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征四郎

1891年春進入村裡的沼宮內小學讀書。

小學畢業后考入著名的盛岡中學，與兩個兄長一起讀書。

1899年投考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

1903年12月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成為該校第16期的學員。

1904年10月從陸士畢業。11月1日被授予步兵下士軍銜，任步兵小隊長。12月隨部隊開赴中國東北前線。

1905年9月5日俄國被迫與日本簽訂和約，即《朴次茅斯和約》。日俄戰爭的勝利極大刺激了日本侵略擴張的野心。

1931年9月22日在瀋陽參加關東軍秘密會議。會議炮製出“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提出以溥儀為“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握”。板垣在會後秘訪哈爾濱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促其“獨立”。9月27日張景惠宣布成立“東省特區治安維持會”並自任會長，暗中策劃“獨立”。在板垣征四郎派人策動下，9月28日清朝“閑散皇族”熙洽公布偽吉林省省長公署組織大綱，宣布吉林“獨立”。9月30日還曾派人去天津誘騙溥儀前往東北“複位”，因內部意見分歧而未成功。10月1日洮南鎮守使張海鵬宣布洮南“獨立”。12月16日前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出任偽奉天省省長。

1931年10月21日與石原莞爾在國際法顧問松木俠的協助下炮製出“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草案”，提出了全面控制“新政權”的具體措施。

1932年1月6日攜帶關東軍司令官的指示前往東京向政府彙報。裕仁天皇破例召見板垣征四郎。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根據彙報炮製出“滿洲問題處理方針綱要”，要求加速建立受日本控制的“獨立國家”。1月22日關東軍司令部召開“建國幕僚會議”，討論建立“新國家”的有關條款和綱領。1月27日根據會議決定組織擬制“新國家建設順序的綱要”。2月16日策劃組織了籌備建立偽國家的瀋陽“四巨頭會議”（張景惠、熙洽、臧式毅和馬占山）。接著奉命前往旅順，以威逼利誘的手法逼溥儀就範。3月1日偽“滿洲國”宣告成立，溥儀為偽“滿洲國”執政。

1933年2月關東軍大舉進犯熱河。板垣征四郎上陣，從奉天奔赴天津，建立“板垣”機關，負責北平和天津方面的“謀略”工作，配合關東軍長城作戰，企圖策動“華北自治”，以炮製出一個和“滿洲國”相似的----傀儡“華北國”。

1933年5月7日撤去奉天特務機關長兼天津特務機關長的職務。命他以“參謀本部特派員”身份去歐洲、印度、菲律賓及南洋群島等地“視察旅遊”一番，先離開對華工作一段時間。

1934年8月1日調任“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12月關東軍人事變動，菱刈隆奉調回國，南次郎繼任，岡村寧次調到參謀本部任軍事顧問，板垣征四郎則被晉陞為關東軍副參謀長，兼駐“滿洲國”武官。

1936年3月升任參謀長。直至1937年3月調任廣島第五師團師團長以前，板垣征四郎在關東軍任職的這兩年半時間裡，一方面繼續強化日本對“滿洲國”的統治，另一方面，不願放棄“華北國”的夢想，夥同土肥原賢二先是策動內蒙獨立，后是苦心孤詣地策劃所謂“華北自治”。

1936年百靈廟戰役傅作義部大捷，蒙古軍4個旅反正，板垣征四郎派到蒙古軍中的顧問田中隆吉狼狽逃跑。

1937年3月1日返回日本，改任日軍陸軍第五師團長。該師團轄第9旅團和第21旅團，號稱日本精銳師團。7月7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板垣征四郎率第5師團由廣島出發，途經朝鮮釜山，於8月間到達天津。

9月初在東條英機兵團把中國軍第二戰區主力吸引到大同附近后，板垣征四郎突然兵鋒一轉，打垮了晉軍劉奉濱師，飛兵直取平型關，沿著幾年前借著參拜五台山就勘查好的路線，突破了內長城一線，至此山西北部門戶洞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如夢方醒，慌忙調兵堵擊，並殺了作戰不利的軍長李服膺祭旗，終於因為配合不力，指揮混亂，9月28日茹越口天險被日軍突破，晉軍被迫全線後撤，斷後的姜玉貞旅以生命為代價死守原平縣十天，為中央軍衛立煌等部八萬援軍趕赴忻口贏得時間。

10月13日率第5師團（加上配屬的獨2、獨15旅團共計16個大隊3萬人95門炮）正面衝擊20萬中國軍隊堅固防守的忻口陣地，這是最瘋狂的指揮官干出最瘋狂的事。忻口戰役血戰23天，在日軍的猛烈炮火下，中國軍隊第九軍軍長郝夢齡以下數名將官及十萬將士死傷。

10月26日已經攻克保定、石家莊的日軍主力分兵一個師攻陷山西東部門戶娘子關，向太原急進，忻口中國軍隊腹背受敵。11月3日棄守。板垣征四郎破圍而出，窮追處於崩潰狀態的幾十個中國師。11月9日攻陷太原。

1938年初再次率領半個師團在山東登陸，會合自南京歸還建制的第九旅團，佔領山東全省，接著在臨沂和西北軍龐炳勛、張自忠兩部五、六萬人大戰受阻，形成拉鋸狀態，在聽聞第十師團瀨谷旅團在台兒庄戰役陷入重圍后，板垣征四郎親自帶2個大隊堅守湯頭鎮牽制張自忠和龐炳勛，命令坂本順帶來4個大隊，在湯恩伯7萬大軍中穿陣而過，救出瀨谷旅團一起撤退到嶧城固守。一個月後捲土重來，參加了徐州大保衛戰。

1938年6月3日近衛文麿內閣因對華戰爭結束遙遙無期，罷免了叫囂三個月解決中國事變的陸軍大臣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召回了華北戰場上的板垣征四郎擔任陸相，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為他的次官，東條英機雖年齡比他大一個月，但軍齡卻比他小一歲。也被認為是他的鐵桿心腹，早在板垣征四郎當關東軍當副參謀長時代，東條英機就是憲兵司令，當時形成所謂軍令的板垣、石原、軍政的板垣、東條。板垣征四郎的個性和東條英機完全相反，板垣征四郎是陽性的，東條英機是陰性的，板垣征四郎是寬厚的，東條英機是嚴正的。板垣征四郎被認為是沉重的秤砣，東條英機被認為是鋒利的剃刀。然而，這兩種相反的性格，卻促成了兩者截長補短的合作。板垣征四郎也像信任石原莞爾一樣信任東條，東條英機也像石原一樣了解板垣，這就是他們合作的基礎。

這時板垣征四郎的另一個老朋友石原莞爾因反對擴大戰爭早就被排擠出參謀本部，過了不久，不擴大派的另一幹將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又和東條鬧翻，雙雙出局。板垣征四郎在陸軍青年軍官中雖頗具人望，但在陸軍中央卻被視為徒具熱血之輩，上任不久就因為在張鼓峰事件中妄動被昭和天皇罵的狗血臨頭，只是最後昭和天皇放下話來既往不咎才沒有立即辭職。板垣征四郎反對外相宇垣一成大將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的中日和談，在任上擴編十個師團，發動了超越國力許可的武漢會戰，妄想一戰定勝負。但經過4個月的大戰後，蔣介石帶著300萬軍隊完整的退入中國西部群山之中，中日持久戰態勢終於形成。宣揚不以中國為對手的近衛文麿終於自己先下台。

1939年1月5日至8月30日間在平沼騏一郎內閣繼續擔任陸軍大臣，併兼任對滿事務局總裁。

1939年2月以陸軍省的名義下達《限制自支返日軍人言論》的命令，禁止日軍士兵返國后談論日軍在華暴行。6月曾與汪精衛進行過兩次會晤，策劃扶植成立汪偽政權。內閣會議上，板垣征四郎極力主張與納粹德國、義大利締結三國同盟，為此和反對締約的海軍大臣米內光政關係極為緊張，雖然他們倆不但是同鄉，還是一個老師教出來的。他還輕率的批准關東軍用一個師團在諾門坎地區對蘇進行武力挑釁，結果引發了日蘇衝突，導致關東軍23師團被全殲，這就是著名的的諾門坎事件，這當頭又碰上德蘇簽訂同盟，第四次瓜分波蘭，板垣征四郎所主張的德日意三國同盟徹底流產，平沼騏一郎內閣以歐洲局勢複雜離奇宣布倒台。

1939年9月4日被趕出最高決策層。任命為中國派遣軍第一任參謀長，輔佐西尾壽造大將，他為結束自己發動的戰爭進行了最後一搏，進行了誘降蔣介石的桐工作，要求親自飛往中國軍隊控制的長沙面見蔣介石，只求保住偽滿洲國和日本在長城以內的商業利益，日本就撤軍。但蔣介石卻不為所動，板垣從此在日軍中越發邊緣化。

1941年7月7日晉陞陸軍大將，調到朝鮮擔任朝鮮軍司令。

1943年任最高軍事參議官。

1945年2月1日日，復兼任駐朝鮮的第17方面軍司令官。4月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日本面臨敗亡之際，板垣被調任第7方面軍司令，指揮第16軍、第25軍和第29軍，設司令部於新加坡，指揮日軍在荷屬東印度和馬來亞等地同盟軍作戰。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間率第7方面軍在新加坡向英軍投降。

1945年12月作為戰爭罪嫌疑犯在新加坡被逮捕，押解至東京，關於巢鴨監獄候審。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板垣征四郎等28名甲級戰犯開庭審判。地點就在東京市原日本陸軍大本營的大講堂。板垣征四郎被起訴犯有“破壞和平罪”、“殺人罪”、“分裂中國”等10項戰爭罪行。

經過長達兩年的法庭調查審理后，法庭認定板垣征四郎一手策劃了九一八事變，扶植“滿洲國”，製造內蒙、華北“自治”運動；率軍在七七事變后，擴大侵華戰爭，任陸軍大臣期間進一步擴大侵略中國，並扶植“汪精衛政府”分裂中國；另外，對日軍侵略蘇聯領土行為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任職期間積極推行戰爭政策，奴役佔領區人民，等等罪行，事實俱在，證據確鑿。最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板垣征四郎“進行了對中國、美國、英聯邦、荷蘭及蘇聯實行侵略戰爭的陰謀，他明知這些戰爭是侵略戰爭卻積極發動，並在其實行中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同時，法庭還判定他犯有“違反戰爭慣例和違反人道罪，對於南洋群島佔領區數千人的死亡和痛苦，犯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

1948年12月22日被送上正義審判的絞刑架，去償還他的血債。

祖父直作（號桑陰），是藩主講師，神道教徒，在明治維新時隱居鄉野，潛心研究漢學。

父親正德也是個神道教徒，曾長期擔任地方長官，同時兼任川原家政女子學校的校長。

在奉天，任關東軍高級參謀的板垣與舊識石原莞爾再度相逢，二人開始“聯袂”出演侵略中國東北的“大戲”了。上任伊始，他就夥同石原莞爾，前後三次組織關東軍參謀進行“旅行”演習。

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滿參謀旅行”，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帶隊，隨員有加藤憐三工兵大尉、高橋茂壽慶大尉、菅野謙吾大尉、崛內一雄大尉、佐久間亮三大尉等5人，主要課題是研究日軍在哈爾濱附近地區進行攻防戰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就“有關統治佔領地區問題研究”的研究課題。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組織的“南滿遼西參謀旅行”，板垣、石原二人率隊。這次旅行的主要課題是，研究日軍在錦州地區進行作戰的問題。

第三次是1931年7月進行的“北滿參謀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帶隊。研究課題表面定作《對蘇作戰結局之研究》，實是為了對北滿地形進行實地軍事探測。

經過參謀“旅行”，他們對長春、哈爾濱、海拉爾、洮南、山海關、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國軍隊的軍情進行了刺探，以此為基礎，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據他們估計，張學良的東北軍約有25萬，其中瀋陽附近有兩萬精銳部隊，擁有飛機、坦克、大炮等武器裝備，而當時奉天附近的關東軍只有1.09萬人，從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但由於中東路事件東北軍戰敗，石原輕蔑的說：我不用拔劍，只用竹刀就足以嚇退張學良。因此和板垣等人制定了一個“以寡制眾”的策略，決定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給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從而迅速攻佔奉天，並在其他國家的干涉尚未開始時，迅速佔領東北其他戰略要地。

制定計劃后，板垣就開始著手實施。板垣的計劃得到了陸軍省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大佐，參謀本部岡村寧次大佐、東條英機大佐的支持。永田鐵山還親自到東北視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關東軍武力解決東北問題的方針”，並答應撥給關東軍兩門24厘米口徑的重炮。有了陸軍上層的支持還不足夠，板垣征四郎又在國內四處演講，進行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動員煽動。板垣先在日本陸軍步兵學校發表題為“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的演講。他不加掩飾地鼓吹日本應該侵略中國東北：“滿蒙對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經濟生活有很深的特殊關係”，“‘滿蒙’權益是‘日清’、‘日俄’兩次戰爭中以十萬日本人鮮血取得的，它具有特殊的地位，必須徹底確保。”由於“滿蒙”戰略地位重要，這裡可以作為日本帝國的“第一道防線”，退可控制朝鮮，進可抵禦俄國，並可以此為進佔大陸的根據地。所以，在戰略上“如眾所周知，在對俄作戰中，‘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中，‘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中，都有最大的關係。”因而，他赤裸裸地主張：“滿蒙的資源很豐富，有著作為國防資源所必需的所有資源，是（日本）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要的地區”，日本政府儘快下定決心出兵佔領“滿蒙”是“帝國的現實問題”。不久，板垣征四郎又在關東軍部隊長會議上叫囂煽動道：“日本解決‘滿蒙問題’的最終目標，是要把‘滿蒙’變成日本的領土，”這樣，對整個中國，日本將“能立於制其於死命的地位”，所以侵略中國東北是“當前的急務”。

在板垣不遺餘力的鼓動之下，侵佔“滿蒙”漸成日軍內部之共識。當時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大將就公然主張日本要“打破現狀”，“謀求國運的發展”，其中“第一是從根本上解決‘滿蒙’問題”。為了尋找借口，製造緊張氣氛，1931年6至7月間，板垣征四郎蓄意在中國東北相繼策劃製造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後者直接成為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

有了緊張事件的鋪墊，在日本國內，日本軍國主義者乘機煽起“滿蒙危機”的緊張氣氛。8月4日，陸軍大臣南次郎對“滿蒙問題”發表強硬言論，要求軍隊“隨時準備盡軍人的天職”。內閣首相也在會上宣揚為了保衛“滿蒙”權益，國民應準備“不惜任何犧牲，勇敢奮起”。而且早在6月，日軍參謀本部就已製作了《解決‘滿蒙’問題方案大綱》，要求以一年為期，爭取國內外的“諒解”，做好準備，分三個階段完全佔領中國東北，解決所謂“滿蒙問題”。總之，日本政府、軍部以及關東軍準備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方針已定，只是尋找有利“時機”而已。

與此同時，7月，永田鐵山答應支援的兩門24厘米口徑的重炮運抵奉天日本守備隊，秘密安裝妥當，炮口對準中國東北軍北大營（位於今遼寧省瀋陽市大東區上園路附近）和奉天東飛行場（現名東塔機場）。隨著8月初日本軍部內部重大人事調整告罄，組織上的保障基本形成——暗中放縱和支持侵佔“滿蒙”的建川美次少將調任作戰部長，“中國通”本庄繁中將任關東軍司令官，土肥原賢二大佐任奉天特務機關長。

一切準備就緒，只待行動。然而就在這時，消息走露，傳到了東京，內閣向參謀本部施壓，認為此時挑起事端，時機尚不成熟。板垣等人見事已至此，只有爭取主動了。於是，他們先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的名義致電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說明關東軍對“最近之暴虐侮辱實所難忍”，要求派人來滿洲“視察”，以“使政府對現狀有適當認識”。參謀總長金谷范三接到電報后，以國內外時機尚不成熟為由，力阻他們操之過急，要他們“再隱忍一年”，並派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前往滿洲“安撫”關東軍。

建川美次實際上是支持侵佔“滿蒙”計劃的，他表面上奉命去東北勸阻板垣等少壯派軍官的行動，其實，已經將參謀本部的決定透露給當時陸軍法西斯青年軍官組織“櫻花會”頭子、參謀本部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橋本接連給板垣發出三封密電，急催他趕緊行動。

板垣接到密電后，立即與石原商定，將行動計劃提前進行。一切都很平靜，板垣陪同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在遼陽檢閱關東軍實彈軍事演習。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美次，本庄繁則乘車回旅順關東軍司令部，毫無不同尋常的動靜。

隨後，板垣征四郎把建川美次護送到奉天城內日本人開的菊文旅館，還找來藝妓陪伴這位旅途疲累的將軍。安排妥當后，板垣借口有事告辭了，而建川美次也閉口不談此行的目的，這實際上是在暗中慫恿板垣等人及早動手。二人心照不宣地分手后，板垣等人精心策劃的行動計劃已進入倒計時，1931年9月18日晚10點20分，關東軍按預定計劃，由獨立守備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引爆事先埋在靠近中國軍隊北大營的南滿鐵路線上的炸藥，炸毀奉天城北郊柳條湖附近的一段路軌。早已枕戈待旦的日軍在聽到爆炸聲后，立即以中國軍隊炸毀南滿鐵路為由，向中國軍隊發起攻擊。頓時，東北軍北大營槍炮聲大作。接到偷襲成功消息的板垣征四郎，一面將這個“好”消息轉告給留守關東軍司令部的石原莞爾；一面以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的名義，命令一部分日軍佔領北大營，並向奉天城發起突然襲擊。晚11時46分，奉天特務機關副長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義給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第一封電報，謊報中國軍隊在奉天北郊破壞了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發生衝突。19日零時28分，花谷正發出第二份電報，稱中國軍隊與日本守備隊正在激戰，日軍陷於苦戰。

三宅光治參謀長接到電報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爾等參謀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報告“柳條湖事件”，並請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緊急研究對策。在司令部的作戰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爾等人緊急研究對策，一致認為此時是發動武力的“絕好機會”。石原主張應立即向全軍下達“出動”攻擊命令。本庄繁司令官開始對於這樣重大的、超出關東軍平時作戰計劃的行動尚有所猶豫。不久，又接到土肥原請求司令部派兵增援的緊急電報。石原莞爾著急地催促說“如不立即增援奉天，關東軍將蒙受失敗之辱。”本庄繁才最後下定決心，命令關東軍主力投入進攻奉天的戰鬥。奉命前來“阻止”的建川美次，在夜裡的槍炮聲中，被“好意”的衛兵守護在旅館的客房內，以免被“暴戾”的中國軍隊襲擊。於是乎，這個“消防員”就安安靜靜地待在屋子裡了。

奉天城的槍炮聲終於平息下來，一夜之間奉天城成了日本兵的天下，成群結隊的日本兵扛著太陽旗，耀武揚威地招搖過市。關東軍司令部也在佔領當日遷至奉天城，駐紮在板垣事先安排好的中央廣場前的東拓大樓。19日上午10時，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關東軍關於“柳條湖事件”的報告。在內閣會議上，若槻禮次郎首相和陸相南次郎均認為關東軍發動武力是為了“自衛”。對此，內閣決定採取“不擴大”方針。會後，日本陸相和參謀總長馬上分別向關東軍發了電報，傳達內閣“不擴大”方針，同時讚揚關東軍的“決心和措施是適宜的”，“提高了日軍的威望”，這無疑縱容和支持了關東軍的行動。

在日本國內的縱容下，關東軍乘勝出兵吉林。繼奉天落在日軍手中之後，不久營口、鳳凰城也被攻佔，長春以南的重要軍事重鎮悉被攻佔，很快地，吉林省全境已在關東軍囊中。日軍佔領吉林后，板垣又置日本大本營關於“鑒於目前國內外之大局，暫不實行對北滿積極作戰”的命令於不顧，堅決主張繼續進攻齊齊哈爾，進而佔領黑龍江省。由於張學良對日本意圖判斷錯誤，命令東北軍對日軍所作所為不抵抗，近20多萬東北軍在日軍的進逼下節節敗退，奉天東飛行場200餘架戰鬥機，步槍8萬支，機槍4000挺及各類軍工廠均落入日軍之手。由於喪失制空權，東北軍最終退至關內。短短不到5個月的時間，從此，100多萬平方公里的白山黑水，3000萬的手足同胞，被日寇蹂躪與奴役達14年之久。由於板垣在事件中的突出表現，得到了日本民眾的一致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