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

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國共雙方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剿共”。而當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國會舉行了紀念孫中山的活動，擔任主席團成員的史良也要求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救國會多次同情中共的舉動惹惱了當時急於“清共”的國民黨當局，也得罪了上海的日軍。當時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即命令領事約見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要求逮捕救國會成員。南京國民政府於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7位救國會的領導人。移送位於蘇州的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由於7人都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因此被稱為“七君子事件”。

這一事件激起了中國共產黨人﹑全國人民和國內外各方面人士的強烈抗議和譴責。宋慶齡﹑何香凝﹑張學良﹑楊虎城和國際友人羅素﹑杜威﹑愛因斯坦等紛紛要求無條件釋放沈鈞儒等人。但蔣介石政府拒不釋放，且於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訴書，並於6月11日和25日在江蘇省高等法院兩次開庭審訊。沈鈞儒等人堅持抗日救國立場，在獄中和法庭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各界人士在全國開展了廣泛的營救運動。6月25日，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要求入獄與沈鈞儒等人一起受監禁。“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政府於7月31日宣布保釋放沈鈞儒等七人，並於1939年2月最後撤銷了起訴書。

1936年5月31日，宋慶齡、沈鈞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國會七位負責人，沈鈞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1月24日，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發出布告，宣布他們的“罪行”：“李公朴等自從非法組織所謂‘上海各界救國會’后，託名救國，肆意造謠，其用意無非欲削弱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結‘赤匪’妄倡人民陣線，煽動階級鬥爭，更主張推翻國民政府，改組國防政府，種種謬說均可復按。”

九一八事件發生后，隨後中國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國運動的浪潮。1936年5月31日，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中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宣言，通過《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向全國各黨各派建議：立即停止軍事衝突，釋放政治犯，各黨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制定共同救國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當時選舉了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擔任執行委員。

沈鈞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們從事的抗日救亡活動，順應民心，代表民意。國民黨當局羅織的“罪行”，說到底無非只是“謬說”。以言論治罪本身違反法制，何況種種“謬說”未必可以“復按”。

消息傳出，全國嘩然。北平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李達、許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羅（今泰國）華僑文化界200餘人；新加坡全體華僑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他們。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了抗議。

北平各大、中學校的學生聽到這個消息，特地罷課兩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請願。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學生舉行大示威，高呼“爭取愛國自由、釋放愛國領袖”等口號。全國許多報紙把他們稱為“七君子”，把他們的案件稱為“愛國無罪”案。

按照國民黨當局法律規定，偵訊時間以兩個月為限，必要時可以延長兩個月。沈鈞儒等七人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國民黨辦案人員偵無可偵，訊無可訊，只得延長羈押兩個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偵查期滿的最後一天的晚上八點鐘，檢查官才炮製出了“起訴書”。這個“起訴書”洋洋數千言，東拼西湊地捏造了“十大罪狀”。鄒韜奮憤怒指出：“故意羅織，入人以罪。”曾任律師的沙千里感慨地說：“我們萬不料偵查了四個月之久，起訴書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國家，污辱了神聖的職務。”

“起訴書”出籠，立即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抗議。宋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發表“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向全世界莊嚴表示：“中國人民決不是貪生 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民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宋慶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蘇州高等法院“請求羈押”入獄，與七君子一道坐牢。國民黨當局無可奈何，十分尷尬。

1937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悍然開庭，公開審理此案。那天，法院門口擠滿了人群，前來瞻仰七君子風采，對他們表示敬意。法院見事不妙，貼出布告，改公開審訊為不公開審訊。沈鈞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秘密審訊的必要，如不公開審理，他們就拒絕答話。他們的律師向書記長傳達了他們的意見，同時表示：如果當事人個個緘默，律師也將保持緘默，不發一言。

他們的律師都是來自上海的著名律師，全都是自願前來進行義務辯護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師，總共21人，組成一個律師團。他們不僅要為“被告”個人進行辯護，更重要的是為保障“愛國無罪”而鬥爭，為全國人民爭取愛國的自由。法院無法審理，只得答應“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屬和新聞記者放進來。

“起訴書”又臭又長，全然建立在誣陷、歪曲的基礎上，因此破綻百出，不堪一擊。

沈鈞儒等七人於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獄；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西安事變”。他們不可能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絡接洽”。“起訴書”卻無中生有地把西安事變列為他們的“罪狀”之一。法院借口救國會曾於11月間致電，籲請張學良出兵援助綏遠抗戰，誣陷他們“勾結軍人，圖謀軌外行動”，“釀成巨變，國本幾乎動搖”。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發表通電提出八項主張，其中第三條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這就構成了彼此“勾結”的“證據”。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沈鈞儒頭一個受審，他義正辭嚴作了回答：“我們發電報給張學良，是為綏遠事件共同抗日，同電還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宋哲元，希望他們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於拿西安事變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我本人很奇怪，應請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

鄒韜奮也據理進行駁斥。他指著電報說道：“這個電報內容明明說希望張學良‘請命中央援綏抗日’，並非叫他進行‘兵諫’，並同時還打了同樣電報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為什麼不說勾結國民政府？為什麼勾結國民政府不管，而單問張學良？”

辯護律師接著說：“起訴書中所謂‘勾結’，所謂‘互相聯絡’，是什麼意思。這是雙方的事，現在只問單方，怎可判罪？所以無論如何，非向張學良調查不可。”

這無異給法院將了一軍。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表示“寬恕”張學良、楊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張學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蔣介石就把張學良軟禁起來。怎會讓張學良到蘇州法院“作證”呢？

審判鬧劇演不下去了。不久，爆發了“七七事變”，國民黨當局於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

雖然中國共產黨、各界以及民主人士當時極力奔走、營救因為堅決抗日、同情革命而入獄的“七君子”，但遺憾的是這七人在建國后，由於種種歷史原因，沒有獲得應有的待遇。

鄒韜奮：1944年7月24日因腦癌不幸逝世於上海醫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醫院）。

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工槍擊身亡。

沈鈞儒：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院長，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醫院病逝。

王造時：被劃為右派，1969年1月14日在 獄中悲憤而死。

章乃器：1957年起被當成右派，“文革”期間曾被打到體無完膚、奄奄一息。1975年平反，1977年5月13日病逝於北京醫院。

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辭世，幸運的是並未受到反“右”及“文革”事件的波及。

史良：1985年9月6日於北京病故。“文革”時曾經遭到抄家，後來受到周恩來總理的保護才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