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昌濟

悲苦童年

楊昌濟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學生”，祖父楊萬英是“邑庠生”，但沒有做過官，一生在家鄉以教書為業。父親楊書祥，字書樵；母親向氏，平江縣石洞人，其父出身進士，做過前清國子監學錄，乃詩書世家。向家與楊家世代聯姻，對楊家子弟影響甚深。

清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二十一日（農曆），楊昌濟誕生於長沙縣清泰鄉板倉衝下屋楊家（今長沙縣開慧鎮開慧村）。楊家原居長沙縣金井的蒲塘，十八世紀末，在楊昌濟高祖父時遷移至此。

楊昌濟，字華生，一九零三年留學日本前改名懷中。父親楊書祥情，宇書樵，讀過不少古書，但積學不第，長期在鄉下教私塾。母親向氏，出身於理學世家，住平江石洞。楊昌濟的長兄楊昌運，字榮生；一個姐姐，弟弟楊昌愷，字瑞生，過繼給叔父為子。楊昌濟排行第三。

清光緒三年（1877年），7歲進館發矇，蒙師是自己的父親楊書祥。入學第二年（1878年）父親病逝，母親也相繼撒手歸西，楊昌濟開始了一個人求學之路。

考取功名

光緒十五年（1889年），應長沙縣學試，補邑庠生，為學政張亨嘉賞識。張亨嘉取士不重八股，重通經史，留心經世之學，很欣賞楊昌濟的才識。

赴日留學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繼續隱居鄉間授徒、自學，參加赴日留學考試，獲官費留日資格，回鄉作出國前的準備。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東渡日本留學，主攻教育學。啟程前，改名“懷中”，表示身在異邦，心懷中土。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楊昌濟從弘文學院順利畢業，升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專修教育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肄業。是年，在楊毓麟、章士釗等好友的極力推薦下，清政府派往歐洲的留學生總督蒯光典，調楊昌濟去英國繼續深造。

留學英倫

清宣統元年（1909年）春，楊昌濟留學英國，進入蘇格蘭的阿伯丁大學哲學系，學習哲學、倫理學和心理學。

宣統二年（1910年），在愛丁堡文科學習。同時注意研究英國教育狀況、英國國民生活習俗。

宣統三年（1911年），在阿伯丁大學文科學習。四月，廣州起義失敗，革命者犧牲很大。楊昌濟、楊毓麟聞之痛極。七月（農曆六月），楊毓麟感國事日非，加之腦疾複發，在英國利物浦蹈海而死。楊昌濟對老友逝世極感悲痛，親自為料理後事，並寫《蹈海烈士楊君守仁事略》，以志紀念。十月，武昌起義成功，送別章士釗回國。

私塾教學

光緒十六年（1890年），應試舉人不中，為生活計，在家設館授徒，常與密友楊守仁討論國事，認為“非改革不足以圖存”。

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家鄉教私塾，同時繼續準備舉業，潛心研究宋明理學。《達化齋日記》從這年記起，其內容大多記述其排除各種雜念專心讀書的心得及個人思想修養、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經驗體會。

光緒二十年（1894年），在家鄉教私塾。生一女名楊瓊。七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楊昌濟對戰事十分關心，見清兵一敗塗地，而清朝當局還一味妥協，非常著急。冬天，寫《雜感》詩八首，抒發自己對時局的憂慮。同時，對清政府仍然存在幻想。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楊昌濟進入嶽麓書院讀書，積極參加譚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組織的維新改良活動，加入了他們組織的“南學會”，成為通訊會友，藉此機會向譚嗣同等求教學問，交流思想。同年，兒子楊開智出生。

戊戌變法失敗后，避居家鄉，研究經世之學。無論是研究學問還是做人，都具有堅忍精神，他說：“吾無過人者，惟于堅忍二字頗為著力，常欲以久制勝。”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楊昌濟繼續隱居鄉間授徒、自學。這一年，長女楊瓊不幸夭亡。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楊昌濟繼續隱居鄉間授徒、自學。11月，女兒楊開慧出生。

歸湘任教

1912年夏，楊昌濟結束了在阿伯丁大學3年的學習生活，獲得文學士學位。隨後，他前往德國進行了為期九個月的考察，還去瑞士遊覽了一番。在德國，楊昌濟重點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項制度。考察完畢，隨即啟程返回闊別十年的祖國，回到了故鄉長沙。

1913年回到湖南后，湖南督軍譚延闓想聘請他當省教育司司長，辭不就，出任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教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同時兼任湖南第四師範學校修身和心理學教員。十月，袁世凱派湯薌銘為湖南查辦使，湯一到任，即將楊德麟等逮捕槍決。楊昌濟曾為營救楊德麟四處奔走，對袁、湯屠殺革命黨人無比憤慨。

1914年在湖南高師講學，上半年兼任第一師範修身、教育學兩科教員，下半年只教修身課。夏天，所著《論語類鈔》由宏文圖書社出版。

1915年在湖南高師講學，上半年兼一師修身課。一師學生毛澤東等發起驅逐校長張干的運動，張干要開除毛澤東等人的學籍，楊昌濟與徐特立等教員出面，要求張收回成命。對毛澤東這個“資質俊秀”的高個子青年，楊昌濟認為是“海內人才，前程遠大”。

1917年上半年，仍任湖南高師教授，兼任一師修身、教育學教員。向《新青年》推薦發表毛澤東（“二十八畫生”）的《體育之研究》。北洋政府決定撤銷湖南高師，楊昌濟堅決反對。為此，他與同仁呈文湘政府，曆數保留高師並創辦湖南省立大學的重要性。他還特地寫信給當時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留日同學范源濂，力爭保留高師，同時請他解決學校鐘點過多、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下半年，高師奉命撤銷。經湖南省政府備案，成立湖南大學籌備處，由楊昌濟等人主持其事。之後任湖南商專教務主任，兼修身課教員，同時任一師修身教員。在湖南任教期間楊昌濟支持新文化運動，宣傳《新青年》的主張。關心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一批進步青年，並促成新民學會的成立。蕭子升、蔡和森與毛澤東是楊昌濟的三位得意弟子，他們品學兼優、志趣相投，人稱“湘江三友”，毛澤東、蔡和森兩位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成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的領導人，而青年時代的激進分子蕭子升則堅持信仰無政府主義，解放后長期旅居國外從事文字教育事業。

任教北大

1918年6月，應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他為赴法勤工儉學學生籌措經費，推薦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促成了愛女楊開慧與毛澤東的婚戀關係。

1919年五四運動時，發表《告學生》一文，表達對青年的熱切期望，並參與發起北大哲學研究會，著文號召青年敢說敢做。楊昌濟關心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陳昌等一批進步青年，鼓勵他們並告誡他們自己平身“欲栽大木拄長天”的志願。支持成立新民學會，籌備創立湖南大學。

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病逝於北京德國醫院。臨終前曾致信好友章士釗（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信中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后歸葬長沙縣板倉。因世居板倉，所以楊昌濟後來被人稱之為“板倉先生”、“板倉楊”。

光緒十四年（1888年），17歲的楊昌濟與表姐向振熙結婚。

光緒二十年（1894年），在家鄉教私塾。生一女名楊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兒子楊開智出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長女楊瓊不幸夭亡。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楊昌濟繼續隱居鄉間授徒、自學。11月，女兒楊開慧出生。楊開慧（1901—1930），號霞，字雲錦，湖南長沙板倉人，楊昌濟之女。

1920年冬，楊開慧和毛澤東結婚。

1922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毛澤東的助手。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去領導秋收起義，開展井岡山根據地鬥爭；楊開慧則獨自帶著孩子，參與組織和領導了長沙、平江、湘陰等地武裝鬥爭，發展黨的組織，堅持革命整整3年。1930年10月，楊開慧被捕，她拒絕退黨並堅決反對聲明與毛澤東脫離關係，隨之被害。

就學術思想的總體而言，楊昌濟的學術思想充滿著進步主義的色彩，楊昌濟的學術思想在我們近代學術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

在教育學上，他考察了日本，英國，德國等國的教育系統后，將國外完善的教育學理論引入中國，提出了教授、訓練、養護的教育辦法，即注重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培養模式。在今天看來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在倫理學上，楊昌濟對於封建倫理道德的批判可謂是振聾發聵，他給予了當時的封建衛道士狠狠地一擊，從科學的角度破除了長期以來封建倫理道德對我國倫理道德思想的禁錮。楊昌濟是我們近代系統引進西方倫理學思想的第一人。

楊昌濟的學術思想具有：（一）貫通古今，博通中外；（二）有批判的吸收和借鑒；（三）折中調和的相對保守；（四）資產階級改良思想貫穿始終等特徵。

楊昌濟的教育思想承接明朝大思想家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而來，又接收了西方泡爾生等教育家現代教育思想，提出了：知行統一，注重實踐，反對空談；以道德教育為中心，提出“立志、理想、愛國、殉國、勤勉、存誠、立功、勇敢、堅忍、貴我通今”等10方面內容；教育普及應與提高相結合；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反對趕時髦的留學之風；注重發現、愛護和培養人才，此乃“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洋為中用，反對全盤西化。

楊昌濟經常以愛國和進步的道德思想教育學生，引導他們做有益於社會的光明正大的人。教育學生要樹立遠大的理想和為國家為民族獻身精神，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並善於“自理其身”；要能夠耐得住清貧和寂寞，在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都不自甘沉淪。

楊昌濟還教育學生要注重身體力行的作用，他認為一個人要想樹立一種奮發向上、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就必須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講求實際。他還認為，要做到身體力行必須珍惜時間，兢兢業業地按時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並強調“凡事有可今日為之者，即宜今日為之，斷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遲而誤事機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當為之事，今以今日當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奪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當為之事必有不能即辦者矣。如此逐日積壓，事愈多而心愈紛，如欠債然，將終身無有肅清之一日”。

楊昌濟為了更好的教育自己的學生，不斷對教育進行深思，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教育教學思想體系，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關於教育的本質。在楊昌濟看來，所謂教育是“有目的、備方案，予人以意識的感化”。他對教育本質的認識不僅概括了教育的三要素——教育的主體（人）、教育的客體（人）和教育的目的（感化人），而且還包含了教育的性質、任務、對象和方法等內容，從根本上揭示了教育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一種現象，是按照一定的社會要求，對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響的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活動。這種對教育本質的認識，看到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互動，即感化，教育是一個教育者感化受教育者的互動過程，是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個心靈顫動另一個心靈的互動過程，它充分尊重了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

其二，關於教育的目的與作用。楊昌濟認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把受教育者培養成為適應社會需要的有用之才。因此，他強調培養學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重要性，以便使他們認識自然和社會的環境，掌握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並引導他們關心國家的前途和社會的進步，養成一種“公共心”。針對當時中國的狀況，他主張培養五種類型的人才：一是競爭型人才；二是管理型人才；三是科技型人才；四是實業型人才；五是教育型人才。而在這五種人才中，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培養教育型人才，因此，他主張大力發展師範教育。關於教育的作用。楊昌濟認為，教育的作用在於“倡民族之精神”，“救人心之陷溺”，圖社會“根本之革新”，最終達到感化人之目的。

其三，關於教育的方法。楊昌濟對啟發學生智力的教育方法的闡釋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教授”，二是“訓練”。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即為教授之時同時為訓練，為訓練之時同時為教授。當然，兩者的目的和側重點也有所不同。“教授”的目的是為了授予學生以智識，培養其“發達身心之能力”；而“訓練”則主要是端正學生的意志和性格的發展方向，使他們養成優良的品質和良好的習慣。

第一，體育事關國家之興亡。

楊昌濟重視德、智、體的全面發展。強調人的身心同樣需要鍛煉。他認為，一個人沒有強健的體魄，就會缺乏勇毅的精神和堅忍的意志。對惡劣的環境沒有抵抗力，平時吃不得苦，耐不得勞。學問和事業的成就會大受影響，而國家的獨立，繁榮有賴於建立強大的海，陸軍軍隊戰鬥力的強弱又來源於國民體質的好壞，因此一個國家若不注重體育，人民體質羸弱，國勢必然衰頹。他還認為，一個國家和民族不可沒有尚武精神和剛強的民風。因此，他指出“國家之兵力，國民之生產力，無不關係與體育。“體育對於個人的生存發展和國家民族的興衰是至關重要的。雖然楊昌濟已經意識到了體育的重要性，提出國民要加強體育鍛煉。但這是建立在強種強兵，救亡圖存的思想基礎上，他注重的是體育的社會功能，強調了體育真正的目的是增強體質、促進人的身心全面發展。

第二，教育不可不置重於體育。

首先，積極養護體質，楊昌濟特別重視積極養護，他認為體操“既使之強壯，又使之健美，又使之敏捷，三者畢皆體育之目的可謂已達矣”。即體操能使人的頭、腰、手、足和全身都得到活動的機會。能促進人體各個部分的均衡發展；能促進人體形成良好的身體姿態，避免彎腰駝背，使體型更加健美；還能提高人的力量、柔韌、靈敏等素質，三者加在一起便是體育健身之目的。因此，他主張中、小學都開設體操課，社會上的成人也可堅持體操運動。

其次，消極養護體質，所謂消極養護：是指保護學生的身體免受損害，防止發生意外事故。楊昌濟強調教師和家長應加強養護，注意防止發生事故。青少年由於生性活潑，喜歡各種遊戲運動。因此遇到意外的可能性也多，這是學校老師必須注意的，刀剪之類的銳器，家長必須謹慎收藏好，以免誤傷；一些危險遊戲也應該嚴加禁。

其三，減輕學業負擔，楊昌濟認為：“學生成績能力之測定，不以鐘點之多少，而以教材實質之善否、教授方法之合否、注意力集中與否、精力之充足與否為斷。”為了追求優秀的學業成績而加班加點的做法有損學生的身體健康，他提倡減輕學生負擔。反對搞突擊戰、疲勞戰。楊昌濟不僅反對學校授課鐘點過多，而且也反對給學生布置過多的家庭作業的做法。他認為家庭作業的分量一定要限制，否則會使學生疲於應付、腦力過損，同時擠佔了學生的娛樂活動和業餘愛好。他說：“教師布置家庭作業，自以為盡心教授，而不知過猶不及。結果事與願違，效果並不會好。”

其四，搞好個人與環境衛生，搞好個人與環境衛生是人體進行正常生命活動的基本保障，也是預防各種疾病的前提。楊昌濟指出：”吾國人有一極大弊病，即不潔是也。衣服不潔，口齒不潔，體膚不潔，器具、書物不整，隨地唾涕，當道便溺，浴室、廁所尤為不潔。而欲改良習慣，不可不賴教育。故教育者，必養成生徒愛清潔、愛整齊之習慣，斷不許絲毫潦草。”

關於個人衛生，他認為不僅要搞好皮膚衛生，勤於沐浴，還要注意保護視力衛生，他教育學生不要在黃昏時看書，不在光線暗淡處看書，眼睛與書要有適當的距離。

關於環境衛生，他強調學生活動的場所要乾淨整潔。須備痰盂、置紙簍等物。嚴禁吐痰和亂扔紙屑；勤掃地，勤抹桌椅，常開窗保持空氣的流通和新鮮；掃地前要洒水，用濕布抹黑板，以防止空氣污染。他還特彆強調了飲食衛生，指出“不潔之物有害衛生，有法可設不思變計，是為忽視生徒之體育，長此不變，可為寒心。”因此，他主張將學校的“會食制”改為書院的“分齋制”，以齋舍為單位，多設小廚房，並且每一小廚房招數人承辦，由學生輪流進行檢查監督。

在楊昌濟的教育、培養下，以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的湖南早期黨史人物群體在成長道路上深受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在知與行、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上，楊昌濟強調“博學、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廢，毛澤東等則認為“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

在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上，毛澤東等人接受了楊昌濟的思想觀點，認為:“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半壁的地位。

在經世方法與手段上，早期湖南黨史人物群體也曾一度致力於教育經世。蔡和森認為：“胡林冀之所以不及曾滌生者，只緣胡夙不講學，士不歸心，影響只能及於一時。”因此，他不僅自己想當一名教師，而且提議新民學會會員中“多出幾個小學教師”，“造幼齡之小學生”，他認為這是“遠大之舉”，不可等閑視之。

總之，在湖南早期黨史人物群體成長的道路上，楊昌濟無疑是起了一個啟蒙先師的作用。毛澤東等湖南早期黨史人物群體的早期言行，無一不受深楊昌濟的影響。如果說，毛澤東等人在早期實踐活動中，致力於教育經世的探求是失敗了，但是，楊昌濟以“欲栽大樹柱長天”為核心的教育經世的目的和宏願卻是成功了，他成功地培養了一批“柱長天”的“大樹”。

個人著作

外文譯作

毛澤東：“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揚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

曹典球在《楊昌濟先生傳》評價楊昌濟說：“湖南之師範教育，前清末年雖有中、西、南三路師範學堂及優級師範學堂之設，大輅椎輪，不為無功。但至高師成立，始有西洋倫理學、教育學及哲學等課程，其規劃皆先生所首創”。“先生自精研中國經史、性理諸學數十年之後，又繼續在日、英二國苦學九年之久，對於中西學術源流，政治風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養省察，事事物物，無不加以詳密之分析，而後出之為語言，發之為文章，經師人師，備諸一身。以故來學之士，一受其薰陶，無不頓改舊時之宇宙觀，如飲醇醪，受其影響。是以湖南之師範教育，至先生講學高師時，乃與普通各科諸教育有所區別。雖先生所采之英、德哲學諸書以作教材，多唯心派家言，然在湖南教育史中實別開一新紀元，不可忽視！”

黎錦熙：楊君懷中，留學英倫及蘇格蘭有年，研究倫理教育，去年歸自德，主湖南第一師範修身科講席，是書即其所編講義也。語語自道心得，故說理精，自述經驗，故比事切；旁征泰西教理學說，析其同異，無所牽附，故博而下鑿；即《論語》之內容而析為類，自成系統，亦無碎義，故約而不拘。蓋非僅學校講授之善本而已，世有篤志自修者，得是書以為研習經訓之途徑，其於修己、接人、觀世、知化之道，思過半矣。

蔡元培在楊昌濟逝世后的輓聯中寫到：“學不厭，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師”。字雖不多，卻高度概括了楊昌濟的一代師風。

李肖聃在《楊懷中先生逝世再志》中評價：“君，寒士也，誠樂乎道，而不以窮餓動其心，此其學之所以口進不已也。”

楊昌濟故居位於北京市東城區豆腐池衚衕15號，是一座民國時期的小型民居建築。1918年楊昌濟（懷忠）被校長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全家從湖南遷居至此，當時為豆腐池9號，大門上掛“板倉楊寓”的銅製門牌。此院是一座不太規則的兩進院落，坐北朝南，南北長約30米，東西寬12米。如意大門一間在院子西南側，硬山頂合瓦皮條脊。一進院有倒座房三間、北房三間、東廂房三間，均為硬山合瓦清水脊。西廂房已改建。北房三間為楊昌濟先生自己居住，東廂房三間為女兒楊開慧所住。後院有后罩房四間，為其他家屬居住。

楊昌濟墓位於長沙縣開慧鄉開慧陵園內，系與父楊書樵之合墓，佔地約50平方米，墓冢為大圓頂形，冢前有石欄和石台。墓圍以花崗石建造，前向敞口，呈八字形。圍繞墓冢的墓圍呈腰椎形，墓碑嵌在墓圍上。1983年楊昌濟墓連同楊開慧墓一道，以楊開慧烈士陵園的名義公布為湖南省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