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時璟

汪時璟，出生於1887年，安徽省旌德縣人。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陸軍主計學校。回國后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王克敏、張弧的秘書及被服廠廠長。北洋政府垮台後，在漢口中國銀行分行任副經理，后調任瀋陽中國銀行分行經理。日本侵佔東北后，成立偽滿洲國，加強金融控制，嚴格管理匯兌，致使中國銀行無營業可做。汪以銀行經理地位，活動於偽滿總理鄭孝胥、張景惠及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參謀吉岡安置、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人之間，獻媚逢迎，圖謀在日偽接收中國銀行分行或建立偽滿洲中央銀行時，仍能維持其經理地位，或能調任偽中央銀行總裁。汪自以為是日本留學生，又是親日分子，在偽滿會大有前途。不料偽滿中央銀行成立時，由偽滿駐日大使丁士源(曾任段祺瑞執政時的國內公債局總理，天津中華匯業銀行經理)出任總裁，汪大失所望。汪在偽滿雖不得意，而“求榮”之野心未泯。其妻殷醉丹系親日派殷同之妹，經殷同介紹，結識土肥原的親信特務小山貞知，由此汪擠進了日本侵華特務系統。華北淪陷后，王克敏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汪以各種關係前來北京，王克敏委以北京市政府財政局局長，汪時璟認為官小而未就，仍回瀋陽。

汪時璟鑒於瀋陽分行營業一籌莫展，而上海中國銀行總行因設在租界內，仍能行使職權，隨與小山貞知協商，以結束瀋陽分行為由到上海總行請示善後辦法，同時了解南京政府的財經情況和動向。取得關東軍同意后，由小山陪同送到大連，再乘日本軍用船隻到達上海。事先日特已有安排，是由日本駐上海海軍派車去接，住在日軍轄區內，再由日本橫濱正金銀行派來備用汽車，藉此暗中監視。汪時璟見到總行董事長宋子文，彙報了瀋陽分行處境，並請示以後工作。當時宋子文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只說：“現在我顧不了你們了，你們自己想辦法吧。”商談雖無結果，但汪已摸清上海經濟狀況和南京政府對日的動向。汪在上海與銀行界故友盤桓數日後，即返瀋陽，向小山貞知彙報，因此日方對他更加信任。

1937年7月末天津淪陷后，日本關東軍調滿洲鐵路株式會社理事坂谷希一專司處理華北財經事務之責。先是改組河北省銀行，由曹汝霖、李思浩、張弧各推薦一人為監事，並以王荷舫為總經理。坂谷派村山任該行顧問。緊緊地控制了天津的金融。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成立后，坂谷到北京籌設華北偽政權的國家銀行，以期控制華北金融。經多方活動，因京津方面的銀行家多不願為日偽效勞，以致組織和人選問題未能解決。這時小山貞知已隨日本侵略軍來北京，當即提名汪時璟。在坂谷同意下，汪時璟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小山陪同，在大連大和旅館與坂谷見面，談妥開辦銀行的大體方案。十一月間，汪即帶領行員漆世昌、張仲堅到北京待命。隨後，由日本大藏省財務官大野龍次郎、偽滿經濟部司長田中恭與坂谷希一等在北京正式決定，汪時璟負責籌備華北銀行事宜。一九三八年一月，汪調來瀋陽分行大批人員，在北京松樹衚衕成立辦事處，開始籌備工作。銀行名稱決定用北京維持會準備印鈔票時使用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簡稱“聯銀”)之名，資金除由中國、交通、大陸、金城、中南、鹽業、河北、冀東等八家銀行聯合投資外，並由偽華北政委會投資一部分。資金總額五千萬元，實際上各銀行並無現金，亦未繳股本，只以往來存款性質將款項存人“聯銀”。此外尚有原國民黨政府改革幣制時，華北各發行紙幣的銀行向中央銀行繳納的準備金約二、三千萬元，存放在天津租界內，被宋哲元所扣留，未能解送南京，汪即以此款作為“聯銀”準備金列入賬面。幾經多方拼湊，一切大致就緒。

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王克敏對銀行是裏手，想獨攬政經大權，由自己兼任“聯銀”總裁，而日方堅持總裁一職由汪時璟擔任。因此，形成僵持之局。王克敏對“聯銀”總裁一職，拖延不予發表，經坂谷一再催促，王答以“此事慢慢商量，不必著急。”汪得知內情后，深恐夜長夢多，即與小山貞知相商，小山隨即訪問北京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要他，壓服王克敏，保住汪時璟。早在“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后，即著手計劃入侵華北，物色華北偽組織首腦人選，其中就有王克敏(當時在青島作寓公)，王克敏是由喜多誠一負責聯繫的，王也經常去大連與土肥原會晤。在偽華北政委會成立時，日本軍部就指定王克敏為委員長。喜多出任北京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特務就是控制政委會包括王克敏在內的各級政權人選，推行日本侵略部署。喜多出面維護汪時璟，王克敏就不得不俯首聽命了。但王的內心是不滿意的，一直拖延到“聯銀”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正式開幕的前一天，才正式任命汪時璟為“聯銀”總裁。不久汪又兼任偽經濟總署督辦，從此華北財經大權便操於他一人之手。

“聯銀”在天津、濟南、青島、開封、徐州、太原、石家莊、保定、新鄉、山海關、唐山、煙台等處，陸續開設分行。各分行經理一級職員多系汪在瀋陽中國銀行分行的舊部。各分行均設有由日本銀行調來的日本人充當顧問，大權操於顧問之手。總行設總裁辦公室和與此平行的顧問室，下設六局：總務局，局長張君度；管理局，局長陳錦文，後任楊延植；計算局，局長楊延植，後任張昭；發行局，局長歐陽載祥；營業局，局長汪懷澄。另有調查室和秘書室，由總裁直接領導。總行設有監事會和董事會顧問室操“聯銀”實權，顧問坂谷希一；副顧問一人，曾由吉田、岡本、鶴原先後擔任；還設有顧附四人，由日本、正金飛朝鮮飛興業四家日本銀行各派一人充任。該室有職員四飛五十人，均由日本國內各銀行調來。開辦初期，顧問室唯一只有一位中國女打字員梁思明，不久也調往外匯局任職員。顧問室聽命於日本大藏省(財政部)行事。“聯銀”實際上等於日本大藏省的一個分支機構。秘書室設秘書三人，有陶良五、張同德等。對外稱總裁的秘書，只辦汪時璟交辦的文件和隨行外出，並無例行公事。陶是燕京大學畢業生，為人機警圓滑，善交際，汪時璟夫婦常至其家賭博和舉行舞會，此外尚有范興伯、李鵬圖、高崇祿、索越平、張格等及其他高級職員為座上常客，當時陶處有“六部口俱樂部”之稱。調查室專司調查各銀號經營情況和市面金融動態，以及改經各部間的一切動向。主任梁啟勛。

日本帝國主義本擬以速戰速決，一舉而鯨吞中國。由於中國人民及其武裝力量英勇抵抗，致使侵華百萬日軍陷於人民戰爭汪洋大海之中。在資源儲備有限、消耗日繁的情況下，日本確定“以戰養戰”的方針，大量搜刮淪陷區的物資，支援“聖戰”。在華北利用“聯銀”為支撐點，主要手段是：（1）限期在淪陷區將法幣以1：1價格兌換偽“聯銀券”。收回的法幣由正金銀行運往上海，套購外匯；或由日本軍部取領，在尚未通用“聯銀券”的地區搶購物資，如糧食、棉花、銅鐵、制錢、銅元、銀元等等；（2）日本的日本、正金、朝鮮、興業四家銀行，可拿一張“本票”（即銀行開的本行存款單據）存入“聯銀”，記入存款賬上，即可大量支取“聯銀券”，轉借給日本工商業者作為開辦工礦企業的資金，或去投機倒把；（3）日本駐軍司令部僅憑調撥單，可在“聯銀”隨意支取“聯銀券”，充當軍餉和搶購物資；（4）集中各銀錢號的流動資金提成，存入“聯銀”；（5）所有偽政權機關的收入，全部存入“聯銀”。

偽“聯銀”無限制地發行“聯銀券”。在初期發行票鈔時，因急於出籠，刻制券版已來不及，只得用過去大清銀行留下來的鋼版，將行名改為“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將攝政王像改為黃帝、關羽、岳飛、孔子等的肖像，分別發行一元、五元、十元等票值。由於日方大量支取“聯銀券”、致使通貨膨脹，物價上升。“聯銀”於一九四二年又發行百元大鈔，其後，五百元大鈔和一千元大鈔亦先後於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出籠，並籌劃印行五千元大鈔。直至日本投降，才結束這種殘酷壓榨的罪惡活動。

偽“聯銀”一切措施除聽命於坂谷希一外，但凡重要政策的制訂，必須在日本大使館控制下施行。一九四四年秋，汪時璟交給秘書張同德一份日本大使館發來的日文密件，經張譯出后，始知是搜刮民財、回籠“聯銀券”的條款提綱，內容有十項，重要的如開設賭場、鴉片公賣、各地設土葯公會、開設證券交易所、開放黃金市場、擴大賽馬會等等。汪時璟看了以後說：“這些事不能同意，辦了，祖墳都要被人扒掉的。”但在汪兼任經濟總署督辦后，卻都陸續實施了。例如開設禁煙局和各地分局，名為禁煙，實系公開販賣鴉片及其他毒品，各地成立土葯公會，領購鴉片煙土，分銷各地，所用資金統由“聯銀”借貸。天津、北京、青島、濟南等地都擴大或開設賽馬會，公開賭博，抽稅提成。北京的華北賽馬總部，以王蔭泰為理事長，三野友吉為副理事長。華北各大城市先後都成立了證券交易所和黃金交易所等等設施，搜刮民脂民膏。據統計，偽“聯銀”八年間共印製“聯銀券”三千一百八十五億餘元，截至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止，實際發行偽鈔一千四百二十三億餘元，其中半數以上七百多億元，為日軍掠奪軍需物資之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南京政府財政部派張果為和中央銀行的卞喜蓀來接收偽“聯銀”，因當時中央銀行在華北尚未開業，市面仍流行著“聯銀券”，而張果為將“聯銀”庫存的五千元大鈔，交由交通銀行發行。這種繼續掠奪的措施，引起商民大嘩，紛紛拒絕使用，張果為不得不將已發行的大鈔陸續收回。這個倒行逆施的作法，成為接收時的一大笑談。

1938年偽“聯銀”成立后，日本軍部通知坂谷希一著汪時璟以總裁身份去日本，“答謝”日本軍政各方對“聯銀”的援助。汪以“聯銀”初建，尚不穩定為由，一直拖延。后經日方屢次催促，到一九四零年一月汪時璟才得以動身去日，隨員有“聯銀”發行局局長歐陽載祥、日文秘書謝祖-----閭、經濟總署會計局局長周通曾、參事黃伯雄等，由“聯銀”顧問坂谷陪同飛往東京，住於帝國飯店。汪等先後拜訪了日本首相、外相、大藏相及日本銀行總裁結城等人。然後汪時璟個人身著大禮服到日本皇宮外殿，在一個簿子上簽寫職銜姓名后，退出皇宮。在日本這叫做“宮中記帳”，是最大的榮幸。其次是日本內閣成員及各銀行人士，多次設宴招待和答謝等酬酢。汪時璟此行純屬謝恩之意，並無談判課題。在東京停留三天，即飛返北京。

一九四四年九月，汪時璟代表華北偽政委會去日本探望汪精衛的病情，同行的有政委會顧問岩松義雄中將、偽“聯銀”顧問坂谷希一、秘書張同德、發行局局長歐陽載祥等人。乘飛機抵日本下關，乘車到大阪，轉天偕同歐陽載祥張同德到名古屋日本徠帝國大學附屬醫院探望汪精衛，稍事等候即進入病房，只汪時璟一人進去，不到十分鐘即行退出，探病就此結束。然後再去東京拜會日本軍政要人。到東京后，汪首先由張同德伴隨到“皇宮記帳”，後由內閣設便宴招待。汪時璟在致答詞說，雖然來日系代表華北政委會探望汪主席病狀，但更重要的是感謝日本對華北政權的支持和援助，為表示謝意，贈送給日本政府鹽二萬噸。會後汪時璟與日本銀行總裁澀澤簽訂了借款三億日元的協定。汪在東京停留七天後，乘飛機返回北京。

汪時璟多年任漢口、瀋陽中國銀行副經理，與該行董事長宋子文有聯繫。汪時璟任偽“聯銀”總裁前，曾通過吳鼎昌向蔣介石請示，取得同意后才就任偽職，其妻兄殷同一方面與日本人親密，同時還向蔣介石表示忠誠，殷同擔任北寧鐵路局長及建設總署督辦時，陶良五曾看見殷同常將華北情況呈報蔣介石，文件下款稱“職殷同”。由此可見汪、殷任偽職都經蔣同意的。當張同德到“聯銀”報到時，汪曾親口對他說：“你放心干吧！我們這裡做的事蔣先生那邊是諒解的。”此外，汪在北京結識軍統潛伏特務周濟，周送給汪一張蔣介石親筆寫的“在新民”三字橫幅。汪得之非常重視，並由北京琉璃廠玉池山房精裝裱褙，奉為至寶。早在一九四二年、汪時璟與殷同經日本軍部同意，在殷住宅設置電台一部，據說日本投降時，北京日本駐軍司令部曾利用此台與重慶國民黨政府作第一次聯繫。

汪時璟當上偽“聯銀”總裁后，在所屬各局、室安裝上紅綠燈及電鈴，紅燈亮表示總裁到，綠燈亮是總裁走，電鈴響表示總裁召喚。汪在未發跡前，羨慕其老上司財政總長張弧的派頭，當上“聯銀”總裁后，舉止行為完全效法北洋政府官僚的 作派。汪比較尊重曹汝霖，因曹與日本高級軍政人員都有親密關係，凡是曹介紹來的人，他都錄用，畀以重任。汪自翊清高，經常收買古玩字畫及碑帖，以示文雅。所住私宅北兵馬司一號，原系張作霖贈送給其女婿、前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之子的 住宅，本已相當闊綽，汪又在河北省銀行支款十萬元，大肆修整。一九四三年又在後花園秦老衚衕修建樓房一所。汪個人佔用“聯銀”汽車三輛，其中有一部是北京獨一無二的防彈汽車。汪衣食用物考究，曾收納日本名妓，在廣安門外為伊購置新居，當時偽組織的漢奸都望塵莫及。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汪時璟認為擔任偽職曾經蔣介石同意，便於當年九月攜帶庫存大批金銀表冊及調查室所搜集的有關金融經濟及日偽軍情報等文件，由軍統特務周濟陪同飛往重慶向蔣介石邀功。約住了十天，未得召見，僅由文官長吳鼎昌接見，但未得任何具體指示，只好返回北京。汪此時心情不快，但仍去“聯銀”辦公。赴重慶情況不妙之說，迅速傳開，許多“聯銀”職員聯合起來包圍總裁辦公室，要求提前發放退職金，以便散夥。汪空言搪塞之後回家，從此就不到“聯銀”上班了。一九四五年冬，新任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派副官張廷樓要親見汪時璟，會見談話內容外人無從知曉，但之後該張副官常來銀行找常委陳錦文，提走大量“聯銀券”。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北平市警察局局長兼軍統局北平辦事處主任馬漢三，通知汪時璟妻子殷醉丹，於十三日晚假汪宅（西單粉子衚衕）宴客，並請其承辦兩桌酒席。馬漢三未到之前，馳來一卡車憲兵，包圍了汪宅。這是軍統局長戴笠誘捕大漢奸預定的手段。來客中有王克敏、王蔭泰、王揖唐、齊燮元、曹汝霖、周作人、唐仰杜、蘇體仁等人。席間，戴笠突然出現，當即宣布入席諸位被捕，聽候國法審理。當夜不準回家，均住在汪宅大客廳內，一律不準出門，汪妻殷醉丹可以自由出入。汪妻藉此之便，把貴重的珠寶、細軟物品和古玩碑帖等，私自運出，，先寄存別處，後轉往上海。一九四六年一月，汪時璟被戴上手銬押往南京。一九四六年春節前夕，戴笠再來北平，汪妻曾去拜訪，並送去金銀財物，請戴笠設法營救。戴笠安慰她說，汪時璟沒有什麼問題，總得經過法律程序，才能結案。汪妻感激涕零，信以為真。不久，戴笠墜機而亡，汪妻又請江庸律師辯護，最終汪時璟被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押赴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汪妻於解放前夕，帶同子女、財物去香港。1952年8月12日汪時璟病死於監獄，結束了罪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