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

裕仁出生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4月29日晚10點10分，父親是皇太子明宮嘉仁親王（後為大正天皇）。明治天皇對裕仁寵愛有加，馬上命令宮內的御用文人為皇孫取名與號。最初的名有三個，為裕仁、雍仁以及穆仁，號則是迪宮和謙宮。最後，明治天皇親自拍板，選擇了裕仁與迪宮，分別作為其名與號。

裕仁的父親也就是大正天皇嘉仁，從小多病，身心發育不佳，終生為病痛所困。而裕仁幼時也似乎繼承了其父的遺傳缺點（日本皇室自孝明天皇之後，天皇的配偶都必須從皇族公卿的“五攝家”中選擇。這種過於狹窄的婚配範圍，往往也就造成了劣性遺傳的可能。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歐洲的哈布斯堡家族）。

明治四十一年（1908），裕仁6歲入學的時候，被發現其右手的手指活動不便，被懷疑是由於遺傳，其課程中的美術和音樂兩門因此被迫放棄。除了手指的問題外，裕仁還有先天近視的毛病，雖然自小就進行矯正，但是效果一直不佳。

作為一個充斥軍國主義思想國家的准皇儲，裕仁從小就被有意識地培養尚武的性格。其剛剛出生70天，就被寄養在了海軍中將川村純義的家裡長達四年。6歲的時候，裕仁進入了“皇室”學習院，而他的院長則是日俄戰爭中的“肉彈將軍”乃木希典陸軍大將。明治天皇親自指示乃木要努力將裕仁培養為“質實剛健”之輩。如此教育之下，裕仁自小就被種下了崇尚武力的禍根，而且自己也對乃木極為尊敬，總是稱其為“院長閣下”。大概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裕仁開始擺脫了給人的“病弱”印象而開始向他的祖父明治天皇看齊。

明治四徠十五年（1912）7月30日，明治天皇“崩御”，裕仁之父嘉仁親王繼位成為大正天皇，裕仁成為皇太子。也就是在明治天皇正式大葬的前兩天，乃木希典突然拜見裕仁，向時為陸海軍少尉的裕仁贈送由山鹿素行所著的《中朝事實》和《日本帝國史》。兩日後，乃木希典與其妻雙雙自裁於赤坂的家中，為明治天皇殉死。這個事件給年幼的裕仁造成了極大的刺激。祖父的去世和“嚴師”的自裁，使其變得極為自閉孤寂，往往捨棄左右隨從，而開始漸漸對無言的生物學起了興趣。其去世時，在宮內的“生物學御研究所”里，還保存著裕仁幼年採集的5大箱各式各樣的標本。

大正三年（1914），從學習院初等科畢業的裕仁，隨即被送往了“東宮御學問所”繼續學習了7年。而“東宮御學問所”的總裁則是另一位較乃木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物東鄉平八郎大將。至此裕仁又被拉回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之上。

大正七年（1918），在“御學問院”度過了四個春秋的、已經17歲的裕仁步入了青年期，他的婚姻大事也被理所當然地提了出來。久彌宮良子被內定為太子妃，計劃於當年完婚。然而當日權傾朝野的元老級人物山縣有朋卻以良子母親為色盲為由，反對這門婚事，認為良子的家族遺傳不佳。結果這場婚事的騷動，互不相讓的足足鬧了一年半之久，最終，裕仁力排眾議還是決定娶良子為妻。而山縣有朋卻由於這次事件被迫下野。

不過，之後裕仁馬上就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雖然歐洲之旅訪問行程緊密，但裕仁卻還是親自為自己未來內定的妻子良子挑選了一條珍珠項鏈，打算回國就和其成婚。但歐行后兩個月，大正天皇重病，裕仁開始攝政，主持大局，婚禮被迫推遲。再後來，皇族中最年長者東伏見宮依仁親王去世，婚事再次被迫推遲到1921年12月1日。但隨後又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如此國難，婚事又被迫推遲，結果到了大正十三年（1924年1月26日）才正式舉行婚禮。

大正十年（1921年），裕仁剛滿20之時就開始其長達一年的歐洲之旅。當裕仁剛剛決定此事之時，貞明皇后因害怕安全問題表示反對，裕仁費盡口舌才將其說服。這次訪問主要是訪問英、法、比、荷、意5國。3月3日，裕仁一行搭乘“香取號”軍艦啟碇，途經香港、新加坡（在新加坡他還以皇室特權步行勘測了英軍的防禦工事，為二戰日軍突破要塞做準備）、科倫坡、雅典，地中海，5月7日抵達英國朴次茅斯港。一戰後的歐洲，百廢待興，選擇君主立憲的老前輩英國為訪問地，頗有些裕仁畢業旅行外加實地考察的味道。當日英王喬治五世親自前往倫敦火車站迎接作為皇太子的裕仁。日後裕仁曾經如此回憶，“當時英國王室中，大都與我同輩，處生其中，簡直令我有‘第二家庭’的感覺。特別是英王喬治五世，親自與我長談，指點有關君主立憲之下的君主概念。”

不過，裕仁在巴黎的時候卻鬧了一個笑話。其當時微服出行，有生以來第一次自己付錢買車票，獨自搭乘巴黎地鐵。晚年談到這件事，自己也還是不禁失笑，“我當時第一次搭乘地鐵，什麼手續也不知道，手緊緊地握住車票，入閘的時候檢票員要在票上打孔，結果我緊張地深怕被他奪取，握著車票不放，雙方就這樣來回拉扯了數分鐘，結果惹得檢票員大怒。這張車票也被我一直保存著。”

訪問期間，裕仁不僅學習西方的政治結構，同時也對軍事表現出了極大興趣，數次訪問了一戰時期的歷史遺跡。當時的法國將軍們對這位年近20歲的太子所表現出來的對於軍事的精通程度給予了極大的讚歎。裕仁自己還特地去了拿破崙墓地所在地榮軍院訪問，並帶回了一個拿破崙的半身像，之後將其擺在自己書房內（戰後多擺了一個林肯像，後來又擺了達爾文像）。也是在這次出巡中，他接見了駐歐洲的十幾個日本武官，獲得了以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為首的日本青年軍官的宣誓效忠，這樣他以這些人為班底，開展了向軍中元老奪權的行動。訪問凡爾登的時候，裕仁一身戎裝騎在一尊大炮的炮管之上，一幅悠然自得的表情，其尚武之心可見一斑。

1923年4月16日，應台灣總督田健治郎邀請以皇太子身分搭乘軍艦“金剛號”來台灣訪問12天，以特造的台鐵花車作為交通工具，行程遍及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澎湖等地。駐台日籍官員嚴陣以待，建立歡迎牌樓，在南北各地興建豪華行館，例如“金瓜石太子賓館”、“陽明山草山行館”、“菁桐太子賓館”、“高雄壽山館”、“角板山太子賓館”等，這些行館及其造訪之地，都受到妥善的保存及維護。惟壽山館已遭拆除，遺址位於今台灣中山大學校內範圍。

大正十五年（1926）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裕仁成為了日本第124代天皇，改元昭和。繼承大統的裕仁和良子先後誕下了照宮成子、久宮佑子等4個“內親王”（即所謂公主）。由於沒有男嗣成為繼承人，朝中開始勸天皇另納嬪妃，裕仁卻對此很不以為然，“朕還有兄弟在，即使自己沒有皇子，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到了昭和八年（1933）12月23日，裕仁和良子總算是有了自己的兒子繼宮明仁（即今明仁天皇），了卻了一樁皇室的麻煩。

昭和三年（1928），中國東北軍閥張作霖由於“不聽話”而遭到關東軍暗殺。同年6月，裕仁出巡又遭遇激進分子的“預謀行刺未遂”。這兩件事引發了當時在野的日本政黨的極大反彈，紛紛就此攻擊田中內閣。此年7月裕仁公開對此進行指責，結果導致田中義一內閣被迫引咎辭職。雖然在炸死張作霖的事件上，裕仁斥責當時的內閣，不過在1932年春天，溥儀被扶植為滿洲國偽皇帝后，裕仁不再是不理“軍略”的皇帝了，當年他還親自為攻佔東三省的將領授勛。當他得知關東軍突破長城后，生怕引起列強幹涉，命令關東軍不得越界攻擊。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立即收兵，只有在侍從長本庄繁和陸軍大臣荒木貞夫保證不會擴大戰線后他才批准第二次越過長城。後來在談到上海事變時他說道：“在上海，將戰區作某種程度的限制，以防止事件的擴大......這並不是依據參謀本部的奉敕命令，而是因為朕已特地命令白川不得擴大事端。”在1935年9月，裕仁借題發揮趁著陸軍參謀長閑院宮載仁親王上奏，對軍部勢力過於膨脹大發雷霆，“傳林銑十郎來！有關時局的問題總是出在軍部，尤其是陸軍省，身為陸軍大臣，如果任由部下牽著鼻子走，豈不要下克上不成？！”他命令在宮中開設大學寮，用大川周明的思想培訓青年將校，力圖把軍隊掌握在自己手裡。他啟用閑院宮載仁親王和伏見宮博恭王掌握陸海兩軍，把皇族軍人的勢力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載仁親王後來罷免了陸軍皇道派軍官，博恭王則清洗了海軍的軍政派）。到了昭和十一年（1936）6月，裕仁更是在頒發的勳章的“勛記”上，將“日本國天皇”改為“大日本帝國皇帝”，其野心的膨脹可窺一二。

同樣，在1936年的所謂皇道派和統制派的對立中，也顯現出了裕仁的對於軍部的控制能力。二·二六事件皇道派陸軍軍官以“打破體制”為號召，發動了軍事政變。1400多名叛軍在2月26日清晨，開始了行動，佔領國會，襲擊首相府等等重要地區。裕仁在事件爆發40分鐘後接到報告，馬上就換上軍裝，召見陸軍大臣，命令鎮壓。

當時的陸軍大臣川島義之則回答，“請陛下念在起事將校之行為，完全是為了精忠報國的赤誠，希望陛下諒解。”裕仁聽后，拍著桌子，盛怒道：“先不管他們精神何在，這種胡作非為必須儘快鎮壓，儘快！”到了次日下午4時，海軍第一艦隊的“頭牌”長門號戰列艦接到裕仁的直接指令駛入東京灣，主炮對準了被叛軍佔領的國會。面對陸軍鎮壓遲遲不動，結果裕仁對這武官大喊，“難道要朕親自帶著近衛師團去鎮壓他們么？！”結果這次叛亂終於在29日下午被平定，以叛軍投降而告終。

昭和十二年（1937），中日戰爭開始，日本很快吞併了大部分東亞地區，使其加入“共榮圈”。裕仁被指責同意導致這場戰爭的對外政策，並批准東條英機與納粹德國希特勒、義大利墨索里尼結成法西斯主義軸心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戰爭，侵略中國等國家。有人認為，在政府決定加入戰爭這件事上，裕仁作了正式批示。根據他對憲法的理解，他有義務支持內閣通過政策。

有人稱裕仁為軍部之傀儡，理由是他從來沒有反對過軍部的任何提議，但這完全是為其開脫。實際上軍部的任何提議在送給他之前就經過內大臣木戶幸一的審核，他不願執行的決議根本就不可能被送到天皇辦公室。而且他掌握了軍部的人事大權，他不喜歡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當上陸軍首腦，比如他討厭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和少壯軍官接觸過密，裕仁左右曾暗示他辭職，但是真崎還想抵抗一下，結果下場就是被撤職。裕仁評論說，這傢伙一點常識都沒有。侵華戰爭爆發之際，日本時任陸軍大臣杉山元自信十足地向裕仁表示“中國的戰事一個月內即可結束”，可是中國軍隊在華北撤的太快，決戰未遂后，他指示，“在要塞地區集中大量兵力實施壓倒性的打擊不更好些嗎？”於是日本開始轉移兵力於上海附近。突破中國軍隊防禦后，他放縱朝香宮鳩彥王血洗南京，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

1937年12月14日，裕仁面諭：“中支那方面陸海軍各部隊，在上海附近作戰持續勇猛果斷，乘勝追擊，使（中國）首都南京陷落，朕很滿意。此旨傳達給全體將士們。”第二天的《東京日日新聞》報道：“在攻克南京之際，天皇陛下考慮到陸海軍將士的辛苦，特賜褒獎並下詔慰問。天皇專門召見了很久沒見的（日軍）總參謀長閑院，軍令部總長伏見兩官。”14日下午1時，大本營陸海軍部發出公告，將天皇的面諭通報全體侵華日軍官兵。

1938年，岡村寧次和東久邇宮稔彥王攻佔漢口，深入到中國的腹地。當陷入中國泥潭的3年後，他不認為是自己判斷錯誤，反而開始埋怨諸位臣僚低估了征服中國的難度。裕仁甚至暗自批評當時首相近衛文麿：近衛在任時，好像毫無準備便帶領我們進入戰爭。他在阿部信行組閣的時候，親自指令陸軍大臣要從梅津美治郎或者侍從長畑俊六中挑選。

1939年11月8日，在中國戰事緊張期間，於富士山附近檢閱近衛師團，藉以激勵士氣。1940年3月30日，日本參謀本部聲言“如本年內中國事變仍不能解決，則自1941年初開始，自動撤兵”。6月，裕仁批准參謀本部《加速執行南進政策》，假如英、美干預，“就不惜與美一戰”。7月30日，裕仁正式批准近衛內閣“南進”國策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基本政策。裕仁說：“海軍希望在更遠的地方大幹一場之前，必須解決中國事變；陸軍想要立即南進，以補救他在中國的失敗。”

昭和十六年（1941）2月3日，面對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勝利，日本政府提出了《帝國對印度支那、泰國實施綱要》，裕仁的說法是：“朕的原則是不喜歡乘人之危提出要求，干所謂趁火打劫的事，但面對世界的大變動，如果造成宋襄公之仁的後果也不好。”

1941年發動太平洋戰爭特別是對美開戰前夕，他的真實想法是：“日本擁有一支多年培養起來的陸海軍精銳部隊，如果關鍵時刻不允許它崛起，那麼隨著時間的流逝，石油便會漸漸枯竭，艦隊便會開不起來，如果人造石油對此可以進行補給，那麼日本的產業幾乎全部都要毀掉的。那樣的話，就要亡國。這樣一來，如果被提出無理要求，就要無條件投降。國家就會滅亡。”這說明他是鐵了心準備開戰的。但他又顧慮如果戰爭失敗，將會累及皇室，於是讓皇族擔任的海陸軍兩總長辭職，換上杉山元和永野修身擔任海陸軍總長。杉山元保證“百日之內即可告捷”。裕仁卻反問道：“中國戰事不是還沒有解決么？那太平洋豈不是比中國更大？”軍令部長永野修身從旁辯解，只能像對待重病病人一樣，開刀死中求活。裕仁還是顧慮風險太大，不同意組成皇族內閣，他準備萬一戰爭失敗才這麼干，實際上也是失敗后才組織東久邇稔彥皇族內閣收拾殘局。他對換上東條英機接任總理表示滿意，理由是東條做好了戰爭準備。東條後來在審判的時候說漏了嘴。東條說據他所知，整個日本軍隊，沒有人敢違抗天皇的意志，連出現這種想法都是荒唐的。人是不可能和神對抗的。天皇哪怕一個微小的暗示，就足以讓軍部費盡心思猜測聖意如何了。在開戰的最後一刻，裕仁吟頌他祖父在日俄開戰前下決心的詩：“四海皆兄弟，何緣起風波。”批准了對美開戰。對珍珠港的襲擊，裕仁也是親自向海軍軍令部長永野質詢。“海軍決定何時出擊？”“12月8日。”“那豈不是周一？”“夏威夷時間正好是周日。”“那朕就可安心了。”

在經過了初戰重創珍珠港美國海軍並侵佔了東南亞的輝煌勝利后，日軍在中途島慘敗的消息震動了裕仁，其曾不安地表示，“戰局難以樂觀，一旦喪失了制空權，就會有被切斷、各個擊破的危險。我的陸海軍，就是敗在了對於美軍的過於輕視。”昭和十九年（1944）新設軍需省，對於飛機的產量以年產5萬架為目標。不過，裕仁對於時局也有了些比較清醒的認識，“陸海軍總是缺乏協調，萬一出什麼意外，必然雪上加霜。5萬架談何容易？恐怕連一萬架都很難吧？軍部定這種目標真是有問題。”雖說如此，不過並不意味著裕仁可以如同一個“天使”一般對戰爭不用負責。西南太平洋潰敗后，他不斷敦促日軍發動反攻以振作士氣，結果日軍就發動了一號作戰以打通大陸交通線。菲律賓決戰中，也是他不明實際，聽信了海軍台灣海空戰大捷的假情報，命令參謀瀨島龍三把決戰地點從菲律賓改到萊特島，結果造成空前的慘敗。當海軍向其報告“神風攻擊”的消息后，他立即表示，“非這樣不可么？不過這樣做很好。”1945年4月，在沖繩戰役期間，沖昏了頭的裕仁問海軍軍令部長及川古志郎，“海軍難道沒有軍艦了嗎？”逼得海軍趕快搞了個“大和”號自殺衝鋒。

隨著戰事的吃緊，裕仁則開始更關心自己的命運，也就是日本天皇制能不能得到保留。

昭和二十年（1945）3月18日，裕仁巡視了遭到美軍大轟炸后的東京市區，不由感嘆其慘象尤勝當年的“關東大地震”。在美軍於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后，裕仁終於意識到了敗局已定。8月9日下午11點50分，緊急於防空洞召開了御前會議，同意外務大臣的意見：無條件投降。

裕仁和當時的首相鈴木貫太郎主張日本投降。由於委員會中的政治和軍事成員就是否投降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首相要求天皇做出最後的決定。

1945年8月14日早上，最後一次的御前會議上，裕仁特別穿上了陸軍元帥服，左胸佩帶象徵皇室的菊花勳章，無可奈何地同意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作為決心停戰的理由，天皇在獨白錄中舉出以下兩條：第一，如果這樣下去，日本民族就會以滅亡而告終，我就不能保護赤子了。第二，在捍衛國體這一點上，木戶也與我的意見相同，如果敵人在伊勢灣附近登陸，那麼伊勢、熱田兩神宮就會立即在敵人的控制下，來不及轉移神器，也就沒有確保它們的希望了，這樣就很難捍衛國體了。所以，當時我想，即使犧牲，也一定要講和。也就是說，估計守住三種神器中的伊勢神宮的八咫鏡和熱田神宮草剃劍無望，是決心停戰的理由。其中“無條件投降”暗含一個條件：不廢除天皇。他對堅決反對投降的前侍從官、現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說，你放心，我有把握保持國體。結果阿南只能去自殺。之後，NHK錄製了裕仁的投降公告。整個錄音為30分鐘，地點是皇宮的進口大廳。裕仁念錯多處，直到第三遍才勉強合格。次日，又發生了一幕極端分子搶奪錄音的鬧劇。但是其所謂的“御音放送”的投降詔書錄音還是得以播出。此段廣播被稱為“玉音放送”。使用大量漢語文言的《終戰詔書》使很多日本平民無法具體理解廣播的內容。他隻字未提投降或日本打輸了這場戰爭，他只是說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要求臣民“要忍受難以忍受的現實。”由於首次聽到“鶴聲”，許多人都放聲哭了起來。

戰後，包括蘇聯在內的國家要求廢除天皇，但是美國為穩定戰後東亞形勢，需要建立一個反共產主義的經濟強國，如果沒有天皇，日本國內秩序將難以協調，因為之前日本長期推行神話天皇、效忠天皇的教育，天皇已經成為多數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所以因美國策略上需要，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和其他官員共同表示，裕仁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負主要責任。這一觀點得到了日本人民的極大歡迎。

昭和二十一年（1946）元旦，裕仁發布《人間宣言》，否定了天皇的神聖地位，承認自己與平民百姓一樣也是人，而不是神。美國佔領日本后，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實際上掌控日本統治權的人。在他的干預下，1947年通過新的《日本國憲法》，確定天皇為國家的象徵，提出最高統治權歸人民所有，真正實行立憲民主。但是實際上日本天皇對日本政界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

為了與憲法的變化一致，戰後裕仁把自己打扮為一位尊重民主的君主：與平民會面，允許皇族成員被拍照。他還訪問過災區，視察日本的戰後建設（這次旅行可能為盟軍領袖所安排，因為當時一直有天皇可能被審判甚至絞死的傳言，安排天皇巡視災區正好可以安撫人心）。皇太子明仁親王也打破傳統，和一位普通女性而不是貴族家庭成員結婚。昭和四十六年（1971）裕仁訪問西歐，昭和五十年（1975）訪問美國，這是他第一次以天皇的身份訪問外國。因為是海事類出身，裕仁對水產有許多研究，最後出版了《水母的書》為代表作。

1975年10月31日，裕仁在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回到日本后，在皇居接受了日本記者俱樂部的採訪，這是日本天皇首次正式會見記者。

昭和六十二年（1987）9月22日，昭和天皇在消化系統問題持續數月之後接受了胰臟手術，其後被診斷出十二指腸癌。次年8月15日，靜養中的昭和天皇被日本陸上自衛隊的一架直升機從那須御用邸送至日本武道館，出席1988年全國戰沒者追悼式，這也是昭和天皇最後一次出席全國戰沒者追悼式。9月19日，昭和天皇在吹上御所吐血，此後病情持續惡化且需不斷輸血。皇太子明仁也在此期間攝政。日本社會亦開始“自肅”，停止公共娛樂活動或縮減娛樂活動的規模，甚至有人擔心當年的第39屆NHK紅白歌合戰能否舉行（但最終仍如期舉辦且平均收視率接近54%）。日本放送協會（NHK）等媒體亦持續報道天皇病情。截至1988年12月，昭和天皇為當時世界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昭和六十四年（1989）1月7日早6時33分，昭和天皇於吹上御所駕崩，終年87歲。這一消息於當天早晨7時55分由宮內廳長官藤森昭一宣布，NHK隨後於當天早晨7時57分播出黑底白字的“天皇陛下崩御”靜態字卡。藤森亦公布了天皇患癌的詳情，而宮內廳在公布天皇死訊前，從未向外界透露天皇患癌一事。天皇駕崩后，亦有數人殉死。其中1月7日當天，和歌山縣一名87歲男子和茨城縣一名76歲的原海軍少尉相繼自殺。

天皇駕崩當天，日本政府決定1月7日及其後的6天內為各自治地方的哀悼期，2天內為民間哀悼期。內閣呼籲控制公共娛樂活動。NHK部分電視劇因此停播一周，如晨間劇《小純的加油歌》。電視廣告亦在天皇駕崩后大規模停播。類似的臨時停播情況亦發生於1995年阪神大地震期間和2011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期間。包括1988年度全國高等學校英式橄欖球大會在內的體育活動亦因此中止或延期舉行。

駕崩后不久的天皇在1月7日至1月31日的時間段內被稱為大行天皇，而“昭和天皇”這一謚號於1月31日由海部俊樹公布。2月24日，昭和天皇的葬禮（大喪之禮）在新宿御苑舉行。包括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比利時國王博杜安一世、湯加國王陶法阿豪·圖普四世、約旦國王海珊·本·塔拉勒、汶萊蘇丹哈桑納爾·博爾基亞、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盧森堡大公讓、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菲律賓總統柯拉蓉·艾奎諾、印尼總統蘇哈托、丹麥亨里克親王、英國菲利普親王、泰國王儲瑪哈·哇集拉隆功、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特使外交部長錢其琛等在內的各國代表出席了葬禮。昭和天皇於當天下午被葬在八王子市的武藏野陵，陪葬品達一百餘件，其中包括昭和天皇生前採集的貝類標本、生前愛用的顯微鏡等。

● 全面侵華

昭和六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了震驚世界的“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長達14年 的侵華戰爭由此開始。日軍侵華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產，嚴重地侵犯、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嚴重地分裂了中國，使中國國家的統一程度在抗日戰爭時期受到了嚴重的削弱，並造成3500萬中國民眾的傷亡的戰爭罪行。

昭和十一年（1936年），奉裕仁敕令建立731部隊（化學和細菌戰部隊）。

昭和十六年（1941年），裕仁又頒布新的敕令，將部隊擴充到3000人，並將主要基地由黑龍江肇東縣、五常縣移到哈爾濱南郊的平房鎮。 

● 南進政策

在日軍深陷中日戰爭的泥潭無法自拔的時候，日本統治集團開始積極策劃新的擴張。在作戰對象和戰略方向等重大問題上，一直存在北進戰略與南進戰略的爭論。在“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中日軍的連續受挫，加上《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使北進政策的鼓吹者們受到打擊，日本逐漸改變為集中向南洋擴張的南進政策。在此過程中，昭和天皇不僅親自決定國策的制定，還積極參與了戰爭的決策過程及各項準備。 

昭和十五年（1940年），德國在歐洲的勝利，為深陷中國戰場、難以抉擇究竟是北進還是南進的日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南進論逐步佔據了主導地位，日德意軍事同盟論再次抬頭。在這種大好良機下，昭和天皇也開始傾向於南進，並主動任命一直主張南進的木戶幸一為內大臣。 昭和十五年（1940年）6月19日，在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和陸相畑俊六的上奏中，昭和天皇主動詢問：“當歐洲局勢也將很快實現媾和時，有出兵荷屬印度支那和法屬印度支那的計劃嗎？” 這個提問不僅透露出昭和天皇希望德國早些取勝的願望，還表明了他已經開始考慮出兵印度支那和荷屬東印度。 

昭和十五年（1940年）10月4日，德意日簽署三國同盟協定，為日本的南進政策最終定下了基調。在昭和天皇的監督和指導之下，日本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張。日本對印度支那北部實行軍事佔領之後，又在泰國和法屬印支當局之間故意製造領土糾紛，挑起武裝衝突。昭和十六年（1941年）1月19日，統帥部不顧內閣的反對，在政府和大本營聯席會議上強行通過《關於調停泰國和法屬印支紛爭的緊急處理綱要》。23日，統帥部又在聯席會議上，決定了調停泰國、印度支那糾紛的具體方案和《日泰軍事協定》草案的提綱。陸海軍總長在遭到松岡外相的反對后，拋開內閣，單獨上奏，企圖獲得昭和天皇的批准。昭和十六年（1941年）7月21日，法國維希政府接受了日本的進駐法屬印支南部要求。28 日，昭和天皇批准進駐法屬印支南部，日軍從西貢登陸，迅速佔領該地。昭和天皇幻想美國不會參戰，更幻想依靠東南亞的資源可以戰勝美國，在擴大帝國夢想與嚴峻現實的矛盾中，將日本一步步推向戰爭的絕境。 

● 對美戰爭

日本的侵華戰爭和南進政策，嚴重威脅著英美在遠東的利益，使日美矛盾不斷加深。但美國受歐洲戰事的影響，認為德國是最危險的敵人。為了避免兩洋作戰，同日本進行談判就不失為一項萬全之策。日本海軍制定的龐大而縝密的偷襲珍珠港計劃，昭和天皇對其自始至終高度關注，並最終得到恩准，早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1月，即日美開戰前十一個月，裕仁天皇曾親自下令對向珍珠港進行突然襲擊的可行性作出評估。據戰後公布的《杉山回憶錄》證明，裕仁天皇早在他的軍事顧問們獲悉突襲珍珠港計劃前6個月，即參與了該計劃的制定。而在戰後的遠東國際 軍事法庭上，向盟國法官們提出並由經過立誓和反訊的證人所證明的證據都無可置疑地證明。在整個戰爭前後，幾乎所有的重大軍事行動與策劃，或是得到昭和天皇的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會議上做出的，昭和天皇對戰爭負有直接的責任。

20世紀40年代初，在歐洲局勢尚未明朗以 前，昭和天皇致力於指導軍部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他對於日德意結盟並不感興趣。昭和天皇主張堅持與英、美協調的方針，對南進與否採取了一種觀望態度。1940年7月27日，日本戰時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決定了《隨著世界形勢演變處理時局綱要》。進一步提出：“帝國對應世界形勢的變化，要在改善內外形勢，迅速促進解決支那事變的同時，要捕捉良機，解決南方問題。…… 要以對德、對義大利、對蘇聯的施策為重點，但要迅速強化與德國和義大利的政治團結，謀求迅速調整對蘇關係。” 

1940年9月9日至10日，經昭和天皇批准，外相松岡洋右和德國特使斯塔瑪舉行會談並達成協議。協議內容為：日本對德、意在歐洲，德、意對日本在東亞，各自“建設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予以承認和尊重；日、德、意三國中的任一國家受到“尚未參加 正在進行著的歐洲戰爭或日中糾紛的一國的攻擊時，三國應以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的所有方法進行互相援助”。 協議表明日本放棄了“反蘇”三國同盟，將目標指向了美國。儘管昭和天皇完全意識到對德同盟很有可能 引發日本同英、美的衝突，但是他更願意相信搶先行動可以帶來更多的利益，實力的提高不僅能夠增加防範戰爭的能力，更可以降低戰爭發生的風險。 

1940年9月27日，日本政府與德、意在柏林簽署了三國同盟條約。約定：“日本國承認且尊重德國及義大利有關在歐洲建設新秩序的指導地位；德國及義大利承認且尊重日本國有關在大東亞建設新秩序的指導地位；日本國、德國及義大利約定，基於上述方針，努力相互合作，特別是三締約國中的任何一國，受到現今沒有參加歐洲戰事或日支紛爭 的一國攻擊時，三國約定，應以政治、經濟及軍事 的方法相互援助…… 日本國、德國及義大利確認上述各條款不影響三締約國各自對蘇聯現存的政治狀態。”

靖國神社

昭和二十七年（1952年）至昭和五十年（1975年），昭和天皇曾八度參拜靖國神社。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之後，就不再去參拜。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06年7月20日）從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的遺物筆記中發現，昭和天皇曾向富田表示，他因為對合祀作法不悅，因此停止參拜。 

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遺物中，發現二十多本筆記留有昭和天皇語錄，其中於昭和天皇逝世前一年，昭和六十三年（1988年）4月28日筆記中，記載有關昭和對靖國神社看法。昭和天皇當時曾說，“靖國神社的筑波宮司（祭司）處理合祀問題很慎重，但是換上松平慶民宮內大臣長子松平永芳擔任宮司之後，他完全不了解他父親愛好和平的想法，隨即決定合祀，所以從那之後就不再去靖國參拜，那是我的信念。” 

1944年4月25日，昭和天皇身穿軍服率領東條英機等人前往靖國神社，軍部將領列隊迎接。

據日本媒體報道，1936年在日本發生的“二·二六事件”中，政變軍人曾想扶持裕仁的胞弟雍仁來取代裕仁。這更佐證了當時日本的實質統治者是天皇。

雍仁是日本大正天皇的次子，日本親王。1922年便作為陸軍少尉參加日本陸軍。1935年8月被任命為第八師團的少佐大隊長。他長期以來對日本陸軍中的皇道派（日軍中狂熱的法西斯派系之一）少壯軍官持同情態度，支持皇道派要求推翻民選政府、加速實行國家法西斯化和積極準備對蘇開戰等主張。1936年2月26日凌晨，駐守東京的1400餘名日本軍人突然發難，襲擊被他們稱作“奸臣”的政府要員住宅，內大臣、教育總監、大藏大臣等人遇難，連裕仁天皇的侍衛長鈴木貫太郎也差點被叛軍殺死。

政變當日，任第八師團少佐大隊長的雍仁正準備從駐地乘火車趕往東京。在如此敏感時刻，雍仁的這種舉動顯得非常反常。而且就在同時，政變軍人公然打出了“我們的領袖是秩父宮（即雍仁）”的旗號。

裕仁得知上述消息后，感到事態嚴重，先通過宮內省派東京大學著名的右翼歷史教授、曾給秩父宮講過兩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攔截雍仁。然後立刻命令忠於自己的軍警趕往東京上野火車站。秩父宮一下火車，就在大批軍警“護送”下被帶入了皇宮，與叛軍隔離開來。見情勢如此，秩父宮只好在當天晚上拜謁了哥哥，並做出了服從天皇的保證。不久，“二·二六事件”被平息，軍事法庭以“未經天皇批准而擅自動用皇軍之罪”將17名叛亂軍官判處死刑。

美國與盟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為了有效控制日本，美國決定對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發動戰爭的責任，不予起訴和逮捕。

最後，不但戰爭罪行的日本天皇免於正義的審判，連同23名擔任高級將領的皇族親王也受到保護，全體不被起訴。

裕仁在大正十年（1921）因父親大正天皇患病而出任攝政，大正十五年（1926）繼位，以《尚書》中一句改元昭和。其在位期間經歷第二次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依照新憲法失去政治上的實權，以作為日本國家與國民象徵而存在。除了神話中的天皇之外，他是歷代天皇中在位時間最長及享壽最高者，也是現時全球在位時間第七長的國家元首（次於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泰國國王拉瑪九世、列支敦斯登大公約翰二世、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及英國維多利亞女王）。

1945年9月27日，裕仁與麥克阿瑟進行了首次會面，會面總共持續了38分鐘，是在極度機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麥克阿瑟把自己的部下和裕仁的隨從擋在門外，只留下翻譯奧村勝藏。根據麥克阿瑟和翻譯奧村勝藏的回憶錄可知，裕仁在會面中承認了自己的戰爭責任，但在2002年10月日本公開的官方記錄里，裕仁表示自己曾極力避免戰爭。大多數人認為日本官僚和侍從在日本的官方記錄動了手腳。他們認為這些官僚和侍從擔心留下天皇承認戰爭的內容而使天皇在東京審判中遭到責任的追究，就刪除了相關內容。但這件事的真相也隨著三位當事人的逝世而變得撲朔迷離。