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廬
中國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侯外廬（1903年2月6日～1987年9月14日），男，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山西省平遙縣人。
青少年時代，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高等師範學校。24歲結識了李大釗，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1927年赴法國留學，經成仿吾、章伯韜介紹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主編過周恩來等創辦的《赤光報》。1936年與王思華翻譯了《資本論 》第一卷。抗日戰爭時期曾在重慶主編《中蘇文化》，在上海香港主編《文匯報》副刊，並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宣傳活動。1948年進入東北解放區。
1903年2月6日，（清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九）生於山西平遙縣西王智村。侯俊岩之兄。取名外廬，是因為“王國維深信君子三畏”，“以‘畏’自戒”，將蘇東坡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反其意而用之，1928年初，起名‘外廬’，以‘外’自戒”。
1923年，入北京政法大學法律系，次年又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專業。
1927年夏，赴法國留學，入巴黎大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
侯外廬先生
1930年春，歸國任哈爾濱法政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任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師範大學教授。
1932年2月，被捕入獄，次年8月被保釋出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山西、西安等地從事著譯活動，並參與創辦臨汾民族革命大學。
1938年，在重慶主編《中蘇文化》，並參與中蘇文化協會及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工作。
1946年，在上海從事著述活動，並主編《文匯報》之《新思潮》周刊。
1947年，轉任香港達德學院教授。
1948年，去東北工作。
1949年3月，入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1951年後，歷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名譽顧問、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等。
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1987年9月14日，病逝於北京。
認識李大釗
20世紀20年代初，侯外廬在北京同時讀兩個大學：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法政大學攻讀的是法律，師範大學修研歷史，在這裡，他認識了李大釗。認識李大釗是由侯外廬的朋友高君宇介紹的。後來侯外廬記述了第一次見面的情形：“他（李大釗）對幾個年輕人很熱情，既談思想，又談學術。我向他討教對中國革命前途的認識，和對各種理論的見解，他都一一作答。與大釗的接觸，使我的思想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開始以更高的自覺性和更大的熱情參加學生運動。從他那裡感染到對理論的濃郁興趣，對我一生都有影響力。”
認識李大釗之後，侯外廬就常向李大釗借一些外界不大能見到的書籍。此時的侯外廬，閱讀廣泛，對各派學說都努力涉獵，希圖從中尋出濟世救國的思想、理論。但是，當時馬克思主義原著及譯本極難見到，就連李大釗當時借給侯外廬的，也只是布哈林所著《唯物史觀》的英譯本，以及羅莎·盧森堡等人的著作，這在當時也屬不可多得。
創辦刊物
侯外廬
由於《下層》顯而易見的色彩和立場，當時的軍閥政府立即下令取締。這年冬天，侯外廬為還借款，在北京東交民巷道升洋行與李大釗見面。侯外廬向李大釗介紹了《下層》發行后的反映和被查禁的情況。李大釗說，刊物即使被查禁，也是一場勝利。李大釗還鼓勵侯外廬參加國民黨組織，希望為它做一些實際工作。侯外廬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向李大釗談到自己對理論很有興趣，很想先在理論上追求真理。他表達出自己的一個心愿：想翻譯一點馬克思的重要著作。這樣一則可使自己深入鑽研馬克思主義理論，二則可以為國內廣大探求真理的讀者提供營養。這個想法得到李大釗的贊同。
但是，這個心愿在當時很難實現。因為侯外廬在北京幾年也未找到一本馬克思的原著，更遑論翻譯了。接下來，時局驟變，張作霖對進步人士大肆搜捕。侯外廬因為接觸過李大釗，主編過《下層》刊物，也被列入黑名單中。面臨逮捕危險的朋友各奔前程，侯外廬也決定取道蘇聯，赴法國勤工儉學。
翻譯《資本論》
資本論
也就在這段時間，傳來了李大釗被北洋軍閥政府殺害的噩耗，悲憤之餘，侯外廬更堅定信心，發誓要譯出《資本論》，以此祭李大釗英靈，“以酬他對我的蒙師之教”。
到了法國之後，侯外廬一面在巴黎大學聽布克萊教授講“唯物史觀”，一面從字母開始學習德文。其餘時間，幾乎全部用來自修鑽研《資本論》。
但是，侯外廬幾乎沒有經濟來源，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此久留。為了珍惜這裡的“自由空氣”，他充分地利用著每一天時間。據侯外廬後來回憶：“那時候，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除了上圖書館，幾乎足不出戶。”巴黎是世界文化薈萃之都，可侯外廬在此三年，竟然一次也沒去參觀過盧浮宮、凡爾賽等名勝，連埃菲爾鐵塔也只是遠望，無暇登臨。他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部獻給了學習和翻譯《資本論》工作之中。
閱讀學習
到法國一年之後，經過充分研讀準備的侯外廬，開始試譯這部偉大的社會科學著作。當時侯外廬所依的藍本，是《資本論》德文第四版。為了譯得確當，他還參照英、法、日文幾個譯本。據侯外廬自己講：在語言方面，我幾門外文的水平都不高，僅英文較有基礎。在理論方面，自認對馬克思主義知之不多，還須從頭學起。而《資本論》，是馬克思以四十年心血所系的巨著，它不僅是人類寶貴的精神成果，而且僅就其中的內容，也是一座包含了豐富人類知識的寶庫。侯外廬遇到的翻譯難度，大到難以想象。
侯外廬在試譯《資本論》的過程中，雖經長時間準備，可仍常常存在障礙。侯外廬最下大功夫的是補讀了馬克思哲學及經濟思想來源一脈的黑格爾哲學，亞當·斯密經濟學的幾部大塊頭著作。這些補讀，收益甚大，以至侯外廬後來說：回想起來，多虧了十年翻譯《資本論》期間受到知識貧乏的壓力，若不是那十年為擺脫知識貧乏的壓力所做的努力，以後未必會有機會那樣廣泛地閱讀和學習。
在法國三年，侯外廬付出了幾乎全數的時間和精力，得來的成果，是譯完了《資本論》第一卷二十章。帶著這些成果，侯外廬於1930年回國。回國之後，他依然沉浸於這項艱巨的工作之中。但是，他感覺自己所譯的文字方面應當有所改進，便與曾在英法留學的經濟學家王思華合作，又重新開始移譯；並與書店簽訂了出版合同。
合譯
1932年，侯外廬與王思華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一至七章）由生活書店出版；1936年第一卷合訂本出版（這個譯本出版后，侯外廬曾托請紅軍駐太原的代表周小舟轉呈一部給毛澤東。解放后一次到中南海開會，毛澤東還對侯外廬提到自己在延安見到過他所譯的《資本論》）。再後來，侯外廬仍獨自以全力進行第二卷和第三卷關於地租部分的翻譯。這期間他時時受到坐牢的威脅，並且就在監獄里，仍以“匹夫不可奪志也”為誓言，努力深造德文，為出獄後繼續翻譯做準備。
就在侯外廬翻譯《資本論》的同時，中國也有人正在進行著這方面的努力。1930年時，由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陳啟修先生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一、二、三章，由崑崙書店出版；1928年，王亞南與郭大力兩個不足30歲的青年也開始合作翻譯《資本論》。抗戰開始后，生活顛沛流離的侯外廬才被迫中斷《資本論》的翻譯。後來王亞南、郭大力的譯本出版，侯外廬才與生活書店解除了翻譯出版合同。此時，距他開始與《資本論》結緣，已經整整十年。
侯老部分弟子合影
第一，將社會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密切結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特點有科學的理解，並且提出“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對中國社會歷史進行研究，在對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歷史深入探討的基礎上，對中國的思想史進行科學的理解和研究。
第二，侯外廬先生在研究社會史的基礎上，注重對社會思潮作比較全面的考察，力圖把握社會思潮與社會歷史的聯繫及其所反映的時代特點，進而研究不同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歷史地位。
第三，注重古代學術史研究，把歷史上所有思想都視為具體學術背景下的產物，任何思想命題都
是從當時的學術研究中醞釀出來的。既要看到社會歷史發展對思想的影響，也不忽略學術本身在思想史進程的相對獨立的地位。
侯外廬舊照
第四，主張既要尊重中國思想學術自身的特點，也要參照西方思想學術成果，才有可能科學地解釋中國思想的發展史。
第五，研究每一個具體的思想時，從哲學觀點、邏輯結構、思維方式和社會意識等角度統一剖析思想家觀念的內部結構和本質特徵，以達到對該思想家學術成果的準確把握。
第六，提出對思想家的研究必須做到“橫通”與“縱通”相結合。所謂“橫通”就是考察思想家個人的思想體系與同歷史時代其他思想家與流派的關係；所謂“縱通”是考察不同時期思想的流變，以及該思想家在流變過程中的地位。如此，才可能比較準確地把握一個思想家在思想史中的價值。
侯外廬一生主要從事社會史、思想史的學術研究，並親身執教，對教學管理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特別是在西北大學擔任校長期間，對該校的教學、科研及學校的擴建與發展有重要貢獻。侯外廬在長期的革命教育及管理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提倡實踐精神與求實作風；提倡“韌的追求”；鼓勵學生勇於獨立思考，並有所創新和前進；倡導教學和科研的統一。
侯外廬先生在20世紀眾多史學家中，獨樹一幟，在很多方面自成體系，例如：對中國思想得發展歷程做了系統梳理，明確從社會史入手解決思想史問題，擴大了思想史的研究範圍，發掘出很多曾經不被重視的的思想家和“異端”；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中，釐清了中國古代城市和國家的起源；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解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
| 作品名稱 | 附註 | 出版時間 | 出版社/刊物 |
| 《資本論第一卷上冊》 | 馬克思原著、與王慎明合 譯 | 1932年 | 北平國際學社 |
| 《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 | 1934年 | 山西國際社 | |
| 《資本論第一卷》 | 馬克思原著、與右銘（王思華）合譯 | 1936年 | |
| 近代中國社會結構與山西票號 | 重刊於1938年該刊第3卷第4期 發表 | 1936年冬 | 《中山文化季刊》 |
| 中山先生“革命的人文主義”之特徵 | 發表於1939年1月1日 | 1939年 | 《時事類編》特刊第29期 |
| 中國學術的傳統與現階段的學術運動 | 發表於1939年4月 | 1939年 | 《理論與現實》第一卷第一期 |
| 中國革命同盟會的精神 | 發表於1939年5月1 | 《時事類編》第36期 | |
| 社會史導論 | 發表於1939年9月 | 《中蘇文化》第4卷第2期 | |
| 略論方法問題 | 發表 | 1940年 | 《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 |
| 歷史的階段與了解 | 發表 | 1940年 | 《讀書月報》第2卷第9期 |
| 中山先生年譜 | 與李甄陶合編 發表 | 1940年3月12日 | 《中蘇文化》第5 卷特刊 |
| 中山先生遺教的核心精神 | 發表 | 1940年3月12日 | 《中蘇文化》第5卷特刊 |
| 論晚清百年來金融貴族的成毀 | 發表 | 1941年2月 | 《讀書》月刊第2卷第11期 |
| 阿Q年代的“問題” | 發表 | 1941年10月 | 《中蘇文化》第9卷第2、3合刊 |
| 屈原思想的秘密 | 發表 | 1942年1月 | 《中蘇文化》第11卷第1期 |
| 1942年2月17日 | 《新華日報》轉載 | ||
| 屈原思想淵源的先決問題 | 發表 | 1942年1月 | 《中蘇文化》第11卷第2期 |
| 1942年4月22日 | 《新華日報》轉載 | ||
| 申論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盡度） | 發表 | 1942年1月 | 《中蘇文化》第11卷第2期 |
| 周代社會諸制度考（署名徐樂英） | 發表 | 1942年7月 | 《群眾》周刊第7卷第14期 |
| 《中國古典社會論》 | 1943年1月 | 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 | |
| 孔子批判主義的社會思想底研究 | 發表 | 1943年4月 | 《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1期 |
| 中國古代“賢者”之史的研究 | 發表 | 1943年7月 | 《中山文化季刊》第1卷第2期 |
| 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 | 1943年 | 由國際出版社出版 | |
| 王國維古史考釋集解 | 1943年 | 由重慶三友書店 | |
| 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考 | 發表 | 1944年1月 | 《文風》雜誌第1卷第2期 |
| 乾嘉時代的漢學潮流與文化史學的抗議 | 發表 | 1944年5月 | 《中山文化季刊》第一卷第4期 |
| 東方古代文明理解之鑰匙 | 發表 | 1944年5月 | 《文風》雜誌第2卷第5期 |
| 中國十七世紀思想家李二曲評述 | 發表 | 1944年5月 | 《中蘇文化》第15卷第3、4期合刊 |
| 顏習齋反玄學的基本思想 | 發表 | 1944年6月 | 《中蘇文化》第15卷第5期 |
| 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 | 1944年6月 | 重慶文風出版社 | |
| 黃梨洲的哲學思想與近世思維方法 | 發表 | 1944年7月 | 《中蘇文化》第15卷第6、7期合刊 |
| 第十七世紀初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號筒——龔定庵思想的歷史說明 | 發表 | 1944年8月 | 《大學》雜誌第3卷第7、8期合刊 |
| 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上卷） | 1944年11月 | 重慶三友書店初版 | |
| 黃梨洲的詩文論 | 發表 | 1944年12月 | 《民主世界》第1卷第14期 |
| 船山學案 | 1944年 | 重慶三友書店 | |
康有為在民國初年的反民主理論，發表於1945年2月《中華論壇》第1卷第2期。 第十七世紀中國的一個新世界觀，發表於1945年3月《中原 月刊第2卷第1期。 章太炎關於民族、民主的政治，發表於1945年3月《民主世界》第2卷第6期。 康有為與變法運動歷史，發表於1945年4月《中蘇文化》第16卷第3期。 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下卷），1945年6月由重慶三友書店初版。 古代文獻最初發現的中國古代文明考，發表於1945年6月《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 譚嗣同的社會思想，發表於1945年7月《中蘇文化》第16卷第6、7期合刊。 戊戌政變健者譚嗣同的思想流派，發表於1945年7月《民主世界》第2卷第12期。 “五四”文化運動與“孫文學派”的關係，發表於1945年3月《中華論壇》第1卷第5—6期。 關於哲學起源的理論探討，發表於1945年《民主世界》第2卷第6期。 蘇聯歷史學界諸爭論的解答，1945年8月由中蘇文化協會研究委員會出版。 我對於“亞細亞生產方法”之答案與世界歷史學家商榷，發表於1945年8月《中華論壇》第1卷第7、8期合刊。 章太炎基於“分析名相”的經史一元論，發表於1945年9月《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2期。 王國維古史決疑的諸範例，發表於1945年9月《中蘇文化》第16卷第8期。 中國古代氏族專政與政治起源，發表於1945年10月《中蘇文化》第16卷第9、10期合刊。 中國古代氏族專政的修正與否定，發表於1945年12月《中蘇文化》第16卷第12期。 中國古代的變法運動，發表於1946年3月《中蘇文化》第17卷第2、3期合刊。 民主的歷史考察——在沙坪墺的講演，發表於1946年4月11日《新華日報》。 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1946年7月由上海長風書店出版。 復甦聯歷史學家格萊科夫的信，發表於1946年8月《中國學術》創刊號。 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從經驗方面考察），發表於1946年8月《中國學術》第2號。 先秦諸子思想（評價），發表於1946年10月《青年知識》新4期。 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1946年由上海文風書局出版。 人類思維及哲學思想的發生，發表於1947年上海《唯民》周刊第3期。 新哲學教程（與羅克訂合著），1947年3月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 我怎樣研究中國古代史，發表於1947年《青年知識》第5期。 司馬遷思想的悲劇性，發表於1947年5月3日上海《文匯報》“新思潮”專欄第10期。 中國近代思想學說史（上、下冊），《新中國大學叢書》於1947年5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司馬遷怎樣說出墨者要旨呢，發表於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匯報》“新思潮”專欄第12期。 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與杜守素、趙紀彬合著，1947年6月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 司馬遷的諸子要旨及其用意，發表於1947年7月《大學》月刊第6卷第3期。 漢代社會新論，發表於1947年8月《大學》月刊第6卷第4期。 《中國古代社會史論》，1947年10月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 論縱橫家的商人思想，發表於1947年《讀書與出版》第2年第5期。 魏惡儒道論爭四派中之“儒道合”派，發表於1948年3月《時代評論》第5卷第99期。 秦漢魏晉南北朝神滅思想的戰鬥傳統與范縝的神滅論（與紀雲彬合作），發表於1948年3月《時代評論》第5卷第102期。 魯迅與中國思想傳統，發表於1948年9月22日香港《文匯報》“新思潮”專欄第2期。 文天祥思想（答讀者問），發表於1948年9月29日香港《文匯報》“新思潮”專欄第3期。 孫中山到毛澤東，1949年由山海書屋出版。 中國思想通史——中古編序，發表於1950年4月2日《光明日報》。 論漢代思想的階級性總傾向，發表於1950年4月26日《光明日報》。 魏晉思想之歷史背景與階級根源，發表於1950年5月1日《新建設》第2卷第5期。 關於五四運動誰領導的問題，發表於1950年5月4日《光明日報》。 漢代社會史緒論，1950年5月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與杜守素、趙紀彬、邱漢生合著。《新中國大學叢書》。1950年6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五世紀末唯物論者范縝研究，發表於1950年8月《中國科學》第1卷第1期。 關於學習社會發展史中的幾個問題，發表於1950年《展望》第6卷第12期。 社會發展史的一些問題，1950年由展望出版社出版。 魏晉玄學的社會意義——黨性，發表於1950年11月1日《新建設》第3卷第2期。 從魯迅筆名與阿Q人名說到怎樣認識魯迅並怎樣向魯迅學習，發表於1951年1月26日《光明日報》。 “實踐論”——中國思想史（知行關係）的科學總結，發表於1951年3月6日《新建設》第3卷第6期。 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與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合著，1951年5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武訓——中國農民拆散時代的封建喜劇丑角，發表於1951年6月5日《光明日報》。 嚴復思想批判，發表於1952年3月5日《新建設》第4卷第3期。 論洪秀全與洪仁玕，發表於1952年4月6日《新建設》第4卷第4期。 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問題，發表於1954年2月《歷史研究》第1期，《新華日報》五月號轉載。 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適用於古代中國問題，發表於《新建設》1954年第4期。 揭露美帝國主義的奴才胡適的反動面貌，發表於1955年2月《新建設》第2期，1955年4月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轉載。 孫中山——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發表於1955年3月12日《中國青年報》。 論明清之際的社會階級關係和啟蒙思想的特點，發表於1955年5月3日《新建設》第5期。 從對待哲學遺產的觀點、方法和立場批判胡適怎樣塗抹和誣衊中國哲學史，發表於《哲學研究》1955年第2期。 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修訂本），1955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司馬遷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發表於1955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4期轉載。 漢代白虎觀宗教仁義與神學法典《白虎通義》——兼評王充對白虎觀神學的批判，發表於《歷史研究》1955年第5期。 批判梁漱溟反動的歷史觀點及其復古主義，發表於《歷史研究》1956年第1期。 介紹高級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發表於《歷史教學》1956年7月號。 論中國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發表於《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195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集》轉載，又載入195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一集。 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1956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揭露美帝國主義奴才胡適的反動政治面貌，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孫中山的哲學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聯繫，發表於《歷史研究》1957年第2期。 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和啟蒙思潮的特點，發表於《歷史研究》1957年第3期，同年收入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 關於中國封建社會起源於秦漢之際，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專題報道。 中國思想通史一、二、三卷（增訂本），1957年3至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介紹陳確著書中所僅見刊本《葬書》的思想，發表於《新建設》1957年第6期。 方以智——中國的百科全書派大哲學家（上）發表於《歷史研究》1957年第6期。 方以智——中國的百科全書派大哲學家（下）發表於《歷史研究》1957年第7期。 學習先進理論，加強的思想路線，發表於《歷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蘇聯科學院編《哲學史》（中國哲學史部分）與馮友蘭、胡繩合著，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怎樣對待孔德的思想，發表於《哲學研究》1958年第2期。 中國哲學史略，1958年4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1959年外文出版社譯成英文出版。 談談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兼評馮友蘭先生的看法，發表於《爭鳴》1958年第5期。 古史領域中“厚今薄古”方針的鬥爭意義，發表於《歷史研究》1958年第5期，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厚今薄古論文集》選載。 《戊戌變法六十周年紀念集》序，1958年9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唯物主義者王安石（與邱漢生合作），發表於《歷史研究》1958年第10期。 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農民戰爭及其綱領口號的發展，發表於《歷史研究》1959年第4期。 關於封建主義生產關係的一些普遍原理，發表於《新建設》1959年第4期。 中國歷代大同理想，1959年4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王廷相哲學選集》序，1959年7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65年6月由中華書局重印增訂本。 王廷相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發表於《哲學研究》1959年第7期。 李贄的進步思想（與邱漢生合作），發表於《歷史研究》1959年第7期。 呂才的唯物主義思想，發表於《歷史研究》1959年第9期。 《陳確哲學選集》序，1959年5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明道編》序，1959年9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伯牙琴》序，1959年9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十六世紀中國進步的哲學思潮概述，發表於《歷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與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白壽彝、楊榮國、楊向奎、諸青合著，196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憶悼杜國庠，發表於1961年2月8日《光明日報》。 從“兄弟”談到歷史劇的一些問題（筆名常談），發表於1961年3月9日《北京晚報》，《文匯報》1965年12月8日轉載。 劉知幾的哲學和史學思想——紀念劉知幾誕生一千三百周年，發表於1961年3月12日《人民日報》。 中國古代不怕鬼神的思想傳統，發表於1961年3月25日《光明日報》。 論劉知幾的學術思想——紀念劉知幾誕生一千三百周年，發表於《歷史研究》1961年第4期。 侯外廬談如何對待中國哲學史遺產問題（中國科學院吉林省分院歷史研究所編寫），發表於1961年5月6日《光明日報》。 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幹革命派無神論思想的歷史特點，發表於1961年7月31日《光明日報》。 論湯顯祖《紫釵記》和《南柯記》的思想性，發表於《新建設》1961年第7期。 方以智《東西均》一書的哲學思想——紀念方以智誕生二百五十周年，發表於1961年8月6日《人民日報》。 湯顯祖《邯鄲記》的思想與風格，發表於1961年8月14日《人民日報》。 方以智對遺產的批判繼承態度，發表於1961年9月28日《光明日報》。 在嚴格的要求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發表於《紅旗》雜誌1961年第19期。 論湯顯祖劇作四種，1962年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傅山《荀子評論》手稿序言，發表於1962年6月3日《光明日報》。 湯顯祖著作的人民性和思想性，發表於1962年6月25日《光明日報》。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與張豈之合寫），發表於1962年7月12日《人民日報》。 《呂坤哲學選集》序，1962年10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方以智《東西均》》序，1962年1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李贄的封建叛逆思想——為紀念李贄逝世三百六十周年而作（與李學勤合寫），發表於1962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 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原名《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1963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柳宗元唯物主義與無神論思想，發表於1963年2月9日《人民日報》。 柳宗元的社會思想（與張豈之合寫），發表於1963年2月9日《光明日報》。 柳宗元《天對》在中國唯物主義史上的科學地位——兼看哲學黨性原則的具體表現（與李學勤合寫）發表於《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 中國哲學史中的唯物主義傳統，發表於《新建設》1963年第4期。 中國哲學簡史，1963年11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不同哲學流派及其發展，發表於《歷史研究》1964年第1期。 唐宋之際農民戰爭的歷史特點，發表於《新建設》1964年第3期。 略論辛亥革命前後美帝國主義對華精神侵略——近代帝國主義對華文化侵略史料的初步考察之一，發表於《新建設》1964年第8、9期合刊。 《柳宗元哲學選集》序，196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二十世紀林樂知念的“和平經”，發表於1965年5月28日《人民日報》。 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批判地繼承歷史遺產，發表於1977年9月1日《光明日報》。 中國近代哲學史，197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肅清“四人幫”流毒，積極開展哲學史研究，發表於《哲學研究》1978年第1、2期合刊。 深切悼念郭沫若，發表於《歷史研究》1978年第7期。 實事求是，搞好史學研究工作，發表於《歷史教學》1979年第1期。 悼念吳晗，發表於1979年2月17日《北京日報》。 中國封建社會史論，197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提倡科學的誠實態度，發表於《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 五四時期民主和科學思潮，發表於《紅旗》1979年第5期。 學術研究與“百家爭鳴”發表於《西北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 中國思想史綱（上冊），1980年5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怎樣造就社會科學人才，發表於1980年6月28日《文匯報》。 懷念呂振羽，發表於《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人民日報》於1981年2月17日轉載。 翻譯《資本論》（回憶錄之一）1980年8月發表於《中國哲學》第3輯。 《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序，1980年9月由齊魯書社出版。 坎坷的歷程（回憶錄之二），1980年10月發表於《中國哲學》第4輯。 坎坷的歷程（回憶錄之三），1981年發表於《中國哲學》第5輯。 學苑新葩——《中國哲學》評介，發表於1981年1月5日《文匯報》。 重視人才的培養，促進哲學史研究工作，發表於《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 飽嘗甘苦的十年，發表於上海《書林》1981年1期。 深沉的懷念——紀念杜國庠逝世二十周年，發表於廣東《學術研究》1981年第1期。 坎坷的歷程（回憶錄之四），1981年5月發表於《中國哲學》第6輯。 為真理而鬥爭的李達，發表於1981年6月18日《光明日報》。 歷史的豐碑——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發表於1981年10月19日《文匯報》。 侯外廬自傳，發表于山西《晉陽學刊》1981年第5期。 中國思想史綱（下冊），1981年10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資本論》譯讀始末，發表於北京《學習與研究》1981年試刊1期。 坎坷的道路（回憶錄之五），1982年5月發表於《中國哲學》第7輯。 船山學案（新版），1982年9月由長沙嶽麓書社出版。 坎坷的道路（回憶錄之六），1982年10月發表於《中國哲學》第8輯。 侯外廬論學書札，同上。 史林述學——《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發表於《文史哲》1982年第5期。 研究歷史要求新求實——翦伯贊學術紀念會書面發言，發表於1982年11月24日《光明日報》。 “只顧攀登莫問高”——紀念郭沫若誕辰九十周年，發表於1982年11月29日《人民日報》，又載《學習與思考》1982年第6期。 我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回憶錄之七），1983年2月發表於《中國哲學》第9輯。 撰著《中國思想通史》（回憶錄之八），1983年8月發表於《中國哲學》第10輯。 深切悼念尹達，發表於1983年8月10日《光明日報》，又載《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中國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發表於《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宋明理學史（上卷）與邱漢生、張豈之主編，198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發揚傅山的優良學術傳統——紀念傅山逝世三百周年，發表於《晉陽學刊》1984年第5期。 韌的追求（《回憶錄》），1985年10月由三聯書店出版。 民主、科學、創新，發表於《文匯報》1985年12月2日。 孔子研究發微，發表於《孔子研究》創刊號。 《嶽麓書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紀念文集》序言，1986年10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明理學史（下卷）與邱漢生、張豈之主編，1987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以智的生平與學術貢獻——方以智全書前言，1988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
侯外廬作品
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委員、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北京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哲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名譽會長等職。
曾當選為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常務委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