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會主義

一種反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用國家權力進行社會改良的改良主義思潮。國家社會主義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體，是高度民族化的社會主義。很大程度上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國家社會主義也具有法西斯主義那種沙文主義、帝國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強調：國家是絕對物，所有個人和集團都是相對的，國家是個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體現，個人必須絕對服從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那種生產資料個人所有的制度，而是提倡一種能和社會化生產大分工相適應的以國家為主體的生產分配調控，這一點類似於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

在非常時期，國家社會主義表現出來的力量可以是驚人的。

國家社會主義（註：此處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其實屬於國社主義最為極端的形式——民族社會主義）的締造者二戰德國領袖阿道夫·希特勒，他創造的國家社會主義也包含很大種族主義的影子，比如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他說到：“人種有優劣之分，優等人就是主人，主宰者，統治者，劣等的人就是奴隸，被統治者，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應該他統治世界。”其實這體現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一面，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國家社會主義反對國際主義。他的話如果深入理解，就是說我們必須要認為我們自己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其他民族都是我們的敵人和競爭者，這個地球上最終只有一個民族可以生存下來，在這種殘酷的競爭中，一切國際主義思想必將葬送整個民族的前途。他提出：“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就代表著他的民族，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集權的國家，國家的所有公民必須要有國家至上的意識，把國家看得高於一切。”他認為“國家的最高目標是，努力保持那些產生文化和創造高級人類的美與尊嚴的原來的民族成分”，他強調：“要真正做到以上幾點，國家的根本就要實行領袖原則，領袖應該有領導整個民族和國家、主宰世界命運的的權力”。

國家社會主義者極度反對暫時和平主義，他們認為：①暫時和平主義是最消極的思想，也是劣等民族的共有特徵，暫時和平主義是一種逃避主義，不能逃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酷競爭模式。它不過是一種消極的幻想和苟安，實行暫時和平主義的民族已經被歷史證明，他將會滅亡或被其他民族奴役。

②暫時和平主義本質是政府對民族的欺騙，是對政府無能的借口；暫時和平主義本身不代表整個民族的利益，他只代表著某個統治者、統治集團的利益，不過是他們想更安穩地維繫他們腐朽的統治罷了。

③暫時和平主義也代表了一些個人的苟安意識，這對於整個民族的危害將是致命的。

④暫時和平主義並不能真正代表著和平，因為導致戰爭的不是人的思想意識而是資源的短缺、生存空間的不足這類客觀情況。

⑤和平主義只是不顧這些現實狀況的消極幻想，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的本身已經宣告了暫時和平主義的死刑。

國家社會主義也反對資本派民主，資本派民主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對世界撒的最大的謊言，資本派民主主義本身就具有欺騙性質，他不過是資本主義政客創造出來的一套統治工具，其本身不能代表整個民族的利益。絕對的民主且不論他是否能夠實現，就算他能實現其代表的也只能是大部分人的個人利益。除了能使國家政策制定變的更加混亂和無效外，沒有別的意義。資本派民主主義是政府和小市民主義的一種媾和，他是犧牲國家利益來滿足部分人的個人需要，是一種消極的不進取的思想。

1871年普法戰爭之後德國強人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完成了德國統一，但王朝政府左面受到工人運動的威脅，右面受到資產階級政黨民主訴求的壓力。俾斯麥既反左又反右，強力推出6000餘條保護勞工的法令，既保護了王朝利益，也實現了他的國家需要照看人民的政治理念。俾斯麥的福利制度和政策被稱為王朝社會主義（德語：Staatssozialismus）。但自189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漸漸形成一個觀點，以前那些舊王朝的國家精英們並沒有在德國實現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既不同於往常的社會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第三位置思潮出現了，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應該看到的是，國家社會主義最初活躍於經濟政策方面，隨後才開始深入到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治方面。俾斯麥的王朝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和政策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持，也因此為國家社會主義追捧，並被追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前身。在此基礎上抽象出來的依賴、倡導國家機器直接操控生產資料的一種既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政治制度的經濟架構被稱為國有社會主義（英語：state socialism）。國有社會主義也被認為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在生產關係方面，國家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同，提倡一種能和社會化生產大分工相適應的以國家計劃為主體的生產分配調控。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國家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不相同，同時也反對那種生產資料為個人所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共產主義為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強調生產資料公有，而國家社會主義強調的是生產資料在所謂國家意志影響下的監控，政府並不直接控制生產資料的配置和使用，但政府代表國家擁有對生產資料的絕對控制權，使用權和分配權。

工業家、作家和政治家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1916年《即將來臨的日子》（德語：Von kommenden Dingen）寫道，未來的“人民政府”將彌合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裂痕，並強迫資本家們接受國家的旨意。他將通過稅收限制高收入及財產分配，鼓勵增加公共教育，鼓勵工人階級更多的參與，消除壟斷和防止投機和懶惰。拉特瑙的觀點吸引了很多年青人和民族主義者，並對國家社會主義後來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1918年之後，德國的政治思潮出現了一股試圖阻止共產主義蔓延的保守革命運動，但國家社會主義則反向出現了反對民主主義的傾向。國家社會主義認為民主主義不僅不能代表整個民族的利益，反而是資本主義政客創造出來的一套統治工具，是謊言。國家社會主義認為民主主義所強調的是，民權是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換取部分人個人需要的滿足。國家社會主義認為民主是一種效率低下的社會制度，會使國家政策制定變得更加混亂和無效，進而會影響到國家在國際間的競爭能力。

該思想產生於19世紀50年代的德國，代表人物有F.拉薩爾和J.K.羅貝爾圖斯。在馬克思主義剛誕生和無產階級革命形勢剛出現的時候，拉薩爾主張實行普選制和工人依靠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羅貝爾圖斯認為工資應隨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增長，主張由國家制定工資標準，實行社會改革，以解決由資本和土地壟斷而造成的經濟危機和工資下降問題。他們迴避國家的階級性，打著社會主義招牌，鼓吹社會改良，實際上是要維護資產階級國家的統治，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種思潮在剛剛形成的社會主義各流派中有相當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內有部分人士提倡戰爭社會主義(德語：Kriegssozialismus)，即透過中央統制的經濟制度來因應戰爭。此種主張是往後德國總體戰經濟制度的雛形。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工人被要求入伍；而工會與行業協會也成為戰爭機器的一部分。自由經濟因此受到嚴重壓制，旨在提高武器裝備生產的中央計劃取代了市場經濟。消費品開始出現配給制。戰爭社會主義概念正是通過這些重要步驟過渡到國家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