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庸

1878年出生於四川璧山（現重慶璧山區），其祖懷廷曾為璧山縣令。

1901年赴日本留學，先就讀成城學校，后就讀早稻田大學法制經濟科。

1906年畢業回國任學部司員兼京師法政學堂總教習，修訂法律館專任纂修兼法律學堂總教習。

1907年調任大理院詳讞處推事

1908年應學部考試，成績優等，獎給法政科舉人。

1909年參加歸國留學生考試，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任京師法律學堂監督。

1911年作為唐紹儀隨員參加與南方革命軍的南北議和。

1912年民國成立，留任大理院推事兼北平法政專門學校校長；9月，任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

1913-1917年任司法部次長。王士珍組閣時任 司法部總長。

1918-1920年任日本留學生總監督。

1920年，任法律編查館總裁，兼 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

1924年因不滿曹錕當局統治辭去公職，設立律師事務所，創辦法律周刊，受聘 國立法政大學校長。

1925年9月受北洋政府派遣赴廣州調查“沙面慘案”。同月任中日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中方委員。

二十年代初，與汪有齡等人在北京創辦私立朝陽大學，1927-1939年任校長。

1926年遷居上海，從事律師業務，曾義務為“救國會七君子”辯護。抗戰期間多次拒任偽職。

1938年7月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

抗戰勝利後繼續執行律師業務，多次拒任國民黨政府職務。1949年1月，受李宗仁邀請去北平試探求和。

1949年秋，應毛澤東手書邀請，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

1950年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

1953-1960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館長。

1960年2月9日，因病在滬逝世，享年82歲。

是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詩集、遊記和法學論著多種。

1923年曹錕賄選總統，時任修訂法律館總裁的江庸，不願同流合污，毅然辭職。與梁啟超創建“尚志學會”，又辦《法律周刊》，自任社長。同年，在廣州謁見孫中山先生。

自1927年蔣介石上台以後他未在國民黨政府任職，基本上以律師為職業。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江庸表現出很高的膽識與氣節，受到知識界和政界的尊重，也得到統治當局的垂注。1936年他在上海從事律師業務，這時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救國會“七君子事件”。以宋慶齡為首的廣大文化知識界人士發起了強大的反抗和營救活動，法律界組成以江庸、張志讓為首的陣容強大的辯護律師團。那時法院的法官大多為江庸的弟子和屬下，他作為一名律師出庭為被迫害的“七君子”辯護，影響極大。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東北三省，成立偽滿洲國。江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譴責日寇侵略罪行，並指名出任偽職的學生趙伯欣叛國投敵，為虎作倀，聲明脫離師生關係。1936年初他受聘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6月，他代表中國律師協會參加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律師協會世界會議，10月途經莫斯科回國。

“七七事變”爆發后不久，上海淪為孤島，日、偽籌組南京偽政權，授意漢奸溫宗堯拉攏江庸出任偽職，遭到他嚴辭拒絕。1938年7月，在舉國一致抗日呼聲中，在漢口召開國民參政會上，江庸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擔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成員。在武漢期間，蔣介石恐吳佩孚出任華北偽政府首腦，曾請江庸去函拒日勸誘，得吳答覆將堅持民族氣節。

1946年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江庸公然宣稱:“我素來反對內戰。老蔣的‘討伐命令’不要送到國民參政會來，送來是通不過的，”那時江庸仍擔任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成員。1946年11月，他拒絕參加由國民黨一黨操辦的國民大會。1948年，蔣介石以“總統令”任命江庸為“大法官”，江庸致函力辭不就。

1949年初，李宗仁就任中華民國代總統，著手與共產黨議和。李代總統急於找幾位共產黨能夠接受的無黨派民主人士，前往北平試叩和談之門。李專程飛滬邀請江庸、顏惠慶、章士釗等赴北平。江等表示：議和得於民心，願前往一試，但我等既非國民黨員又不在國民政府任職，宜以民意代表為好。李亦以為然，遂由3人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另有一位是一貫主張國共和談的國民黨員邵力子，則以私人身份同行。1949年2月14日，“四老”到達北平。葉劍英受毛主席指派與四人分別交談。江庸說：“和平是合乎全國人民心理的，要打內戰的不是共產黨而是蔣介石，今天蔣介石下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的願望，儘管他分量不夠，共產黨也不宜拒絕。”葉表示將代為轉達。2月19日，葉劍英傳達重開和談已經毛主席允許了。2月22日“四老”在傅作義、鄧寶珊陪同下到達西柏坡，受到周恩來、楊尚昆等迎接。

毛澤東主席與“四老”約談兩次，每次均在一個多小時。江庸雖1945年在重慶見過毛主席，但未及深談，此番得以親睹風采、暢聆教誨。毛並未談及政治和軍事，只是隨意漫談，毫無拘束。這兩次談話使江庸對毛主席更加敬佩。毛曾問到：“你們看蔣介石為何失敗？”江庸答：“我以為主要是不能用人，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才。”毛點頭會意說：“我們共產黨人是願意延攬能為人民做事的人的，歡迎你們幾位老先生推薦人才。”

1949年秋一天，江庸在上海自己的律師樓里收到一封筆跡蒼勁飄逸的來函。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幾個鉛印紅字落款上邊赫然展現一個大的“毛”字。江庸急忙展開書柬，但見全文如：“翊雲先生：大示敬悉。時局發展甚快，新政協有迅速召開之必要，擬請先生及顏人俊（即顏惠慶）先生參加，不識可以成行否？許（即許藻容，法學家，江庸推薦給毛主席）先生事，已囑法學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草復。敬頌道安！毛澤東。”

當時已71歲高齡的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參加了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並於10月1日下午登上天安門，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江庸當選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華東軍政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委員，歷任上海市文史館副館長、第二任館長。1960年2月9日病逝於上海，享年82歲。

江庸先生平生不事蓄積，逝世后所遺款三千元、公債二千元。在他逝世前，遺囑夫人徐琛請上海市文管會徐森玉對家存文物進行鑒定，凡有價值者，由家屬全部捐贈國家，計122件。

江庸先生生前著有詩集、遊記和法學論著多種，如1927年出版的《南遊雜詩》，1929年出版的《台灣半月記》，1934年朝陽學院出版部出版的《趨庭隨筆》(1967年台灣文海出版社再版)，1946年重慶大東書局出版的《蜀游草》，1957年出版的《澹蕩閣詩集》、《汗漫集》、《攻錯集》、《旋滬集》、《入蜀集》，200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江庸詩選》等等；另外，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梁啟超致江庸書札》，詳細記載了兩人的交往，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