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1893年，生於北京，先祖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故入籍河南開封。

6歲，入中西小學堂。

8歲后，先後就讀於公立小學堂、蒙養學堂。

13歲，考入地安門外順天中學堂。

1911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順天中學畢業後任京津同盟會《民國報》編輯兼記者。

1912年，任《民國報》編輯兼外勤記者。總編輯孫炳文為其擬“漱溟”作筆名；同年開始讀佛典。

1916年，蔡元培聘請先生到北京大學任教。

1917年12月5日，到北京大學任教，為哲學門三年級講授印度哲學概論。

1918年3月，在北大哲學門研究所開始講授佛教哲學。

1923年9月，在北京大學開設“孔家思想史”課程。

1925年春，返回北京。后與熊十力及山東六中部分學生住什剎海講學。

1926年1月，與師友遷居萬壽山北大有庄同住共學。講《人心與人生》。

1927年1月，應邀為北京高校講演《人心與人生》《我對於心理學上見解的變遷》等。

1928年7月，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

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學院開學，任教務長。

1931年1月，赴山東鄒平籌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六月，該院成立，任研究部主任、院長，倡導鄉村建設運動。

1933年10月，接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

1913年1月，年末寫出《社會主義粹言》。七月，向父兄表示志願出家為沙門。

1914年2月，在《正誼》發表《談佛》。

1916年9月，在《東方雜誌》發表《究元決疑論》。

1918年11月，在北大出版部出版《印度哲學概論》。

1919年1月，與陳大齊等人在北大發起組織哲學研究會。五月，北京爆發學生運動，先生在《國民公報》發表《論學生事件》。六月，開始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欲以此書為《孔家哲學》《唯識述義》兩書之“引子”。

1920年1月，《唯識述義》第一冊出版。本同年春，閱讀《東崖語錄》有感，遂放棄出家之念。暑假，訪問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向歐陽竟無介紹熊十力。秋，在北京大學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記錄自十月始刊於《北京大學日刊》。

1921年，暑假間應山東省教育廳邀請赴濟南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十月，該講演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初版。本同年4、5月間決定過農家生活，年末與黃靖賢女士結婚。

1922年12月，發表《曲阜大學發起和進行的情形並我所懷意見之略述》。

1924年，發表《重華書院簡章》。秋，辭離北大，應邀前往山東菏澤任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主任。熊十力偕往。

1928年9月，發表《請辦鄉治講習所建議書》，並為廣東地方警衛隊編練委員會講演鄉治問題。

192911月，發表《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1930年6月，主編《村治》，於該刊發表《主編本刊之自白》《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等文。十一月，發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1933年2月，寫成《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

1937年3月，《鄉村建設理論》出版。八月，作為國防參議員出席參議會。

1942年2月，赴桂林，開始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6年9月，回北碚，重新寫作《中國文化要義》。

1949年11月，《中國文化要義》出版。

1950年9月，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研究所。10月，寫作《中國建國之路》。

1955年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中國人》等著作。

1960年，開始寫作《人心與人生》。

1966年8月，先生被趕出居室，暫住小屋內。9月至11月寫出《儒佛異同論》。

1974年1月，寫作《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並在政協學習會上講演。

1975年7月，完成《人心與人生》，重新寫作《東方學術概觀》。

1984年，《人心與人生》出版。中國文化書院於北京成立，先生任院務委員會主席。

1986年11月，《東方學概觀》出版。

梁漱溟遠祖為元朝宗室，父梁濟（巨川）（1858-1918年），內閣侍讀，著有《桂林梁先生遺書》。母張氏，大理人，白族。曾在北京女學傳習所任教。兄煥鼐，日本明治大學商科畢業；妹煥詰、煥紳，均畢業於京師女子師範學堂。

梁漱溟原配夫人黃靖賢（1893—1935年），1921年與梁漱溟結婚。育有長子：梁培寬，次子：梁培恕。第二任妻子陳樹芬。

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墓地在桂林市穿山公園。一部分骨灰埋在山東省鄒平縣小黃山。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他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在東西文化觀上，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後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中國文化要義》），因此反對階級鬥爭的理論，以為應該通過恢復“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鄉村建設理論》）。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等，編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他與同時代的志士仁人一樣，為民族獨立、為國家富強積極追求探索。他曾醉心於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實現，先贊成“君主立憲”，隨後又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後來他轉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路向”。他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社會形態，必須從鄉村入手，以教育為手段來改造社會，並積極從事鄉村建設的實踐。但由於他認為中國缺乏階級，不贊成用暴力革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到頭來他雖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膽”的努力，仍沒有也不可能實現他的宿願。新中國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抗日戰爭爆發后，梁漱溟堅決主張團結抗日，一致對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權”的主張。他對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挑起“黨爭”、破壞抗戰，憂心如焚。為聯合中間勢力，形成政團力量，促進聯合抗日，梁先生髮起參與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又是“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41年，在《光明報》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明確主張“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厲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身體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對國民黨當局“民有痛癢務掩之，士有氣節必摧之”的獨裁專制極為不滿，斷然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操辦的所謂“憲政實施協進會”。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書長，積極參加了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為爭取國內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總部委託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發表《李聞案調查報告》、《李聞被殺真相》，旗幟鮮明，義正詞嚴地痛斥國民黨特務的暴行。解放前夕，梁漱溟拒絕參與國民黨策劃的假和談，在重慶等待解放，1955年，他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呼籲“台灣同胞歸來歡聚”，使“祖國統一達到完整無缺”。

梁漱溟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同情並敬重中國共產黨改造社會的精神和為之進行的努力。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並沒有妨礙他在爭取獨立、民主的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梁先生曾兩次訪問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換意見。全國解放后，為國家統一和經濟發展的形勢所鼓舞，莊嚴宣布：“我已經認定跟著共產黨走了。”並對自己的政治主張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同時，他以“幫助共產黨認識舊中國”為己任，對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提出意見和建議。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先生反對以非歷史的觀點評價孔子，反對把批判孔子與批判林彪相併提，並為劉少奇、彭德懷同志辯護。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表現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敢于堅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1939年11月，與黃炎培等人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

1940年夏，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在四川璧山來鳳驛創辦勉仁中學。

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任常務委員，並代表民盟前往香港創辦《光明報》並出任社長，途經桂林時在廣西大學講學兩個月。

1946年5月，任民盟秘書長，以民盟秘書長身份，參與“第三方面”人士參與國共和談。勉仁國學專科學校在重慶北碚成立，后改為勉仁文學院。十一月，國共和談破裂。

1947年，退出民盟后，創辦勉仁文學院，從事講學與著述。

1949年夏秋間，晉謁貢嗄上師，領取無上大手印，接受灌頂。自八月初至九月初，與羅庸、謝無量等在北碚縉雲山上修習藏密功法。

1952年8月，向毛澤東提出去蘇聯作學術研究，未果。

1985年3月，在中國文化書院第一屆講習班上講演。

1980年後，相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國文化書院發展基金會主席等職。

1950年初應邀來北京，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①為什麼他又能當上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呢？中共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的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②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但是，我們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繼續當下去。”

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在梁漱溟身上看見了甘地。

著名學者林毓生認為：梁漱溟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領導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構思宏大的社會改造試驗，嘗試將西方現代化的優點與中國文化的優點融合起來，為此進行了積極而可貴的探索。

著名學者許紀霖：①現在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學者專家，為稻粱謀，有專業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中國社會仍然處在轉型期，我們還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著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進行鄉村建設的嘗試，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在他看來，儒家的義理不是在課堂談談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別是鄉村生活里去實踐的。

《人民日報》（1988年7月8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新華網、人民網《梁漱溟誕辰120周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操守與擔當》：梁漱溟認定，儘管目前東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幾有斷絕之虞，但這卻是暫時的，中國文化不僅僅不應該斷絕、也不會斷絕；不僅僅會在中國復興，實現中國的富強，更是會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臘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運一般。

佛學修養

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司法部任秘書期間，梁漱溟曾經杜門研佛三年。梁漱溟終身不坐人力車，據他自己說是因為年輕時碰見一個老人拉著人力車，內心感到痛楚難忍。其後一年因為研究印度哲學被蔡元培延請到北大，中學畢業而榮登大學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時間，他發表了諸多影響深遠的專著，1919年《印度哲學概論》問世，其後兩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此書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卻也有自己的規矩，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著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兒子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儘管對佛學鑽研很深，但1918年其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后，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多年以後有人稱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瀨溟曾對學生說，他與哲學無緣。他不懂什麼叫哲學。他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

教育與實踐

梁漱溟認為，東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異，中國人傳統的教育側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側重“知識”教育，例如自然科學之教。東西方教育各有得失，應該相互借鑒。但是，近代以來，中國備受列強欺凌。為了民族自救，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對此，梁漱溟尖銳地批評說：“學校制度自從歐美流人中國社會以來，始終未見到何等的成功，倒貽給社會許多的病痛”，“現在學校教育，是使聰明的人變成愚鈍，使有能力的人變為無能力的廢物”。在二三十年代的眾多演講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覆抨擊西式現代教育的種種弊端。

1928年，在河南進行過短期的村治實驗，1931年又來到山東的鄒平，進行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後來實驗區逐步擴大到全省十幾個縣，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

梁漱溟甚至把他的這種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試驗上。

1917年，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在成功說服軍閥韓復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東開始他的“鄉村自治”試驗。梁漱溟發起的這一運動因為抗戰被迫中斷了。

與毛澤東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裡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里。

在這段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經常來往，兩人之間有時談得興高采烈，有時又不歡而散。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認為，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善於思考

梁漱溟在家裡亦不苟言笑，愛好和人討論，也愛好書法。但他最大的愛好卻是思考問題。

梁漱溟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有思想，而且本著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人。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腦子一開動起來，很難剎住車。後來到北大教書，因為失眠，他還向學校提出過辭職。每隔一段時間，梁漱溟會躲起來安靜思考、潛心推究。

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梁培恕回憶，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園，先生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直言文革

與毛澤東爭吵之後，梁漱溟開始深居簡出，很少開口。1956年11月，在“大鳴大放”的高潮中，許多朋友認為梁漱溟應當出來說說話，出出氣，但梁漱溟沉住氣，決定旁觀一段時間，結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中，那些朋友當中的許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卻僥倖躲過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全國，梁漱溟也在劫難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棲身於北京鼓樓鑄鐘廠兩間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補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參加政協組織學習近一個月，卻一言不發。於是，有人說梁漱溟與孔子有著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開口了，他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路線，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

梁漱溟這番話一出口，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6個月地分小組批判，然後是兩個月的批判大會。然而，當組織者詢問梁漱溟有何感想時，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976年，“四人幫”垮台，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沒有開始，梁漱溟的話可謂先聲奪人。

同時，在1978年的政協會上他又說道：“我國過去的成功和勝利，的確是靠毛主席的領導”。他還一再強調：“我並不因為說他，批評他，而否認他的成功”，“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二三十年來，中國國內的建設、國外的威望，沒法不承認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國第五屆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梁漱溟當選為政協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這次會議上再次向“文革”開了火，時年他已85歲。儘管一批老幹部在私下場合對“文革”已經開始否定，對“兩個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見，但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還沒有，梁漱溟是第一個。10個月之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梁漱溟擔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

山東梁漱溟紀念館

梁漱溟紀念館，始建於1993年梁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由山東鄒平縣一中、縣政協、梁漱溟在京家屬聯合創辦，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題寫館名。2013年，為紀念梁先生誕辰120周年，鄒平一中又對紀念館進行了擴建。該館為全國唯一的梁漱溟紀念館。新館位於鄒平一中務本樓七樓，建築面積600平米，建有“生平館”“鄉建館”“書畫館”三個展廳，共展出展板200多塊，圖片1000多幅，梁先生生前遺物、各種版本的圖書、手稿、書畫900多件。

重慶漱溟館

重慶勉仁中學位於嘉陵江畔縉雲山下的金剛碑五指山11號。漱溟館位於學校門口左邊的一角，由梁漱溟半身雕像和一道扇型的迴廊組成，石雕像的基座上有費孝通題寫的“漱溟館”三個大字，迴廊里陳設著梁漱溟生平簡介、在重慶時期的主要活動照片和各個時期的書法複印件。

北京小銅井一號

梁漱溟在北京所居多處，但以西城積水潭畔小銅井一號居住最久。小銅井一號，原為其父梁濟（字巨川）先生書齋。居所背倚古都城牆，左挽匯通古剎，右漣大小銅井，前俯凈業湖水，住宅與西花園佔地達一千多平方米。

影視形象

2003年電視劇《延安頌》：由立平飾演梁漱溟。

2011年電影《建黨偉業》：趙寧宇飾演梁漱溟。

2016年電視劇《東方戰場》：施大生飾演梁漱溟。

《究元決疑論》初刊於1916年《東方雜誌》，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學概論》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轉年12月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識述義》（第一冊）1920年1月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學出版部發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10月由北京財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鄉村建設大意》1936年1月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鄉村建設理論》1937年3月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鄉村建設批判》寫成於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國文化要義》寫作於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書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學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與人生》寫作於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學小史》1942年寫成前十一節，連載於當年桂林《自學》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單行本。1974年開始增寫至十八節。全文首次發表於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與反省》。

《梁漱溟先生在晉講演筆記》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會發行。《漱冥卅前文錄》1923年1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漱冥卅後文錄》1930年7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鄉村建設論文集》1934年8月由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股發行。此文集有兩種文本，標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錄》1935年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朝話》1937年6月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出版，1939年由重慶鄉村書店出版增訂版。另有40年代商務印書館版和中國文化服務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刪。后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論文集》1945年開明書店出版。《漱溟最近文錄》1944年江西中華正氣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論集》1949年11月成都龍山書局出版。《東方學術概觀》1986年11月由巴蜀書社出版。《我的努力與反省》1987年6月由灕江出版社出版。《憶往談舊錄》1987年12月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齋談書錄》1988年6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談佛》原刊於1914年2月《正誼》，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東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於1922年《教育雜誌》，曾收入《漱冥卅前文錄》。后收入《全集》第四卷。《辦學意見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學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後文錄》。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原刊於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錄》。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編本刊之自白》原刊於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原刊於1930年11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連載，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連載，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初次刊登於1933年9月《鄉村建設》，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學鄉學須知》原刊於1934年2月《鄉村建設》，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煉要旨》原刊於1934年10月《鄉村建設》，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異同論》寫作於1966年，初刊於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東方學術概觀》。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寫作於1974年，初刊於文集《東方學術概觀》。后收入《全集》第七卷。《東方學術概觀》寫作於1975年，初刊於1986年文集《東方學術概觀》。后收入《全集》第七卷。《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合印敘》寫作於1965年3月。《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一書出版於1988年12月，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寫作於1969年，初刊於1979年《中國哲學》第一輯。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