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薌銘

清光緒30年（1904年），科舉廢除，湯薌銘因學習成績優異，被保送去法國留學，但卻遭到全家的反對，幸而得到大哥湯化龍的支持，方使其得以成行。

清光緒31年（1905年），湯薌銘在巴黎結識孫中山，並經孫中山介紹加入興中會，事後湯薌銘知道孫中山曾是三點會幫會首領，湯薌銘認為三點會是黑社會組織，因而反悔道：“革命我們自己革，豈有擁戴三點會、哥老會首領之理。”於是湯薌銘到孫中山居住的巴黎東郊橫聖納旅館取走入會盟書，向清廷駐巴黎公使孫寶琦自首。湯薌銘在法國學習結束之後，又轉赴英國進修海軍知識。清宣統元年（1909年），湯薌銘結束留學生涯返回祖國，歷任鏡清艦機長、南琛艦長，為重建中國海軍作出貢獻。清宣統2年（1910年），湯薌銘升任海軍統制薩鎮冰的參謀長。

清宣統3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義，消息傳到清廷，使朝野上下一片驚慌。10月12日湯薌銘奉命隨薩鎮冰率艦隊前往湖北，協助陸軍大臣蔭昌反攻武漢；旋奉命改駛九江參戰。湯薌銘在九江收到大哥湯化龍“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知其兄現任湖北革命軍政府民政長（省長），湯薌銘當即響應湯化龍的號召在海容艦召集各艦軍官密謀起義，被各艦代表推為起義艦隊臨時司令；薩鎮冰見軍心已經動搖，則悄然離開艦隊去了上海。湯薌銘接管了艦隊指揮權，立即下令起義艦隊復駛武漢，游弋於漢口外江面阻止清軍渡江，在作戰中擊斃清軍400餘人，有力的聲援了武昌革命軍。武漢革命軍在海軍官兵的援助下，鞏固了革命政權。漢陽失守后，湯薌銘率艦隊游弋於漢陽至劉家廟一帶遏制清軍渡江，后因水淺，而海容艦亦因受到清軍炮火重創而亟待大修，於是經黎元洪批准，湯薌銘率領艦隊開赴上海整修。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湯薌銘因援漢之功，被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任命為中華民國首屆政府國務委員、海軍部次長兼北伐軍海軍總司令。湯薌銘奉孫中山之命率艦隊北伐，協助山東革命軍光復山東登州，正當湯薌銘北伐艦隊節節勝利之時，傳來了南北議和的消息，清末代皇帝溥儀、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相繼宣布退位，而袁世凱卻出人意外地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並將首都改定北京。南北議和，湯薌銘奉命停止北伐，袁世凱為攏絡湯薌銘，宣布湯薌銘為海軍中將，繼之又削奪其兵權，改任湯薌銘為教育部次長。

民國2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密令武士英在上海火車站刺殺宋教仁，以阻止國民黨組閣，因而引發了國民黨“二次革命”戰爭。袁世凱令湯薌銘重披戰甲，以海軍次長之職率領艦隊奔赴江西，配合九江鎮守使李純攻打宣布江西獨立的李烈鈞都督。7月20日段芝貴率拱衛軍8營抵達九江，在湯薌銘的艦隊配合下發起猛攻。7月25日湯薌銘擊敗李烈鈞攻佔江西湖口，袁世凱聞報加封湯薌銘為湖南查辦使，令其赴湖南鎮壓革命。9月17日湯薌銘率楚有等四艘淺水艦至湖南嶽州，威逼湖南都督譚延闓取消獨立。10月7日湯薌銘至長沙與譚延闓會晤逼其去職，黎元洪副總統為控制湖南，力薦由湯薌銘接任湖南都督。10月24日袁世凱發布命令任命湯薌銘為湖南都督兼民政長，執掌湖南軍政大權；但湖南地處南北要衢，袁世凱對湯薌銘並不放心，先是派親信沈金鑒至湘掣肘其權；繼之任命愛將曹錕為長江上游警備司令，命其率第三師進駐岳州嚴密監視湯薌銘舉動；而後委任王瑚為湖南民政長，以分湯薌銘之政權。湯薌銘為得到袁世凱的信任，其在湖南大開殺戒，僅有名可查者多達兩萬餘人，因而湖南人民稱其為“湯屠夫”。

民國3年（1914年）5月23日，袁世凱令湯薌銘兼湖南巡按使；6月30日袁世凱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稱“將軍”，任命湯薌銘為湖南將軍，並加“靖武將軍”號以示恩寵。

民國4年（1915年）7月，袁世凱成立籌安會鼓吹帝制，湯薌銘投其所好創辦了《民國新報》，大力鼓吹帝制以障其耳目，並率先在長沙成立籌安會湖南分會。10月28日在湯薌銘的授意下湖南國民代表依法投票決定國體，全體一致贊成君主立憲，各界代表復以國民公意恭戴我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湯薌銘帶頭勸進，袁世凱頗為得意。12月12日袁世凱不顧國人的反對，於中南海居仁堂登基稱帝；12月21日袁世凱下詔冊封湯薌銘為“一等侯”，而袁世凱的嫡系曹錕只封為一等伯；東北王張作霖才封為二等子爵，足見湯薌銘位寵當朝。袁世凱的悖逆行徑首先遭到教育總長湯化龍的反對，湯化龍憤然辭職，並南下上海組織討袁。

民國5年（1916年）3月，程潛向雲南護國軍借了一營兵力攻佔了湖南靖縣，自稱湖南護國軍總司令，在廣西都督陸榮廷的支援下，程潛率部沿邵潭大道急速向長沙挺進。5月18日湯薌銘派去鎮守衡陽的安武軍大將倪嗣沖見勢不妙，其為圖自保私自從衡陽北撤，因而使長沙門戶洞開形勢危急。這期間湖南革命黨人和工農群眾，紛紛起義，永興、武岡、湘鄉、保靖、新化、衡山等地，捷報頻傳，嚇得袁世凱的走卒、湖南都督湯薌銘如坐針氈，急調湖南礦警督辦郭人漳部守衛長沙。不料郭人漳野心勃勃，陰謀奪取省城地盤，與湯火併；后經日本領事調解，才停戰言和，共同演了一出假獨立的醜劇。5月29日湯薌銘在其兄湯化龍親至長沙的勸說下，宣布湖南獨立，自己改稱“湖南都督”，並接受廣州軍務院任命的撫軍一職。湯薌銘通電全國曰：“薌銘雖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國家之大義，但使有另途之悔悟，決不為箕豆之相煎。如必舉全國而犧牲，唯有以我相見。情誼兩迫，嚴陣上言。”湖南為西南五省門戶，湖南一失中原以無屏障，袁世凱得知湯薌銘宣布獨立的電文，頻頻吐著‘人心大變’、‘人心大變’四個字。6月6日袁世凱病逝，因此偶然事件，湯薌銘被無知者和別有用心者稱為“送終湯”。湯薌銘的假獨立雖然使得袁世凱大為氣惱，但卻為護國軍所識破，程潛不因湯薌銘的假獨立而氣綏，繼續向長沙進軍。湯薌銘立即電告其兄湯化龍，讓大哥出面請譚延闓出面調停。譚延闓感到東山再起時機已到，同意與湯薌銘聯手，則以湯化龍、湯薌銘兄弟所請為名，從上海出發到武漢組織拼湊了一支“湖南護國軍第一軍”馳入湖南援助湯薌銘。同時，湯薌銘則以卑鄙的手段，派殺手去暗殺護國軍高級將領，6月15日，護國軍捕獲湯薌銘派到湘潭暗殺程潛的密探，接著又捕獲湯派遣暗殺陸榮廷的四名兇手。20日，程潛急乘船赴衡陽拜訪陸榮廷，面陳迅速驅湯、安定湘粵的利害，陸即撥炮兵營和四個步兵營歸程潛指揮，24日，程潛回湘潭，著手起草《護國軍湖南總司令程潛布告湯薌銘罪狀》。30日，程潛發出“護國軍湖南總司令程潛布告湯薌銘罪狀”。7月1日，程潛率護國軍第二旅由寧鄉東南境內的道林進逼長沙，激戰於道林。7月4日，湯薌銘企圖侵吞70萬庫銀北逃，因過於倉皇，未果。6日程潛進長沙。

民國6年（1917年）1月19日，繼任總統黎元洪為安撫這位同鄉，封湯薌銘為“信威將軍”。毛澤東亦為湖南驅湯運動而不滿道：“湖南問題，弟向持湯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頗為冤之，今現象益紊矣，何以雲其冤也？……南北軍興，湘江為斗場，省城波浪疊興。都督今數易矣，又有易人之說，當獨立時認湯為督，旋逐去之，歡迎陸榮廷，陸未至而曾代，及程潛至又是不得不下台……。黨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湯曷嘗媚袁哉？湯之見猜於袁非一日矣。初不準其擴兵，繼派曹錕以監之，繼又派沈金鑒以掣其權，其殺人萬數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湯可告無罪於天下，可告無罪於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湯即去暴徒彈冠相慶。”毛澤東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湯薌銘在湘之政績，對湘人驅湯，深表遺憾，並為其抱打不平。

民國7年（1918年）9月1日，湯化龍在加拿大維多利亞被刺身亡，湯薌銘因兄長被刺對政治心灰意懶，遂居於京師家中求神拜佛。

民國11年（1922年）6月，黎元洪再次當選大總統；7月6日黎元洪欲使湖北老家控制在鄂人之手，委任湯薌銘為湖北省省長，但卻遭到直系曹錕、吳佩孚的反對。湯薌銘被迫至洛陽會見吳佩孚時，吳佩孚指著桌上擺滿的直系反湯的文電和請願書說：“輿論如此怎麼辦。”黎元洪針鋒相對道：“湖北是我的家鄉，別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鄉我一定要管。”催促湯薌銘立即上任。7月29日湯薌銘至漢口，曹錕唆使其將肖耀南拒湯薌銘入鄂，肖耀南立即命人在京漢線上卧軌以阻湯薌銘所乘火車回鄂。湯薌銘被迫轉乘軍艦至漢口，鄂人列隊在江岸上迎接湯薌銘回鄂主政，但肖耀南則命軍警毆打擁湯派，致使45人被打傷。肖耀南一面派人上艦阻止湯薌銘上岸；一面召集湖北各公團召開聯席會議，肖耀南在會上自推為湖北省長，併當即宣誓就任省長之職。湯薌銘見無力與直系爭鋒便回京向黎元洪辭職，黎元洪傷感道：“不是你干不幹省長的問題，而是我干不幹總統的問題。”后經湯薌銘的秘書盧蔚干與蕭耀南的政務廳廳長鄧振磯協商，以湯薌銘辭去湖北省長推薦蕭耀南為湖北省長；蕭耀南則薦湯薌茗為武陽夏商場督辦（相當武漢市市長），但湯薌銘到任后卻領不到辦公經費，因而形同虛設。

民國11年（1922年），湯薌銘回鄉祭祖，因其明代始祖湯盟只遺留下七房一支；而湯盟之兄湯昌後裔卻傳有一、二、三、四、五、六房，所以在月嘴鳳形地湯氏宗祠大殿中，人多勢眾的湯昌後裔六房將自己的始祖湯昌牌位供奉在正殿大堂上，而將七房始祖湯盟的牌位供奉在下殿。湯薌銘見后心中不快，其命隨從人員將湯昌公及其以下祖先牌位全部移至下殿；而將自己七房祖先牌位轉移至上殿大堂上。湯薌銘為了光耀門楣，其命令衛兵用籮筐挑來許多銀元，凡鳳形地一帶的湯氏人家，每人都發給一塊銀元。恰巧二房的晚清秀才湯秉森也到湯氏宗祠來祭祖，其見自己祖先湯昌公的牌位竟被移至下殿而勃然大怒。湯秉森當即回到麻橋古塘灣召集二房子孫五、六十人，手拿棍棒、鐵鍬殺向湯氏宗祠，二房湯氏眾人將七房陪湯薌銘前來祭祖的宗親全部趕出湯氏宗祠，又將神主牌位恢復原樣。湯薌銘不敢在祖宗靈堂前動粗，其只好在湯氏宗祠外面拜祭后，隨即怏怏而去。

民國12年（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在直系的逼迫下，被迫宣布下野。10月5日曹錕通過賄選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曹錕感念在其岳州之時，湯薌銘向其舉薦吳佩孚之恩；而吳佩孚亦感謝湯薌銘舉薦之情，曹、吳為答謝湯薌銘之恩情，正式宣布湯薌銘出任漢口商埠建築督辦，湯薌銘才領到了行政經費，日子才好過一些。

民國13年（1924年）秋，直奉二次大戰爆發，曹錕任命湯薌銘為直系會辦軍事執法司會辦，因馮玉祥突然發動“北京政變”導致直系戰敗，湯薌銘見直系大勢已去乃去職回武漢歸隱。民國14年（1925年）北京雍和宮常住格魯派喇嘛、以修法靈驗著稱的白普仁法師，應段祺瑞之請修金光明法會，以消弭國難兼灌頂傳法，而後白普仁法師南下漢口傳法，湯薌銘受白普仁法師的啟發，則入壇受灌皈依座下當了居士。

民國15年（1926年）7月，北伐軍興，廣州革命政府對湯薌銘深惡痛絕，下令通緝湯薌銘，因而湯薌銘又返回北京。

民國19年（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為聯絡各派加強反蔣勢力，在北平召開擴大反蔣會議，宣布廢除對湯薌銘的通緝，任命湯薌銘為湖北安撫使。但未等湯薌銘到任，閻、馮已戰敗下野，湯薌銘被迫棄職。

民國23年（1934年），湯薌銘改信國家社會主義；10月湯薌銘與張君勱等發起組建“中國國家社會黨”，其黨主張愛國主義精神，反對階級鬥爭，以民主政治，國家民族為本位，建立國家社會主義。其宗旨是要打破多黨紛爭，防止一黨專制，使國家主義的要素加入中國經濟中，使國家經濟、私營經濟、合作經濟在統一計劃下進行，並主張弘揚民族文化、普及國民教育。湯薌銘受到社會黨黨魁張君勱的器重，並以其威望當選為中國國家社會黨常務理事，並分管其黨重慶、北京、澳門三個支部中的北京支部工作，主持編輯中央機關刊物《再生》。

民國26年（1937年），日軍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敵手，湯薌銘因處理其黨北平事務而未能逃離險境，則被迫留在北京靜觀時局。北平市日本特務機關策動江朝宗組織地方維持會，江朝宗自任偽北平特別市市長兼偽北平維持會會長；湯薌銘被迫出任北賓士安維持會會長。湯薌銘利用職務為掩護，將社會黨支部設在其西城區靈境衚衕石板房頭條住宅內，繼續開展秘密活動。12月14日北平偽臨時政府成立，偽北平維持會自動解散。

民國29年（1940年）11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中華民國，北平偽臨時政府宣布解散，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成立，湯薌銘被推選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議委員。湯薌銘在北海公園永安寺內成立佛教團體“菩提學會”，其以學佛誦經為掩護，在寺內開展社會黨黨務活動。

民國30年（1941年）夏，社會黨發起人、原華北大學校長胡汝麟在重慶病逝，湯薌銘得到重慶消息后，在永安寺內秘密主持召開了胡汝麟追悼大會。日偽政府多次敦請湯薌銘出任偽職，但湯薌銘以譯經為由加以拒絕，不肯與日偽政府合作。為了配合重慶政府刺探日偽情報，湯薌銘冒著生命危險，將國民黨派來的特工人員魏際青安置在自己的家中加以保護。

民國32年（1943年）1月9日，汪精衛偽政權對英美宣戰，日本妄圖驅使華北民眾把抗日矛頭轉向英美以緩和中日民族間的矛盾，實行參戰體制，並從新改組偽華北組織行政機構，展開所謂“東亞解放新國民運動”來建設後方兵站基地。

民國33年（1944年）秋，湯薌銘認為出任經濟職務與政治無關，因而接受日偽華北政府的邀請，出任華北合作事業總會理事長兼北京物價處理局局長。

民國34年（1945年）春，湯薌銘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必將覆滅，因而宣布辭去一切偽職。8月1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共同打擊下，日本軍國主義最終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宣布無條件投降。

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上午9時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蔭泰在該會大禮堂召集全體偽職員訓話，宣布日本投降。國民黨北平行營主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由西安派他的參謀長王鴻韶到北平設置前進指揮所接管北平，李宗仁隨即到北平就職，其派他的高級參謀盧某接收偽華北政務委員會。10月6日李宗仁通知軍統局局長戴笠逮捕偽華北政務委員會高級漢奸，戴笠當日在北京東城北兵馬司汪時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將華北特任級漢奸予以逮捕。湯薌銘因戴笠請客那天汽車發生了故障，因而未能參加鴻門宴而倖免於難。湯薌銘聽到其他漢奸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潛往上海避禍，因湯薌銘是社會黨的北平市主委，在陷敵期間仍堅持開展社會黨的活動，並配合國民黨軍統局工作，因而經民社黨中央主席張君勱向蔣介石求情，則將湯薌銘從漢奸名單中撤除。湯薌銘為洗清自己的罪名，編印了兩萬字的《陷虜記》，並親自飛到重慶向蔣介石辯白，蔣介石非但沒有責怪他，還稱讚湯薌銘“精神旺盛、身體健康。”張君勱與湯薌銘回到北平后公開住在湯薌銘家中，以此來為湯薌銘正名。

民國35年（1946年），中國國家社會黨與海外民主憲政黨合併組成“中國民主社會黨”，湯薌銘被推選為民社黨中央組織委員兼組織部長。民社黨主張民主社會主義、民主主義政治、社會主義的經濟，建立超階級、超黨派的政府，並以公道原則、法律手續，私有財產轉移，逐漸實現社會主義。4月民國政府任命湯薌銘為軍事參議院參議，並推選湯薌銘為國民大會代表。湯薌銘歸心向佛，而無心參與黨政之爭，其在漢口發起成立“佛教正信會”，併兼任武昌佛學院董事長及上海菩提學會出版部主任。

民國35年（1946年）12月23日，因中國民社黨背離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主張，私自參加國民黨改組政府及行憲國民大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宣布將民社黨開除出民盟，稱其黨為“國民黨幫凶”。

民國38年（1949年）4月21日，渡江戰役爆發，江南相繼解放；同年5月民社黨中央見大勢已去則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湯薌銘沒有隨總部遷往台灣而是留下來迎接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湯薌銘雖曾先後兩次被捕，均免於起訴處分。

湯薌銘隱於北京西城石板衚衕頭條家中，改名湯住心，每日吃齋念佛，翻譯佛學著作和撰寫回憶錄，潛心研究佛學。湯薌銘精通多國外語和梵文、藏文，曾擬定《漢、藏、梵、法、德大佛學詞典》編譯計劃，1975年湯薌銘病逝，享年92歲。湯薌銘因病而逝，他擬定的詞典編譯計劃未能完成，只留給社會一部回憶錄《辛亥海軍起義的前前後後》及譯著《菩提戒二十頌》、《三十唯識繹論》、《大威德金剛一尊略軌》、《咕嚕咕勒佛母成就法》、《遷轉心要》、《光蘊遷轉法》、《加持舌法》、《菩提正道菩薩戒論》等佛教譯經。

毛澤東對湯在湖南的評價是：“湯在此三年，以之嚴刑峻法治，一洗以前鴟張暴戾之氣，而鎮靜輯睦之。秩序整肅幾復承平之舊。其治軍也，嚴而有紀，雖袁氏厄之，而能暗計擴張，及於獨立數在萬五千以外，用能內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顧各縣，而屬之鎮守使者不與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張樹勛為警察長，長沙一埠道不拾遺，雞犬無驚，布政之飾冠於各省，詢之武漢來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著有回憶錄《辛亥海軍起義的前前後後》，譯著《菩提戒二十頌》、《三十唯識繹論》、《大威德金剛一尊略軌》、《咕嚕咕勒佛母成就法》、《遷轉心要》、《光蘊遷轉法菩提正道菩薩戒論》等佛教譯經。

毛澤東看問題非常獨特。他對湯薌銘及其遠祖的評論與眾不同：

一、湯氏的祖先殷紂王，是歷史上公認的暴君，還有一個成語叫“助紂為虐”。但毛澤東認為：殷紂王是一位愛國者，如果不是殷紂王發動對東夷的戰爭，中國的東南部領土就得不到統一。然而這場戰爭卻導致了殷王朝的滅亡（周人乘殷都空虛偷襲成功）。

二、湯氏的祖先宋君微子啟，是周代廣為歌頌的一代賢君。周天子對微子啟都很敬重，稱其為賓，而不為臣。如果沒有微子啟的臣服，只有15萬人口的周國軍民，是絕難征服億兆之國的大邑商朝。所以微子啟對歷史的貢獻非常大，是他將分崩離析的中國重新統一起來。然而毛澤東卻認為微子啟是賣國求榮者，當殷周對抗時，微子啟投降了周武王（周武王伐殷的軍隊中有微人，當時微子啟是微國君），而後又開城迎接周武王進都。

三、湯氏的祖先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繼齊桓公之後多次主盟中原諸侯大會，兩次盟會天下諸侯，連周天子都對他非常敬畏。毛澤東評論宋襄公是假仁假義的“笨豬”。

四、湯薌銘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如果沒有湯薌銘的海軍，武昌首義就有可能流產；沒有湯薌銘，袁世凱的命運就有可能多維持一段時間。

1904年冬，孫中山攜朱和中赴德國柏林，訪問中國留德學生。在賓步程的帶動下，王發科、王相楚等留學生加入了興中會。在柏林逗留數日後，孫中山與朱和中赴法國巴黎，留法學生唐豸、胡瑛、湯薌銘、向國華等十多人應邀入興中會。孫中山在巴黎住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館。一天，湯薌銘、向國華、王發科、王相楚四人結伴來找孫中山去附近的咖啡館喝咖啡，王發科、王相楚二人中途離席，到瓦克拉旅館盜走了孫中山的行篋中的黨人名單及入盟書、法國殖民大臣致安南總督的信函。此為王發科、王相楚、湯薌銘、向國華四人合夥設計。得手后，四人到清國駐法國公使館告密，公使孫寶琦訓斥四人稱：“你們加入革命黨，是叛清朝；今來自首，又叛革命黨。且陷害同學，人格何在！”孫寶琦收閱了四人盜取的文件后稱，“今後你們要好好念書，安分守己，不要胡鬧。”留法學生夏堅仲是孫寶琦的親戚，得知消息后趕到使館向孫寶琦疏通。孫寶琦乃將入盟者的宣誓書燒掉，將其餘文件交給夏堅仲，夏堅仲通過郵局將文件寄還孫中山。但是，孫寶琦從法國殖民大臣致安南總督的信函中得知孫中山的安南起義計劃后，即赴法國外交部交涉，導致孫中山的起義計劃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