇演講高度讚揚了范文瀾用馬克思主義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功績，對范文瀾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批老學者表示了深深的懷念。這篇演講後來收在《胡繩全書》第3卷。我們在那年9月舉行“近代世界與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胡繩同志應邀前來出席開幕式，並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關於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幾個問題》的演講。這篇演講是事先準備好的，演講后，胡繩稍做了一點修改，交給我，囑我送《人民日報》發表，後來收在《胡繩全書》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紀念，我們開了一個會來慶祝。這時候，胡繩同志身體不好，我們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請他親臨指導了。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近代史所從他那裡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們研究所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只要我們邀請，他都積極參加，並且發表演講，演講稿從不需要別人代擬。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如此，1991年9月我們在瀋陽召開“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們在北京召開“近百年中日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還是如此。他說過，你們開國際討論會，我去替你們接待外賓。所以，那幾年我們召開的國際討論會，都要單獨宴請海外學者，請胡繩、劉大年同志做東。這樣做對擴大近代史所在國外的影響很有好處。1996年中，考慮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績，我們打算在香港回歸前後在香港召開一次有關香港歷史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需要籌集資金。我給胡繩同志寫信，彙報這一想法，並希望借重胡繩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業巨頭尋求資助。沒想到，胡繩同志極為痛快，允諾替我們設法。他要我給他寫封信，正式提出這一要求，並且建議直接向一位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對我這封信的寫法，他幾次親筆修改，然後退給我重新列印。胡繩同志在我這封信上寫上批語，希望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約在這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胡繩親手把這封信交給了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於何種原因，這位副主席沒有理睬我們的要求。這年11月中旬，在廣東翠亨村舉辦的孫中山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我向胡繩同志報告香港這位富商沒有任何錶示。這時候我明顯地感覺到胡繩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關香港史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於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學召開，雖然我們指望的資助沒有拿到，但胡繩同志對這次會議的關注和熱情，令我們十分感動。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的學科結構、人才狀況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發表演講，談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談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時，對近代史所中外關係史研究很稱讚。十年來，由於老成凋謝，新的研究人才接續不上，雖然我們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關係史研究仍然沒有恢復到興旺的時期。我作為所長，深感愧疚！

大約1990－1991年間，胡繩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組建當代中國史研究機構。那時候近代史所所長是王慶成同志。王慶成同志與我商量后，我們起草了報告，論證了開展當代中國歷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議先在近代史所組建當代中國史研究室，然後發展到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國史館。這個報告送到院里以後，便沒有下文。我沒有就此事再問過胡繩同志。我後來想，也許是鄧力群同志組建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已經有了眉目，我們這裡的設想就不便再提起了。

1996年初，我曾隨金沖及和廣東社科院院長張磊同志，到胡繩同志家裡，商量以孫中山研究會名義，借孫中山誕辰130周年的機會，在廣東翠亨村召開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那時候，胡繩同志身體很好，頭腦清楚，對討論會召開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這年11月中，討論會在翠亨村如期召開，胡繩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臉上浮腫，步履緩慢，身體大不如前了。後來聽說，半個月後他住進醫院作肺癌切除手術。

1997年，我曾三次給胡繩同志寫信。一次是4月，因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將在8月滿100期，考慮到創刊號及創刊號后都曾發表過胡繩的文章，我和編輯部期望胡繩同志能在100期上發表文章或者題詞。這對刊物和讀者將是很大的鼓勵。我在信中說：“《近代史研究》同國家的改革開放一起起步，十幾年以來，在推動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方面，苦心經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創刊伊始，多次在該刊發表，深受讀者歡迎。茲逢百期之會，您似不能無文。您無論是給他們寫幾句話，或賜一墨寶，編輯部都將無比高興。編輯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趕上製版印刷。”結果我們準時收到了胡繩同志寫的題詞。我後來從胡繩秘書那裡知道，他寫這個題詞時，正抱病出席江蘇鹽城舉行的胡喬木銅像揭幕儀式，因化療用藥過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點，勉強寫出了這個題詞。這個題詞中，胡繩同志對《近代史研究》創刊100期表示祝賀，同時謹重提一個建議：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這以後的三十年，視為一個整體，總稱之為“中國近代史”，是比較合適的。這樣，中國近代史就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有頭有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可以稱為“中國現代史”，不需要在說到1840－1949年的歷史時稱之為“中國近現代歷史”。

這個題詞發表后，對統一中國近代史學界的認識很有好處。我根據胡繩同志的意思，撰寫了題為《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淪”、“上升”諸問題》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發表全文，也引起了學術界注意。

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給胡繩同志寫信，信中說：“大著《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再版，對近代史學界是大事。我不揣淺陋，寫了一篇書評，未必說到點子上，只是表達我的讀後感而已。不妥之處，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論文編了一個集子，名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特敬請您為拙著書名題賜墨寶，以增光寵。附上《追求集》目錄，請過目。”10月初，胡繩同志的墨寶就送來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胡繩同志題寫的“追求集”三個蒼勁有力的墨筆字印在書的封面上，給這本論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榮。與墨寶同時送到的還有胡繩同志的一封親筆信，他對我寫的書評表示感謝，同時說明武昌首義后，湖北軍政府中是否設立了“謀略處”，他沒有看到我寫的文章，要我把這篇文章送給他一閱。原來，我寫的書評中，高度肯定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修訂再版的意義，指出：

無論是《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還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都充滿了一個深深參與、密切關注現實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大學者、大專家的聰慧和眼力。他處理複雜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臨下，給人以駕輕就熟、遊刃有餘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專門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寫的，沒有單純學術著作所常有的古板、書卷氣和學院氣，因而能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廣大幹部和各行業讀者所喜讀。學者們，尤其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們，總是把它置於案頭，常加參考。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從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終堅持了他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發基本規律時所使用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堅持了他在表述中國近代史發展基本規律時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見。有些具體的結論學術界或許還將會有種種討論，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導原則，我以為是值得學者們認真加以參考的。

在這篇書評中，我還從中國近代史學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訂再版中一些技術性的錯誤，特別對修訂再版保留了湖北軍政府下存在謀略處一節提出了批評。我在書評中說，至少有兩篇文章對謀略處是否確實存在，提出了嚴重的質疑，其結論是：謀略處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軍政府“謀略處”考異》。我在書評中說，“《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進展的，不可能沒有注意這兩篇文章。作者修訂再版時沒有採納這兩篇文章的論點，可能對相關的結論仍然存疑。不過，上述新的結論，十年來沒有人起來推翻它，應該可以說經得起學術界的檢驗了。過分謹慎未必是對待學術進展的積極態度。”胡繩同志的信，很謙虛地表示他確實沒有看到質疑謀略處的文章。順便說一下，我寫的這篇書評在胡繩同志80周歲時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對再版的批評全部刪去了。我很感謝《中共黨史研究》全文發表了我的書評，保留了我對再版書的批評。我認為，胡繩同志是願意看到這樣的批評的。

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寫的，我感謝胡繩同志對《追求集》的題籤，同時把我寫的有關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質疑謀略處的文章以及幾首詩送給他。謀略處的文章是他要過的，其他的東西，可能會幹擾他的清聽，妨礙他的休息，我很慚愧。

胡繩同志對近代史所有關心，也有批評。1998年10月12日，胡繩同志在北京對“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談話時，談到中國近代史上的現代化以及是否用現代化作為主題寫中國近代史問題。他說：“用現代化作為一個線索串起來寫中國近代史，我倒是贊成，是可以這樣寫，但講近代史，講現代化問題，也離不開階級、階級鬥爭。另外，這幾年我發表好幾篇文章，說現代化和開放都有一個殖民地和獨立國家的問題。作為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來實現現代化、對外開放，這和一個獨立國家的開放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我這個意見說過好多次，可是我們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熱情，我很希望他們寫點東西。後來我就想，如果我現在來寫以現代化貫穿的近代史，到底怎麼寫法？照我看還是要有階級鬥爭的。寫近代史，階級、階級鬥爭逃不了。”

我對胡繩同志在這裡講到的基本觀點完全贊成。據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譽所長劉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國近代史上兩個基本問題，即民族獨立和現代化（劉大年用的是近代化）問題幾度寫過文章，發表過意見。我本人也多次討論過這個話題，如，1984年在《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的《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1987年在《紅旗》雜誌第6期發表的《也談近代中國的“開關”問題》、1996年在《當代中國史研究》第6期發表的《“告別革命”說錯在哪裡》等文章都涉及這個問題。當然，這些還說不上系統討論，我想胡繩所期待的正是系統的討論。所以，胡繩同志這個批評很值得我們重視。

最近幾年，胡繩同志養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擾他休息，期望他有一個安靜的環境，儘快康復。1995年中，胡繩同志在301醫院做大腿的外科手術，我曾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鄭惠同志去看過他。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聽說胡繩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給他寫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個人表示問候，同時報告近代史所的同志們正在準備按照他提出的中國近代史的時限框架，撰寫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通史》。但是這時候，他的身體已大不如前了，我沒有收到他的回信。

胡繩同志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大師，是用馬克思主義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鋒，他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是需要認真加以總結的。2000年11月5日胡繩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召開追思會，我在那次會議上有一個簡短髮言，初步評述了胡繩同志在創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中的功績。我在那個發言中說過：“胡繩同志、范文瀾同志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指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拓者。范文瀾1943年在延安發表《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1945年發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1946年在冀中根據地出版《中國近代史》上冊，這是代表在革命根據地延安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探索。范文瀾是老一輩學者，由於革命事業的需要，他從一個經學家轉變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又進一步轉變為近代中國歷史的探索者。胡繩同志1937年發表《“五四”運動論》，1939年發表《論鴉片戰爭》，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據地以外從事革命活動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近代中國歷史的探求。胡繩發表《“五四”運動論》時只有19歲，還是一個風華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也不過30歲，他的這本著作在解放后長期被作為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青年的經典讀物。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在北方的根據地出版，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標誌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國近代史的成功，為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建立和興旺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現在看到剛剛出版的《童稚集》（胡繩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發現胡繩同志在1936年18歲的時候就發表了《〈中國近代史〉評介》一文，表明他已經開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解釋中國近代史了。這時候，范文瀾的研究方向還沒有轉移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上來。因此胡繩一生對中國近代史的貢獻，需要特別引起重視，需要總結。我現在提出這個題目，希望以後有機會來做這個題目。這是我的願望。

（本文根據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舉辦的“胡繩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談會”和11月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紀念胡繩逝世一周年”會議上的發言修改而成。）

胡 繩（1918年－2000年）江蘇蘇州人。北京大學畢業。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上海、武漢、重慶、香港等地從事黨的文化工作。曾任重慶《讀書月報》主編、《新華日報》編輯，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國家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歷史學會會長，中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第二屆會長，孫中山研究會會長。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 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是中共八大、十大、十一大、十三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三十年代初期學習世界語，曾任《世界》雜誌編輯、世界語之友會副會長等職。

1997年，胡繩同志倡議並帶頭捐款設立“青年學術獎勵基金”，旨在鼓勵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出好成果、多出人才。當年舉辦的首屆“胡繩青年學術獎”在學術界尤其是青年學者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和積極作用。幾年來，胡繩在病中一直牽掛著青年學術獎的工作。如今，“胡繩青年學術獎”已成為我國社會科學最高層次的青年學術成就獎，是面向全國青年的、多學科的社會科學獎，代表著老一輩學者對青年學者的深深期望，得到了學術界和社會的關心和支持。

實踐證明，“胡繩青年學術獎”從全國社會科學前沿的制高點出發，已成了推動全國的社會科學事業健康發展的一項重要工作，對全國的社會科學尤其是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產生了積極的導向作用，對推動社會科學界的科研創新、發現人才、出好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