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鐵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至今。祖籍浙江紹興。1934年10月出生於黑龍江安達中學尚未畢業轉入政法學校學習，畢業后至瀋陽政法機關工作。1955年，入吉林大學歷史系學習。196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師從李新先生攻革命史。主要研究領域：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

《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

1955年，渴望深造的陳鐵健重拾學途，入吉林大學歷史系學習，對近代中國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196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師從李新先生攻革命史，成為當時全國為數不多的史學研究生之一。

60年代初的中國，山雨欲來風滿樓。外面的政治氣候越來越緊張，正常的學術研究難以開展。好在陳鐵健遇到了李新、黎澍等各方面均堪為風範的良師，在他們指導下，他“埋頭書齋，諸事不問”，根據李、黎二先生制定的學習計劃和必讀書目，努力研讀，逐步深入到了學術的堂奧，為其後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1966年，“文革”的狂飆席捲中國，史學界由於有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文章發表，更成為重災區。5月，陳鐵健參加黎澍主編的《歷史研究》寫作組，奉命撰寫批判吳晗的應景文章。不料，這又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文章剛剛面世，即被6月3日的《人民日報》欽點批判，作者們的壓力之大可以想見。陳鐵健回憶，當時黎澍“不動聲色地輕輕對我們說：‘這是對著我來的，不關你們的事。也好，可以免去批判別人之勞，坐等別人批判了。’”雖然黎澍承擔責任，陳鐵健也沒有倖免於運動的衝擊，被作為“保皇派”受到批判，再加上其一篇反對戚本禹影射史學文章被作為“最惡毒”稿件亮出，更被扣上“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和“修正主義苗子”的帽子，列入“清理階級隊伍”的被清理名單。

“文革”十年，陳鐵健經歷了無休止的各種動亂和派爭，學術工作無法正常開展。但他始終認為這只是暫時現象，堅信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中華民族，終將以理智戰勝愚昧。他儘可能擠出時間，繼續其鍾愛的歷史研究，同時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能見到的中外名著。“文革”時代，知識分子讀書也成了一種奢侈，當時，最能讓陳鐵健興奮的，無疑就是讀到一本好書了。

1975年，在周恩來支持下，鄧小平大刀闊斧整頓生產和社會秩序，混亂中的中國呈現一線生機。和當時大多數有良知的中國人一樣，陳鐵健熱誠擁護鄧小平恢復經濟的努力，希望中國能由此走上正軌。但是好景不長，不久“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歪風就在全國颳起。隨後，覺醒了的廣大人民在天安門廣場發出的要求正確領導的呼聲又遭血腥鎮壓，中國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陳鐵健深惡痛絕，“反擊右傾翻案風”風吹正緊時，他在一次會上說對“批鄧反右”不感興趣，含蓄表達對極左分子的反感和不滿，險些被打棍子。

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後，陳鐵健開始煥發出學術的青春。他在《歷史研究》參加撰寫了一系列揭批極左錯誤在史學領域製造混亂的文章，其透徹的洞察力、犀利的文筆初步得到了發揮。他回憶，這些文章“大抵都是由我撰寫初稿，經丁偉志修改或由他提出意見我再撰寫二稿，最後請黎澍審閱定稿”。《歷史研究》當時是“最具戰鬥性的學術刊物，解放思想，衝破禁區”（李銳語），陳鐵健執筆的這些文章對《歷史研究》的戰鬥性，乃至對歷史學界與理論界的撥亂反正應該說是起到了作用的。

這時期，他有多篇文章發表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歷史研究》等報刊。其中，1978年4月，在中國許多人還對“文革”神化領袖現象缺乏清醒認識時，陳鐵健在《人民日報》發表《神化雜談》一文，對“文革”期間歷史學界的一些奇談怪論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對太平天國及義和團運動的一些陰暗面作了客觀論述，要求還歷史以真實面目。指出，當時的思想運動實際“也是一場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運動”。這些話寫於真理標準大討論前一個月，由此可見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確實是思想啟蒙的必然結果，同時，陳鐵健的膽識和見地確有其過人之處。其實，這篇文章談到的有關秦始皇、太平天國、義和團等一些問題，今天看來仍不失其意義。

有這些不太一般的經歷作鋪墊，或許《重評〈多餘的話〉》橫空出世，也便順理成章了吧。

《重評〈多餘的話〉》發表后，一時間成為史學界的熱門話題，討論該文的文章達數十篇之多，陳鐵健也走上系統研究瞿秋白之路。1979年夏初，應中紀委之邀，他參加對瞿秋白就義問題的複查工作，實地查訪了當年參與瞿案的有關人員，調讀了大量有關檔案材料。洗雪了瞿秋白“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的不白之冤，同時也為開展瞿秋白研究積累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1981年起，陳鐵健又參加編輯瞿秋白文集、選集，對瞿秋白的思想、經歷有了進一步的更深了解。80年代初、中期，他先後發表瞿秋白研究方面論文數十篇之多，在深入的專題研究基礎上，1986年，飽含他數年心血的《瞿秋白傳》問世。這部著作出版后，“標誌著對瞿秋白進入了全方位的研究，也開創了為中共領袖人物立傳的先例”。他本人也被同行譽為“以十年心力拚搏，以義膽真情、健筆美文和鐵的邏輯奉獻出了多方面的佳作煌論，成為新時期瞿秋白研究的大家功臣。”1995年，該書又易名為《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再版。

在瞿秋白研究卓有成就的同時，陳鐵健還在向史學的更廣領域探求，努力拓展研究空間，奠立其現代史學研究專家的地位。從70年代末起，他和李新開始主持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全書共21卷，希望“為各種專題著作、通俗讀物和文藝作品提供有用的材料”。1983年，該書第1卷《偉大的開端》面世，立即在史學界及廣大讀者中產生強烈反響，到1996年，該書12卷已全部出齊，這是迄今為止國內有關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最浩大、最有影響的一部巨著。陳鐵健作為主編之一，為該書的組織編寫和出版，盡了很大心力。

陳鐵健有著中國傳統文人的風骨，也有自古以來文人們的雅好，他善書，喜畫，常蒔弄山石樹樁盆景，把玩筆墨文硯，更喜好祖國山水。足跡遍及東西南北名山大川，尤愛古樸純真的江南古鎮周庄、?直、同里等。每至上海，必赴周庄，三年中七游周庄、攝影數百幀。吟詩作賦，也不無清興。他有詩吟周庄：

青光紅燭三元樓，

徘徊欲去更遲留。

乘興莫問家何在，

周庄一夕喜重遊。

江南古鎮，小橋流水，夕陽西下間，遠遠飄過來的晚風漁唱，引動多少淡泊明志者的惆悵鄉愁。陳鐵健是淡泊的，許多次，他都放棄了來自各方面的誘惑，堅守他學問中——其實也是他心靈中屬於自己的那一片天地。1979年，他曾請茅盾為其題寫茅吟《紅樓夢》詩：

無端春色來天地，

檻外何人輕叩門；

坐破蒲團終徹悟，

折罷梅花暗銷魂。

詩寫得很有風味，字也書卷氣十足，一進他家的客廳，看到這首詩，一代文豪徹天透地的清明氣象即撲面而來，而主人的胸懷、學養也悄悄著落其中。

陳鐵健以淡泊自勵，但對人處事，並不改其熱情，對青年人尤其熱心扶持。和他接觸過的青年，常常為他的熱情和關心所感動。從80年代中期起，他又先後成為碩士、博士生導師，擔負傳道、解惑的任務。他指導學生，充分發揮其個人的能力，重視啟發而輕灌輸。或許是其本人於諸子學及唐宋八大家處得益甚多，他很強調閱讀古典經籍和理論著作，完整的國學基礎和一定的理論思維訓練，是其對研究生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指導。在繁忙的研究、育人之餘，他不忘擠出時間，指點新人新作，推薦新觀點，支持學術界言之成理的大膽突破。要求於無言處有言，於不疑處生疑。在一篇關於現代史研究狀況的文章中，他寫道：“新的學術見解，新的研究結論，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推翻傳統的或流行的結論。敢不敢於把新的研究成果公諸於世，敢不敢於揭示歷史真相？這是對於史學研究者的考驗。除卻理性的科學的頭腦之外，還需要具備堅持真理無所畏懼的膽識。”他本人是這樣做的，更希望有眾多的後學之士能一代代把歷史學向更真實、更可信、更具說服力的方向努力推進。

鼓勵大膽突破，打破陳言舊說，但並不是放言無忌，歷史學應有所本，其根本就是充分佔有並認識、分析史料。陳鐵健每作一文，都廣泛搜求史料，並再三深思，反覆推究，力求言之有據，不發陳言、空言。學問之道，真可謂字字心血。

伴著豐厚的成果，陳鐵健已經漸漸步入了人生的晚境。不過，和他本人一樣，陳鐵健的思想並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退化，他仍然年輕，仍然充滿著活力。希望我們能更多更經常地看到他處處體現著錚錚鐵骨的文字，希望他能更長久地人如其名——其健如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