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年

劉大年於1915年8月出生於湖南華容縣一個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戰爭前家境已經衰落。六歲入小學，大部分時間念私塾。

1936年肄業於長沙湖南國學專修學校。

1938年受到徐特立、王凌波指點，8月到達陝北，進了陝北抗日軍政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畢業。

1939年起，他先後任冀西專區行政幹部學校教導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冀南行署宣傳科長、教育科長，冀南抗戰學院、政治學校教員，北方大學工學院副主任，北方大學、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副主任。

1947年著手研究中美關係史。

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擔任研究員，兼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副局長，並為科學院黨組成員。1954年以後，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那時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年事已高，經領導機關同意，專心於中國通史的寫作，由劉大年主持所務。“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走資派批判，下放勞動。

1978年恢復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2年以後，他離開近代史研究所的實際領導崗位。

1964年起，劉大年連續當選為第三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是六、七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

1980年中國史學會重建，他當選為第二、第三屆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執行主席，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孫中山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北京理工大學校友會名譽會長。

從小學至湖南國學專修學校肄業，劉大年大半受的是舊式傳統教育。他把所謂“國學”看作根本學問，一意追求，很少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到陝北以後，讀到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原著是《共產黨宣言》。雖然似懂非懂，卻在自己頭腦里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從此，只要是新書，不管是政治經濟學的、哲學的、外國歷史的，都如饑似渴地去讀。從湖南到陝北的途中，他還提醒自己：“國學”是我們祖宗立國的根本，不可忘記。讀過那些有限的新書以後，彷彿大夢初醒。盲目崇拜孔學的觀念，不知不覺煙消雲散了。他從此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和獻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條道路，最現實的就是到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前線去，從事民族解放的鬥爭，經受鍛煉和考驗。這是那時許多有覺悟的青年知識分子共同走過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方面事業的乾材，很多是這一代經受過抗日戰爭烽火洗禮的青年。

在抗日根據地里，他一直從事宣傳教育工作，需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同時又在一些院校、訓練班屢次講授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等課程，更需要讀有關的書，特別是讀歷史書。抗日根據地環境艱苦，談不上多少文化設施，但也不是無書可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及蘇聯人、日本人講中國社會歷史的書，在少數人手裡仍然能夠找到。他就是在那時讀到上面這些著作，並引起對哲學、歷史學的重視的。抗日戰爭的八年，在一方面可以說是他為以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做準備的八年。

抗戰勝利后，劉大年棄戎從學，開始從事學術工作。如果說，抗日戰爭的八年，劉大年是作為一名戰士，經歷戰火的洗禮與考驗，關注中國的命運的，那麼，這時候，他開始嘗試換一個角度，以學者的身份觀察中國的歷史與中國的命運。劉大年不是一個只坐在書齋里，鑽進象牙之塔里做學問的學者。他像在前線作戰的戰士總是依據戰線的實際而又迫切的需要，選取最重要的突破口那樣，依據中國社會現實的急切需要以及從中國與世界關係發展的大局出發，提出課題，展開研究。他具有“國學”的良好根底，又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解剖刀，分析歷史資料，研究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他寫出的一些研究論著，受到新興的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研究者重視。

一、自撰

《美國侵華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初版、1954年再版

《台灣歷史概述》（與丁名楠、余繩武合著）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初版、1962年再版，香港三聯書店1978年版

《中國近代史諸問題》人民出版社,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時改名《中國近代史問題》

《赤門談史錄—論辛亥革命的性質》,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抗日戰爭時代》,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二、主撰

《中國史稿》，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版

《中國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

《中國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三、主編

《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孫中山書信手跡選》，文物出版社1986年

《中日學者對談錄—盧溝橋事變50周年中日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

《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7年再版

抗戰勝利后，劉大年棄戎從學，開始從事學術工作。

劉大年著重於中國近代史和歷史學理論問題研究。他將1840～1919年近代中國80年的歷史劃分為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起義失敗、1864年至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及1901年至五四運動爆發的3個不同時期。認為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的重要意義在於認識歷史如何規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

劉大年寫的頭一本書是《美國侵華簡史》。1947年，他生病離開工作修養，開始收集中美關係史資料。1949年8月，《美國侵華簡史》由華北大學出版，同時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不久經過修改、補充，於1951、1954年，以《美國侵華史》為書名，由人民出版社出。蘇聯、朝鮮、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相繼出版譯本。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21卷（中國卷）歷史部分刊有記錄。

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設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中宣部提名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吳玉章、胡繩、杜國庠、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劉大年、尹達等11人組成。劉大年與我國老一輩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有密切聯繫。他與我國史學界著名的“五老”：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有很多工作關係。 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大年出版了《台灣歷史概述》（與丁銘楠、余繩武合著）、《中國史稿》第四冊（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諸問題》等三本書。《台灣歷史概述》可以說是《美國侵華史》的續篇。

劉大年主持了《中國史稿》第四冊的全部編寫工作，從提出提綱到最後定稿；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學者為這本書的編寫，貢獻了心力。

《中國近代史諸問題》是一本論文集，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二版時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問題》。其中《回答日本歷史學者的問題》、《亞洲歷史評價問題》和《論康熙》三篇論文，引起過國內外的評論和爭論。1965年5月，他應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屆歷史學會，提供的論文《亞洲歷史評價問題》，受到與會者歡迎。1965年7月《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報》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後刊載。

“文化大革命”以後，劉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繼續研究中國近代史，二是研究歷史學理論問題。這以後，出版了《赤門談史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冊，主持編寫）、《劉大年史學論文集》、《抗日戰爭時代》以及《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主編）等幾部著作。

《赤門談史錄》主要討論辛亥革命的性質，列舉經濟基礎、領導革命的社會力量、同盟會綱領、革命的主力軍等四項根據，說明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文化大革命”後期，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準備擴充。近代史部分仍由劉大年主持編寫。他那時從設在河南回到了北京，還沒有“解放”。郭沫若把近代部分獨立出來，定名為《中國近代史稿》。劉大年約集丁銘楠、錢宏、樊百川、張振鵾、龍盛運、劉仁達、金宗英等參加編寫。1978年出版第一冊，1984年出版第二、三冊。

《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出版於1987年。他講歷史學理論的文章大部分收在《論文集》裡面。這些文章是：《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問題》、《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歷史上的群眾與領袖問題》、《歷史研究的時代使命問題》、《歷史學理論的建設問題》等。

1982年，日本文部省規定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公然否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1987年，他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發表《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劉大年作為全國人大常委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就日本當局在侵華戰爭性質問題上的倒退做了義正詞嚴的發言，曾吸引國內外視聽。日本報紙迅速轉載這個發言，蘇聯、法國、美國報紙、通訊社紛紛發表評論，譴責日本當局的行徑。此後幾年裡，劉大年撰寫了好多篇有關抗日戰爭史的論文。1996年，他將這些論文結集出版，題名《抗日戰爭時代》。同時，他還用相當多的精力，組織並主持編寫了《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這本學術著作。該書在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時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訂再版。

《劉大年著作目錄》里有兩篇文章，一篇題為《駁一個荒謬的建議——批判榮孟源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觀點》，另一篇題為《吳晗的反革命面目》。劉大年之所以寫出這兩篇“惡文”，其根本原因，卻在於當時的大環境。是應時應景的“遵命文學”。

這樣兩篇應時的“遵命文學”，事過境遷，大環境改變了，被批判者昭雪了、平反了。照 道理說，大年同志在編輯自己的《著作目錄》時不收也可以，至少，不會有人提出異議，但是，劉大年還是收了，特別是在有人“抗議”之後，還是收了，並且為此專門指示編選者：“作者認為觀點是錯誤的，但篇目仍應保留，以符合實事求是。”

人一輩子做的許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壞事。劉大年敢於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文過，不遮醜，不隱惡，堅持將自己寫過的兩篇“惡文”編入自己的《著作目錄》，體現出一個歷史學家忠於歷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