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來棣

1926年1月2日，王來棣出生於浙江省平陽縣一個富裕家庭。祖父王理孚是鰲江開埠先驅，父親王文川（王載彤）是20世紀30年代溫州地區著名實業家，創辦了浙南閩北著名的王廣源商行，為鰲江的歷 史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王來棣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1940年代初在永嘉中學（現浙江省溫州二中）讀書時，在話劇和文學上顯示出天分，成為學生劇團的骨幹。王來棣當時的國文老師是著名詞學家夏承燾的高足、“台灣文壇上閃亮的恆星”的女作家琦君（原名潘希真）。王來棣參與琦君組織的詩社和話劇社活動，和同學自籌經費演出抗日劇，不僅在校內演出，還到社會公演。

抗日戰爭結束后，王來棣考入浙江大學史地系。浙江大學“求是”精神影響了王來棣，這位1949年畢業的浙江大學女生80歲時回憶起老校長竺可楨仍心懷感激，“在我的腦子裡，他同學生的關係像父子一樣。”王來棣迅速靠近中共地下黨組織，並成為地下黨員，還擔任過地下黨浙大總支委員。也是在浙江大學，王來棣與當時物理系助教、王來棣地下黨負責人許良英相識、相愛。

1952年9月，王來棣被調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從事現代史研究，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時期的歷史。由於相關文獻資料極少，工作很難深入，王來棣從口述資料的搜集入手。當時，經歷過中共初創時期歷史的當事人，還有不少健在。在研究所所長、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幫助下，自1956年4月至1957年5月間，王來棣先後採訪了30多位中共創始人和早期黨員，其中包括李達、馮白駒、曾希聖、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陳望道、施復亮、沈雁冰、邵力子、楊之華、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鋤平、朱務善、劉仁靜、於樹德、鄧穎超、劉清揚、賈石亭、馬馥塘、黃秀珍、吳德峰、夏之栩、蕭三、陳公培等人。整理出來的訪談記錄稿，受訪者大都作了仔細修改、補充和訂正，這為重建早期中共歷史作出了貢獻。

研究剛有進展，王來棣的家庭卻突遭橫禍。1957年6月開始“反右”運動時，王來棣的丈夫許良英本來不是“反右”對象，卻因公開反對“反右”運動，被打成“極右分子”。1958年3月1日，許良英被撤銷一切職務，發配黑龍江省密山國有農場監督勞動。許良英選擇退職“自謀生路”。王來棣沒有馬上與丈夫“劃清界限”，1個月後即以包庇“右派”丈夫的罪名被開除黨籍，研究中共歷史的資格被取消，訪談計劃中止。為不連累王來棣和兩個兒子，1958年4月，許良英決定回浙江老家務農。此後近20年，王來棣獨自撫養兩個兒子成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王來棣開始研究民主制度、人權理念，同時重新思考20世紀的中國革命。

1978年後，王來棣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幾個問題》《立憲派的“和平獨立”與辛亥革命》《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兼與胡繩同志商榷》等多篇論文，其中，王來棣和許良英共同署名的《評“專制的對立面”之爭》《走出偽民主誤區》產生了很大反響。王來棣還對20世紀50年代的訪談作了重新整理，對受訪人刪改整理稿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並將部分整理稿和修訂稿同時影印出版。

徠從1987年起至去世前，王來棣與先生許良英一直致力於啟蒙性的學術著作《民主的歷史與理論》的研究和寫作，王來棣負責希臘部分、中國部分，許良英先生負責從羅馬、荷蘭、英國、美國到法國民主演變的歷史。

1.《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幾個問題》，10.7千字，《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立憲派的“和平獨立”與辛亥革命》，10.5千字，《紀念辛亥 革命70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英文稿（加拿大陳志讓教授翻譯）發表於“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Spring-Summer，1985年。

3.〈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兼與胡繩同志商榷〉，21千字，《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4.《孫中山的自由平等觀的演變和所揭示的問題》，20千字，《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華書局，1939年。

5.《論希臘民主制》，10.5千字，《政治學研究》，1988年第5期。

6.《駁民主在中國“古已有之論”》，6千字，《萊茵通信》（德國版），1993年第3期。

7.《中國人接受人權概念的艱難歷程》，20.3千字，《知識分子》（美國版），1994年秋季號。

《“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60.8千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歷史學者雷頤：王來棣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難能可貴，胡繩也難能可貴，把它作為一個學術問題完全平等地進行討論。這是學術上的一段佳話，現在更應該有這種風氣。

2.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歷史系教授王作躍：師母是一位傑出的中國近代史學者，她對中共早期黨史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她和許良英老師合作的民主歷史與理論的研究也將對中國的民主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她的去世是史學界的一大損失，也使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失去了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

3.旅德學者仲維光：我是1975年在商務印書館許良英先生的臨時住所認識許良英先生的，但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還不曾見過許良英先生的時候，我就認識了王來棣師母。我和王來棣的長子許成鋼在一個中學，是一個群體中的朋友。那時候我們是一群充滿想象力和激情的孩子。王師母對我來說是一個慈祥的長者，這個感覺從來沒有變過，一直到後來我成為了許良英先生的學生，還是如此。但是那個時候我就聽同學說，她實際上是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一書很多章節的撰寫者。那個時候，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那本書可都是大學者的事情，所以王老師在我們心裡也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可這層神秘從來沒有壓倒過她的親切和藹，所以我永遠的感覺是，她是一個典型的充滿感情的母親。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是一個充滿反叛的孩子，從1975年我第一次見到許先生，在商務印書館，我們就爭論。後來他們搬到了科學院黃庄宿舍，我到許先生那裡去的時候還是繼續爭論，有幾次我們爭論的非常激烈，幾乎都動了感情。但是王老師永遠是微笑地看著我們爭論。有她在，我甚至潛意識地總是以為王老師在支持我。這是她性格的力量，讓我們感到親切，也是她人性的力量。在許先生家我不知道吃過多少次飯。每次無論許先生還是王老師都讓我感到如在自己的家裡。她總是在不停地照料著我。我的那些同學大約都在許先生家吃過飯，都會對此有著深刻的影響和感受。

4.學者傅國涌：她雖然經歷了那麼多風雨，晚年又疾病纏身，但總是表現出從容、淡定，沒有焦躁、不安或激憤。每次見到她，她都是那樣平靜，我與許先生聊天，她總是靜靜地坐在一邊，偶爾說幾句，也總是慢聲細語。所以每次去她家，都可以感受到一個人可以如此淡定地立在這個世界上，和世界上烏七八糟的東西毫無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